论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解放后11 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又一次是十大关系。本文把《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所做的调查，称作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
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当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而且，其中许多思想，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熠熠发光，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导。研究这次调查，对正确评价党在这一阶段的探索，深刻认识后来发生失误的根源，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积极意义。
一、调查概况与特点
1955年底，我们党根据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观察和“一五”计划头几年的实践经验，做出了3个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出现了缓和趋势； 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基本胜利；苏联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据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果断决定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而且提出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全新课题。为解决这一高难度课题，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八大做准备，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调查首先从刘少奇听取汇报开始。从1955年12月7日至次年3月8 日，他在北京听取了中央32个部委的汇报。与此同时，毛泽东外出调查。1955年12月21日至次年1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9个省、市干部的汇报。返京后，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2日，他又与中央其他同志一起，听取了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和财经方面29个部委共34 个部门的汇报。他还于3月30日亲自起草通知，要求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准备好材料，等候通知来京汇报。但这个计划未完全实现。到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十大关系时，只邀请了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进行了口头汇报。其余各省、市，以及文化部、高教部、劳动部等中央非经济部门向中央呈报了书面汇报材料。根据中央指示，工交部门的几百个基层工厂、工地的材料，亦送中南海。此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观看了一些机器、仪器的操作表演。
这次调查，与此前特别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调查相比，有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主题新。第一次调查，是为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而这次调查所关注的问题，如生产结构、生产力布局、经济管理体制、如何对待苏联模式等，都围绕一个新主题，即总结我国经验教训，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时间长。第一次调查为11天。这次调查，从刘少奇1955年12月7日听取汇报算起，到次年4月22日毛泽东听完34个部门汇报为止，有4个半月。如再加上后来听取汇报和审阅材料，截止到7月7 日劳动部送交书面材料，则长达整整7个月。
第三，规模大。从调查者看，第一次调查，是由毛泽东和农村工作部的一些同志进行的。第二次则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核心所有成员。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不少同志也参加了。从调查对象看，前一次调查，主要是有关农村的二百几十篇报告。第二次则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各部、委、室、行、局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几百个工厂、工地，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广泛调查。
第四，方法多样。第一次基本采取看材料的方式。这次则运用了多种方式方法：走下去（毛泽东南下，观看机器、仪器表演），请上来（各部门、各省、市负责人到中央汇报），听口头的，看书面的和实地、实物的。
第五，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提出的问题比较深刻。第一次调查的内容仅限于农业合作化。而第二次调查则涉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行各业各领域，是对中国国情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
第二次调查的系统性极强。34个部门的汇报，都是分口进行的，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后由所属部、委分别汇报。各省、市、自治区的口头或书面汇报，则是按中央预先拟定的提纲，分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不同方面展开，工交部门更是从中央到工厂、工地，一杆子插到底。
调查比较深入，提出和反映的问题比较深刻。在调查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倡导“打破迷信”，要求各部门，各省、市的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的意见”。（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这些意见和结论“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调查中提出和反映的问题，既有局部性的，又有全局性的，并直接涉及经济结构、管理体制，乃至发展道路等深层次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的许多插话，更迸发出深刻的思想火花。如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汇报时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刘少奇在听取农产品采购部门汇报时提出用价格刺激生产的可贵思想。（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
总之，这次大调查，是我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它充分体现了我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宏伟气魄和坚定决心。
二、调查成果与意义
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和调查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对这些材料进行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产生了一系列光辉成果。
1.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1956年4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作十大关系讲话时说：“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综合起来，一共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在1958年2月1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 页。）可见，《论十大关系》是这次调查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它使我党“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了“自己的一套内容”。（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2.确定了“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5年底到1956年春，在经济建设上，不仅有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冒进”势头，而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存在急躁情绪。毛泽东一再批判“右倾保守”，直到听取34个部门汇报初期，仍讲了些要求过急过快的话。经过这次调查，中央多数同志克服了急躁情绪。周恩来、陈云建议中央制定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方针。毛泽东虽对这个方针有保留，但通过调查也冷静了下来，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及此后至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前，他一直未提批判“右倾保守”。对此，他在1957年4 月讲得很清楚：我的脑子开始时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3、4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十大关系。（注：毛泽东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谈话，1957年4月30日。）可见， 正是这次调查，才使“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得以提出、确立和贯彻，“冒进”势头才得以遏制，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的经济工作，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3.保证了八大的成功召开。这次调查的直接动因是为召开八大做准备。1955年12月5日， 刘少奇向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由此揭开调查序幕。事实上， 这次调查排除了潜伏在八大准备初期的暗礁，为大会成功召开做了各方面准备，提供了保证。
第一，这次调查产生了《论十大关系》，使八大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1955年底，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把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右倾保守”，加快建设步伐，作为八大指导思想。（注：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这次调查，使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转而把《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确定为大会指导思想。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大会成功的根本保证。
第二，通过这次调查，基本上遏制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情绪和“冒进”势头，为八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并确立“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
第三，调查的材料及其理论成果，为起草八大文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主要依据。大会文件的起草、讨论和通过，都遵循了《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思想。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都以这次调查材料为依据，直接吸收、体现和发展了调查成果。
4.孕育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1957年2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明确阐述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这一光辉思想的提出，固然与1956年秋冬国内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闹事问题的背景有关，但从理论上看，它直接来源于《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虽未明确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已包含在其中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敌我矛盾；另外九个关系除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外，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党和非党关系”，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谈如何处理好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上述思想，正是从这次调查过程中萌生的。1956年2月14日， 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三办汇报时指出：“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刘少奇通过调查也发现：“上级跟下级是有矛盾的，中央同地方是有矛盾的。”（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第366页。）可以说，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思想的最初萌芽。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正是对这一萌芽及在该萌芽基础上形成的十大关系（矛盾）思想的发展和更高层次上的概括。
三、调查的不足与局限
这次大调查，也有缺点和不足。其局限性不但决定党在那时的理论探索只能达到当时的水平，而且成为后来“左”倾思想滋长、蔓延的一个远因。
第一，它只是遏制，并未根除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毛泽东在八大前后不提“反右倾”口号了，也同意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思想。1956年6月中旬， 他在中央政治局责成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稿件上，只批了“不看了”3 个字，反映出他只是服从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实际上，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潜存着分歧。只是在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严峻现实问题面前，他的头脑比较冷静，急于求成思想被遏制，党内分歧被掩盖。后来当他误认为“反冒进”为右派分子进攻提供了借口时，他又开始反“反冒进”，导致“左”倾错误逐步泛滥。这一反复，固然是他偏离实事求是原则的结果，同时也与这次调查本身的局限性有关。
第二，对国情，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不深刻。这次调查虽然使党对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特征，获得了初步的基本正确的认识，但没有把这种认识与社会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从而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这就使得人们只有贫穷落后的压力感，看不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性，它容易激起人们改变落后面貌的可贵的赶超意识，但也容易导致超越历史阶段的急躁冒进情绪。
第三，未能从总体上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一模式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仿苏模式与我国国情之间的矛盾虽日渐明显，但又不十分尖锐。这使党一方面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又不可能达到怀疑和否定其核心——产品经济的程度。这就决定了我党对传统社会主义只能在某些方面，包括一些重要方面（如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有所突破，而不可能在整体上有重大突破。总体上是健全和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后来生产关系上“左”倾错误的产生、发展，留下了温床。
四、历史启示与经验教训
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和它对历史的贡献与影响，为我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和经验教训。
第一，这次调查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真正起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无疑都具有重要地位。但追根溯源，三者都是这次调查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这次调查实践的源泉。
第二，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我党已自觉地自主地开始了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伟大行程。苏共20大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我党的思想解放和探索起了重大作用。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的事实表明，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 472页。）“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的任务，（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我党就开始了旨在探索一条区别于苏联而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大调查。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和批判斯大林之前，我党已通过调查，进一步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不迷信苏联，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1956年1月2日，刘少奇在听取粮食部门汇报时指出：“我国和苏联情况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2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汇报时说：“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当苏共二十大于2月14日召开（正巧与34个部门开始汇报是同一天），24日秘密批判斯大林时，我党已在自己的探索道路上，行进两个多月了。它表明了我党探索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第三，探索和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及其提供的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我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是认识未知世界，开创新路的开山之斧。只要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必将创造新辉煌，光照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