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新中国哲学五十年”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主题”和历史性的突破
可以说，新中国五十年的历程，总体上就是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不懈探索创造的过程。今天看来，这个过程的收获和代价无疑都是十分巨大的。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半个世纪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有一个理论上的结论是决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无不同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最高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有着最深刻的联系。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貌如何，水平多高，你的社会主义面貌就会如何，命运就会怎样。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曾针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失败教训毫不含糊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他说的“搞清楚”是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在理论层面上，首先和最终需要“搞清楚”的当然应该是哲学。因此，当我们回顾和总结这五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走过的道路时，决不能脱离了社会主义这个现实的主题，决不能离开了它的实践形态和意义来抽象地谈论理论和概念，而要透过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和命运，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及其发展。
那么，新中国五十年的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程，对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此我有一个大体的看法，这个看法曾以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发展形势的“两个基本估计”表述过。这两个基本估计是：
1.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也已经基本上走出了苏联30年代斯大林教科书的体系模式（即所谓“传统模式”），一个具有当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在酝酿和形成之中。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上取得的重大历史性突破所具有的哲学性质和意义。
2.在肯定这一重大突破及其意义的同时，进一步充分估计到继续完成这项重大理论任务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的难度和风险。
我认为，这两点估计应该说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掌握这两点，将有助于我们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及时确立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战略。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话题，需要经过认真、全面的科学研究和讨论。为了便于展开讨论，我想先就其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说明。
二、怎样看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
这里所说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是指前苏联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模式。之所以把它叫作“传统模式”，是由于当时该国的地位，使它曾一度在形式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代表”。它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曾在我国长期被沿用，以至于不少人把它的内容和名称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的，甚至是“唯一”的形态。
当然，如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观察历史，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实际上，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以来，在现实的思想和实践中，它的应用和发展一直存在着“一源多流”的情况：同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却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模式，产生不同的结果。至于何为“标准”的乃至“唯一”的正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并且有待于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但无论如何，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在我国的影响是一个事实。
那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和理论思考，特别是结合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如何评价它呢？
首先，前苏联教科书的体系，是经过该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的背景下消化和整理的成果，毕竟有其历史的局限。这一状况，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同时，它对我们来说终究曾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经过核对“第一手”的资料之后，我们才能得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应该看到，不论对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得失功过如何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已完结了。
其次，经过了近几十年的“文本核对”和“实践检验”之后，我们倾向于认为，在理论观点上，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只能说是部分正确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而在总体上，包括精神实质、逻辑结构、思维方法特征等在内，并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内容还停留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那些思想成果）的水平，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里不妨举几个大家已经谈到过，因而比较熟悉的例子：
1.把“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当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使它们分开、并列，这是以往哲学静态直观思维的一个通病，马克思从未赞同过。相反，马克思大量反复强调的是自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历史思维方式。而该体系却并未理解这一总体性原则，却依旧以“辩证唯物主义”（它只是关于自然界的观点与方法，并且由此而被当作一般的、普遍的观点与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它被当作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即“唯物史观”的同义语）相分列和并立的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的框架。并且，这一体系还不正确地强调：这“两个主义”之间，后者仅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因此，从根本上忽视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于新世界观形成的巨大实质性意义。
2.大量内容是重复马克思以前的思想成果，并不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做出创造性发展的起点，而是视之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要原理和结论体系。例如：关于“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点，原本是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已经得出的哲学结论，即恩格斯所说“一般唯物主义”的普遍观点；以“三大规律”为主体的辩证法学说，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贡献，等等。而该体系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就，似乎就表现在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加以贯彻，并无其他更具实质性的创新。这样的理论定位，事实上恰恰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在前人基础上所做出的最重要、最具特色、最有意义的理论突破和创造。因此，在其理论结构中，就明显地缺少了大批为马克思所重视的理论领域和重大问题，其中特别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最重要的哲学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提出的实践观点和实践的思维方式。实际情况表明，这种重大的缺失，不仅造成了理论结构上的严重不完整，而且导致了这一哲学总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被扭曲。
3.关于“人的问题”，在社会历史观乃至整个哲学中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人的问题作过极其深刻、精辟而全面的阐述，并且提供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也最具创造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方法与基本观念，其中包括如何看待和理解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与人的意识、人的活动与人自身、个人与社会、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等等。在人的问题上，正是马克思结束了以往“人＝肉体+精神＝有思想的动物”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归结方式，而是发现并揭示了人所特有的深层本质——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即：人的特有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生物性质（自然存在），也不在于人的主观精神特征（精神存在），而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既是人的自然存在的飞跃和质变，又是人的精神存在的前提、基础和根源的“人的社会存在”。
这一发现的意义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它事实上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人的全部学说的基础，从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整套全新的人学理论和方法。例如，当我们要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式去考察人的变幻莫测的精神世界时，就不会忘记用“人们自己的社会存在”去解释“他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把人的社会意识当作完全来自人以外的其他“客观存在”的反映，否则就只能用头脑中纯粹的“自我发生”来应付，从而失去客观基础。然而旧教科书体系却并未真正理解和重视这些，却在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一观念中，将“人们的”三字轻轻地抹去，变成了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在人之外、独立于人的“社会存在”（实际是仅指人们公共的、共同的社会存在形式）。这样，经过进一步发挥后，就将关于人的观念中一个最有力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与人无关，或者只是外在地决定着人的一个机械的概念。这样的结果是，越是大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越是很少看见现实的、具体的“人”。于是就从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将人的问题加以回避和淡化的先例，使这个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点”的领域，在不明真相（只知根据教科书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眼里，却成了“弱点”，发出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误解后患无穷。
4.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曾强调过：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马克思还强调了自己学说的三点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突出了要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放在社会历史，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活动发展史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和掌握，充分认清其意义、条件、目的和前途，从而制定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正确战略。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既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仅仅是发现和描述了一种客观现象；也不像后来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从此就把热衷于阶级斗争当成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目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时，必须要有更开阔的社会视角、更深远的历史眼光、更切实的发展尺度，而不应将其变成一个简单抽象的公式。它主张遵循阶级和阶级斗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逻辑，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形势和条件，实事求是地推动社会进步。因此，站在哲学的高度上看，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理论中全部的、目的性的内容。而由传统教科书体系孤立地、片面地加以夸大和无限发挥的结果，却长期以来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目的、为原则、为归宿的学说，并且迷信唯有依靠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这一理论上的片面性，无疑为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思想误导。
5.马克思恩格斯一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伟大杠杆”，它本身已经是社会的“生产力”，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根据，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立场和逻辑的合理表现。马克思主义并不主张唯科学主义，但它坚持以科学的精神对待一切事物，其中包括科学地对待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各种条件、现象和过程，正确积极地看待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等等。但传统教科书体系远未能自觉地体现这一逻辑，相反却对本世纪初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抵制态度。这种错误态度不仅危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自身的发展，而且由于它倡行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也在学风和文风等方面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等等。
当然，对这些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前苏联教科书的体系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一无是处的。但时至今日，为了更自觉、更明确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更自觉有效地探索开拓其发展的新局面，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其中的缺陷和局限，特别是在把它当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加以推行的情况下，其影响之大和在理论与实践上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必须克服上述缺陷，才能重新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使之继续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三、怎样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从30年代开始，我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就曾结合现实对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模式作过一定的反思和批评、纠正和补充。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就曾是突破了前苏联教科书模式，以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应该说，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从来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实践发展和理论体会，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我们更有根据认为，现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突破或走出了前苏联教科书的传统模式，并且正在形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生命力的哲学新形态。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内涵为代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从这一含义看来，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当然不能只看哲学家和学术界的状况，也不能只看词句，而应该首先看活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明，就是说，要首先看理论所反映和依据的现实、实践，看思想发展的客观实质和意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社会主义事业成功道路的伟大创举。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实践和国家指导思想方面的突破和创新。作为当代中国人民解决本世纪人类，特别是本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勇气与力量、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教科书的传统模式，在许多方面，包括理论精神、思想方法和具体观点等方面，都包含了丰富的新思想。深刻地理解和展开这些思想，就将显示一种新的生气勃勃的哲学面貌。
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仅举一个理论上的实例，即邓小平将价值观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所具有的哲学理论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年在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新阶段、新高度的主要特征和标志，在于走向价值与真理之间高度自觉、全面的统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发展形态的突出代表。
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可以发现它的思想观念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最初是以单纯的价值构想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科学；在一百多年的实践中，社会主义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目前正在走向一种价值与真理自觉全面统一的现实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只有崇高情感和献身精神的人。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丑恶，向往并坚信：凭借对“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发现”，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它之所以最终成为空想，不是因为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想脱离了现实。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前人追求人类幸福和美好前途的一切崇高理想、合理信念，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富有献身于人类解放的牺牲精神。但它绝对不同于后者之处，则在于“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5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从而超出了主观的价值构想，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客观必然性等问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从一种单纯的价值观上升为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学说体系，成为价值和真理统一的、完整的、真正科学的历史观，成为具有巨大实践力量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纲领。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伟大、具有决定性的成果。但一百多年来正反面的经验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何通过实践充分地体现出来，仍然要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坚持人民主体论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发生各种偏差的可能。而不幸地使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某些社会主义模式在现实中失败的一个总体性、实质性的根源。
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经验，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恢复并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众所周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特色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他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针对以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在实践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能够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选择，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自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这一重大贡献显示了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念，在理论和思维前提方面则联系着哲学价值理论的确立。然而我们还记得，正是在传统哲学体系中，“价值”和“价值观”不仅曾是一片空白，而且是一个禁区。前苏联直到80年代出版的哲学词典中，还在把价值论说成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在那样的思想理论环境中，任何人谈论价值或运用价值思维，都有被扣上“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之类帽子的危险。这说明它是一个无法正确容纳价值问题的理论体系，这同它无法容纳和展开关于人、实践、人的主体性等一系列重要哲学基础范畴相联系的。以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解放和向实事求是的回归，正是我们在哲学上走向一系列突破和创新的开始。事实证明，这种哲学上的突破和创新，决不是使我们更远离，而是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完整形态。
总之，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成果，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而且已经在突破旧的模式，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高度。
四、任重道远：学术建设的使命
怎样看待我们哲学学术界的状况？我认为，这二十年中，国内哲学学术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主流与国家改革建设事业的发展、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方向上是彼此相应、高度一致的，在内容上是深刻联系、密切相关的。总体上是事业促进了哲学，哲学支持了事业。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模式：
1.在近几十年大量新发现和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基础上，依据“第一手”材料解读原著，在重新全面、准确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了新的境界；
2.抛弃封闭和僵化，以开放的科学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成果，重视批判地汲取中国古代和西方文化中的哲学营养以丰富自己，开阔了视野，充实了内容，活跃了思想；
3.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力求在“吃透两头”（一头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一头是当代实践——社会主义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的基础上，改革原有的哲学体系。为此学术界提出和探讨了不少新问题、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近二十年的学术成果，在数量和质量、深度和广度上都远非前三十年可比。
但是，认清世纪之交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形势，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刻意义，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哲学上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主导，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中国自己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建立“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版本”，是一件既紧迫又重大的任务。相对于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而言，我们在思想认识、学术能力，包括学术建设体制、方式和队伍状况等方面，目前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实现目标的难度。
面对20世纪以来人类实践和科学巨大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克服那些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整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最深刻、最重要、最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并用当代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去充实和丰富它，使之充分代表走向21世纪的人类文明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这项任务的更深层意义，在于构建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基础和灵魂。展望21世纪的中国，确信将赢得经济和科技的繁荣昌盛。那么在思想文化上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成果领先于世界？仅仅靠几千年前形成的古代文明和儒家传统，或者靠全盘西化，在文化上跟着别人走，显然都不行。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建设以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哲学无疑是这个新文化的基础和核心。
由于我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及意义，充分认识和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和特征，使之不仅成为我国走向21世纪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人类哲学和新世纪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这是我们当前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一个出发点和责任。
近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同时，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发现、整理和重新翻译出版，也为我们正本清源，依靠第一手资料学习、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把中国和世界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问题；在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摒弃各种新旧糟粕的同时，注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哲学研究，其中包括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东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建构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路，使之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与特色，为在新的世界里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打下基础。应该说，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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