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文◎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 宋晓梧
去年7月，中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把就业放在“六稳”之首，1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彰显了中央、国务院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应当说，我国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就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为经济社会的较平稳转型做出了努力。2018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连续6年保持在新增就业1300万人以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细分项中，中国的就业排在全球63个主要经济体中的首位，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就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处理好以下四方面的关系。
稳就业与稳投资
蔡昉认为我国就业工作进入3.0版，意味着就业从社会民生工作提升为宏观经济工作。我认为就业3.0版，应当明确就业是今后中长期经济宏观调控四大指标之首。那么稳就业放在第一位是否就贬低了投资的重要性？长期过度依靠投资拉动GDP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就业弹性也为此曾大幅度降低，但这不是说现在突出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应处理好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
这方面，美国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2009年为应对次贷危机导致的失业率上升，美国出台了促进就业的法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个法案的标题中没有就业字样，可通篇都是讲围绕促进就业加大投资，如何保留创造工作的机会、如何援助受经济衰退影响严重的机构和个人、如何通过激励科学和健康方面的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等，其中也提到投资于交通、环境保护和其他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
我国现在经济增长还在减速，各方面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所期待。我担心一讲投资，很容易路径依赖，又围绕GDP去搞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再分解投资指标以行政手段落实。据一些地方反映，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当前我国GDP增长率还保持6%以上，仍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大投资应重点围绕促进就业展开，就业弹性应作为中长期投资效率的主要评价指标。
稳就业与创新发展
从就业总量看，随着人口老化的进程，新增就业人口对就业的压力大大减轻，但经济转型所必然要求的劳动力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知识结构以及年龄结构等对就业的压力却大大增加。其中创新发展对就业结构调整压力最大。创新是新的发展理念之一，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是焦点话题。国内外不少人，有的是知名专家学者，把创新与就业对立起来，认为创新将消灭一大批工作岗位。影响较大的是《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按他在《今日简史》中的预言，19世纪人类创造出了庞大的无产阶级，21世纪人类将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同类的观点现在还很时髦，以此推论，创新与就业似乎势同水火了。就单个企业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某港口依靠人工智能控制，工人需求量可以减少一半，某企业上了数控柔性加工线，工人减少80%以上。
小城生活终究要现实。两年过去，他结婚生子，同时开始创业，而她仍然守着自己的光阴，等待独具慧眼的人来发现她。他有时猜测，这女人最后会去哪里？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自己成为艺术家？无论如何，从她的起点望出去，似乎只有一条艺术人生可以走。尽管，这在小县城里，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骨质疏松是常见慢性疾病,可分成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患者表现为骨含量降低、骨微结构变化、骨脆性提高等[1]。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是糖尿病的常见复合型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在临床治疗方面:西医多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给予对症支持治疗,效果不甚理想。我院对患者应用中药汤补肾壮骨汤治疗取得满意疗效,报告如下。
其实，创新导致某些现有劳动岗位大幅度减少的事，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工业化以来一直在不断上演，但同时创新还可以创造多大规模新的工作岗位，在某项创新之初是很难预测的。汽车的发明消灭了马车夫工作岗位，马车夫有多少是可以统计的，而汽车的设计、制造、维修以及带来的相关产业链工作岗位当时谁能预计？我认为，创新与就业的关系可以类比人类认知与未知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半径越大，未知的圆周越大。创新的层级越高，创造新就业岗位的潜力越大。当然，这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就业与创新的关系，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阶段，还是要高度重视创新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为能够转岗就业的提供转业培训，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提供社会保障。
稳就业与工资、社保
除此之外，室内卧室周围的排水管道在选择管材方面，往往会以塑料管作为排水管设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排水管道隔音设计未能达到规定标准，或者处理不当，很容易产生噪声问题。最主要的是，噪声会沿着墙体或者管道传递，打扰用户的正常生活。
在促进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外贸平衡这宏观调控四大指标中，我认为“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应当把促进就业列为首要指标。在劳动力市场子体系中，就业、工资、社保三方面，就业也应处于优先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业、企业的工资水平是根据本行业、本企业具体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定，政府能做什么？政府不应当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包括用人和工资权，当然工资水平的调整还要发挥劳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但在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缓提最低工资标准来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增长压力。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乏先例，有的在经济危机严重时实际上冻结了最低工资标准。鉴于工资刚性原则，降低最低工资水平的情况极为罕见。
现在企业抱怨大的，主要是社保缴费率过高。在就业压力增大时，暂时下调社保缴费率是许多国家都采取过的措施。前面提到美国2009年出台的促进就业法案就提出企业可以暂时免交失业保险费。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曾大幅度下调公积金缴费率约10个百分点，德国的企业社保缴费率多年来随着经济波动做适当调整。近年来，我国也适当调整了企业社保，主要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例如2013年至201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上海、哈尔滨两市从22%下降到20%，厦门从14%降低到12%，深圳、宁波仍保持在14%。从法定社保缴费率看，我国企业缴费率在世界上处于高位，但由于各地采取了多种变通办法，全国平均企业实际缴费率要比法定缴费率低10多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各地自行确定降低企业缴费率幅度，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破坏了社会保障应遵从的大数法则，造成不同地区企业社保负担苦乐不均，特别是老工业基地企业与新兴工业城市企业难以公平竞争。因此，适当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应当在全国统筹的基础上统一调整，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础，统一经办机构、统一划拨国有资产补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我目前收集到的资料，除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世界各国的法定职工养老保险都是全国统筹。许多人强调全国统筹的困难，正是需要以壮士断臂精神去打破的既得利益格局。
稳就业与农民工
很长时期我们讲就业主要指城镇户籍就业人员。大家认为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就业稳定器。就业压力大了，上千万农民工可以返乡务农，城镇需要劳动力了，可以多让农业富余人员进城。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必须把农民工就业放到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就业的主力军。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报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28625万人，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67%以上。全国总工会2017年的调查，全国工会会员3.03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为1.4亿人。这意味着在全国各类单位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了约50%，在全国城镇就业总人口中，将近70%是农民工。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那种认为城里有活就招农民工，城里没活农民工就回乡务农的观点，对上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失效。一项调查显示，3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就是所在城市的“本地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比重的增高，这种“本地人”认同感的比重也会增高，2017年比2016年就提高了2.4个百分点。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中美贸易战对就业的影响，高度重视去产能对就业的影响，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解决农民工的根本途径，是中央一再明确的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进程，在“十三五”时期应加快进度，希望在“十四五”时期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根据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的发言记录补充整理
标签：缴费率论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论文;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