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抉择与韩国现代化——二十一世纪韩国现代化道路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刍议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道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开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英国产业革命引起的，它给人类带来了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革命。在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政治上带来了社会政治革命，也就是民主主义。（注：罗容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7页。）这种背景，给西方文化进入朝鲜半岛提供了契机。
历史的追溯：对外来文化的4种反应
十九世纪末基督教、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的到来，给朝鲜很大的冲击。当时朝鲜认为，它的到来会破坏朝鲜原有文化的传统观念，并破坏社会秩序。所以它不愿接纳西方文化，采取拒绝和抵制的态度。但是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生产的兵器的进攻下，朝鲜屡战屡败。后来有些人提倡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制度来重新武装朝鲜，随之产生了下述4个不同时期的反应：
1.“卫正斥邪论”：
“卫正斥邪论”思想是保持“正学”，排斥“邪学”的思想。“正学”是固守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传下来的道统或是学统的儒学思想。这些儒教学者，认为天主教否定皇帝及祖先的存在，所以讲天主教肯定是邪学。（注：姜在彦：《西洋与朝鲜》，Hak Go Jae，1997，P217。）
当时朝鲜儒学者主张“尊华攘夷”。这里的“中华”不是地理概念的中国。当时明朝已经灭亡，是满族建立了清朝，所以中国已从中华演变成“夷狄”了。而且，由于中国的儒家学统已被朝鲜继承，因此他们认为这里指的中华也就是朝鲜。（注：姜在彦：《西洋与朝鲜》， HakGo Jae，1997，P223。）从仁义的立场来看，大国与小国之间应该相互协助，相互拯救而不是相互侵略或被支配。所以他们认为“尊周事大”（也就是尊重中华尊重大国的意思）跟自主是不矛盾的。（注：李相益：《西欧的冲击与现代韩国思想》，Hanwool，1997，P355。 ）现在看来他们相信的“尊周事大”是佩服中华儒学思想的号召力，希望使之成为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单一地崇拜，全盘接受中华儒学文化，使之丧失了本民族的主体。
2.“东道西器论”：
朝鲜王朝的当权者主张精神文化文明应采用传统的，而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应采用西方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朝鲜实现现代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这种主张本身是无法融合的。试想一下，依靠外来势力维持朝鲜王朝的政权，怎么能保持朝鲜的传统文化呢？又怎能有选择性地学习适合朝鲜需要的东西呢？这种看上去既没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又可以学习别人好的东西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否定西方的思想理论、政治制度，而去单纯地学习西方的技术及物质文明是行不通的。
3.“开化论”：
如果说，“卫正斥邪”是从儒学思想来的话，那么“开化论”是从继承“实学”思想中产生的。“实学”是朝鲜后期“星湖学派”和“北学派”提倡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的思想。当时的朝鲜虽然和清朝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思想上却认为清朝是夷狄，看不起清朝政府，固步自封，造成国力下降、社会发展停滞，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穷。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所以产生了实学思想。（注：姜万吉译：《韩国的实学思想》，三星出版社，1993，第280页。 ）“开化派”是当时朝鲜本位民族的体现，认为朝鲜就是朝鲜。他们强调朝鲜的历史、文化、疆土、语言等等，他们主张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例如，君皇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国家与国家都是平等的，以此推断华、夷也是一样的。（注：李相益：《西欧的冲击与现代韩国思想》，Hanwool，1997，第188页。）
他们虽然有独立的民族意识，但是淡薄了民族的自尊感，所以在坚持民族本位的意识上要弱于“卫正斥邪派”。比如：他们主张民族改造论，他们认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落后需要改造，结果正符合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意愿，起到了出卖本民族利益的作用。（注：郑玉子，《朝鲜后期历史的理解》，一潮阁，1993，第222页。）
4.“东学论”：
如果说，“卫正斥邪论”和“开化论”是当时朝鲜上层阶级的思想的话，那么“东学论”是下层民众的思想。他们以对内部官僚腐败的愤怒和对外敌入侵的危机感，结合宗教的色彩，形成了一种思想。他们的理念是“辅国安民”、“广济苍生”、“布德天下”，对内为了挽救虐政下的农民，对外对抗越来越厉害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布德天下”的旗帜下，期待实现建设“地上天国”的理想。
本来抵制“西学”而创导的“东学”，其思想建立在“人乃天”的基础上，主张“万民平等”，在“天运循环”说的基础上，主张“后天开辟”论。（注：李相益：《西欧的冲击与现代韩国思想》， Hanwool，1997，第367页。）
“东学”的民族本位意识是脱离中华扎根本土。它与“卫正斥邪派”及“开化派”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主张找不出具体的实现方法，只能依靠道教的“无为而化”或迷信的咒术。这是“东学论”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失败。（注：李相益：《西欧的冲击与现代韩国思想》，Hanwool，1997，第371页。）
上述4种不同时期的反应， 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伟大变革，忽视了现代化潮流的存在。在坚持民族文化方面4 个学派都不成功。“卫正斥邪”论把中华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不允许其它思想的存在；“开化论”和东道西器论承认为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应该学习别人的东西，但是看不到自己文化传统的长处。他们不懂得没有自己的根基去单纯模仿别人的东西都是空的。暴动改革社会的失败，只能说明“东学论”靠的仅是一时冲动，它没有形成很好的思想和具体的方法。这种一时冲动引发的暴动是没法完成真正意义的社会改革的。
韩国现代化的反思
1.盲目西方化的形成原因：
朝鲜王朝末期的当权者和学者们认为，朝鲜当时正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以充实自己的传统文明，但是中华文化当时缺乏科学性，在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时时常受挫。这样的环境使朝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把学习的方向转向西方。加之朝鲜主体文化意识脆弱，所以形成了没有选择性的盲目学习，从盲目学习中华文明的极端，又转到盲目学习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极端。
当时的朝鲜，缺乏对西方文明如何用于本国的讨论，也没有足够的机会去讨论，就被日本侵略者统治了。经过36年的殖民时代，直至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才解放出来。由于自己力量薄弱，因此面对外部力量制造的分裂行为无法抵挡，在日本统治时期因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产生自卑感。虽然开化派主张“富国强兵”论，但是这个理论增加了对自己民族力量的不信任感，产生了差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劣等感，因而引起了对传统文化否定的思想。韩国历史学家金哲俊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说：“在朝鲜王朝末期，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创新民族文化，当时的知识阶层和民众提倡了“实学思想”和“东学运动”，但是当时的执政阶级对这些新的思潮采用了坚决镇压的手段。这种对内及对外的运动其结果导致了殖民地的悲剧，造成了民族精神的崩溃。在这样现实下，固守传统文化还是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争论，已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新文化’只能是给外来侵略势力提供一个借口。当时侵略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了韩国历史，宣告韩文化的破产，为它侵略行为的合理化制造借口。”（注：金哲俊：《韩国文化史论》， 汉城大学出版社， 1993，第198页。 ）所以解放以后至今一般民众的脑子里并不思考向西方学什么东西，使西方什么东西都好的错误想法有了滋生的土壤。民众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认为对民族的传统文化知道得越少就越先进，知道得越多就越丢脸。因而又产生了这种扭曲的思潮。（注：洪一植：《二十一世纪与韩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学，1996，第 163页。）由上述状况可以推断，韩国现代化为什么会有盲目西方化的一条路线。
2.应从借鉴中国现代化中获得启迪：
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研讨过程，其基础是怎样把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下去。中国把传统文化的自尊和主体性看得很重。五四期间，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虽然他们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很重视的。比如胡适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注：罗容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7页。）以后，东西文明的论争，或者主张中国现代化的任何理论也都没有否定民族传统文化。他们争论的焦点只不过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即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如何适应发展的问题。
现在，中国正在讨论的现代化概念问题，有两种观念并存：第一种是将中国有的、西方没有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西洋有的、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化的事情予以合理化和适用化。（注：罗容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1页。）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尊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和西化是两个意思，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但是西化不能包括现代化。如果说，我们韩国现代化道路是跟传统文化分离的话，那末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包括传统和现代的，东西结合且符合国情，是一条史无前例的、有中国特色的路。这增加了我们面对新的千年韩国如何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忧虑。
二十一世纪与韩国的新文化
美国学者G·罗斯曼（Rozman）说；“有关现代化的因素， 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注：[美]赫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4页。）
他的分析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是相互依赖加深的全球化时代，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大大高于意识形态。本人认为，二十一世纪韩国应该完成现代化，在形势多变的新世纪争有一席之地。为此，韩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正确掌握前进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出现的时候，日本就吸纳消化了，它也就成为东方先进的国家。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它最终克服了外来势力，也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世界公认，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一个强国。
当时的朝鲜在吸纳西方文明时为什么失败了。后来的韩国走了一条没有根基的、没自己蓝图的模仿西方的路。过去有人提出统一问题和现代化问题，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把责任推向国外势力。但最近有些人主张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还是在内部。这种主张是对韩民族的历史和潜力持失败主义态度。（注：徐仲锡：《韩国现代民族运动研究》，知识产业社，1991，第599页。）
韩国建国50多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一直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现在提出修改宪法是一个热闹的话题。经济制度上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市场经济的原理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政治与经济掺合在一起的企业不断出现。本人认为，我们模仿别人的东西，而有些东西还不能适合我国的国情或有悖于传统文化。这表现出对西方文明吸纳的过程还没有达到适用化和合理化的程度。
另外，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髓服务于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没有做到“适用化”和“合理化”。本人认为，在新的一个世纪开始时，韩国需要创造新的文化。创造新的文化的方向在那里？我们可参考新儒学者唐君毅的观点：“中国文化精神决不容否定。第一是势上不能，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不是谁想否定就否定得了的。中国过去想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很不少，但是都一一失败了，这就是势上不能的明证。第二是理上不能，用外来文化去否定民族文化，这种外来的文化首先必须合乎整个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的真正要求才行。也就是说，它必须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来，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如果这样，它就不是否定民族文化，而是同化于民族文化。这就是要否定中国文化的理上不能。第三是义上不当。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责任是双方的，不能归罪于中国文化。相反，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与外来西方文化中好的一面没有和谐配合，形成矛盾冲突，而产生悲剧。如果以此去否定中国文化，是义上不当。”（注：方克立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63页。）
美国的莱斯特·瑟罗（L.C.Thurow）在分析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而不是在中国时认为，因为中华的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阻碍了它的产业革命的发生。（注：L.C.Thurow ：《资本主义的未来》。 KoYeo Won，1997，序文。 ）我认为朝鲜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及时地接受西方文明是因为它当时绝对的信奉中华，认为中华模式是它模仿的唯一版本。
在二十世纪即将成为过去的时候，我们分析一下韩国目前的状况，其中颇有些值得思索的东西。冷战结束后韩国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流了，完全依靠美国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朝鲜半岛统一的机遇也增强了。为了能灵活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我认为韩国应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它不应生搬硬套别人的和单纯地模仿别人，而应该按自己的国情，创造一个既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又能符合韩国国情需要和发展的新文化。现在大家都说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但在全球化的概念上还存在分歧。有的人说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体化，但大多数人认为，全球化是多元化，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发挥各自的优势又相互协调平衡的多元化时代。我觉得，韩国现在单单地学习美国文化的现象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单单地学习中国的状况是一样的。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的话，韩国就没办法适应二十一世纪新的变化。为了韩国的未来，在韩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消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创造一个韩国模式的新文化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