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民主主义理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部分理论组成。如同革命论一样，社会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周恩来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
周恩来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性质、内容、建设方针以及政策都作了论述。他在1948年6 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反旧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这就告诉人们新民主主义经济不仅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虽然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所以这就决定了这种经济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转变。
新民主主义经济内容是什么？周恩来在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这三种经济成分中，公营经济是主要的、主导成分。因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虽然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还大量存在。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经济，这种过渡性的经济，对于当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有利的。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认为它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农业社会主义或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一种幻想。民主革命时期，我们革命根据地主要在广大农村，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严重地反映在我们一些干部思想中。这咱思想不仅阻碍根据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也危害军队团结、作战。战争年代如此，建设年代更加如此。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何？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并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做了报告。《共同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其他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在解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时期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这里所说的“照顾四面八方”，就是要调动四面八方的一切积极因素，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有利因素，以求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认为，中国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因为“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1〕因此， 周恩来明确地提出：“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稳步地、不急燥地走向社会主义。”〔2 〕“实行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谁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就说明“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去立三路线就是这样，说打下武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结果不但社会主义没有到来，还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3〕“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 ”“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实现的。”〔4 〕周恩来解释《共同纲领》不写“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句话，“并不等于不包括这个意思”，“究竟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共同纲领》中没有说明，因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过早提出来反而会乱了脚步”，“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5〕可见， 周恩来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需要条件的，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建设逐步转变。
至于过渡的时间，他指出“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6 〕关于转变的方式，周恩来认为可以和平转变。他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就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具体方法“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但是“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有人觉得这样正好可以丢包袱，这是一种消极态度。今天有人在忍受着困难积极从事生产，国家和工商联都应该给以鼓励。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7〕
我们为什么能和平转变？周恩来说我们有人民民主专政。这“能够保证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引导到无阶级的社会。”此外，“在国际上，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时期，推迟帝国主义所要发动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可以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这种可能现在是一天天地增加了，这种现实是一天天地多起来了。”〔8〕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
周恩来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看作是今天如何为明天准备条件的问题。他说：“现在到处都有人问：‘到底什么时候实现社会主义？’可见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性的问题了。 〔9〕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为了团结。而今天的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10〕“我们与资产阶级是继续合作下去，还是同它搞翻？四个阶级搞垮它一个，今天没有哪一个同志这样说，大家还是说搞社会主义要十五年左右。那么在这期间，总还要跟资产阶级搞团结合作吧！因此不是搞垮它的问题。假如今天的方针是搞垮资产阶级，那么，就必须修改《共同纲领》了，既不修改，那就是要团结它。”〔11〕
为什么要团结资产阶级？因为“今天国营经济力量还很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此应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帮助国营经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私营经济发展不会妨碍我们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呢？周恩来说“不会的，《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就是说，如交通、银行、大森林、矿山等必须国营”。〔12〕
周恩来针对一些资本家的疑虑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要受到限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现在资本家对政策有疑虑，有些人把资金弄到外面去，采取观望态度，他们不愿意把黄金、美钞拿出来，而把一大笔美金转移到了香港，使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资金发展生产。“因此，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私人资金吸引出来。那么方针自然不是逼了。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资金转移了，生产发展不起来，发展的尽是一些小的，怎么行呢？勉强是无论如何不行的。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规律实现的。”〔13〕周恩来进而指出：商业方面，也不能“把一切私营百货商店都挤垮，……挤垮了，税收也没有了。杀鸡取蛋总不是办法。”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这个问题《共同纲领》规定得清清楚楚。”〔14〕
针对我们有的同志提出“先公后私”的提法，周恩来说：“这就容易出毛病，应该公私兼顾。强调先公后私发展下去会变为排挤政策。也有同志提出“把私营经济由大化小”，周恩来说：“这也有毛病，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大的企业，你一挤，会跑到香港，小的，你一挤，就变成了一大批失业军。所以挤是不对的。不论大的或小的企业，今天社会需要它。”他又说“当然公私兼顾不等于平均，你半斤我八两。”总之，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四项政策不能取消，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15〕
可见，周恩来认为对私人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不能过早消灭，“挤”、“逼”都不对，不能“杀鸡取蛋”，“先公后私”也不对，因为它们的积极作用还未利用到最后，“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规律实现的。”
但是随着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 人们的急躁思想难免出现反复。1952年我们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针对资本家暴露出来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有的同志又产生了急躁情绪，急于主张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明确地指出：“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16〕接着，他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革命胜利后，多数又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比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朝代得利还多，多数资产阶级觉得在新政权下有利可图，因此对新政权还是赞成的。又由于“中国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所以还是“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17〕同时，周恩来指出：“当然，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只讲交朋友，否则“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又要进行“五反”。但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这是很辩证的。〔1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指出两种情绪是不对的，“一种是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这就会发生‘左’倾冒险情绪。另一种就是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要防止这两种倾向。”〔19〕总之，既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又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发挥积极性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共同纲领》，遵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轨道。但是从资产阶级的本质来说，它是不愿意遵循这个轨道的，它只要得到一定的发展，就会突破这个轨道，要求自由发展，追逐利润”。因此，必须进行长期斗争，“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20〕
即使到了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开展了，周恩来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性，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积极作用到今天还是存在的。他们的企业还在生产……私营工商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不能一下子统统把它拿过来。既然这样，是让它停顿在那里被挤垮，让工人、店员失业好，还是让它在我们领导下发展生产，多生产一部分产品好？毫无疑问，他们的积极作用应该继续加以利用。”“我们要把它的积极性的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极的一面加以消灭。”〔21〕
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他说我们能改造地主分子，也能改造资产阶级。他具体的分析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相同，但面目不同。因为（一）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过去就掌握了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一度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但马上就受到排斥。（二）希特勒侵占东欧各国后，资产阶级投降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一般没有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代表人物并撤退到抗战后方。（三）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则留下捣乱，破坏人民政权，因而国家很快就没收了他们的企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除极少数人跟随蒋介石外，许多代表人物站到了人民方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全国解放后，在三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22〕
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周恩来说：“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地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23〕
要不要给资产阶级指明社会主义的前途呢？周恩来说：“不要向他们隐讳社会主义的前途。《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前途，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把这个前途写出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强加于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等待的政策，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但是这个前途是肯定了的。我们要向他们指出，在这个前途中，他们也是有份的，当然不是指他们那个阶级，而是指资产阶级分子说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这样“他们想到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有前途，那么今天也就会好好经营，培养经营的本事和能力，这样的本事和能力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用得着。”〔24〕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方针、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尤其是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里如何利用、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都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他的上述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私人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并未因岁月的流失而褪色，相反由于我们的某些失误，更显示出其思想的夺目光辉。
注释：
〔1〕〔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第12页。
〔3〕〔4〕〔5〕〔6〕〔7〕〔8〕〔9〕〔10〕〔11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168、178、235、238、 266～267、166、167、166～167页。
〔12〕〔13〕〔14〕〔15〕〔16〕〔17〕〔18〕〔19〕〔2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8～169、169、 224 ～225、226页。
〔21〕〔22〕〔23〕〔24〕〔2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8～229、265～266、235～236、230、230～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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