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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的历史，可以深深地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志士们的思想和活动，始终燃烧和焕发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矢志于改革事业的牺牲精神、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不尚空谈的求是务实精神。这四大精神，便构成了值得后人景仰、称道、继承和光大的戊戌精神。
强烈的爱国精神
面对19世纪末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形势，年轻的戊戌志士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大胆地冲破知识分子不得干政的禁令，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奔走呼号，宣传鼓动，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爱国政治运动，掀起了“公车上书”、“保国”运动和“百日维新”等一次次爱国救国运动的高潮。他们办报纸、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抨击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探求中国独立富强之路。他们创立学会，开办学堂，进行“合群”活动，以组织和扩大爱国阵营。他们还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早定图强国策，并积极参与戊戌“新政”活动，力图获取部分政治权力，把中国尽快推进到世界强国之列。
戊戌志士们矢志寻求救治中国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学习西方，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早在1888年的第一次上书中就指出，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变成法。只要变成法，学西方，那么十年之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即可“雪耻”。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他再次强调，变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策。在戊戌志士们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宣传下，“变法自强”的口号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个时期感召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他们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图，为垂危的中国开出了一味味救治的“药方”：政治上，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努力培养维新人才。这一味味“药方”，构成了全面变革，振兴中华的纲领。
戊戌志士们的其他活动也都突出了变法图强的时代主题。他们研究哲学，则积极宣扬进化思想，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为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服务。他们研究史学，则把学习、研究历史同爱国、救国联系起来。梁启超指出，历史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1〕，并把“史界革命”作为挽救中国危机的大事。 康有为更撰写《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史著，为光绪帝的变法维新提供依据。他们研究文学，也没有忘记文学与爱国、救国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为雪国耻，振民气，必须进行“诗界革命”，于是掀起了一股创作爱国新诗的热潮。谭嗣同吟出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下何处是神州”〔2〕的绝唱， 唤醒了无数忧国忧民之士的奋起。他们创作散文，则从改革文风入手，使文章明快晓畅、议论新颖、感情激扬，以达到增强变法图强宣传效果的目的。他们搞翻译，同样以爱国、救国为第一要义。严复翻译《天演论》，就是要让国人懂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道理，唤醒人们起来“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为更好地达到这一旨意，他匠心独运，采用意译的方法，运用他的流利畅晓的文笔、渊懿尔雅的文采，来抒发原作的精义。于是《天演论》震动了思想界，成为了人们变法维新的锐利武器。他十分重视对国人的资本主义启蒙教育，较系统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并附加许多“按语”，语重心长反复强调科学和民主是救治中国的必由之路。
由上可见，爱国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戊戌志士们的一切立言处事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君主即国家、忠君便是爱国的观念，严格地把清廷与国家加以区分。他们无情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指出国家非一人之国，一家之国，国家是“民之公产”，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3〕正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才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炽烈的爱国热情。他们虽不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朝，但矢志变革清朝的国体和政体，欲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他们虽然效忠于光绪帝，但他们是把光绪帝作为一位爱国的、维新的皇帝，作为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来认识的。因此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戊戌志士们仍然局限在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窠臼中。
戊戌志士们把人民和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考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谈论中国时，往往说中国人没有爱国精神。梁启超则用甲午中日战争后许多爱国人士奋起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图强的事实予以驳斥。他进而谈到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时说：“须知我等说要爱国，并非爱国是当今一种美名，说来凑热，实觉非将国家整理起来，身家更无安全发达之望。……国家即我命根，我若不爱他不管他，无异不爱自己，不管自己。”“国家为我等人民之命根，国家整理不好，人民虽不冤死，亦要饿死；虽不饿死，亦要苦死。”〔4〕能认识到只有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人民才能安康，个人才能幸福，这是戊戌志士们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又一重要原因。
矢志于改革事业的牺牲精神
戊戌志士们都有较好的家庭条件和较可靠的社会背景，多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中康有为的先世为官僚，谭嗣同的父亲官至巡抚。他们天性聪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才气不凡。康有为37岁时考中进士，授官工部主事。严复24岁时被洋务派选送去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担任了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也早在17岁时中了举。时人看来，只要他们不“逆乎常纬”，就前程似锦。但是他们在世界近代潮流和挽救民族危机的感召下，宁愿舍弃个人前途，毅然走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维新之路。
戊戌志士们为创建变法维新理论而呕心沥血。康有为抛开他所深谙的古文经而返求今文经。他精心装饰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师。他竭尽心智地去发掘今文经中的“微言大义”，宣扬经学中的进化思想，并把它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揉合在一起，以达到借孔子的权威、语言来进行变革的目的。梁启超聚精运神，从揭示“变”的趋势和因时因势主动变法的重要性入手，来论证变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谭嗣同则吸取多方面的思想养料，殚精竭虑，创立“仁”的学说，强调“仁以通为第一义”，“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5〕严复更是匠心独运，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去撞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堡垒。这样，在他们的精心构筑下，建立起了一套亦旧亦新，有西有中，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的变法维新理论体系。
戊戌志士们又为培养维新人才倾注心血。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招收门徒讲学。他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饱含忧国忧民的激情向学生“传”爱国救国之“道”。“每语及国事杌隍，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泣涕”。学生们“受其教，则振荡怵惕， 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弃，自暇逸。”〔6〕他要求学生“逆乎常纬”， 反对千百年来之“积习”，薄古厚今，讲求变法。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设置课程七门，尤倡民权之说。他循循善诱，也培养了一批思想解放的新学士子。
戊戌志士们为发起和推进变法维新运动而辗转奔波，备受长途劳顿之苦。而他们又是在险恶的政治条件下从事变法活动的。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也推动了西学的传播，早期维新思想家们闪烁其辞地谈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是在“百日维新”以前，清政府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知识分子上书言事，没有给人民一定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的。因此戊戌志士们的上书请愿、宣传组织活动都冒着极大的危险。何况，他们把封建统治者赖以维护统治的古文经斥为“伪经”，把封建君主斥为“民贼”，把三纲五常斥为君主用来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把“旧学”和科举制斥为愚民政策。他们又高喊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故而，顽固派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顽固派或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相谤击，或奏准禁毁变法维新理论著作、封闭学会、学堂、报馆，或驱逐维新志士，甚至请杀康有为。但维新志士们没有放下手中的旗帜。当有些维新活动的追随者畏惧退缩的时候，谭嗣同义无反顾地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7〕可见， 戊戌志士们是准备以罹杀身灭族之祸来从事改革的。戊戌政变后，谭嗣同深感中国的维新基业确需鲜血来浇灌，舍生求死，慷慨就义。康、梁则连同家属被清政府通缉，虽幸免于难，但被迫背井离乡，长期流亡海外。
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
在以崇古（崇拜先王、祖先、传统）为价值取向的中国，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是极其困难的。尽管此前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改革主张，但其理论零碎，活动分散，不构成对崇古意识的强劲冲力。洋务运动虽搞了三十几年，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框套下，中国社会的发展仍走着传统的“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路径，敬天法祖，慎终追远仍是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1888年，康有为上书小试，请求变法，结果不但被“大臣阻格”，且本人还备受嘲笑和攻击。面对这种“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8〕的情势，戊戌志士们初衷不改。康有为另找突破口， 以今文经反古文经，以孔子反孔子，以崇古反崇古，从而打破了千百年来古文经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泥古守旧观念终被动摇。他们继而又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宣扬“变”乃“天下之公理”。他们还以“祖宗之法不能守住祖宗之地”的活生生事实，来痛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论调。这样，经过维新志士们的奋力“合剿”，“法祖”——这只横卧在维新道路上的“老虎”，终被逐走。
要把变法维新的愿望变为现实，就必须争取最高统治者光绪帝的支持。但如何才能争取其支持，是摆在戊戌志士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他们位卑言轻，要上达天听，障碍重重。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被大臣阻格，“公车上书”也遭执政主和者破坏。但康有为并不气馁，他继续上书，复进言。终于，康有为以自己的爱国激情和勇气感动了都察院的官员，也感动了光绪帝，他的第三封上书终于转呈到了光绪帝手里，光绪帝“览而喜之”。这样，横亘在维新派和光绪帝之间的“大山”终被康有为移开了。戊戌志士们取得了光绪帝的支持，变法维新运动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变法运动兴起后，来自于守旧营垒的强大阻力是维新志士们面临的又一大障碍。对此，他们采取了以下方策：第一，创办各种维新报刊，努力占领宣传阵地，对守旧势力发起舆论攻势；第二，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尽可能地争取和团结官僚、地主及士大夫们的理解和支持，扩大维新阵营；第三，开办各种学校，加紧培养维新人才，壮大维新队伍；第四，不断给光绪帝送去精神食粮，坚定他的变法决心，借重他的权威压抑守旧势力；第五，必要时，与荣禄等顽固势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关键时刻，则策划使用武力，“围园杀禄”。
总之，为了变法维新，戊戌志士们克服了重重阻力，把维新的愿望暂时地变为了现实，使自己暂时地部分地获得了政权。尽管最终失败，但他们那种迎难而上、克敌制胜的进取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确是值得一书的。
不尚空谈的求是务实精神
维新志士们鄙弃空谈性理、玩弄词章、抱残守缺、无裨实际的“腐儒”和“学究”，倡导“通古今、知时务、学以致用”的学风，并以此为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中，能较紧密地结合实际，提出变法的理论、路线和策略主张，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求是务实精神。
康有为能因时因势提出变法理论。前期，他根据国人崇古的价值取向和统治者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心理，撰写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创立了“孔子改制”的变法理论。他认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如不托与孔子，就很难发韧。皮锡瑞也认为，“中国尊君权，重国制，猝言变制，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9〕谭嗣同虽对《新学伪经考》不尽“苟同”，但还是认为，“假之（指今文经）以行其道”，是“时令使然”。〔10〕他们都意识到不能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创造历史，务必从实际出发，以今文经和孔子作为敲门砖。该理论由于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以湖南为例，梁启超等在时务学堂“尊今抑古，扬新弃旧，主变法之议，昌民权之说，使不少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时务学堂学生，浸渍《公羊》改制学说，呼吸新鲜空气。”〔11〕谭嗣同等在南学会也以阐发今文经中的“微言大义”作为讲学的重要内容。人们纷纷从“托古改制”理论中去寻找出路，连维新派欲仿效西方国家的警察制度而倡设保卫局，为防止封建势力的掣肘，也来一个“托古改制”，说是“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会。”〔12〕看来，“素称守旧”的湖南维新运动之所以最有生气，与“孔子改制”理论在湖南的传播是大有关系的。封建守旧势力仇视“孔子改制”说，要害是维新派以之倡行民权、国会、议院、君主立宪。而恰恰在这点上，戊戌志士们成功地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孔子改制”理论，从思想上架起了中西全面会通的桥梁，使西方特有的民权、国会、议院、立宪观念嫁接到了中国本土文化中，使一部分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官僚、地主和士大夫逐渐浸渍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而资产阶级化。这就不能不承认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在当时具有特殊的功用了。
当变法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光绪帝愈来愈倾向变法后，主要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变法，而是如何变法了。当此，康有为又适时地提出了“仿洋改制”理论。他首先编写并进呈了《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帝学习彼得“乾纲独断”、不为守旧大臣所阻挠、并严厉镇压顽固派破坏的气魄和作风，以收“治效之速”。该书对光绪帝最终下定变法决心提供了精神武器，促进了“百日维新”的到来。当光绪帝宣布变法后，康有为又不失时机地进呈了《日本变政考》，该书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对中日情况进行了比较，明确提出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主张，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该书成了光绪帝实施“新政”的蓝本。当戊戌“新政”进入高潮以后，这时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变法的具体事宜，而是如何扫除阻力，把变法进行到底。当此，康有为又及时进呈了《波兰分灭记》，通过对波兰由于变法不及时、不果断，遭守旧派破坏和外国干涉，致使变法中途夭折，被瓜分灭国的惨痛教训，引导光绪帝吸取“前车之鉴”。该书大大地坚定了光绪帝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以上种种，足见维新派是紧随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变法维新予以理论指导的。
戊戌志士们又能审时度势提出变法的政治路线。甲午中日战争后，如何挽救民族危机成了国人思考的重心。但当时除了孙中山等少数兴中会会员要以暴力革命救国外，国人一般还是切望清政府以变法救国的。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光绪帝和部分帝党官僚也有强烈的变法愿望并愈来愈器重维新派。同时，在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下，变法图强的浪潮也与日高涨。这种种有利条件就给戊戌志士们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即借重皇帝的权威，参与中央和地方政权，实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康有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以上变法维新的政治路线的。这条路线，长期来被史学界用来作为维新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明证，说他们“不推翻满清封建政权，只是依靠一个皇帝”云云。笔者看来，这条路线委实是维新派审时度势的产物。后人既不可为维新派提供历史条件，也不可安排其历史使命，更不可规定其变革历史的手段和方法。维新派不是革命派，他们是19世纪末中国时势的产儿，只能顺应时势来塑造自己。他们虽不主张以暴力推翻满清封建政权，但这并不妨碍对其特性的认识。试想，处在逆境中的那么几个位卑言轻的青年，如不具有非凡的胆略、勇气、斗争精神和毅力，能在短期内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的爱国救国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浪潮吗？长期来，为了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就附会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加给维新派，这种作法实已到了亟待改变的时候了。
在既定目标上，戊戌志士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又从实际出发，讲求策略。前述的“孔子改制”理论说到底就是一种策略。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得知光绪帝受制于慈禧以后，便立即改变此前“全变”、“急变”的思想，提出了以稳妥为重心的“新政”策略主张。他建议光绪帝“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13〕，实际上就是要求光绪帝既要变法，又不可操之过急。他要求对人事机构改革要慎重，建议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的做法，使守旧大臣“无失位之惧”，以减少阻力。对才俊志士可多召见，给以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但“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不必加官。”〔14〕这既可实际推行新法，又可避免引起守旧大臣的忌恨。以上策略主张，应该说是切合时宜的。但光绪帝并不从思想上予以重视。他急于“尽变”、“尽黜”、“登进”。由于光绪帝求成心切，不善讲策略，急遽推进，尤其在人事机构改革方面操之过急，对礼部六堂官的处理又方法简单，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很大震荡，西太后再也不能容忍了。这从反面证明，一条符合国情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务必要有灵活的策略作保证。而维新派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尽管注意得还不够，但仍表明他们不失具有求是务实的作用。
维新派还能尝试争取国际力量支持的策略。他们与对中国维新运动表现出很大热情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李佳白等过从甚密。在维新与守旧斗争日趋白热化的时候，他们还请求表示赞助变法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去西太后面前作说客，又到英、美、日本公使处寻求过支持。对此，笔者也曾和多数论者一样，认为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不清，幻想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来完成改革事业，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现在看来，此论也值得商榷。首先，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固然缺乏理性认识，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整体直观认识是明朗的。19世纪末中华民族危机的形势教育了维新派，使之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抱有高度警惕。这一点，连李提摩太都感觉到了，他说：“康有为虽知新法之善，而恐外人之吞噬，又忧古教之凌夷，于是有保国、保种之说。”〔15〕可见，维新派对以强凌弱、欲“瓜分豆剖”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不抱有幻想的。他们也始终是把变法维新与避免帝国主义侵略、瓜分联系起来考虑的。其次，甲午中日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矛盾激烈，当时持有利用列强矛盾来防止帝国主义对华一齐下手的策略主张的人带有普遍性。除腐朽屈膝的清朝统治者外，人民的这种主张不论后果如何，都是探索救国方案的务实表现。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探索中才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才逐渐找到了救国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后人应该充分地肯定维新派的探索精神，而不应做事后诸葛亮。再次，李提摩太曾建议成立一个半西人半华人组成的“新政部”来领导新政的实施，但帝党没有理睬。在高度警惕英、美、日本攘夺主权、操纵维新活动的前提下，只要此种势力对维新运动继续表现出关心的模样，争取他们去“开导开导”顽固派不是不可一试的。而且当洋人露出其真面目时，维新派并没有妥协，而是立马决定以武力来捍卫维新事业。可见，维新派不仅在斗争目标上具有坚定性，其手段也并不软弱和妥协。长期以来，为了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论者往往把维新派力量的弱小等同于软弱性，把斗争策略等同于妥协性，把求是务实的思想和活动讥讽为幻想。这种从概念出发来探讨历史的方法，委实妨碍了对前人的正确认识，务必废止。
总之，维新派不惟古、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正是这种惟实精神，才实质性地把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推进了一大步，才使中国全面地（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接的尝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虚伪嘴脸。此后，严复、梁启超等都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的，它们一定要“奋其沮力，以与我争一旦之命，其必不坐视以听我之精进。”〔16〕可见，在这种求是务实的活动中，中国人民的近代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了，觉悟也更提高了。
维新派的求是务实精神，是对中华民族具有的脚踏实地，鄙视华而不实作风的优秀品质的继承和发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值得好好总结和发扬光大。当然，由于他们的求是务实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加上其阶级局限性，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吹糠”要“见米”的短视特点。他们始摸光绪帝过河，不料这块“石头”自身不固；仓促之下想借洋人过河，但这块“石头”又滑脱，最后摸袁世凯，这块“石头”竟滑向了顽固派。他们始终不曾长远计议，也不去摸摸人民群众这块大“石头”。结果溺水而呛。经此一折，他们本应幡然醒悟，把目光放远些，另辟蹊径。但他们仍然抱着光绪帝不放，仍然固守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法当一一循序行之”之道，坚持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坚持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民主革命的潮流已汹涌澎湃，他们仍盯着君主立宪那一站。这样，他们就再也充当不了历史排头兵的作用了。这又从反面启发人们，经验主义是务必要抛弃的，应把求是务实的活动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的基础上。
注释：
〔1〕〔4〕〔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专集之三十二，第1—4页；文集之四十四，第27页。
〔2〕〔5〕〔7〕〔10〕《谭嗣同全集》第540、251、303、528 页。
〔3〕〔13〕《戊戌变法》（丛刊）第三册第81页、第四册第15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21页。
〔9〕《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11〕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274页。
〔12〕《湘报》第二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1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6页。
〔15〕苏特尔著，梅益盛等译：《李提摩太传》。
〔16〕严复：《原富》部丁篇八“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