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勤王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港澳论文,总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港澳虽然被外国势力以不同方式夺占控制，脱离清王朝的管辖范围，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毕竟与粤省乃至内地其他地方如上海等关系密切。而且当时两地与内陆来往并无障碍，社会各界的交往移动相当频繁简便。同时，清政府的统治权力不能进入港澳，港澳与内地法律制度不同，使之无形中成为一些逋逃客的避难所，两广一带会党与绿林盗匪的狡兔三窟，往往以港澳为其一。殖民统治下的港澳开明人士，了解世界大势，国家民族意识开通较早，加上与内地联系多，利害关系深，对中国的革新变革相当关注，除不断发表书面意见外，有的还参与实际策划和行动。港英当局基于自身以及整个英帝国的利害考虑和理念差异，对一些亡命客予以庇护。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人亡命海外，自然选择地近广东、内外联系便利的港澳为重要活动基地，以便组织指挥在内地展开的勤王运动。可以说，港澳之于保皇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保皇会在港澳的组织与活动属于秘密一面，当时固然讳莫如深，事后保皇派又始终处于政治发展与历史记忆的主流之外，搜集相关史料，探究史实者为数不多。近20年来，随着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所藏史料陆续披露，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不断有所探讨。不过，此前对于保皇会的研究严重不足，许多函札写于军情紧急之中，条理不清，又牵涉隐秘，利害相歧，态度不一，言词各异，事实与传闻相互纠葛，解读相当困难，令人真伪难辨，更不易把握各种言行背后的所以然。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前人论著虽然有所论及（注：汤志钧《变法维新与澳门》（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374页）以《知新报》为核心，论及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与澳门的关系及其在澳门的活动，其第四节略述保皇会澳门总会及其庚子勤王期间的筹款、购械、运械。），与已出资料的丰富内涵相比，所余空间仍相当广阔。
一、港澳二何
戊戌政变事起突然，康有为等人仓皇出走，除依赖英日等国的救援保护外，毗邻粤省的港澳成为重要的急救中转站。1898年9月25日，逃到上海的康有为在吴淞由英国兵舰转上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公司“琶理瑞”号(Ballarat)船，即致电澳门《知新报》的陈继俨（仪侃）、刘桢麟（孝实）、何廷光（穗田）等，告无恙，嘱其救家人。又电云衢书屋、万木草堂，嘱即移家澳门。9月29日晚，船抵香港，何东和港督所派之辅政司、总巡捕来迎，为防止清廷实施暗杀，安置在英巡捕房中居住。
康有为与港澳的关系，由来已久。戊戌之前，康有为曾经3次访港。1879年，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转而注意西书、西报，“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注：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1887和1896年，康有为又两游香港，他与何东相识于何时，以及如何相识，不得其详。但由此开始的交往，却为日后康有为亡命之际谋生存乃至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
何东字晓生，原名启东，1862年12月22日出生，后来成为香港华人首位获得爵士荣衔者。（注：IreneCheng,ClaraHoTung:AHongKongLady,HerFamilyandHerTimes(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9),pp.1-7.）他本人及其家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聚资百万，相继投资于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糖业、花纱、煤炭等行业，字号遍及长江流域、华南、华北各口岸及澳门、菲律宾、爪哇等地。1899年2月20日，趁英国商务局派员来华调查通商事宜之机，由何东发起倡议，全港绅商1700余人在中华会馆集会，何东演说振兴中国商务。（注：《香港绅商演说商务汇述》，《知新报》第79、80册，1899年3月2、12日。）7月，又发起组织华商公所，以联络感情，推进华人商务。（注：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96页。）戊戌政变后，何东曾托人到广州接康有为家眷，虽然后者已先期脱身，仍令康有为感到“侠士高义，令人感泣”，康有为到香港后，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安全无虞，生计却不易维持，加上其一家大小先后辗转来港，更加困难。10月6日，在何东的帮助下，康有为移居何家，何东“复赠金数千，以安羁旅，藉以济宗族及供游赀焉”（注：康有为：《我史》，第61页。）。
康有为到澳门的次数相对较少，关系却更深。1896年11月，康有为由香港至澳门，与何廷光合议集股创办《广时务报》（后正式定名为《知新报》），成为继《时务报》之后维新派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何字穗田，原籍顺德，为澳门葡籍巨商，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何为其“最得力之好友”，时时相助。何廷光思想较新，“尤热心爱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据说他是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唯一东道主”，不仅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出任《知新报》总理，使得康门得一重要据点，康广仁、徐勤（君勉）、麦孟华（孺博）、刘桢麟、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树园）、王觉任（镜如）、陈继俨、欧榘甲（云樵）、梁铁君等人群集其地，陈荣衮（子褒）、康圉子、张寿波（玉涛）等则各倡办学校，以谋独占该地之教育权，均大得其助，（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页；《本馆总理撰述翻译名列》，《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其时维新各派均看重澳门与何廷光，梁启超自称“以澳门为可用之地，何穗田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赞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3页。）。邹代钧则函告汪康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何穗田，虬髯之流亚也，可佩可佩。澳门一隅，不特为秦人之桃园、管宁之辽东，并可为海外之扶余，不可失也。君等如有意于澳门，幸为我留一席，愿策杖从游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3页。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
1897年，何廷光响应康有为开巴西以存吾种的计划，“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不果。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各省开商务局，广东由七十二行举何廷光为总办，而潘衍桐等欲攘局事，恰好岑春煊在康有为的举荐下放广东布政使，康乃以何廷光之事托之。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曾托何廷光等人营救其家属。（注：郑观应知得戊戌政变及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人帮助下脱险的消息，致函何穗田：“至其老亲，闻已承阁下接到澳门居住。弟虽与康南海时尚无交情，惟念其救国之心，罹此重祸，甚可扼腕，兹寄上洋壹百元，祈代送其老亲以表弟之微忱。知蒙阁下照应，不虞缺乏家费。其旅沪之门弟子，弟已劝其离沪。此亦为救才起见，远不如阁下之高义薄云也”（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6-1167页）。）康有为到港，除何东给与援助外，何廷光也慷慨解囊，“港澳赁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给，周入隐微”。康有为感慨道：“二何君今之侠士，义高海内，何可复得哉！”（注：康有为：《我史》，第31、61页。）
令康有为感动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援助，港澳二何的侠义，更表现于政治上的无畏。康广仁被害，康有为托李提摩太代收遗骨，“寄交渣甸怡和行轮船，‘交香港（用西文信）渣甸行买办何东转寄便可得收……再若运骨而归，寄港船票，不用写明何人收，但求将该票夹入西字信，一面直寄港，到港时，何东自然与弟料理妥当也”（注：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墨迹·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其间康有为赠语何东：“中国以守旧不变法之故，遂至危削，民几几不保，耗矣哀哉！仆频上书请变法，遭遇圣主，洞达万国，审通时变，大举新法，一扫两千年之积弊。伪临朝那拉氏，养私守旧，淫乱怙权，乃敢幽废圣上，天地反覆。仆毗佐维新，密受衣带，大为所忌，诬加逮捕。英国仗义保护，得还港中。何君晓生，夙怀慷慨。忧愤国事，畴昔抵掌，叹为寡俦，闻吾之难，慨然自任，遣陈君欣荣，以救吾家，先下吾舰，以接吾馆。以全家累君，为吾安族姻，为吾谋旅斧。君与夫人才识绝人，既忠且周，过于吾之自谋，迁来如归，忘其旅亡。呜呼！患难之际，至亲密友，亦多有远避却顾者，君乃独仗义相济恤，濡沫有如骨肉，其远怀旷识，古之义士如种成舍宅，鲁肃指，何以加兹。吾奉密诏，奔走海外，乞师求救，君高才远虑，为吾筹画，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注：《写赠何晓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83页。）何东则秉其意公开为维新派的行为辩护。其时有自称“当世求真士”者致函香港各报，诋诽康有为，何东特致函香港《每日报》予以辩驳，他称赞康有为求维新，于中国国运攸关，“当世求真士”反议论其为人，品格低下。“夫康之败，不为可耻，诚为可惜，欲变中国之旧法而未能，欲维新中国之政府而未可。”中国因为守旧，大败于日本，割让旅顺、胶州、广州湾，若非各国互相猜忌，中国肥美之地，早已尽由守旧者租与外国。只有认真自强，才能除去战败之羞。维新各政，均于中国有益，守旧党从此不能舞弊自肥，所以竭力阻挠。”（注：《官犯康有为》，1898年11月20日《中外日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很快在全球各地广开分会，募捐筹款，积极筹备勤王举义。10月，康有为因母病从美洲返港，实际目的是就近坐镇指挥复政勤王。在港3个月，日本和内地的保皇会会员及相关人士纷纷来港，与康有为会面，商谈有关事宜。（注：梁应骝函告谭良：“长者还港，各省会豪杰来见者不绝”（方志钦主编、蔡惠尧助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这时清廷预谋立储，急于扫清障碍，在密谋绑架、行刺不遂的情况下，于1899年12月和1900年1月两度发布上谕，公开悬赏购线，务求捉拿或行刺康、梁，并特调李鸿章督粤，加紧行动。李鸿章派刘学询策划，从康有为到港之日起，就密切注意其举止行踪，开始计划利用孙中山诱捕，后又改用港澳之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注：《刘学询来电》（1899年11月30日），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1页。）在港期间，康有为得到港英总督依据国际公法实施的保护，“匿在港洋行三层楼上，英巡捕十数人看守，刺客不能入”（注：《寄译署》（1900年1月31日），《李鸿章全集》(3)，第879页。据刘学询报告，当时康有为住“英捕忌厘家”（《刘学询复电》（1899年11月28日），《李鸿章全集》(3)，第870页）。），但还是几度遇险，“刺客载途，登吾港寓三层楼行刺焉。时门人狄楚卿犹在楼下与唐才常谈也。又开隧道于邻，欲火吾室，幸吾先行而免。”（注：《康南海先生墨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419页。关于此事，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为：“某夜，刺客忽至，相距仅尺许，先君大呼闭门，印警至，贼始走避，门人狄楚青及唐才常犹在楼下谈也。又买邻房穿地道，拟以炸药轰之”（康有为：《我史》，第66页））鉴于安全难得保障，清政府又屡屡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欲使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恰好邱菽园从新加坡寄赠千金，康遂避往南洋。
为了适应形势，协调组织，1900年春，保皇会全面建制和调整机构，所定《保皇会草略章程》在总会之外，另立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实际上总局等于总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因此有时又直接称为总会，另据大约同时制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总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协理、干事、书记数人，皆公选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259页。）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与保皇会，虽有明暗不同的差异，实为一而二的组织。但保皇会专以港澳为总局，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尽管肯定《知新报》“尤为办事之主”，却将港澳与日本并列为总公司所。这一体制上的歧异，导致后来日本与港澳两地的保皇会机构不能有效地协调合作，产生了不少磨擦和矛盾。
所谓“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具体人事，澳门方面当指何廷光。冯自由称：“康有为复分设保皇会于澳门，即以穗田为分会长，并兼总会财政部长……穗田少入葡籍，与葡人多有瓜葛，康徒咸恃为护符，是为保皇会在澳门全盛时代。”（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3-74页。）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对澳门总局的散漫状况表示不满，建议：“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弟子之意，当设一总理，总持各事，设一司会，专掌会计出纳，此缺必当穗任之。出纳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来书拨交某款者立拨；一由会中同人议定当拨某款者乃拨。”（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
至于香港方面的忠义殷实巨商，当以何东与保皇会的关系较为密切。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函询康有为：“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一周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又提及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以及在省港交界的荒岛开蚕桑公司事，“惟办此两事，亦有当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铁器公司不知晓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数十万易易耳。（晓近□吾党事究何如，闻救护诸人颇得力。又先生来书有汇款与孺或晓云云之语，然则晓亦与闻各事耶，望示。）请先生以书劝之或勉等面劝之。”（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234页。叔子，丘菽园。）
其时，梁启超远在美洲，对港澳的内情不知其详，康有为在许多方面的确相当倚重何东。1900年4月，康有为受到西报攻击，函示康同薇：“与晓商之，登西报辨之。至要！至要！”六七月间，康有为见中外开战，“英已失和，吾可还港调度”，指示徐勤等人“可与晓生商，今商港督，若允，令港督电坡督，派兵轮保护，来坡巡捕官欲从吾还带兵也。若港督允之，可与晓商，吾住屋似以租山顶楼为佳，想方今时港督必能多派兵保护，吾一归即须住矣。抑港督别有地，听其意。晓久已函慰。”并致函妙华夫人，告以“已托季雨、寿民问晓生商港督保护还港。若未妥，薇信可亲问晓生得否，若得，告寿复电也。”（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7、112、174页。）康有为在香港期间及移驻新加坡后，以何东为汇款的中转，1900年1月2日和4月9日，何东先后收到邱菽园的汇款2000元和5000元，分别转交康有为和徐勤。（注：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4-385页。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前函言汇款二千，欲由香号恒盛昌转上，惧此店东蔡某最腐败而多微词，今拟改为电银行汇之法（如上次之汇），仍交何晓生转交直捷无误”（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73页）。此前还有一次汇款。）据清政府报告，保皇会在各地的捐款，一直由汇丰银行汇往香港（注：《寄译署》（1900年5月3日），《李鸿章全集》(3)，第912页。），则何东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出具名义，后来才转由邝寿民负责。邝氏开始在苏杭街均安祥号，以后则办和昌隆。留在港澳的保皇会员如梁铁君等人，也得到何东的照顾。（注：1899年9月，梁铁君函告康有为：“晓生招呼弟在洛士利洋行，又为戴氏所争，月余无所得，暂住燕梳公司而已”（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67页）。读书两引是函，一作“晚生”，一作“晓生”，当以后者为是。）
除了何东、何廷光等富商，保皇会还千方百计扩大联系。徐勤曾致函崔子肩，赞扬其“侠心侠力，贵埠各事皆仗主持，敬佩无已，中国不亡之种子，即赖是矣”。并告以保皇会的计划，“今日无他法，只求速起义师，以救皇上，而图自立耳……请公等速鼓舞各同胞，再接再励，以救危局”。并专门注明：“崔子肩，南海三江司金紫堡沙坳乡会图十甲崔竟泉户人。香港花旗领事书记陈紫珊其戚也。此事万望留意，速速访之。”（注：《徐勤致崔子肩书》（1900年6月2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5页。）
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扩大声势，积聚力量，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
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康门师徒与港澳人士已经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1897年5月，康广仁与何廷光、张寿波、张寿浯、张灏、陈桐若、陈蔚秋等发起成立澳门不缠足会，以响应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缠足会。后者由梁启超、麦孟华、张通典、龙泽厚、张寿波、康广仁、谭嗣同、汪康年、邵凌翰、吴樵、赖振寰等人发起并任董事，其章程规定：“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注：同人公拟、梁启超原稿：《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澳门不缠足会即公开声明自己是上海总会的分会，财务方面与上海总会联为一体。（注：《澳门不缠足会别籍章程》，《知新报》第19册，1897年5月22日。）澳门不缠足会的倡始人多达100余位，其中不少是省港澳地区的名流，如潘飞声、朱淇、尢列、赖际熙等。（注：《续登不缠足会别籍倡始人名氏》，《知新报》第20册，1897年5月31日；《续登澳门不缠足会倡始人名氏》，《知新报》第22册，1897年6月20日。）1898年四五月间，澳门人士与万木草堂弟子如张寿波、何廷光、麦致祥、陈士廉、刘桢麟、梁福田、陈继俨、李盛铭、郑仲贤等，又响应徐勤等人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戒鸦片烟总会，发起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担任董事。邝寿民和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等人，也发起成立香港戒鸦片烟分会。（注：《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香港戒鸦片烟会章程》，《知新报》第61册，1898年8月8日。）据徐勤所撰《戒鸦片烟会章程》：“本会以寓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为总会，广东省城兴隆大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井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桥大同译书局、广西省城圣学会等处作分会。”（注：《知新报》第51册，1898年5月1日。）这些以开通风气为目的的组织，事实上成为康梁一派动员和联系港澳人士，使之关注中国的维新事业的重要纽带。戊戌政变后，这些组织依然存在，成为保皇会与港澳人士沟通联系的依托。
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另一活动重心是办教育和宣传。戊戌前张寿波即在澳门开办原生学堂，收男女学生40余人。（注：〔日〕田野桔次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新智社1903年版，第104页。冯自由称张玉涛等人办学系何廷光资助，田野则说张氏“家有财巨万，自刨学校于澳门”。不过田野指读校戊戌政变后“亦见解散”，实则原生学堂解散当在庚子之后。）1899年，陈荣衮从日本来到澳门，设蒙学塾于荷兰园，继而创办教育学会（后改称蒙学会）。（注：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1899年，张寿波与徐勤等人发起镜湖茶谈社，借原生学堂为会场，定期演讲，原生学堂学生亦可参与其事。（注：《澳门茶谭社规条》，《知新报》第96册，1899年8月16日。）保皇会还计划在澳门开办东文学堂，聘请在《知新报》任职的田野桔次任校长（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3页。）；在香港创办西文报刊，由林文庆主持，“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注：《与叔子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1899年10月1日，澳门保皇派在原生学堂举行孔子祭祀，“合学堂员董、茶谈社员、东文馆留学生、《知新报》馆执笔人凡数十人，率原生学堂学童亦数十，此外同志来集者亦以十数……日人之留学生及东亚同文会员数人，亦来观礼”（注：《八月二十七日澳门同人祀孔子记》，《知新报》第101册，1899年10月5日。）。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延续兴学会的精神，组织政学会，“专以讲求中东西各国政治之理法，以求适于中国今日之用”，研究西学之本，不仅包括政治学之下的国家学、法律学、行政学，而且旁及与之关系切近的哲学、群学、资生学等科，计划设总会于日本东京，设支会于上海、汉口、长沙、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处，所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当迁都否、变法后安插旧人、变革厘金、变科举、禁鸦片、行钞币、开铁路、行警察、兴学等方法。（注：《政学会章程》，《知新报》第86册，1899年5月10日。该会第一次演说会1899年召开于横滨大同学校，由欧榘甲担任议长（《记政治学会开会事》，《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15日）。）
保皇会的上述活动，主要在明的一面，通过宣传动员，联络有力人士。同时该会的当务之急还在运用武力手段勤王救上，恢复新政大局。而港澳毗邻内地，尤其与保皇会依靠的勤王主力所在地两广地区联系紧密，交通便利，更被当做筹备勤王大举的基地和安置保皇会员内地家属的庇护所。梁启超曾提议用菲律宾散勇或从日本雇兵500名，“由港取省”（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致叶二麦三君书》（1900年4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222页。）。针对清政府加紧迫害海外保皇会会员在内地家属的做法，梁启超提出：“一、各埠会中同志办事出力人员，为奸贼所忌者，如欲先将家属暂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来寓澳门，本总会同人自能设法保护妥当。一、本总会聘有常年状师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党有意与我为难，本总会状师必据理以争，务使奸党不得逞其志。”（注：《与总局诸兄书》（1900年4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3页。）稍后梁启超又建议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和蚕桑公司，主要考虑是：一、“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设公司可以集股，聚款经商，开辟财源。二、以公司为掩护，“而借以助我正事”。所谓正事，一是“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二是“兼贩我辈急需之物”。（注：《致湘曼孺孝诸兄弟书》（1900年5月1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7、229页。）关于前者，既要招呼来往的海外各地保皇会员，更要招待内地来港澳的勤王军将，即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盗匪头目。关于后者，主要是将保皇会在外洋如置的军火向内地运送，甚至经营军火买卖。3月20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提出：“港、澳间人有一事最要者，即谋运货入口之事是也……若未布置，宜速谋之，或贿洋关，或走旱路，及入以后，安顿之地，皆须熟筹。港、澳之人，当专此责任，特恐未有人克称其职耳。”（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205页。）在提议开铁器、蚕桑公司的同时，梁启超又请康有为“查香港卖军械有限制否？限制几何？可以开支店于省租界否？”联系到其计划正是准备“开一铁器公司于港，且开支店于省”（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4页。），用意相当明显。
二、港澳总局
保皇会虽以港澳为总局，并在人事上有所安排，实际关系一直未能理顺。1900年3月，梁启超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谙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所以冒死请缨，要求归港“居此险地，结集此事”。（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0页。）但此时梁启超因“言革”与康有为发生分歧，得不到后者的信任，其建议未被采纳。何廷光名义上是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长，后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又出任总局的总理，却不能掌握实权。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弟子屡书往澳，经两月不得覆，现虽孝实两次之覆，而自己声明非贪权与闻内事之人。穗田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欲使其依子刚，然使刚与澳人不水乳，终是被人笑话耳）；镜、介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余信且不见覆一字，弟子何敢轻派人往与共事，实疑其才之短或量之浅，二者必居一于是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孝实，刘桢麟；镜如，王觉任；介叔，陈士廉，均为康有为弟子而掌澳门总局的实权。港澳总局实际掌权的总办，先为王觉任，继为徐勤。1900年7月，康有为因徐勤等人前此不应梁子刚事，受责后还来书辩解，疑及王觉任、欧榘甲告状，“顷又得穗书大辨此事，亦大攻王、欧，揣汝等之意，皆以为二人有书来攻，而不知其绝无也”，复函责怪道：“此等我责汝与镜之内事，岂可告穗……凡吾写信时，有时赶寄匆匆，应否择示他人，皆宜谨慎，以免生事，切切。穗之纯忠至勤，岂可令生此言乎！又辨支数一事，盖皆汝等告穗为之，吾与汝等何事不责，正为其信之深，爱之笃，然后责之切，否则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之矣。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真可奇也。”（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则在康有为眼中，何廷光不过是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的局外人。
由于港澳总局负责人名实不符，令海外各埠保皇会无所适从。以梁启超在保皇会中地位之尊，对于港澳总局的实情也不知其详，颇费猜测。他抵达檀香山70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直到4月23日，他还在抱怨：“今弟子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他参考各处来书情形，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似镜、介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宇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他希望康有为明确指示“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并要求转告港澳总局，“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230页。）4月29日他再度致函康有为，指出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还是王觉任和陈士廉。
后来康有为为了推卸总局的责任，向邱菽园解释其内部运作，部分道出了人事安排的实情。他说：“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注：《康有为致邱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2页。）此言虽有开脱之嫌，从梁启超的立场看，确能得到证实。
在主动请缨归港主持大局未获允许后，梁启超不断向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发出抱怨，并提出组织和人事的改进意见。他告诫总局各同门：“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部，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具体而言，总局的专责至少有“谋运货入内地”、“通信各分会”、“结联豪杰”等项。“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因此他建议总局设通信员两人，一管南洋新加坡、吉郎、暹罗、安南、澳洲，一管日本、美洲，“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同时“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另外，他始终觉得港澳总局各人的才力均不足以担当大任，王觉任、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则“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注：《与知新同人书》（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210-211页。）康有为夸赞王觉任和陈士廉其才过人，梁启超则怀疑二人“所短者在于褊”（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为此，他积极怂恿康有为另派能人，开辟局面。鉴于“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他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协助梁炳光、张学瞡，“一切全委于四人之手，以专责成”。（注：《致康南海先生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页。）后来又主张叶湘南回南，“与刚等同图大举最善”（注：《与湘孺两兄书》（1900年4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并力主徐勤到澳门主持全局。
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函已经归粤的徐勤，主要讨论港澳总局之事，他说：“弟窃见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弟甚忧之。窃意必须有一人焉，总揽其事，而其人必阔达大度，沉毅有谋，与各路同志皆有亲密之关系，而又不厌烦，当四处照管得及，无所偏倚，无所挂漏，然后脉络贯注，乃能有济。”其时正值王觉任母亲病重，保皇会为总局物色新的负责人，康有为和徐勤“皆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不仅“疑其下之未有用命之人”，也怀疑其本人的才干，以为“麦太密而沈，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凡用人贵当其才，以麦而当大局，是取其所短也，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已。”照梁启超看来，徐勤“必可以当此局也。舍兄之外，无他人也。刚协助兄或可也，不审同人肯以此权授之否耳。然刚亦当办自当一面之事，兄一人任之已足也。”他还进一步为徐勤谋划：“大抵办事，宜讲分劳之语。各画一图界，而各务于界内之责任。如兄既任总持之事，则不宜更务方面之事。其任方面者，亦不问总持之事最妙也。兄既任总持，或眼疾未痊，置一书记可也．”至于具体当办之事有四，其一，勤通各路信件，大埠保皇会每水一信，小者或隔一水一信，“盖有商量，则增热力无限……而内地办事诸豪，尤宜通信极多，否则隔阂而冷也。”其二，效法《水浒》的宋江，“网络豪杰，为第一要事，吐哺握发求才若渴，闻一人有志有识者，则卑礼尽诚以招纳之”。其三，“待人公心，唯才是用，无畛域之见”。其四，“专布置自外通内之气脉各事”。（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240页。）
不过，用徐勤来改变港澳总局的散漫状况，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徐勤总持，可以使梁较多了解港澳总局的内情，因而在他看来确有改善。而康有为的印象却相当负面。徐勤接手港澳总局后，以目疾为辞，极少复信康有为，不报告财政收支情况，也不回应康关于办事用款的各项指示。康有为开始慨叹指责之余，还予以谅解，他接到5月21日徐勤的来信，答复道：“弟目疾可念。既劳如此，而又不能节省人事，奈何。湘南还可令邦〔帮〕办汝。镜如母疾如何？吾重念之。当有事之事〔时〕而汝等或以侍疾，或己有疾，皆增念念。”嘱咐徐勤要照常行乐，逍遥任事，以免于养生有碍，于办事有损。（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页。）又指示“港澳办事，当分内政、外交、理财、书札”，“一、事多人散，宜有专责。惜镜母病半年，汝又目疾，从何分起，令吾叹憾。大概言之，湘之综核，可专理财；雪之开诚，可专外交（二事寿皆可邦〔帮〕办）。而镜总内政，此合中之分也，如日本内阁之法。一、刚、智、雅、实、南村、云、颖、克及办事各子，有事可公议。一、克书札苦甚，可选人助之，如伯燮之流。一、树园病愈不，念念。若愿管学则整顿之，否则散之，可截此示之，愿办事则商之。”（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湘，叶湘南；雪，徐勤，号雪庵；寿，邝寿民；刚，梁子刚；智，张学瞡；雅，罗伯雅；实，刘桢麟；南村，张棠荫（注：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函告叶湘南：“桂林有知府张棠荫，字南村，最有心肝，极有才，政变后不改，得桂后此人可付托，可告翼。”1900年6月20日前致徐勤等人第三书：“南村近何往？（南村极能谋，极周密，但有可笑处耳。）”（《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08页。）；云，欧榘甲；树园，韩文举；颖，王濬中，字颖初（注：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致徐勤第一书：“颖、云、和皆无书来，而汝疑之”；1900年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193页）。据康有为《我史》1894年：“十一月，游广西……桂中诸士王浚中颖初、况仕任、黎文瀚来学。王颖初老矣，尝为教官，志清而气直，好心学”（康有为《我史》，第23页）。井上雅二日记所说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有根据地。他们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页），当与王颖初有关。所以康有为有分款给王颖初之意，“西书并命廉、颖，而后独汇与颖者，以刚书云欲留廉办东事，又适无款，故不交廉也。至颖愿行否，可酌乃交”〔《致徐勤等书（五）》（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廉，陈廉君。）；克，不详（注：1900年6月20日前《致徐勤等书（一）》谓：“克书札甚苦，有归志，当极安慰之（固留之）。彼（与觉）家贫，或各寄五十金以安之（合二人共百金，觉新娶妇，账多未结）。今办事人甚少，甚难，且凡在内办事皆知内事，不必令远归也。写信无人帮之甚苦，伯燮或令助之，并买一写信机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3页）。）；伯燮，劳盤。“宜广鸠人办事，即如打电、查电、复电、写信、报事、复信、谋议皆须数人同在一处立办者，乃不误事……汝与湘南、南村宜三数人同住一所，一密室终日商办。树园、春孺、季雨极精密可信，皆宜招同一处办事，因各密事不欲外人知之。孺通西文，极亲信之人，有令其歇学来否？若夫翼、刚、瀛诸君若在，随事公商，其它可信之人亦然，但事须极密，人须极择耳。”（注：《致徐勤等书（三）》（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8页。）翼，陈翼亭；瀛，陈紫瀛（注：陈紫瀛为自立会富有山树义堂正龙头（1956年第8期《历史研究》载“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为密咨事札巴县附抄原粘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岳州镇呈报匪情咨”、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等资料所列名单，《自立会史料集》，第103、128、189页）。1900年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君力，告以“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紫云即紫瀛。1899年丘逢甲函告邱菽园：“孝廉某与紫瀛同族”，“紫瀛竟不知行抵何处，前书曾询及，此间不得其消息，竟与尊处同也”。后又称：“紫瀛到香港有信来，与君之交已合，天下有心人，声气无不投者”（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9页）。后一函所说当为到港见康有为。1900年6月康有为决心全力向西，所定“同入西办事”的9将，其中就有陈紫瀛。“诸豪皆令与翼合，瀛则三月已有书来，合于羽异，何今又云乎，与羽异合极好，我岂有阻之？又何至弃去？不可解。”“当以此纸及所布置二论交翼、瀛、廉等看。”“先将全款办翼军事（紫归并翼，可告之）。”“瀛留抑与羽异行，可详细禀闻。”（《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9、113、111、144、131页））；春孺（注：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称：“春孺通西文，必应出办事，阅一电，写一信皆需之，否则易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季雨（康有霈）（注：世祥《康门在商海中破裂——对有关芝加哥琼彩楼债务纠纷的若干信函的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注季雨为康同霈，应为康有霈（赵立人：《刘士骥与振华公司血案》，刘圣宜主编：《岭南历史名人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据康家世系表，同字辈无名霈者。），为康家亲戚。
此后，康有为不断就港澳总局的人事分工发出指令，开始计划勤王正军由广西攻湖南，叶湘南随军入湘联络，因为“湘南熟楚中，此去必以得长沙为要，一得长沙，大事定矣。且黄泽生亦惟湘乃识，故吾欲湘行，管粮台。若翼不欲，亦可从军，商办一切极要（当以此晓翼）。”（注：《致徐勤等书（五）》（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3页。黄泽生，黄忠浩。）后来认为“湘精密有才，或可留之佐汝，总持一切。”（注：《致徐勤等书（一）》（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鉴于徐勤“平日最能发书者”，但主持港澳总局以来，“乃忙至不能发书”，而叶湘南到港后，康有为令其“总诸事，会同勉办，乃一概无书电来，雪固可责，汝亦可怪”，造成消息顿绝，调度不灵。康知“一人必不能兼营”，再度调整安排，于6月27日分别指示徐勤和叶湘南：“后此内事筹划、接信电、复信电，湘可专之：其应接人士，抚绥豪杰，则勉意气激扬，能感动人，勉则专任外交可也，与湘分职。若镜能出，则湘、镜总之。尚恐事多人少，树园、季雨（春孺亦可）皆极密，可入办事。惟虽总外交（是总抚豪，尚不可见外人也，恐有泄），尚须力戒性直口疏之弊乃妥。”“既定湘总要事，湘少接人而专办此事，多设箱部，如开一铺然。一切书札谋划皆归湘总持，收发、指挥、复信及电，湘一人尚虑不足，树园、季雨、春孺三人（寿民亦可，易一亦可，须人多些，且可会议，岑襄勤亦如此），必以一二人同办乃可，否则仍恐不办。”并严词告诫叶湘南：“今定以勉为外交，汝总复信及内中筹划事，后此有时不报，惟汝是问。”（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137页。）以后又补充道：“管帐寿民、湘南可会同办理，支发收发，季雨亦可帮办。”（注：《致办事诸子书（一）》（1900年7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2页。）
港澳总局原以澳门《知新报》为基地，但香港便于汇款、交通，所以当勤王筹备加紧进行时，港澳总局的主要活动地移至香港。康有为提出：“港太近城，且人多口杂，行事易泄，不如还澳之为佳，留春孺、寿民、季雨接应足矣，惟澳无夜船，恐误事，可商之。”（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从后来情况看，这一建议并未实行。1900年7月，康有为指示港澳总局办事诸人将各埠保皇会汇解之款，港中额支公款细数及额外支款，以及所购军械弹药发往各军情况，均按月造具收支存贮总册，“一存港，一报星洲”（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3页。），则港澳总局的重心仍在香港一方。
三、内外关系
保皇会的港澳总局要想立足稳固、有效运作，必须处理好各种内外关系。对内主要是与总会长康有为以及各埠分会、尤其是横滨总公司所的关系，对外则有与港英当局、与港澳地区的孙党以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关系。
保皇会成立后，很快在美洲、日本、南洋等地开创为数甚多的分会。（注：关于保皇会各地分会的数目，迄今没有完整的分期统计。1900年初制定的《保皇会草略章程》称：“本会已有百四十余埠”，显然有所夸大。1903年制定的《中国商务公司缘起附章程》称：“吾会既遍八十余埠”（《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77页），则又嫌小。是年梁启超游新大陆，据称仅美洲大陆即有分会86年（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保皇会成立之初，“开会者凡数十埠地”（《公请光绪复辟还舆京师折》，《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页），到1902年底，“现计开会者九十余埠”〔《致贵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书》（1902年12月14日），《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304页〕。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庚子以后梁启超和徐勤等人奔赴全球各地开埠的结果。如此，康有为先后称海外各埠反对立储、要求归政达46处（1900年初）、60余处（1900年6月）（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73年版，第652页），很可能是保皇会分会数。若这一推断不误，《保皇会草略章程》所说或为“四十余埠”之误。而保皇会最盛时分会达160余年〔谭良：《敬告各埠同志书》（1905年5月1日），《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227页。参见蔡惠尧《关于保皇会几个问题的探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未刊硕士学位论文〕。按照保皇会章程规定，各分会不仅要互相通信通识，互寄照片，“于总会当每月通信”，入会者所交会款，除应留为本地会所办事之费外，须“寄还总会，以办救君国之事”。（注：《保皇会草略章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65页。）然而，作为保皇会总会长的康有为远避于新加坡，虽然身边有梁铁君、汤轈、董津、李棠等人帮助（注：康有为一行赴新加坡者共6人，除康有为在诗中屡次提及的梁铁君、汤觉顿、康同富外，另外两人当为董津和李棠。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称：“此间每发一电，及发诸书，铁、觉、津、棠四人为之，绝无它客，犹费半日夜力。”1900年3月23日《与同薇同璧书》谓：“此间寄还港澳十八书，而澳中云不收，则我寄还香港家中之书（除津带者不计）三封收乎？……董津可急催其还（因出游，译电皆无人）。李棠何日娶妇，娶毕可饬其早来……前嘱汝将三叔书札寄数封整齐者来，以便叫觉顿模仿，可交津、棠妥寄。”6月8日《与同薇书》谓：“二月廿八棠既不来，薇应有书告我，三月四日可收我一电还，棠可同来，省尽无限事矣。而乃使棠来问，不用信问，安有此理耶？”1901年4月5日《与同薇书》谓：“李棠归，行李全失，又闻李棠有不欲还之意（闻其告寿文等皆言不还），不可不以恩抚之，可在拨支江叔项下拨廿元与棠（江叔家用已在此支矣），以沾补之，并时常催令还庇。祖母信来谓我疑棠，我何有疑之，用之十年，亲同患难，安有疑之之理。汝母可叫棠来，力解之，并嘱其早来便是。”（《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65-166、171、191页）而二人应为康家近人。），毕竟无力发挥指挥中枢的作用。港澳总局的设立，实际上成为保皇会的执行机构，康有为是通过港澳总局来领导指挥整个保皇会，尤其是该会所从事的勤王大业。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以横滨《清议报》为总公司所，与澳门《知新报》同样具有收集各地捐款的职能，令两地组织机构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1899年，梁启超即因汇款等事，与港澳总局诸人有些过节。他后来检讨道：“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表示要“痛自改悔”。（注：《致知新同人书》（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但双方依然心存芥蒂，港澳总局对于梁启超的多封来函不理不睬，令梁大为不满，疑心港澳总局办事诸人挟嫌报复，为此不断向康有为告状，希望调整人事。他对康有为说反话：“或者镜、介以弟子为不足与言，故置之不议不论。然总裁之人万不可如是。虽不以其人为然，亦当因其来而应之。弟子去年曾有疏慢之愆，愧对镜等，然镜等今日之于弟子，断非有报复之心也。非轻弟子而不屑，即事忙而不记耳，然两者皆不可也。”对于康有为极为信任的王觉任、陈士廉等人，梁启超认为：“二君之为人，密则密矣，然密之过甚，有时转若拒人于千里之外，大不可也，弟子非因其不复书而有憾于二君，特因其所居地位太重要，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望先生采择而转告之。”（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8页。）在梁启超的道歉和康有为的调解下，双方关系似乎一度有所缓和。5月19日，梁启超函告日本的叶湘南、麦孟华、麦仲华、罗普等人：“澳人于东中猜嫌，似亦已消泯。似此必当全盘筹画，若果关系大局吃紧之事，澳人谅必不分畛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227页。）可惜此话言之过早，一周后，梁启超致函罗普，仍然抱怨澳人不与之通信，以至不得不于6月17日再度向港澳总局道歉：“弟前累函，多冒犯之语，诚未免管蠡偏见，能责善朋友之道，想诸公必不见嗔。”（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1页。）
港澳总局虽然掌握机要，保皇会“大事仍由南佛主断”（注：《致湘曼孺孝诸兄弟书》（1900年5月1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6月，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人改变前此散款招人的做法，“专留款办械”，让徐勤与叶湘南熟商，但又担心办事人有异议，所以特别附言道：“吾已定意，姑令议之。然恐各人不知情形，徒生事也”。（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99页。）然而，尽管康有为掌握最后决定权，却必须通过港澳总局才能掌握全盘情况，否则无法决策。恰好在这一关键环节上，保皇会上下沟通不畅，导致整个组织指挥不灵，行动不力。对于王镜如和徐勤掌局，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感觉刚好相反，梁启超对于王觉任等人主持下的港澳总局极少复函大为不满，康有为却指责徐勤道：“镜如昔任事，每水必有极详情形报我，汝乃绝无，真可怪也！”（注：《致徐勤书（四）》（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0页。）对于康有为的来函，徐勤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或者虽有复信，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如丘逢甲归后，康有为尚有数函言他事，徐勤“十七书皆不复，可怪。但言支款及加拿大事，四信皆然，如此哓哓，反置它要事于不理，但言不暇复信……况我诸书汝皆不复，即论待版筑诸议，汝一字不提，论广西诸议亦一宇不提，但云不能复书，如此做法，非小儿即是心乱，令吾忧极。”“汝既总办，我为总持，喉舌所通，事关至要，岂得以不暇委哉！”（注：《致徐勤书（一）》（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4页。）
对此，康有为一方面指示港澳总局健全机制，明确分工，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导徐勤等人做事方法：“汝任大事，但识一劳而已，乃至近来无书与我。我发交各件不复，汝若疾，亦应令湘南复我，安有此理！我虽不能遥制，亦当令我知之，或者愚者千虑，足为小补。我受天下之责望，其有失误，皆我之咎罪，人亦责我，而不责汝等……汝不来报，令我不知各事，又不知西省情形，无从指挥，即如前数亦然。若曾来报，则它言固不能行，而一切截止，东牵西补，或调回上海之款，或请岛略添汇，亦可早成羽异军。徒以汝不报，我不知，至令束手，亦由不报之故。”他肯定徐勤精忠自律，不畏劳苦艰难，而批评其“性直躁，不能优柔而深思，一见人事即批驳，而不思中间之有故。又隘不容物，好言人失，言语太轻，不识人情，满肚子但是圣贤高义，而不知以人待人，皆与办事相反。”（注：《致徐勤书（四）》（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0页。）告诫徐勤自己应注意劳逸相济，对人则“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各办事人小费及家用皆当体贴及之”（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可是，港澳总局似乎并无改善，“自十五团变以来，上海（忠、雅）电报络绎，书亦到矣。而雪无一字来，诸子亦无一字来，深可骇怪”，令康有为“如处幽室”，令新加坡热心志士“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盛怒之下，康有为对港澳总局严词训斥，几近咆哮：“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安有天下大事而若此乎？中国之大，吾受天下人之责，而乃在梦中，听汝诸狂儿骄子舞弄，不理不恤，有此理乎？令人气塞！似此性情才调而任大事，有倾亡而已。吾以身陪奉汝，岂能将天下陪奉汝乎？以此大事，托于骄子之手，此吾之谬而已。”“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132页。）
表面看来，徐勤等人不复信不报告只是运作问题。四五月间，康有为派梁子刚回粤办事，命港澳总局接应。（注：据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井，井上，即梁子刚。如果此说并非托词，则康有为等人函中所谓“刚事”，当为梁子刚运动清军内举。）梁到香港后，徐勤等给康有为去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既无存款数目报告，且并不函言此事，真乃奇绝。是我之权，竟不能行于诸子，电可不复，信可不复，数目可不报，徒令我焦急彷徨，坐哭大局，真可顿足切齿。当办大事之际，岂可令我日日相责。”不仅如此，“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此间既不知存款若干，从何布置？”（注：《思庄致徐勤书》（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称：“至前函所言，乃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乃归港后闲居月余，公等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中存款若干，无从遥断”（《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3页）。）徐勤等人的本意，是“撙节以专济羽异”，“专凑翼正饷，故不能分拨”，所以各路人马均不支款。（注：《致徐勤书》（1900年7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这与康有为的计划并不矛盾。由于情报不通，致使保皇会内部上下隔阂，互相猜忌。康有为甚至因此而怪罪梁启超，指责“汝等与卓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如前年属汝来坡，而汝必还滨之类，久而久之，纵成习气，违命不为不恭，专谬不为不敬，将来流弊，安知纪极。自政变后，汝等渐多此举动，实不可解也。若果再不改，吾不敢托……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谓学道者如是乎！违命专横既久，自忘其不可矣。”（注：《致徐勤书（一）》（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133页。）他指示港澳总局：“任谬甚，至今尚不汇款来，一切大事之误，皆由之。菽颇有过言，可由刚、雪、湘、智四人合名电追，切要。”（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
梁启超是否存心敷衍，不无可疑。他自称在檀香山筹款，因当地华人经自贼劫火之后，损伤500余万，元气大耗，美洲华人又多工人而少巨商，“虽竭其力不能多有所助”，计划筹集10万，到3月下旬不过4万，而且尚未收款，须两三个月才能陆续收齐。直到6月中旬，梁启超筹款不过八九万，除以2万为本试图借贷大款外，余款已寄港澳1.4万，寄日本1.6万，还准备再寄日本1.4万。（注：《任公与港澳同人书》（1900年6月17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0页。）不过，梁启超确实怀疑过港澳总局将美洲筹款挪做他用，如助《知新报》、开书局、办学堂等，而不用于勤王大业，将来无以谢天下之望，向华侨交代。（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戊戌政变后康门部分弟子情绪激昂，在宗旨、手段上与康有为渐生歧异，其思想的若即若离导致行动上的明显不合拍。康有为所担心的，正是保皇会内部分崩离析。其时徐勤与梁启超等江岛结义者之间，虽有宗旨分歧，关系尚好。（注：参见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其对康有为的态度，很可能并不只是运作不畅那般简单，至少有独断专行，自行其是之嫌。这样无形中加深了保皇会内部的裂痕。
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条件是保障武器装备，保皇会依靠内地诸豪，而“诸豪所缺者饷械也，而械为尤甚”。如何购械及运械，成为继筹款、聚人之后的头等大事。梁启超主动提出：“如无购路，则弟在外可设法。”（注：《复诚忠雅三君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页。诚应为，沈荩字克。）所以保皇会购械，目标开始放在外洋，主要是日本。5月25日，梁启超致函罗普，言及“日本旧枪之事，诚一大机会，必当谋之，兄所得者，必陆续汇来，充此事之用。惟转入内地，其势不能不有借于澳中人，而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从何处商量起？兄屡有书问澳人以此事之准备，而始终不得一字之复（澳中惟孝实有两书来，而实自言不能与闻此事，故不能答我也），真令人急死恼死”，并要后者待款到后与柏原文太郎接洽。（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关于在日本购械事，见《梁启超致柏原文太郎函》（1900年6月21日），《续对支回顾录》下册，第657页。）6月，康有为决定全力向西，并说服邱菽园将本来用于“开办闽生意”的5万全数拨来，“专做西生意”。鉴于“西栈向来之败，皆由无货或货少之故”，康、邱商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故此五万全汇日本，不汇澳矣。应运货事可由湘等函驰柏、孝、孺等等，妥速筹办，以济西栈。”日本旧械的货价，“上者四十，次者廿五，今拟购其次者”。计划以邱菽园的5万加上檀香山的7万，共以12万购5000支枪，装备正军，则可横行无阻。不过康有为也担心，“一、购之易泄；二、运之甚难；三、码头何处；四、内地如何作转。此运之难，有一败则我成孤注矣。”（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101页。）
其实，港澳历来就是两广秘密社会走私武器的重要来源，据报，到1900年3月，“由澳门前后运入内地快枪二万六千，另弹药战具，澳督借筹捐项。各处盗匪、会匪皆得利器。”（注：《复译署》（1900年3月30日），《李鸿章全集》(3)，第900页。）运送法之一，“向澳门或香港之蜸司，赠以贿赂，由德意志之某会社密输入兵器于澳门或香港，进则利用广东河，以密送之梧州”（注：田野桔次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8页。）。保皇会联络勤王的“品版”，即精于运械，康有为还告诉徐勤等人与之合谋，以求运械妙法。（注：《致徐勤等书》（第1900年6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7页。）
不久，因清廷与英国公开交战，康有为让徐勤等人“可放手办事，若与英官商明在港购械练兵，或皆可矣。如此则免购东货之艰远，尤可刻日成军。”（注：《致徐勤等书（五）》（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由于形势突然朝着有利于保皇会勤王的方向发展，令康有为大喜过望，他指示诸弟子：“不敢望京乱而乱矣，不敢望中外失和而失和矣，不敢望十八行而十八行矣，不敢望立得五万而立得矣，不敢望港澳购货而可购矣，不敢望诸将咸在东而咸在矣。凡此六者皆天与也，非常之遇也。惟诸子无违天，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惟诸子无受咎。”（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0页。十八，即李鸿章。）保皇会的战略主攻方向再度移向广东，同时也未放弃广西，6月23日，康有为两度致函麦来年，告以“今港澳能购械，五万不汇东矣……横滨款到电告我，或汝即电港，切勿迟。汝等留半，以半先汇港可也。又我在此间借款购械，以檀款抵之，菽以屋契保，则须汇来还也”；“顷港澳可购此物，极便矣。此间之款，拟全拨港中，若檀款到滨，可速速电汇归港，切切勿误。”购械之地由日本改为港澳，则不仅港澳总局所收各款不必汇往日本，日本所收各款还需转汇港澳。”（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5-126页。）这时康有为的计划是，各地会款集中于港澳总局，连同原有存款，共计9万，分7万购枪1500支（每支连码子皮带等件共银45元），另在省城、佛山等地购抬枪、线枪（抬枪每支银5两），至于这些武器“应合注东，抑分注西”（注：《致办事诸子书（一）》（1900年7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1页。），尚未确定；并拟攻占广州后取藩库所藏运往港澳，购买洋械，夺取天下。
康有为虽然不能在香港立足，但港澳总局以香港为收款、聚人、购械、运械的基地，康有为的家人也寄身于此，处理好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对于保皇会至关重要。港英当局既以英国的整体利益为基本，又须兼顾其在华南的特殊需求以及自身的安全，所以它愿意为康有为提供保护，同时担心保皇会在香港的活动引起华南社会的动荡。6月，保皇会趁形势变化，准备大举行动，一方面在香港购械、练兵，一方面康有为要还港调度，托何东、邝寿民等与港督等官员交涉，在港英政府同意之前，不敢贸然行动。如“照公法英失和后，在港可以明买枪，惟英或疑为义和团所购，则与英官商一密号，以为新党购枪之用”（注：《致唐才常书》（1900年6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3页。）。自立军起义失败，梁启超经上海到香港，“见港督告以各国民心非上位所能压。港督谓我甚知，但彼兵力厚，尔等切勿起事。”（注：《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后来康有为透露，在此前后，他还托容闳为使节，“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前年不取粤之故为此，不然前年之力取之久矣。此事虽君勉、云樵等亦未之知，不欲宣露，以损办事者之气也。”（注：《致罗璪云书》（1902年6月3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1900年8月12日《与同薇书》：“港督书收，杨荣者必容闳之音讹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9页）。）
此外，康有为还多次试图利用康同薇与港督夫人的交往关系，为保皇会争取在港活动的空间。4月，康有为得到徐勤报告，西报有攻其反对港英之事，即致函康同薇：“可见英督夫人及立德夫人，各要力辨之。言：英昔救我生，今护我死，并救新党极力，感极不知所报，安有此理，托庇而攻之，且亦无此愚。”（注：《与同薇书》（1900年4月2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7页。）5月，又请其母转告康同薇：“港报哗然事，汝见立德夫人、港督夫人能辨之乎？或汝与之书而登之报中。最要二端，一是旧党诬攻，以为离间；一是新党人多，难保言语少失。要之与我无预，是最要事。”（注：《上母亲书（附与同薇书）》（1900年5月3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8页。）自立军起义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康门师徒在港亲属惶恐不安，康有为一面安慰诸亲：“港督于党人断无听中国官捕拿之理……按公法以国事犯例当保护，最大亦不过令之出境”，一面让康同薇往见港督夫人，“说唐烈士之冤，言我新党与伪政府拳匪为仇。断无害西人之理，观大通布告，可见住于汉口租界，欲借以庇身，其无毁洋人房屋之心，可不辨而明。但张之洞欲诬之以动西人，而后可拿耳。唐之起事，欲照日本义士挟其藩侯犯阙覆幕之法，已屡说张之洞救上讨贼，不动，故欲以兵胁之，大通布告文已言明不杀官吏矣。张之洞为那拉党，暗助兵助饷与端王，济拳匪以杀西人，而外结西人之欢。然张如此，人心甚愤之，故其营官、营兵、学生皆怒而从我，又有许多提、镇、道、府皆从我，此可见人心，此是帝党，非匪也。各国以为张之洞能安长江，其实皆唐某弹压之力，若唐死，长江必乱，非张之洞之力也。”（注：《与同薇书》（1900年8月后），《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10月，康有为再度追问康同薇：“与港督夫人力言否？可言吾帝党不过为救上，决无与西人为难之事。况皆托庇宇下，岂有奇愚如此。唐某之事，闻其昔劝刘、张不从，而欲用日本义士胁长门、萨摩藩之法，欲胁张之洞勤王耳。张乃后党、诬之已甚，乃以哥会附会，以唐借租界庇身，乃反诬以烧租界，请万不可信。贵国既欲救上，而听后党之张之洞，则欲行东而往西也云云。想汝必善言之，为此念甚。”（注：《与同薇书》（1900年10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6页。）
保皇会与兴中会均以广东为行动重心，港澳为双方的重要依托，两派的宗旨手段，有同有异，早就有过接洽、磋商、合作事宜的尝试。虽然康有为反对，维新派又一度因清帝重用而极力避免与革命党牵扯，使得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在港澳的革命党甚至斥责康门师徒为变节分子，但政变改变了维新派的地位和命运，使之被迫诉诸武力，两派宗旨、手段的分歧缩小，再度出现合作的契机。由于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主事分歧甚大，整个庚子勤王运动中，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事，各派联合行动，以合为主，珠扛流域的密谋，则保皇会与革命党各行其是，不仅分立，而且暗中较劲，竞争中时有磨擦。
保皇会中对各派合作大举较为积极的梁启超，也不无与革命党争胜之心，他呼吁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加紧经营内地之事，除形势危迫外，孙党的竞争也是考虑因素，“且行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他不愿派檀香山的保皇会员回港澳办事，是因为“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归来，吾党之人既已如此，而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间人皆称之。彼辈一归，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注：《与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康有为在新加坡闹出宫崎等人谋刺案，与孙中山彻底翻脸，担心香港的孙党对其乱攻，函示康同薇“可与港督书，或面见督夫人，告以孙往坡谋害，赖坡督保护得免，今坡督特亲同我入新埠，在其督署住，供应饮食，一切招呼，吾感激至极。惟孙党多在港，不无串同其党人多方攻击，日散谣言，将来必至造生事端，甚至谓我攻英国，或且谓我遍攻各国者，望总督及各官切勿听之，看其如何回话，我再与信港督。”他听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区凤池、王煜初等“日谓我攻教，日造谣攻我于英官前，英官不信，则谓我四上书不利于我国（第一书原文中有焚圆明园，第二书有饮马欧洲印度等语）。英督命译之，彼等不知如何捏造”，要康同薇“见英督夫人并言彼等或假托信函，或书疏，皆是妄译捏造，万望勿信等语”。（注：《与同薇书》（1900年8月11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178页。）区、王均为省港地区基督教教士，早年与孙中山隶属同一教会，甚至在同一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区氏还做过孙中山的中文教师，为其改号逸仙，据说孙中山创办农学会的宣言即出自区的手笔。（注：容应萸：《孙中山与香港基督徒》，《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2)》，1995年5月。）因为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过汉文教师，所以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避居香港不久，即出任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华文总书记。其婿尹文楷原与孙中山同操医业于广州冼基东西药局，后因党祸牵涉，乃迁寓香港。（注：冯自由：《区凤墀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康有为还告诉康同薇：“若见尹文阶之妻（是区女），言我向来待耶教甚好。戊戌五月二十日且有保教之上谕，嘱其见文兄代达交好之意，免彼生支离（若骆乞夫人在，见之尤要，以区为骆幕，最可畏也）。”（注：《与同薇书》（1900年8月11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8页。）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尽管康有为坚决反对与革命党合作，有两种因素使得港澳一带的革、保两派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其一，自立会的长江大举仍然是各派合作，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不仅列名富有山堂的副龙头，而且亲自赶赴武汉，参与起义。其二，两派在港澳的成员彼此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对于彼此合作并不拒绝。王质甫与维新党的合作，即不限于长江。据唐才中供称：“至广东的事，是徐忠勉、杨金联络哥老会，内有王质甫，广东人，是帮办。”（注：《自立会史料集》，第149页。）自立军失败后，到达上海的梁启超准备转赴两广，他认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注：《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71页。）前引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中提到的邓从圣，即邓荫南，原名松盛，1894年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后，鬻其私产，返国从事反清活动，时来往于省港之间。乙未起事失败，匿居澳门，1898年夏，与尢列、宋居仁等赴广西参与游勇李立亭起事，抵藤县而李已败，遂折回港。庚子兴中会计划在惠州、广州起事，邓荫南负责广州一路，他联络了军队及盗匪马王海、区新等响应。（注：冯自由：《邓荫南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43页。）梁启超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而李立亭、区新等人，正是保皇会勤王正军的主力军将。
其时李鸿章电示清驻英公使罗丰禄：“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让罗丰禄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注：《自立会史料集》，第163页。）余育之花园，即跑马地愉园，主人余育之为日昌（一作日新）银号东主，1895年由杨衢云介绍加入兴中会，慨助军饷万数千元。（注：冯自由：《余育之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45页。）如果余育之花园为保皇会在港据点，则革、保双方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勤掌局，很可能和梁启超谋略一致，与港澳兴中会保持关系。正因为如此，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才会不断前往《知新报》馆，寻求财政援助，并为遭到拒绝而感到气愤。而史坚如被捕后才会冒认康门弟子，牵扯康党40余人。
庚子勤王是为了应对中国内外危机交加的危迫形势，几乎所有的趋新人士均投身其中，港澳总局还牵涉与其他维新党人的关系。1900年1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反对清廷立储，引起国内外中国人的保皇爱国热潮，事后遭到清廷通缉，由郑观应托何廷光以及招商澳局叶侣珊等人照拂，避居澳门。李鸿章督粤期间，派刘学询到澳门，欲拘禁并引渡经氏回省处置。何廷光、刘桢麟等闻讯，极力反对经氏回省，主张在澳门听西官裁夺。（注：《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书》（1900年11月初），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339页。）
保皇会为此展开保护、救援行动。梁启超阅报得知此事，于3月28日致函《知新报》同人：“望诸兄致敬尽礼，以待此老，方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当久而敬之，不可移时遂生厌倦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6页。）澳门保皇会同仁确能照此办理，聘请律师为其力辩。（注：《寄盛京堂》（1900年3月1日），《李鸿章全集》(3)，第890页。）何廷光还以3000金托邱菽园代购钻石，赠送葡署，使经元善解脱幽羁之困。（注：《居易初集邱序》，《经元善集》，第394页。）当年11月，经元善在回答原口闻一的访谈时满怀感激地说：“仆羁此将一载，幸承何君以全力相庇，纳 之谊高若云霄。其余大都何君之侣，亦皆郑重相待，在诸君子，为保皇会友，原非有私于仆，而仆之身受者，固不能不感也。”（注：《经元善集》，第341页。）或许作为回报，经元善在上李鸿章书中公开呼吁“速解党禁”，释放抓获的保皇会员及其亲属，以及因戊戌变法获谴的内外臣工，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行新政。（注：《知新报》第125册，1900年8月25日。参见《经元善集》，“前言”，第27页。）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担心还是事出有因。康有为虽有利用经元善之意，却无坦诚相待之心。他在勤王方略中规定，若中英尚未公开失和，发布檄文时“则用莲珊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注：《致徐勤等书（五）》（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实际上对经元善极为不满，在指责徐勤将内事告穗的同时，又说：“内中穗尚有办经事，数目有问经填或自填之之语（吾前以经迂言大谬，有书孝实谓，此人如此其谬背，我等白费数千金之语）。”（注：《致徐勤书》（1900年7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汉口自立军和惠州革命党起义引致官府的高压，令本来已经在组织、财政等方面陷入窘境的保皇会只好将筹划两年、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勤王运动草草收场。此事传开，各地大力捐助的华侨议论纷纷，怨言尤多。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函听到风声的邱菽园，告以“今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仆夙夜忧之，故致令停办粤局，以节糜费……若港澳之间，前已令停，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则勉今必行，惟留镜如足矣。镜实美德，宽博有谋，沈密可托，无过之者。或以湘南之综核、孝实之谨慎助之”（注：《自立会史料集》，第333页。）。后来港澳总局的确暗中恢复活动，但形势险恶，日益困窘。1901年2月，《知新报》出版第34期后，港澳总局还坚持了一段时间。1901年4月7日，康有为函告谭良：“惟今总局困甚，美中各埠绝无款到，不知何故，可告力催之；且令各款汇来澳为合，勿汇横滨，徒令事权不一，且生支离，多电费。”（注：《致谭张孝书》（1901年4月7日），《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31页。力，梁启田。）到7月，港澳总局的活动不得不暂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