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西方文论的排他性和互补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排他性论文,互补性论文,文论论文,试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4—0196—08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繁荣发达，流派纷呈。但不少批评理论都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一个流派兴起时，往往以取代业已存在的其它某个或者某几个流派为己任。各派理论互为贬斥，互不相容。在笔者看来，西方文学理论领域的排他性有以下三种主要表现形式：1.以哲学立场为基础的排他性；2.研究关注面上的排他性；3.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通过对这些不同形态的排他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各派理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补性。若能充分认识到各派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就能对其它理论采取较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就能更好地取长补短，推动文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一、以哲学立场为基础的排他性
有的批评理论派别的排他性源于其基本的哲学立场。美国文论家费什（Stanley Fish）于1970年提出了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新的文学分析模式“感受文体学”（Affective Stylistics），它以一个基本的哲学假定为基础：“意思是一个活动”（meaning as an event）。 费什提出了一个中心问题：“这句话做了什么？”，以此取代通常提出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从这一角度出发，
[一句话]就不再是一个对象，一个物体，而是一个活动，是发生在读者身上，由读者参与的活动。我想说的是，这个活动，这件事——其全部过程而不是任何评论它的话或者可以从中取走的任何信息——才是这句话的意思。[1]（P125）
也就是说，在费什看来，一句话（或者其他话语单位）的意思不在于这句话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引起了读者一系列什么样的原始反应，包括读者对将要出现的词语和句法结构的种种推测，以及这些推测的被证实或被修正等各种形式的瞬间思维活动。费什不再把文本看作客体，而将它视为发生在读者头脑中的经验或者活动，只有这个活动本身才具有意义，才是文本的意思所在。费什的分析模式特别强调时间流的重要。他认为读者一个接一个地按顺序接触词，对每个词进行反应，而不是对整句话作出反应。记录下读者对每个词的反应有利于“减缓阅读经验”，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被忽视的乃至“前意识”的反应活动。根据费什的理论，所有原始反应都具有意义，它们的总和构成话语的意思。
这种分析模式有一定的长处，它使批评家注意到通常被忽视的瞬间反应活动。这些活动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富有意义，有助于揭示文本的内涵，有助于揭示作者的写作技巧和特色。费什的理论就促使了不少批评家注重词语、小句的顺序或诗的断行等手法所产生的微妙效果。然而，对原始反应不加辨别一律予以重视的做法失之偏颇，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原始反应毫无意义，不值一顾。且以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的开头语“我父亲的姓是皮瑞普”为例，在读到“我父亲的”这个词语时，读者可能会前意识地预料下面将出现“头”、“衣服”、“房子”等词；同样，在读到“我父亲的姓是”时，读者也许会推测下面将出现“戴维斯”、“米切尔”、“米勒”等。显然，这些被预测的词：“头”、“衣服”、“戴维斯”等等在这里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在这句话所包含的信息之内；把它们看成是“我父亲的姓是皮瑞普”这句话意思的组成部分显然牵强附会。而费什认为一句话的意思跟它的信息无关，仅跟阅读过程中的原始反应相联。这未免过于偏激，因为传递信息毕竟是语言交流的首要目的。
更为令人遗憾的是，费什为了用他的“感受文体学”来取代通常的文体学，不惜对后者“狂轰滥炸”，全盘否定。（注：费什发表了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 对文体学进行他自己所说的“狂轰滥炸”：1. “What is stylistics and why are they saying such terriblethings about it?"(1973) reprinted in D.C.Freeman ( ed.) ,Essays in Modern Stylistics,London:Methuen,1981,PP53—78.2."What is stylistics and why are they saying such terriblethings about it? Part Ⅱ,"in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80,PP246 — 267.参见 Dan Shen,"Stylistics,Objectivity,and Convention,"Poetics,1988,17( 3 ),PP221—238.）实际上费什本人有时也不得不采用通常的文体分析方法。例如，他对一个句子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个句子里有两种不同的词汇：一种给人以澄清事实的希望，其中包括‘地方’、‘证实’、‘地方’、‘准确’、‘推翻’等等；而另一类却不断地使这种希望破灭，如‘虽然’、‘含糊的’、‘然而’、‘不可能的’、‘似乎是’等等……”[1]（P125）。这与一般的文体分析相类似。 费什在此显然背离了自己倡导的批评原则。被记录下来的绝不是按顺序逐个接触词时出现的一系列瞬间反应，而是在一定抽象的程度上根据相似和对比的原理挑选出来的两组词。这样一来，读者对单个词的反应必然受到忽视（可以想象读者对“虽然”和“含糊的”这两个词的反应有所不同）。但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抽象概括，这些词之间的相似和对照之处得以系统化地展现出来。这对于揭示文本的内涵以及作者的写作技巧都是大有裨益的。其实，遇到篇幅较长的文本时，费什的批评手法更趋抽象。在对柏拉图的《菲德若篇》（the Phaedrus）进行通篇分析时，他根本没有记录任何原始反应，只是给出了一些笼统的结论，譬如“《菲德若篇》一文从道德立场出发对内部连贯性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云云。[1]（P135—8）很显然，要得出如此抽象的结论，就不得不忽略由单个词（乃至句子、段落）引起的反应，而对阅读经验进行持续不断的概括总结。
费什在实践中对自己提出的文学分析模式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模式的片面性。在笔者看来，批评家应该至少能起三种作用。其一，像一架慢镜头摄像机一样，一步一步地把原始瞬间反应记录下来（即费什倡导的文学分析模式）。其二，根据相似或对照的原理对相互关联的反应活动或引起反应的形式特征予以组织概括（这是文学文体学家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其三，对整个阅读经验进行抽象总结（例如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主题的总结）。实际上，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第一种方法有利于揭示通常容易被忽视的原始瞬间反应，但它排斥了总结阅读经验的可能性。此外，如果文本篇幅较长，持续使用此法会过于累赘。第二种方法有助于把词语或反应活动之间的相似或对照予以系统化，但往往会忽视对单个词的特殊反应。第三种方法便于综合概括整个阅读经验，但却无法注重基本层次上的反应活动。在阅读过程中，这三种方法作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思维活动，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在按顺序对文本中的词逐个进行反应时，读者会有意识或前意识地对词语之间的类似或对照进行反应（这些词语往往不会紧联在一起）。与此同时，读者也会持续不断地进行抽象概括，以求了解一段话、一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所表达的意思。对批评家来说，虽然在进行分析时，可能三种方法均需采用，但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则只能运用某一特定的方法来着重分析某一层次的思维活动。这几种方法各有重点、各有利弊，互为补充。
就哲学立场上的排他性而言，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6年，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就对两者之间的对立作了这样的描述：
现在，已经能够清楚地进行如下区分……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式的、理论上的或者谨慎的批评家；另一方面，是阿波罗式的／发狂似的，悲剧性或者怪异的批评家。苏格拉底式的批评家处于一种平静状态，总以为在关于语言的科学知识取得扎实进步之后，就可以将文学研究理性秩序化……在他们的对立面是那些可以用“怪异”一词来形容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具有悲剧性，他们看似疯狂，其实并非毫无节制地狂欢，并非无理性。……然而逻辑性线条在这些情况下都将批评家引入非逻辑的荒诞领域……迟早会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者死胡同。 [ 2 ]（P335—8）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国内文论界，一般都认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属于完全对立的两个派别。后者也以取代前者为己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文学文本对两者都敞开了大门。我们不妨看看希利斯·米勒在1998年出版的《解读叙事》一书中所作的如下评论：
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既对我所进行的这种解读敞开了大门，同时又欢迎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将特洛伊罗斯的话语视为一种偏离，最终为该剧的独白性话语所包围笼罩，犹如一位寄主可能最终会吞噬令其恼火的食客。……[3]（P145）
米勒是在对《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进行了解构主义的分析之后说这番话的。诚然，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勒认为归根结底只有解构主义的方法才是正确的。但他上面这番话实际上反映出了结构主义批评的某些合理性。应该说，在文学文本里，一方面存在相互关联的各种结构成分，它们共同作用产生意义，另一方面又存在各种颠覆性的修辞运动，使意义处于非确定状态。这是有中心的逻辑因素与无中心的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对立。这两种因素在文学文本中往往交互作用，缺一不可。结构主义批评一般仅注重前者，而解构主义批评则仅关注后者。两者都有其片面性，只能揭示文本一个方面的特性和本质，两者相结合方能较全面地揭示文本的内涵。
此外，同一文本或文本中的某些成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可能显得具有连贯性，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又可能显得缺乏连贯性。这两种观察角度不仅互为对立，而且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也互为补充。更为有趣的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看上去较为稳定的因素，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可能会变得难以确定。譬如，在一部小说的范围内，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或者可以根据文学规约和常识推断出）故事的开头、中部和结尾。但倘若走出该小说的边界，将该小说与其它小说，尤其是同一作者所写的其它小说放在一起考虑，即将该小说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构成部分，原来的开头就可能会变为先前事件的后续发展，原来的结尾也可能会变为一个更大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小说边界为根据，着力探讨一部小说如何从中间开始，或者探讨其结尾究竟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如此等等。解构主义“反叙事学”（ananarratology）则致力于超越或者打破文本的边界，将一部小说视为一个更大的发展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这样一来，原有的开头和结尾也就不复存在。不难看出，两种批评方法均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倘若我们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既考虑一部小说自身的边界，又考虑该小说与其它小说的关系，就能较为全面地观察问题。
总而言之，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以不同的哲学假定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文本，关注作品的不同方面。不少解构主义批评论著和结构主义批评论著均富有洞见和深度。诚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仅呈对立势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补充的。批评界往往仅注重两者之间的对立，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
二、关注面上的排他性
如上文所示，每一个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特定的关注面。在西方批评理论领域，关注面上的互为排斥屡见不鲜。就文本与社会语境来说，20世纪各形式主义流派，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均聚焦于文本自身，忽略社会历史语境。而80年代以来的理论主潮则聚焦于社会历史语境，忽略文本自身。就作者、文本和读者而言，从传统批评的集中关注作者，到新批评等派别的集中关注文本，再到读者反应批评的仅关注读者，也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然，面面俱到未必理想，也未必可行。一般来说，每种方法均有其侧重面：不仅对于作者——文本——读者，或文本——社会语境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作品的各种意义来说也是如此。传统批评注重个人的道德意识，新批评注重文字的审美效果，精神分析注重无意识，女性主义批评注重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如此等等。可以说，任何一种批评方法，作为受特定阐释框架左右的特定阅读方式，均有其盲点和排斥面，同时也有其长处。各种批评方法应是各家争鸣、互为补充的。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批评家总认为自己的理论或者批评模式是一枝独秀，惟我独尊。
近二三十年来，有一个问题在西方文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究竟是否可以区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韩礼德（M.A.K.Halliday）在为《文学的语言》一书所作的序中，一方面不否认“文学作为文学艺术品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确定“成为文学作品”是文本本身的特征，还是文本某方面的环境或语境的特征，或是读者的特定思维方式使之然。[4]（pvii）在长期的争论中， 文学理论家们不是仅关注文本特征，就是仅关注文本的语境或者读者以文学规约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令笔者感到不解的是，我们为何不能将这几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而必须从中择一呢？在此，我们不妨看看韩礼德在文中作的一个类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某人走路的姿势，“它也能成为一种形体艺术，就像受到关注的语言能够成为文字艺术品一样”[4]（pvii）。 的确，一个人通常走路的姿势在关注之下可以成为所谓的“形体艺术”，但它毕竟有别于体操、健美等真正的形体艺术。同样，一段新闻报导或者记录下来的日常闲聊尽管可以当成一首诗来读，但这种阅读方式毕竟消除不了诗歌与新闻报导或日常闲聊之间的区别。区别之一就在于语言特征。一个人在写诗歌时，遣词造句确实有别于他在写新闻报导或与人闲谈时对语言的运用。然而，单从语言入手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难以站住脚。在文学文本中出现的语言现象几乎都可以在非文学文本中找到。况且，在自然主义与某些现实主义小说中语言看上去朴实无华，而在广告、报纸标题、笑话或喜剧性的“荒谬散文”等非文学话语中，各种修辞手段或者偏离常规的现象则比比皆是。在笔者看来，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文学的虚构性、非实用性、审美功能、特有的创作程式／阐释程式、语言特征、社会的共识等等。在过去几十年有关文学与非文学的争论中，批评家往往仅关注一种因素：或是语言特征，或是读者阐释，或是社会语境，故难免带有不同倾向的片面性，也因此导致争论不休。
值得强调的是，文学中的各种修辞手段或者偏离常规的现象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它们以非实用性和美学功能为基础；它们是作者特定创作程式的产物，读者也会以相应的阐释程式来进行解读。在其它话语系统中，也许存在同样的语言现象，但其目的、功能，创作／解读程式往往不尽相同。如果我们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而且全面考虑文学的目的、功能，创作／解读程式，我们就能从本质上说明文学有别于其它话语系统之处。
然而，文学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就其普遍性来说，文学也是一种社会语篇。像其他社会语篇一样，文学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作用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但令人遗憾的是，坚持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人往往仅强调文学的特殊性，而反对这一区分的人又往往仅强调文学的普遍性，两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其实两者都有其片面性，两种视角互为补充。一般来说，只有进行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才能较为集中、较为深入地研究文学的审美特征（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但是，将文学视为自律的艺术品，仅研究其审美价值，是失之偏颇的，有违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观点。毋庸置疑，文学的发展演变不是其内部的自律性因素造成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之间的更迭汰变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小说尤其受制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可是，无视文学的艺术价值，将文学与其他话语种类完全混为一谈或者将文学纯粹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也有其局限性，有违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我们应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排他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西方批评理论家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纯粹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应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概括地说，他们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再将文学作品视为艺术品，而是视为社会话语、政治现象、意识形态的作用物，因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
2.反对文学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
3.颠覆传统经典，反对研究男性白人中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只允许研究黑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
4.认为学术研究应为政治斗争服务，应通过改造由语言建构出来的现实，帮助消除社会上的阶级压迫、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同时，通过对文本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揭示，使读者擦亮眼睛，不受文本的意识形态的左右。
5.认为批评家和读者是社会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任何阐释和分析都在一个由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建构出来的现实或理论框架中运作。文学研究是一种政治行为，分析者必然会有自己的特定政治立场和偏见，任何分析都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时，属于这一派的批评理论家往往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居高临下、自以为客观公正的位置上。
这些西方学者对男性白人中产阶级作家、对形式审美研究的一概排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十年动乱期间的极左思潮。当时，作家只允许描写工、农、兵，只能突出正面英雄人物，不能描写所谓中间人物；文学作品被视为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草；文学研究也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学的美学研究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极左思潮方得以纠正，我国学术研究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只允许研究黑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文学，只允许学术研究为政治斗争服务，将对男性白人中产阶级作家的研究和对文学的美学研究扣上“落后反动”的帽子。笔者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蹈我国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覆辙。诚然，与中国的文革期间不同，西方的文学研究者仍享有个人选择的自由。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相当强烈，一些拒绝放弃传统经典作家作品的教师感到十分压抑，有的甚至被迫提前退休，坚持研究男性白人作家作品的研究生毕业之后难以找到教职，依然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难以发表他们的论著。的确，西方传统上对于经典作品的确立带有较强的种族、性别、阶级歧视，但是对于白人中产阶级作家的一概排斥实际上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性别、阶级歧视。传统上被边缘化的东西如今被中心化，而传统上处于中心的东西，如今则被边缘化。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了原来的不平等。难道真的有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为何不能同时研究女性和男性、黑人和白人、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作家作品呢？为何不能既进行文化研究又进行美学研究呢？为何不能多注意各派之间的互补关系，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立场呢？
四、减少排他性，增强互补性
尽管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常常互为排斥，但有的批评理论家已注意到了各派理论之间的互补性，并有意识地加以了利用。我们可以区分以下三种不同的互补关系：
1.补充其他派别
有的批评理论家在认识到了自己的批评理论与其它批评理论之间的互补性之后，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补充它者的立场。譬如，希利斯·米勒提出自己的解构主义文本分析旨在“提供另一半真理”[3]（P85），即被仅关注社会历史语境的学者所忽略的有关文本自身的真理。此外，有的批评家尽管没有明确地以“补充者”的姿态出现，但对于其它派别采取了一种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2.取它山之石，以辅助攻玉
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批评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它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譬如有的叙事学家针对叙事学忽略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将自己的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同样，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针对自己的分析过于印象化的弱点，从叙事学领域借用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模式。这样构成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打破了“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中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5]（P11）。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从其他各种理论派别吸取批评模式和方法。不少叙事学家就从后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电影研究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组成了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前不可数的“narratology ”（叙事学）这一名词，如今已经有了复数形式。1999年秋由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就采用了叙事学一词的复数形式“narratologies ”，以示该书收集的论文体现了各种跨学科的叙事学研究。[6 ]在文体分析中，也有一些文体学家吸取了费什“感受文体学”的某些分析方法，注重作品中线性文字进程所产生的效果。[7]
3.改造它者，加以利用
有的批评理论家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派别与其他派别相结合，而是有意识地改造它者，然后再加以利用。譬如，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埃默里·爱略特（Emory Elliot）教授在美国批评理论界以“调和者”著称。他反对一味进行文化研究而排斥美学研究，主张将两者相结合。但他认为必须对以往的美学体系进行改造，应根据当前的理论和文化语境来建立新的美学体系，然后再加以利用。他认为，只有这样，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的结合才会富有意义[8]（“Introduction”）。
尽管各有差异，上面提到的这些批评理论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采取的是自我和他者兼容的开放性立场。与此相对照，很多西方批评理论家持强硬的排他立场，认为只有自己的派别方正确进步，合乎情理，只有自己的派别才能揭示真理，对其他各派一概予以排斥。笔者不禁要问：假如文论界仅存在一种派别，一种声音，那岂不是过于单调、过于死板了吗？假如仅从一种理论视角来阐释一部作品，那岂不是过于片面了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是春。文学研究的进步呼唤开放和宽容，要求批评理论家更为充分地认识各派之间的互补性。我们希望，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里，西方文论界的排他性会日益减弱，互补性则会日益增强。
收稿日期：200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