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案狱与桐城方氏四代流人的心态与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清朝论文,四代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3-0004-05
一、幽怨而苦闷的流人心态
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名门望族，尤其与明王朝依附甚深。明亡后，其族众大多积极投身反抗“异族”满清统治和恢复故国的大业，失败无望之时，又拒绝清廷的招降，甘做遗民，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方文、方以智、方其义、方授等人堪称代表。不过，方氏族人的另类，官至明代太仆寺少卿的方大美第五子、方以智族叔方拱乾父子，被严迪昌先生称为“政治形态上另一种类型”[1]。他们对统治华夏之满清不是持反抗或不合作态度，而是诚心归顺。方拱乾，字肃之，号坦庵、甦庵。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十三年授翰林院编修，又晋少詹事，充东宫讲官[2]。清顺治九年(1652年)，荐补翰林学士，仍官少詹事。拱乾有六子：孝标、亨咸、育盛、膏茂、章钺、奕箴。他们多生于明季，入清后多人参加科考并获功名与官职。其中方孝标，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方亨咸，顺治四年进士，官监察御史。方育盛，顺治十一年举人。方章钺，顺治十四年举人。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发生江南科场案的意外风波，方拱乾诸子肯定会仕途顺利，在新朝的崭新天地里大展宏图。
顺治十四年丁酉南闱科场案发，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方拱乾第五子方章钺与主考官方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3]，后经复试，革去举人，并于第二年被遣戍宁古塔。同遣者除方章钺本人外，还有其父方拱乾，兄孝标、亨咸、膏茂、育盛等全家数十口人。这是桐城方氏第一次举家流徙塞外，历时三年之久。科场案为何如此残酷地打击桐城方氏呢？马大勇认为“对以江南文化世族为核心的士阶层道统的高压性整肃”，是清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必然举措[4]。
科场案是方氏家族由盛转衰的关捩点，这场奇遇也促成方氏族人对功名利禄之心的淡漠。方拱乾被遣离都时，“艰辛伤往事”[5]，对自己大半生的仕宦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科场案带来的劫难深有感悟。《出都》云：“一堕五十年，坐被浮名误。”[6]方氏认为自己前半生为“浮名”所误，如今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现在将要远国去乡，前往被人视为畏途的苦寒边塞宁古塔接受前所未有的严峻生活考验了。“祸首仓颉氏，圣愚谁能悟”，指自己在“千古遂称冤”[7]的江南科场案中含冤中伤之事，可也是追逐浮名的结果。难后，他对读书应举的看法大大改变了，认为“功名不足信，伤心在文章”[8]。遇赦南归时，他为自己能活着入塞，一路欢欣高歌：“眼看出塞人无数，白首如君几个还！”[9]“冰窖残魂复见天，此生疑是再生前”[10]。而当诸孙来探问，他忆及其孙幼时读书的情景，又想起“负累儿孙遍”[11]之刻骨铭心的科场案祸端，不禁触发隐痛，难抑悲恨之情，作诗道：“家世本诗书，敢曰文章误。祸患益苦攻，泪滴青毡注。”[12]前两句是反语，意谓读书应科举带来了莫大之灾难，后两句道出了悔恨莫比的愁怨。另外，流放生涯使他对“忘情游鹿豕，随意侣蓬莱”[13]的归隐生活产生了热切期盼，遇赦回归至沈阳，恰逢立春日，触景生情，他感叹道：“新添甲子浑忘老，重向中华作逸民。”[14]《草帽歌》为自己所戴草帽而赋，归隐之意，溢于言表，此诗最后写道：“朴遬遮眉贱且粗，生还剩得旧头颅。非关尘土轻轩冕，久识簪缨是祸枢。”[15]这是由被祸流徙到放归田园后对人生非比寻常的感悟，亦是对遭际坎坷之旧我的重新体认。方孝标于科场案后对隐与仕也萌生了新的看法，他谆谆告诫儿子：“文章已误而翁久，耕凿深知教子贤。万一五湖归计遂，誓将耒耜当经传。”[16]这里，方氏父子的悔恨，是清王朝严酷打压之后方氏族人情绪的自然流露，也是比较真实的内心感受。
50年后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被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文集有狂悖之语，后在刑部官员的深文周纳下，酿成《南山集》文字大狱，涉案300余人。清人史料、笔记和文集中多载述了此文字狱案的残酷性[17]。因戴名世《南山集》中《与余生书》一文采纳过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某些论南明史的观点，所以已故方孝标也成了首犯。五十二年结案时，方登峄与子式济以及其兄云旅等方孝标嫡亲家属几十人受株连，被充发黑龙江卜魁。这是桐城方氏的第二次流徙塞外。
方登峄、方式济等人从被捕到遣戍，虽沉痛幽怨，但内敛含蓄，且多抒自怜自伤之悲情。方登峄狱中《述怀》云：“我生及祸枢，忧患忽然得。”又云：“闻鬼鬼为邻，呼天天雨血”[18]。自伤身世，内心凄苦无尽。又狱中《鹊声》云：“报送江南人不来，人来增我伤心重。”[19]298极度担忧亲族被株连逮捕而倍增痛苦。至卜魁戍地新屋营造成后，他说：“蘧庐岂复分华陋？安堵飘蓬共此生。”[20]朴实的话语里潜藏着淡淡的忧伤。当其侄方世庄携来祖父方拱乾流放时期所作诗集《何陋居集》《甦庵集》时，方登峄有感而发：“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人出塞诗。久远孙谋文字累，苍茫天意始终疑。携来笑尔非无意，似此生还亦有期。”[21]诗中写及家祸接连不断，五十年前的江南科场案，祖、父举家流放，想不到那幕悲剧今日又重演了，天意真难预料，祖父当年更易字号曰“甦庵”，后果释归。但此次生还的希望还难定说。方登峄此诗看似不动声色的直白叙事，且带几分自嘲，但其中包含更多的是难以言说的凄苦与悲伤。
方登峄之子方式济遣戍时悲恨交加，而很少直诉怨怒，如《日出城东隅》云：“边庭六千里，去与豺虎俦。强说归有期，慰我永别愁。”[22]当前往戍地、行经第二道关口时，路途更加险恶，方式济却说：“此身已在重边外，不怕阳关第四声！”[23]故作旷达，而其内心则郁积着长歌当哭的凄恻，因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之末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即是方氏所言“阳关第四声”。
二、方氏流人诗歌题材的扩展和内容的深化
方拱乾和方孝标，方登峄和方式济四世两对父子，科场案与《南山集》案前，都有功名和官职，分别是清朝的少詹事、侍读学士、都水司主事和内阁中书，难后一下子沦落为受苦受难的流人，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他们作为文人，戍地的生活开阔了其心胸视野，丰富了创作内容。他们的前辈流人诗僧函可说过：“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24]方拱乾也说：“却笑龙门才纵老，不过踪迹版图中。”[25]显然，他们的诗歌创作得到了拓展和深化，在题材和内容上就与足迹仅限于内地的清初其他文人大异其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农业生产状况，同情人民疾苦
东北地区气候恶劣，开发较迟，加之长期的战乱，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在内地文人笔下很少触及。流人文士远离故土，亲临边塞，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地下层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从而为其诗歌增添了鲜活气息。如降清的大学士陈之遴被流放关外后，就写下了与当地纯朴农民密切交往的《饮郊外》诗。方氏流人也很关注东北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方拱乾《忆昔》状写丰收的喜悦：“今岁岁忽登，黍苗丰阡陌。绕篱熟瓠瓜，瓦盆惊麰麦。松子先雪肥，莲房带露摘。曳舆多醉人，鲂鲤河冰坼。自怜卒岁谋，岂料侥天泽。”[26]在累世官宦之家成长起来的方拱乾，对农作物的丰收投入如此多的关注之情，完全是环境使然。方孝标《连山道中》反映辽西垦荒的情景。其中从“漠漠驱车度水田”“牛羊路喜新阡陌”[27]等诗句中，可看出因战乱荒废已久的田野上，又出现了新的生产气息。
方登峄父子流徙卜魁时，已是清朝建国70周年，边地经济虽有所恢复，物品也较丰富，出现商品交换现象，但总体上改变不大。方登峄《糜子米》颇具生活气息，对边民以粮易布，烘焙新粮，粗放轮作等生活状况交代较清楚。其中，“妇子横陈粮上宿”[28]，写出了焙粮期间，妇孺以粮为床的农村生活的真实场景，具有细节的真实性；“播种不耰人尽去”，指出了当地人民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这些典型细节只有细心观察才会注意到。《卖鱼歌》写鱼多而价格低的市场情况，指出“鱼多岂是居民福”[29]的严峻现实。
方式济诗中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亦有反映。《南山集》案前，其《水车谣》是一首典型的悯农诗。通过兰塘艇子上欢歌者的闲适和酷热天气的烘托，刻画出了年迈力衰的老农在烈日下浇灌水田而孤苦无助、异常痛苦的内心感受。案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和农业生产。他的纪行之作《盛京》最有代表性，诗中“铜马田畴鸟唤耕”[30]，写战乱后辽沈地区的荒芜田野上出现了垦荒的盛大热烈场面和欢闹景象。
2.记录东北民风民俗，歌颂尚武精神
东北地区的民风民俗保持其民族特色，与内地不尽相同，诸方氏笔下对之有生动的记载。
方拱乾《冰河行》描写了满洲女子正月十六日拔河戏的风俗，而且场面也颇为壮观。方登峄《迎神词》记录满族隆重的迎神(跳神)之节俗：
朝迎神，夜迎神，长歌短舞来元灵。主人百拜主妇跽，荧荧满堂灯烛青。鼘鼘击鼓摇鸾铃，悬腰前綵舞莫停。磨刀霍霍豭哀鸣，肥腯具设酒碗盈。冠袂列坐主与宾，筵床上下盘余馨。饱餐不谢出门去，巫前致祝欢盈庭。牛羊蕃息马蹄健，行者归来居者宁[31]。
方氏之诗形象地写出了迎神杀猪宴宾客的盛况，歌舞迎神、宴饮宾客、饱餐不谢等细节几与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所记相吻合[32]。《灯官曲》描绘东北地区元宵节前后放灯的习俗。诗句“月落灯残元夜过，不知官吏谁家宿？”[33]批判了一时“炙手可热”的灯官，讽刺其元宵夜过后，八面威风将不复存在。
同被流放的方式济次子方观承《卜魁竹枝词二十四首》之十八描绘了当地索伦人禳病祈神之俗。诗注曰：“泥朴处(尼布楚)人禳病祈神，列植松桦于野，遍挂牛羊肉，罗拜其下。”[34]诗中描写人们因枝头肉尽以为神享而欢呼雀跃的情景，其实真正享受祭品者是乌鸦。
清代东北少数民族有尚武的传统，这与其生活习俗关系很大。流人文士陈之遴《出猎歌》、戴梓《黄山秋猎》等即是描写满族八旗将士出猎场景，反映尚武精神的佳篇。方氏流放诗人笔下也出现了赞扬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壮美诗篇。如方登峄《将军猎》写八旗将士冬季出猎的全过程。在十月大雪弥天，“冻草蒙头冰结腹”的寒冬，将士们带着猎鹰猎犬，驰骋林冈，所获猎物甚多。出猎结束，凯旋的场面宏大壮阔：“黑云罩地黄沙飞，八百甲士同时归。鞍上带禽衣带血，苍白不辨须与眉。”作者又用“扑灰煨两足”“败絮围腰如蝟缩”[35]的瑟缩畏寒之儒生作烘托，进一步颂赞了八旗将士的勇武精神。《妇猎词》赞颂了一位粗豪尚武的少数民族妇女。她背负小儿，手挽雕弓，策马上山射落飞鸟，又用刀刺穿鸟胸，“掏血饮儿”[36]。方观承《卜魁竹枝词二十四首》之二十二描绘了一位英姿飒爽、英勇善射的鄂伦春妇女形象。
3.表现共同命运遭际，珍重流人友谊
共同的谪迁命运使流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方拱乾父子遣戍宁古塔时就与吴兆骞、陈之遴一家以及张缙彦等流人之间关系密切，并经常有诗词唱和。方拱乾写有《寄怀陈素庵(陈之遴)》、《寿吴汉槎》、《留别汉槎》、《留别坦公》等怀念与惜别流人文士的诗作。
方登峄父子流徙后，与满洲谪官讷尔朴、图尔泰以及汉族谪官陈梦雷交往密切，时常唱和并互相砥砺，其中与讷尔朴关系尤笃。讷尔朴，字拙庵，满洲旗人，康熙间袭一等男爵。方登峄《讷拙庵见过》云：“语深渐觉羁情惬，履险同悲世路艰。莫话九天身过事，萧萧残梦鬓毛斑。”[37]方氏和讷尔朴被流放前曾同朝为官，如今同戍异地，有共同话语，“语深”“羁情惬”，“同悲世路艰”，即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同时又道出了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和饱经忧患的哀婉之意。
《同讷拙庵出郊移芍药次韵》既有“漫从丹砌忆芳辰”的怀旧之感，又有同赏“平原艳雪风翻浪，归路斜阳蝶趁人”[38]的逸致。《移花归途书所见用柬拙庵》写两人于移花途中所见的满山烂漫的野花，斜飞的燕雀，夕阳下伏卧草间的牛羊等美好景物而激发出“他时再订寻芳约，羁恨偕君且共删”[39]，游兴未尽，烦怨顿忘的高雅情思。《立秋前一日过讷拙庵》是方登峄拜访讷尔朴的情形。二人过分熟悉，以致“下车不寒暄，颜色各欢喜”，方氏也视讷尔朴家为己家，毫不拘束地“借枕午梦酣”[40]，日影移半晷时才清醒过来。《讷拙庵招集同人欢饮竟夜》将讷尔朴视为平生知己，诗中说：“感君好我频来往，知己虞翻不羡多。”[41]讷尔朴奉诏还京，方氏赋诗送别的场面更将两人的交谊推向极致。诗云：“几度风雨劳过问，八年衰病苦相依。从今孤杖城边立，望断朝云与夕晖。”[42]诗中极尽方、讷二人依依惜别之深情。尤其尾联写年过花甲的方登峄拄杖远望知己讷尔朴离去后的情景，则是诗人焦灼心情的反映。
4.描写戍地景观，倾露思乡深情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而流人尤甚。东北流人多有浓郁的思乡之情，常通过描述戍地的景观表现出来，如徐灿的《咏梅》、孙旸《寓银州山馆四首》、蔡础《九日》等都是其中著名诗篇。方拱乾也有《茶香》、《长干行》、《春至》诸篇。方氏流人中，方登峄父子的恋土思乡之篇，最有韵致。
方登峄《塞上月》和《讷拙庵招集同人欢饮竟夜之三》是表现思乡的佳作。《塞上月》云：“寒月不照山，寒月不照水。夜夜照黄沙，起落笳声里。曾照几人还，曾照几人死。”[43]寒月冷寂无声地照耀着荒凉的北方大地，夜夜如此。流人们没有多少能重归故土，流戍之地就是他们的长眠之地。全诗悲凉凄苦，道出了流人思归而不能的心绪。而《欢饮竟夜之三》由塞上之春色春景，引发了诗人的怀乡之思。诗云：“杏雨含烟柳带丝，踏青儿女暮归迟。谁人编入春风调，画出江南二月时。”[44]生长于江南的诗人，久戍未归，心情沉郁，面对塞上迷人春色，很自然地想起故乡江南的早春二月，也该是如此景致。
方式济面对戍地的大、小孤山和小姑庙联想到自己家乡附近同样的山名和景点，触景生情，表达了深深的思乡之情。《大孤山》云：“大孤山对小孤山，百里烟光两翠鬟。明月下山天似水，峭帆疑挂碧湖湾。”[45]大、小孤山历来为江南名胜景点，不少文人墨客留有吟咏它们的诗篇，如唐代诗人顾况《小孤山》云：“古庙枫林江水边，寒鸦接饭雁横天。大孤山远小孤出，月照洞庭归客船。”(《全唐诗》卷267)此外，宋代诗人余靖、刘弇、苏轼、杨万里等笔下也有关于大、小孤山的佳咏。方氏诗中“翠鬟”、“峭帆”则是对东北大、小孤山的生动描写。从全诗来看，作者并未着力描绘戍地的景色，实写江南，暗暗传达出其思乡深情。《小姑庙》云：“密林斜磴夕烟霏，玉女明珰敞不扉。梦里鄱湖碧千顷，一从沦谪几时归。”[46]作者家乡附近的小姑庙有关于小姑的丰富动人的传说，诗中五女即指小姑。鄱湖，指鄱阳湖，为小姑故乡之湖。作者驰骋想象，通过对小姑的描写，寄寓了深厚的思乡之情。
三、方氏流人诗歌艺术的完善
方拱乾祖孙四代作为流人文士，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导致他们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发生了变化。同时，他们父子间互为诗友，也与一些著名的流人文士如吴兆骞、陈梦雷等，相互唱和，切磋诗艺，因而其诗歌创作在艺术上也趋于成熟完善。
1.浓烈的写实色彩
方拱乾家族是明末清初桐城著姓望族，官宦之家，他们在朝为官，过着侍奉君主、与达官贵人相交接的优游生活，交游圈子异常狭小，视域空间极为有限，也很少体验稼穑之艰难，旅途之艰辛。丁酉科场案和《南山集》案的发生，使众方氏的人生经历、生活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亲身感受了从华族跌落为囚徒的生命沉沦。
方拱乾和方孝标父子是科场案的罹祸人，方登峄和方式济父子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他们的脚步从庙堂宫阙伸向了遐荒边塞，诗笔也因之发生了变化。方氏祖孙四代的两次遣戍都从京城开始向戍地进发，其间路途的遥远、重重的艰险，到达目的地后，陌生的生活环境、繁多的日常琐事和独特的人生体悟，无不诉诸笔端，具体表现为或叙路途艰难，或咏怀古迹，或倾诉悲怨，或忧米盐之匮，或伤骨肉别情，或叹身世之苦，或咏边塞风光、或颂边地民风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多立足于现实，无论反映生活的广度，还是表达感情的深度都迥异于方氏祖孙在朝时所作的那些内容空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应制、酬唱诗，这也成为其诗作中现实性增强、无病呻吟的台阁体诗消退的转折点，是他们诗歌创作上的一个巨大变化。
2.沉郁悲凉的意绪
方氏祖孙四流人遭遇贬谪遣戍，心灵遭受摧折，兼之远离故土，心绪越发沉郁悲凉。在诗歌创作中，往往将悲凉情绪附着于所营造的意象上。方氏喜欢用“雁”“梅花”“菊花”“月”等传统诗文中的意象寄寓悲凉沉郁之情。现以前二者为例：
“雁”是候鸟，每年秋天飞往南方过冬，春天重返北方。“雁这种为人们习见的候鸟，被赋予了诸多人格化的象征意义，逐渐成为古代文学中一种符号化的重要意象，并不断地衍生丰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47]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学作品中常是思乡怀旧与传信以寄羁旅之苦的符号。
方氏流放东北后，家中尚有亲人，以及与他们关系深笃的同族宗亲，而他们又是江南人，羁旅于北国边塞，于是诗中南归之“雁”即寄托了倍思亲人的情意。方拱乾、方登峄诗中较多，如：
目断南征雁，飞飞无尽头[48]。《霁》)
到日春虽暖，心同旅雁归[49]。《双莺雏》
莫嫌人迹远，雁亦罢南征[50]。《九日》
旅雁雪深谁系帛，飞鸿弋远已归林[51]。《长至》
——以上方拱乾诗
江南家已破，塞北尔言归[52]。《见雁》
凉云空阔凭呼雁，尔是南征入塞时[53]。《立秋》
——以上方登峄诗
“雁”南归牵动了方氏刻骨铭心的思乡深情。不过方氏借“雁”寄寓思乡思亲之苦的同时，还渗进了一些有家难归的苦闷和惆怅，从而使“雁”意象除被赋予思乡的内涵外，又横添了几许无法驱遣的悲凉之意。
“梅花”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怀乡恋土的一种象征，唐代流人文士笔下已大量出现。清代东北流人比之其他各朝代，遭遇更加悲惨，怀恋乡土倍加浓烈。方氏流放诗人笔下也继承传统诗歌中的梅花意象，但融入了更多沉痛而复杂的情感体验。现举方拱乾诗例：
雪篱衔落日，失喜问梅花[54]。《饮庄张诸子》
梅花消息好，终带领头香[55]。《挽广和尚》
尚怪牵乡梦，梅花醒后香[56]。《夜深》
心知梅花边不生，鼓声似带香风彻[57]。
《元夕月明歌》)
诗中“梅花”无一不表现出作者浓郁而强烈的思乡深情，而这种思乡深情由于与被贬谪流放的“久已无乡园”[58]的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愈发透露出“江南人梦江南花”“羁魂随物见乡园”[59]的无比沉痛的伤感之情。
3.凄凉悲苦的诗风
方氏四代流放诗人的诗风有一个总的表现特征，即凄凉悲苦。方拱乾和方孝标父子作为方氏前两代流人，尽管诗中有一些绝域生还的欢愉之词，但不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凄苦之音。方拱乾作于宁古塔的《生日自寿五首》是较有代表性的诗篇。其第一首云：
一年又不死，此日觉多生。弃置已天外，浮沉若梦成。灰心辞药物，何意眷蓬萍。谷贵无劳辞，松乔命本轻[60]。
过生日本是人生乐事，何况像他那样六十五六岁的年过花甲的垂暮老人，孝儿环侧，娇孙绕膝，该是多么惬意。哪知他愁绪万端，郁郁寡欢，先前还一再以宋、明时遭谗被谪的苏轼、王阳明自勉自励，并以“何陋居”为其所居之室名，表现了身处逆境不甘沉沦的意志和决心，然而这些美好的人生期望和设想已被瞬间否定，生不如死的伤感带来的是以死为乐的超脱。这是备受打击的方拱乾长久困扰于似噩梦般的科场案阴影中的难以自拔的结果。在这种心态的促使下，诗中流露出浓重的凄凉悲苦的情调。此外，方氏其他诸诗，凄苦的诗风皆一以贯之，从其诗句中随处可觅，如“至今万里孤臣泪，洒向千秋五日看”(《五日》)[61]，“是亦名团聚，何如离别愁”(《儿育儿膏至》)[62]，“身世至今弹指边，功名自古到头难”(《哭刘中轩》)[63]，“久客归家心，我归家何有”(《问家》)[64]等。
方登峄诗与乃祖方拱乾相类似，邓之诚说其诗“词多悲苦”[65]，为中肯之言。方登峄本人敏感多愁，触物伤怀，于狱中写下了感伤凄楚的《见雁》《鹊声》，以诉苦闷。在戍地的其他多首诗，同样流露出悲苦哀音。如《和七兄韵》：“老大才知万念虚，况经忧患益蘧蘧。模糊恩怨三生眼，潦草兴亡几卷书。壮志渐消才本拙，生涯难问计原疏。回头多少惊心事，一日浮生一日余。”[66]方登峄回忆起家族祸不单行的苦难史——科场案和文字狱，他们家族都首当其冲，惨遭打击迫害，如今回想起来，愁思涌动，悲慨万端，真让人伤心欲绝。念及自身，不禁万念俱灰，壮志消泯，人生早已沉沦，留下了失落和无奈。诗写其心，整首诗自然带有悲苦基调。另外他写时常困扰其身心的家难阴影、身世悲恨、忧愁幽思、惊心伤感等文字狱劫难下特定感受的诗句，如《触感》：“塞北江南各相望，苦离欢聚总成悲”[67]；《逸叟以诗寄阿郎》：“回头万事总成灰，莫向天涯空洒泪”[68]等诗同样贯串了这种诗风。
4.托物抒情的表现方式
桐城方氏两经案狱，皆死里逃生，备尝流放生活之艰辛。这种特殊的际遇使他们对自身生命和身世遭遇有了新的审视和体认，但他们仍心有余悸，不敢公开诉说苦难，也不敢直接痛斥清朝统治者迫害文士的虐政，只好隐忍委屈，于是借同情弱者的不幸来抒写心灵痛苦与人生感慨。方拱乾《老牛别》一诗，名为别老牛，实为自伤身世。作者前往戍地时，门人赠他老牛以驾车，但经过长途跋涉，老牛不堪负重，作者只好忍痛将这位旅途“伙伴”卖与他人。诗中劝勉老牛“有力当用勿用尽，用尽谁怜筋骨疲”[69]，耕作不要太认真，明哲保身才是上策。这是作者借老牛来述说自己的委屈。他于近花甲之年受清廷征召，领衔黾勉修书，结果是自身不保，科场案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懊恼之情无以言表，劝老牛之惜力省劲，其实是暗骂自己的迂拙。“刍豆虽嘉勿认真，从来主家惯负人”，指出不要贪图眼前利益，要认清“主家”深藏不漏的奸谋。作者为清朝的富贵利禄的诱惑所打动而主动降顺，而清朝统治者的真面目终于暴露无遗，不仅食言负约，反而不遗余力的打击迫害，怎能不让人伤感万分。“物微离别亦觉苦”，同情身为“微物”的老牛，正是反衬清朝统治者的残酷无情。
《河之熊》为熊之不幸惨死鸣不平，且认为“出非其时非其地”[70]，即冬眠时出洞走动，是取祸之因。这无不寄寓自己明亡后不安分家居，而被征为官，不久又遭流放的品节顿失、屈辱相随的身世之感。《偶得生雉畜之》《
雉》《放雉》三首诗，叙写抓获、喂养、放归一只孤单失群的山鸡的全过程。从字里行间充溢着的一种欲言难吐的苦涩之意来看，山鸡的苦难遭际何尝不是科场案打击下方氏的悲惨命运的写照。“藏身悔不深”“欲隐恨纹身”，是委婉的自我批评；“九死知身贵，重生见日长”[71]，是对流放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渴望蒙赦的期盼。
方登峄被拘捕于狱，作有《七兄复斋有〈昔年和姚羹湖先生春山八景〉，因题取义，颇况今兹，藉以寄怀，亦得八首》一诗，八题为：《烧后草》《接活树》《分丝竹》《初插柳》《病愈鹤》《寻巢燕》《脱钩鱼》《放生麑》。方登峄有感于家难，触物伤怀，取旧题赋新愁，通过描述根基未牢的草、树、竹、柳生长环境的恶劣和经历风浪摧残的鹤、燕、鱼、麑生存状态的孤凄，寄托了文字狱给他们方氏身心带来戕害后的心灵痛苦。
桐城方拱乾家族是江南所谓“江东华胄推第一，方氏簪缨盛无匹”[72]的文化世族，尽管接连经历了清初案狱惊涛骇浪般的生死考验，遭遇了冰天雪地的戍地流放生活的重重磨难，但家族和人生的不幸，却带来了诗歌创作上的重大成就。他们的诗歌一改先前空洞乏味的应酬唱和，而笔触向下，更加关注边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多思考人生和自身命运，又由于创作环境的改变和清廷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威慑，避免无妄的文字之灾的再次降临，他们的诗歌创作不得不在艺术上进行创新和完善。他们留下的大量值得称赏的诗篇，不仅丰富了中国流人诗史的艺术宝库，更是研究中国流人心灵史的可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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