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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的现代性追求：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人对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追求并不始自民国，但对科学与民主观念有较为明确深入的了解，响亮地提出这两个口号，并将其视为西方先进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却是在进入民国以后。换言之，只有到了民国时期，民主与科学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彼此有机联系的社会意识，一种逐渐深入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引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
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歇，以此为宗旨的思潮和运动接连不断。率先举起这两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潮和运动继续得到发展。科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反击玄学派的“科玄论战”；30年代初至抗战以前“科学救国论”指导下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左翼人士从事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民主方面，有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胡适、罗隆基发动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抗战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主建国运动等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还曾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启蒙的目标，显示出文化思想运动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同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因此对它们的追求也变得更加明确、强烈而执着。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则明确认识到，它还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合理、应当遵行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 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 靡有不受他支配的。 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同年3月，谭平山也说：“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何？稍有识者， 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谭平山文集》，1版，37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次年又说：“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同上书，第160页。）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
五四以后，民主思潮发生了分化，分别沿着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民主两种追求、两条轨迹发展。前者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想，1929年他们发起的“人权运动”，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呼吁人的生存权、个性发展权、政治民主权、财政管理权、言论自由权、社会法制化及其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权，特别是将言论自由权视为最重要的民主人权。在国民党的打击下，人权运动最终趋于沉寂，但他们的民主追求却并未因此放弃。后者则以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为中坚。他们认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虽标榜代表人民，其实只不过代表本阶级，并不真正反映广大工农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是狭隘的，算不上真正的民主。他们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同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获致民主的途径的认识上，他们也有了新的觉悟。一方面，他们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个性解放”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承认“理想的社会，不是奴才所结成，良善社会，必然有自立的个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是“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客”，“个人的个性，应不应尽情发挥，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在什么社会才不摧残个人才性，才使天才自由发展。……社会倘不发展个性，倘不使人人各尽其才，就非对这束缚人的才能的社会，采着不妥协的态度不可”，（《何干之文集》，1版，第2卷，80、7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实际上是视社会革命与解放为个人解放和健全个人普现的前提。这样，资产阶级的狭隘民主就被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的民主所取代，追求民主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广大民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因而代表了当时最为进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入，追求也更为热烈而自觉。如果说在晚清，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科学主要还只限于科技物质成就和自然科学，那么此时则不仅涵盖一般社会科学，更是一种广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包括破除迷信、打碎偶像、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实证等精神在内的至上价值观念。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如下表述颇有代表性：“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任鸿隽：《科学发刊词》，载《科学》，1915（1）。 ）这种精神的实质，胡适概括为“评判的态度”或“重新估量一切价值”，有一定道理。它在根本上与民主的价值观念是相通的，因为不盲从、不迷信的理性主义态度正是个人独立人格的体现，而人的个性的普遍解放，乃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五四之后，中国的科学思潮大体沿着三条轨迹发展：一条是中国科学社所代表的路径，把理性主义贯穿到建构自然的科学知识系统之中，努力将西方近代科学本体移植到中国，此路径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另一条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路径，即崇信思想的科学或科学方法论，并加以传播和实践，它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版，1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从而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至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则属于第三条轨迹。三者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但都高举科学的大旗，呼吁中国的科学化建设，为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作出了贡献。
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范围内曾兴起一场较大规模的科学化宣传运动。热心于运动的人士集合起不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他们声明：运动的使命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广大中国未来的生命”。（顾毓秀：《“中国科学化”的意义》，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为此，他们创办了《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科学化”的必要，并尝试着探讨入手办法，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还提出了“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化”的口号，强调“社会科学化”应以“科学社会化”为前提，其实质是“民众科学化”，（胡庶华：《科学救国应当首先提倡民众科学化》，载《科学的中国》，第3卷，第4期，1934。）即考虑到民众如何接受科学的实际问题。正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所表明的：他们是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这样，科学化运动就更好地体现了与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自觉结合。此种认识和运动，显然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发展和深化。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中，都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方面，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它强调接受教育权的平等，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伟。文学艺术方面，也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从五四时期起，白话文开始代替文言文，揭露和鞭挞封建蒙昧主义成为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将此一主题与白话文的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此类作品，文学史界名之曰“启蒙主题文学”。另外，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延安时期崛起的“工农兵文艺”，也都是崇尚民主精神的直接产物。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着。整个民国时期，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把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变成真正的现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许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等人堪为杰出代表。“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邹韬奋：《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载《生活周刊》，1928（1）。）邹韬奋的这段名言， 成为新闻出版界崇尚民主精神的最好写照。1935年12月26日，71名上海新闻记者在《大美晚报》联名发表《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公开反对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他们严正声明：“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必向什么机关请求、哀乞，我们应该自己起来，争取我们自己所应有的自由”。斗争虽未取得直接结果，却表明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自由民主意识、现代职业意识空前增强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崇尚民主与科学成为民国文化发展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着此期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有很高水准，恰恰相反，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国，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来自专制与迷信势力的顽强阻挠，付出血的代价。其蜕变之艰难，常常令爱国志士们为之扼腕。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主和科学毕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持续高昂的内在冲动：民族主义的主旋律
在那些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和国家里，民族主义既是一种以反抗外来民族压迫，争取本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为内容的思想原则，也是一种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它虽常不免带有本民族自身的狭隘情绪与局限性，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一种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进步意识。
晚清以来，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因此，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民族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进入民国后，民族危机不仅依然存在，30年代开始更达到顶峰，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恶性膨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更趋觉醒和高涨。
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五四运动宣言，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一二·九”救亡示警；从“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五卅怒吼，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抗战呐喊，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爱国主义浪潮汹涌澎湃、激荡神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
同晚清时期相比，此期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末革命党人扬弃忠君爱国观念的传统，使“君”与“国”彻底分离，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它也不再像清末时那样还以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如“排满”）为其重要内容，而是更明确地形成并巩固了以国内各民族平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念，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反对外来的民族侵略和压迫，以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捍卫和发展“中华民国”。同时，中国人还深化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明确地提出了“反帝”的口号和目标，民族主义水平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先进的中国人将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将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加自觉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民族主义焕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整个民国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同晚清一样，始终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主题，激荡着爱国主义旋律，且范围和程度远远超过晚清时期。教育方面，民族主义不仅是政府正式规定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内容，而且成为进步的教育改革和教育运动强大的精神资源。北洋政府将“爱国”列为“教育要旨”之首，国民政府更强调教育要“以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至于在解放区，这种教育则更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抗战之初，根据地实施的教育政策明确规定：“广泛发展民众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作为民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又一突出表现，这一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教育侵略的斗争也在中国大规模兴起。1934年，《教育杂志》出版《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专号，集中讨论“教育救国的途径”或“如何发挥教育在救国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一思潮几乎与民国相始终，堪称民族主义主题在教育领域里的最典型反映。围绕这一思潮，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等运动蓬勃开展，不仅对教育本身，而且对与教育相关的各文化部门的发展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术研究方面，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也得到突出体现。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大都自觉地将自己的科研活动同挽救和振兴民族的神圣事业结合起来，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意识和使命感。以史学为例，民国时期文化史学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是这一时期尤其是30至40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载《光明日报》，1997—10—14。）文学艺术方面，持续不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的激扬，同样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此期都涌现出大量抒发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它们或痛陈民族危机、悲叹民族命运；或谴责外族侵略、呐喊民族救亡；或讴歌抗战英雄、赞美祖国河山；或反省民族弱点、呼唤社会变革……形式不同、内容有异、风格有别，但无不贯穿着爱国主义的共同主题。代表作有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哀中国》、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茅盾的《白杨礼赞》、老舍的《四世同堂》等。
值得强调的是，民国时期，中国人认为本民族文化已根本落后的意识、文化反省意识和变革赶超意识，均大大超过了晚清，成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体现和特点。这一时期，人们更明确和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是来自比自己文化更为先进的外族的侵略，这就使得民族危机具有了空前的深刻性：“昔者吾国暂受外族压迫，不久即能同化他人，此在今日为不可能。列强若一旦瓜分我国，吾人以为不久能同化他人，成更大之中华民族集团者，此不辨文化程度今昔悬殊故也。”（卢于道：《为树立科学文化告国人书》，载《国风月刊》，第8卷，第7期，1936。）因此，人们深深感到民族生存与文化息息相关，欲有效地挽救民族危机，不能不从文化的根本上着手，革新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于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新启蒙运动蓬勃兴起，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诸论纷纷出现，西方文化得到大规模全方位的引进，“问题与主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各种各样关于文化道路与问题的论争也跌宕起伏、连绵不绝，其更为深刻的内在动力，显然来自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爱国主义情思。由此可见，复兴民族的爱国主义不仅成为民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也是此期推进文化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源。
此外，随着西方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引进与传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持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根据国情、民族性来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具有着不容忽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一种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的思想和实践不断得到发展。这种文化自觉，是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成为民族主义精神在民国文化领域的又一突出表现和特点。以宗教为例，这一时期，天主教和新教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倾向。如在中国教徒的努力和中国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基督教新教广泛开展了本色化和自立运动，除了使得在华各种教会名称前均带上了“中华”或“中国”字样，各地区的主教和教会学校校长大多改为华人之外，在宗教的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有着“中国本色”的自觉追求，如反对完全照搬和模仿西方基督教礼仪、组织和布道方法，让教徒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仪式等等，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随之纷纷出现。在仪轨上，此期基督教也带有了中国特色，有的教会竟采用佛教祈拜方式，礼拜时燃香并跪诵经文。在思想上，教内甚至还有人主张儒化或佛化基督教。不仅宗教如此，教育、文艺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都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具有了某种“民族化”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强化，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的认识与实践也更为明确、更趋自觉。如在文艺领域，“民族形式”问题引起广泛讨论，出现了许多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新兴的各门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等，也纷纷提出了“中国化体系”的建设目标，并取得了可喜收获，特别是这种文化自觉还产生了巨大的硕果：毛泽东思想得以最终成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明确任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卓越认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并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完善。所以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它“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1版，上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精神所激励的也并非全都是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活动，腐朽落后的文化复古思想和运动也常常假它而行。这一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各种复古思想的活跃，虽然对鼓舞抗战未必没有正面作用，但对新文化的发展却产生了消极影响。与此同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抵制马克思主义等外来先进思想的传播的文化行径也屡见不鲜，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展，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等，都是显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救亡与启蒙根本统一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矛盾。
可贵的理性自觉：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
同晚清一样，民国文化的中心线索依然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时期中外社会交往急剧扩大，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各种思潮、学说都得到介绍、传播、提倡和鼓吹，中西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接触，形成了一种不完全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但却符合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开放格局。在中西文化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两者之间既表现出普遍的矛盾冲突，又贯穿着程度不同的会通融合，可谓是会通中有矛盾，冲突里有融合。这种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在民国时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其发展全局来看，这种中西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与会通融合，又有着不同的趋势。大体说来，前者日益减弱，后者则逐渐加强。因此，就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间的会通融合无疑代表了时代的主流。
文学方面，被毛泽东称之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鲁迅，堪称融合中西文化的时代巨人。他既彻底地反封建传统，犀利地针砭国民性格，又热情地讴歌“民族脊梁”，认真整理和继承文化遗产。对于传统文化，他的真实主张是“分别好坏”，决定去取；对于西方及一切外来文化，则认为应敢于吸取、善于选择。其会通中西所揭橥的大旗是人所共知的“拿来主义”。可以说，正是对中西文学的兼采合冶、有机融合，成就了他这样一个旷代文豪。此外，曹禺的《雷雨》、《日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
美术方面，民国美术更是中西文化会通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是绘画史上中西艺术的混流时代，中西会通的潮流势不可挡。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人着眼于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民族特色的融合；徐悲鸿、汪亚尘等人站在改良本民族传统绘画的立场上，向西方借鉴写实技法；李毅士等则追求从整体上贯通中西，实现中国绘画全新的超越。其中，汪亚尘的系列金鱼画、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堪称代表之作。进入40年代后，西洋画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李可染、吴作人等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表明此期中西绘画的会通融合进入了新的阶段。
学术方面，会通中西的风气与成就同样引人注目。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十分典型。陈氏国外求学十数余年，通识十余种文字，其学术著作中却几乎看不出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痕迹。显然，他对异域观念和方法的采获是真正的融化，而不是由外而加。这方面他有很自觉的意识。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时，他曾明确指出：一种学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乃他沟通中西学术的立场，也是他融会中西学术的精神。同是史学大师的郭沫若，则走上另一条会通中西学术的道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其社会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撰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经典之作，开了一代史学研究风气。
社会学方面，中西融会的努力也颇有收获。孙本文、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均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孙本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相当自觉，为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名词的规范化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写于1935年的《社会学原理》，是民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学者会通中西文化在社会学领域的范作。它兼采欧美各家教本之长，大量使用本国材料，将其融会贯通，使社会学知识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虽然它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体系，但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却起了推动作用。
此外，在哲学领域，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以儒家精神为本融会中西文化，创立影响巨大的新儒家学派；文艺学领域，钱钟书“打通中外文艺”，写下不朽名作《谈艺录》等，也都是中西会通学术风气的典型体现。虽然，从文化选择的方向上看，现代新儒学固执儒家道统，希望在此基础上嫁接西方现代文明，不免迂腐失策，其学术思想体系也多带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努力会通中西学术、精心架构的各种著作本身，对于中西文化思想的总结、比较和阐发，却具有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
当然，民国时期，文化各个领域里中西会通融合的水平并不一致，融会的方式、自觉和努力的程度也有差别。总体说来，既有像鲁迅小说、朱光潜美学和钱钟书《谈艺录》那样“中西婚媾”的美妙宁馨儿，也有像五四时期的“灵学”和抗战时期汉奸理论“新民说”那样中西杂交的畸形怪胎；既有彻底消化西学，以之整理传统、研究中国问题的精品杰作，也有徒拾西学皮毛，生搬概念、硬套中国情形的浅薄陋册；既有真正融贯中西、使人豁然开朗的理论创造，也有牵强附会、让人莫名其妙的思想杂交。但是，无论如何，人们追求中西会通的理想和目标没有变，且总体说来，这种会通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到明确、由浅入深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越来越自觉和深化了。
另外，这种会通融合是始终伴随着矛盾和冲突的，此点从民国时期接连不断的各种文化论争中，可以概见。有的领域里，矛盾冲突还一度很激烈，如医学界的中西医之争。西医界曾有人多次提出“废止中医案”，要求对中医“废医存药”，希图国民政府加以批准。但其结果，不仅中医没有废除，反而促进了中医界奋起自救，学习西医，在诊断、治疗方法、药物分析乃至理论阐释等方面加强了自身的科学化建设。整个民国时期，中医界“著名医家几乎全部致力于从中西医比较中取长补短，以求得中医发展”。“汇通中西医”的口号，既为中医界所呐喊，也得到了西医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同情，成为民国医学界最为强劲的声音。人们越来越坚信：“重中轻西固不可，重西轻中亦不可，必须共冶于一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成世界最完善之医学”。（王慎轩：《中西医之平议》，载《医界春秋》，1926（1）。）抗战末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曾掀起“新中华医学运动”，提出“西医学术民族化”、“中医学术时代化”的总口号，这实际上已很准确地把握住了此期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课题了，那就是，一方面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实践，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新文化。
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前，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主要有三种理论形式：一是以“中源西流”说为代表的“回归式”；二是以“中体西用”说为代表的“嫁接式”；三是以“有机调和”说和“整体融会”论为代表的“融贯式”。（参见马克锋：《中西会通与近代文化》，载《近代史研究》，1990（4）。）此种概括不无道理。进入民国后，“中源西流”说和“中体西用”说虽然遭到思想界的一致唾弃，但这样的理论思路，仍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特别是“中体西用”说，不论是东方文化派，还是“本位文化建设派”和新儒家，都是一面批评“中体西用”说，一面又不能真正脱开这种思想的窠臼，总想以传统儒学为本去融会西学。由于其传统的因袭过于沉重，民族文化自我中心意味太浓，因此无法成为建设新文化的理想选择。至于“全盘西化”论，则完全漠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彻底丧失了文化自我，实际上也等于根本否认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可能性，因而同样违背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求。
民国时期，真正富有活力的理性的文化主张，乃是前述所谓“融贯式”，即各种各样的中西文化互为融通的思想。其中，较为完满的会通构想，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案。这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思想，虽从五四时期开始即已付诸实践，但其理论的最终成熟却是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和张闻天等人的文章乃其标志。他们所构想的此种方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它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就必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它又并不拒绝外来文化，而是主张对外来进步文化大力吸收，主动消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民族性就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这种主体性又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选择性上，还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上。至此，文化的民族性认识就空前深化了。其次，它是“科学的”。在内容上，“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方法上，则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的。由此出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既不割断历史，又非不加批判地歉收并蓄，从而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时划清了界限。第三，它是“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强调新文化必须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高扬群体的价值，不是简单否定，而是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个体自由的价值目标，因而顺应了民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度紧张的时代要求。
作为一种独特的组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成为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西文化关系、会通中西文化的历史结晶，它既贯穿了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又凝聚着高昂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愧是民国文化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五四以后，这一文化在实践中也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工农教育运动蓬勃开展，左翼文学和社会科学运动兴起并迅速壮大，都无不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抗战以后，在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区文化事业更是蒸蒸日上，人民文学、电影、戏剧、新闻事业等都得到全面发展，未来的新中国文化，便由此奠定了基础。这是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