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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4-0001-04
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作为一种似乎与一般城市化规律相悖的非常态的社会经济现象，大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之中。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在很多层面上也表现出“异化”现象或“中国特色”。那么，这种异化现象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异化现象的研究对于城市化理论创新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试图尝试性地回答上述问题。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困惑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迄今为止，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扩展源自然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随着技术的扩散和工业革命的广泛传播，城市化进程由近及远地扩展到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及地区。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完成或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因此，他们的城市化经验往往被称为经典的城市化模式。
事实上，总结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过程，人们发现，在城市化机制作用下，城市化进程的确表现出某些规律性。然而，由于城市化机制的作用受一系列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在一些城市化后发国家或地区中，城市化进程经常会出现某种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一方面，给人们带来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惑，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
概括起来，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困惑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与经典的城市化模式不一致，而传统的城市经济原理又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的现象。以中国为例，与西方经典的城市化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表现出一个独有的特点，那就是，不仅表现为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镇化的双向运动。由此，形成了两种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城市化模式与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城镇化模式。这两种城市化模式从一开始就沿着各自的轨道、自成系统地运动着，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动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第二种情况，来自于日常观察似乎与当时的潮流或城市化常识相矛盾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城市化过程表现出的显著的偏态运动特征就是很好的佐证。比如，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现象。目前，我国的非农产业化的比率远远高出城市化比率，大量的非农化和工业化是在中心城市以外进行的。又比如，有形城市化快于无形城市化现象。亦即有形的物质形态上的城市化发展较快，无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城市化显著落后。诸如此类的城市化现象，并没有违背城市化原理，但却与我们积累的城市经济学常识或我们认定的趋势相冲突。
第三种情况，称为理论或经验的反常现象，它们有待解决并向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城市的非农产业，是必然发生的过程。对此，刘易斯—托达罗模型(Lewis，1954，1958：Todaro,1969)做了充分的解释。然而，刘易斯—托达罗模型描述的是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彻底解放出来，职业转换与地域转换同时发生根本性转变，进而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现象。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行为与转移后的定居行为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民工潮”与城市化进程相分离，城市化速度似乎并不与劳动力外出的规模相符合。
上述三种类型的城市化异化现象，并不是人为假设才存在的，它是在现实的各种条件约束下，走向了被各种条件钳制的特定轨道后的产物。在对特定的约束条件没有深入而明晰的探究时，或者对它的内在活动规律和运行机理没有透彻认识时，它们总是在困扰着人们，成为人们理论思考上的桎梏和城市化实践中的羁绊。
二、城市化异化现象的诠释：城市化逆态理论的提出
1.城市化的逆态理论
逆态是相对于常态而言的。城市化逆态理论，是揭示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常态(逆态)现象的成因机理和运行规律的理论。它的主要基点在于，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视为一种有其内在活动规律——现有理论尚不能全面解释的现象加以考察。
城市化进程中的逆态是客观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与城市化运行的正常境况即常态之间构成了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统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化起伏涨落的历史演进过程。过去，人们在考察城市化过程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总是抱有单纯的批判态度，原因是，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过程中的逆态或非常态现象看成是一种违背城市化规律的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逆态是城市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变化与城市化机制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于城市化过程的结果。因此，它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当然，城市化逆态的发生、发展及后果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言，有很大的差异性或异质性。粗略地观察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人们就不难发现，尽管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比率将迅速接近发达国家，但是其聚集的模式和规模都迥然不同于发达国家(puga,1998)。这说明，城市化模式存在着某种变异。而且由于城市化发端背景和地域空间结构的不同，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城市化路径也必然不同。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城市化现象，城市化逆态或非常态引致的城市化异化现象却有着共同的内在本质上的特征。那就是，城市化异化现象存在的客观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城市化逆态理论为解释城市化异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逻辑结构。所以，城市化逆态理论的提出，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应该致力于城市化过程中非常态或逆态现象的研究，找出隐藏在不同表象后面相似之处的不同点；应该区别世界城市化一般趋势或规律与地方文化本身的发展过程；应该深刻反思城市化政策赖以产生某些后果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时，应该严格选定比较对象，确定有关概念，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以探究不同约束条件下城市化运行的内在机理。
2.局限条件下的城市化逆态及其异化现象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非常态或逆态并由此引致异化现象，可能起因于城市化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也可能是城市化政策或调节手段不当造成的，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改变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局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进程中异化现象的形成是人们面对城市化发展的局限条件而进行的行为选择。
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异化现象的形成来看，城市化所面对的现实背景、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内在矛盾共同决定了城市化进程的逆态以及内生于其中的异化现象。
首先，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与工业化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国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该国一定的资源基础之上的。其中自然资源基础构成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发达国家由于特定的初始条件，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以大量消耗资源的发展方式实现了工业化，但对于中国来说，上述条件和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没能在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得天独厚的时候走上工业化之路，而接下来的速度型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却给我们留下了资源匮乏和人口膨胀两份遗产。而这两份遗产作为无法回避的基本国情，正是我们冷静地选择现在和未来的现实起点。另外，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已失去了早期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资源基础。在现有的资源状况的约束下，中国城市化过程面对着工业化加速带来的种种矛盾，以及人均资源短缺带来的问题，这是中国城市化路径面临的大的背景环境。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决定了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特殊性和异质性。
其次，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内生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为了保证被压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配置和管理的办法，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反映在城市化方面上，为了保障重工业资金积累，实施了严格的城乡分隔制度，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他们的故乡，结果阻碍了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同时，由于实行城乡分隔发展的政策，工业集中在大中城市，既不需要周围地区的产业结构互补，也没有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结构小而全、大而全。
再次，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化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中国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的全面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就是，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而且面临着经济结构从二元结构对立状态转向二元结构消减的重大使命，而这两个过程的同时推进构成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中国转型路径的渐近性特点和结构对立的历史成因，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化存在着非平衡性，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这种非平衡性也给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带来深刻影响。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体制转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响应城市化利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城乡之间流动，而二元结构转化的相对滞后并没有有效地引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相应转化。
总结中国的情况，我们看到，清楚地阐释城市化过程中的选择行为的局限条件是理解城市化逆态及其异化现象的关键。因为选择的主要依据就是人们对约束条件的判断、把握和衡量。尽管回过头来，我们可能发现当初的选择存在着局限性或失误，并且这种选择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化逆态境况，但是，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选择行为总是有其必然性和内在逻辑。由此推之，城市化逆态及其异化现象也总是有它的内在成因和运行机理的。
3.作为“异质选择”的城市化过程
进一步地，我们需要阐明作为“异质选择”的城市化过程与城市化特色之间的关系。所谓“异质选择”(hetero-selected)是人们在面对城市化逆态时做出的有关城市化模式、路径和政策的行为选择。上述中国城市化异化现象形成的过程表明，在特定的局限条件下，城市化过程除了它的自然演进机能之外，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人们有意识进行“异质选择”的结果。之所以存在着这种非常态下的“异质选择”决策，部分原因是当时有关的局限条件实在太复杂，不可能把握得很准。
“异质选择”的结果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可能性：一是城市化进行中契合了约束条件，使得这种选择最后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化过程；二是城市化的约束条件和环境发生巨变，导致这种选择出现了失误，城市化过程由此变得曲折而充满矛盾。可见，作为“异质选择”的城市化过程并不等于有特色的城市化之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异质选择也不一定就必然会导致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城市化过程选择的可塑性不应该与城市化异化现象混淆起来。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异质选择是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机制。因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必然要遵循经济发展的逻辑和秩序。此时异质选择是作为一种机制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的，与此同时，它也作用于城市化过程，带来了城市化模式的多样化。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从来不是“拷贝”发达国家的经典城市化模式来完成城市化过程的。因此，由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内生关系，可以把作为“异质选择”的城市化过程视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动态均衡的结果，其核心内容依托于经济发展路径演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城市化进程中异化现象的政策和理论含义
在政策层面，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现象是内生锁定且长期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异化现象不会随着政策调整而发生改变。对于城市化异化所带来的问题，积极的政策回应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鉴于城市化异化现象的非常态化，城市化过程中相应的制度创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城市化政策的立足点要建立在寻求约束条件下的城市化规律上，而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应集中体现制度创新机制的建设。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化异化现象差别化与多样化的特点，城市化政策应从各地实际出发，体现出一定的弹性。弹性的城市化政策要与各地区的规模、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征相适应。中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别较大，城市化政策更不能整齐划一。目前，各级政府针对城市化发展阶段推出的相应的政策举措，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城市化异化现象及其后果的积极回应。可以预期，富有弹性的城市化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创新必将使中国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在理论层面，传统城市化理论对于城市化逆态及其异化现象的解释力明显不足，这预示着现有的知识储备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城市化提供的现成经验较少，应在借鉴成功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各国国情形成与城市化逆态及其“异质性”特征相吻合的新的城市化理论。城市化逆态理论是对表现为差异性的、独特的城市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揭示，是对现有城市化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它理应包含在这种新的城市化理论之中。在经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突飞猛进的时代，城市化进程必然面临更多的未知的困境与压力，迫切需要人们去研究当前的城市化逆态及其异化现象的成因和未来的趋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城市化进程不同于一般的国家，表现出异常的复杂性。因此，对那些所谓的经典理论或成功经验，我们只能是在廓清其前提假设的背景下选择性借鉴，不能机械套用或将其视为理解中国城市化过程及其问题的“圭臬”。否则，必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逆态及其异化现象的理论研究对于一个大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更直接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