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女生女性观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论文,女生论文,女性论文,观论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问题研究早已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一个独立分支,这便是女性学。它不仅要探寻女性生理和心理奥秘,而且要对女性生存的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的状况进行研究。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女性学已远不仅是一种理论研究,它已扩展为一场现实性的文化变革乃至政治运动,这便是西方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女性已不满足于理论上的男女平等和想象中的妇女解放,更要在现实行为上去解构男权中心这一历史、文化模式,从而切实建构起女性文化主体及女性政治、经济、话语主体。虽然当代中国妇性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尚不足以成为生长女权主义的土壤,然而如同中国社会变革正在面临着深层的文化冲突一样,今天中国女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亦面临着同样的冲突,她们日益切实地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而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当代女大学生身上,因为她们的人格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处在一个待完成和待成熟时期,更重要的是,高等文化教育在极大地拓展她们知识视野的同时,也给她们人格心理和价值观的形成带来更大的可塑性和丰富性。本文试图从女性观构成之两重因素即女性性别意识和女性自我设计两方面来把握中国当代女大学生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试图把这两个方面放到女大学生所遭遇的当代文化和现实境遇中去讨论。
一
性别意识不仅仅是指生物学层面上的性别觉醒,其内涵远比这丰富而深远,因为性别的区分除了自然性的区分外,更重要的存在有社会文化的区分,即男女性别之二元,不仅成为自然性的预设,更成为人类文化的预设,而后者则构成性别区分的深层内涵。由此,我们这里所言的性别意识主要是指对二元性别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的意识。当代女大学生的女性观首先表现在其女性性别意识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女性观即是其文化观。
自然把人类设定为男女二元性别,但从一开始,自然就无法保证此二元的等值和平衡,人类文化将它作了第二次的不等值设定。亚当用自己的一根肋骨做成夏娃,即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文化的性质,这便是男权中心主义,它所表达的是男女二元性别的非等值以及男元对女元的主导和占有;夏娃受到蛇的诱惑且最终殃及亚当则预示的是,那种非等值是以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而实现的。此象征含义在宗教、哲学、政治、经济、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在基督教里,上帝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而这个绝对性的存在即是男性,是西方文化之价值意象中心:自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对生命存在的追问,所思考所追问的实际上是男性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实质上便是男性的;在政治、经济之现实领域,权力、制度、法规、道德等等所体现和所维护的亦皆是男性价值;艺术世界里,对女性的诅咒与对女性的讴歌比重几乎一样多,这种现象的出现都非偶然,因为无论是诅咒还是讴歌其视角是同一的,这便是男性视角,女性只是被讴歌,就像是被诅咒一样,在被动的性质上,女性只是被男性说着,或者女性自身亦不自觉以男性视角去言说自身。总之,女性性别仅仅沦为一种生物躯壳抑或生命空洞,女性性别意义则必需由男性给出,在文化空间里,也实际上“不在场”,女性如同古老的“待字闺中”的形式那样,其意义需要等待男性来填充。
中国文化虽有其特殊性,但其整个意义系统在男女性别的非等值和女性性别歧视上则与西方文化同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礼仪。”从这条历史文化生成链上即可看出女性意义之如何失落,在完成其生殖功能后,女性便沦为有如当代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莉葛来所言的“废弃的子宫”,这之后她便“不在场”。孔孟及其儒学传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领域,要么使得女性根本“不在场”,要么如同武则天、慈禧之女流以异化了的“在场”而“不在场”。而且,儒家还把反映二元性别的非等值和女性性别歧视之义理价值形而上学化,使之作为先验的存在,不仅深入男性人格心理,而且根植于女性人格心理,它成了一如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无论是内圣方面还是外王方面都是男性性别角色,只有“孔颜人格”的男性,而不可能有此理想人格的女性;中国的佛道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与儒家大相异趣,但在性别性质上则无不同,佛道文化同样是属男性的,无论是道家的真性人格还是佛家的释性人格都是品格。儒佛道对世界的体验及其所体验到的世界亦皆是男性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本质上说没有属女性的文化心理空间,女性生命存在及其意义遭到了文化的遗漏,这如同一片巨大的阴霾几千年来笼罩在中国女性的头顶。
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在现实形态还是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并非表明那片阴霾的彻底消散。虽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文化观念的改变,在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国女性正在逐渐孕育和形成真正的观念与实践主体,然而这却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重负以及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将使得中国女性主体的形成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过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变革却实质性地给改变男女二元性别的非等值和改变女性性别歧视提供了切实机遇,而这首先具体地落实到作为当代中国青年女性精英的女大学生身上。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女性对于男权文化传统的体现出的是消极顺应和被动承受的话,那么当代女大学生所受到的系统教育、她们的知识结构、情感与思维方式等等都将使得她们对女性所遭遇到的历史文化境遇以及女性命运具有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则是我们所指的女性性别意识的基本因素,这不仅让女大学生们知道女性是这样,而且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这种理论认识实际上即是文化心理上的意识与觉醒。她们深深懂得,自古女性的辛酸与苦痛,与其说是天命如此,不如说是文化的预设。具体地说,女大学生的女性性别意识首先即是对男女二元性别的非等值和女性性别歧视的理性认识。她们从人类所有的文化经典中读到的是人类的一半在主导和压迫另一半的斑斑血迹,这无疑对其人格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是以那种理性认识为基础,女大学生有可能完成其女性性别意识的第二个层面,这便是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即在文化观念意识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女性主体。如果说文化传统使得女性在文化空间里根本“不在场”的话,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则要完成和实现“在场”,它要在文化观念领域追寻女性生命存在及其意义:其一,女性生命同样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与男性一样同是造物主赐予的生命个体,女性同样拥有主宰自身生命个体的自主权,她对自身生命的体验是属其自身的,而不是体验到被男性体验着,她体验到属其自身的感官欲求及其欢乐与痛苦,而非男性的欲求对象,也就是说,女性生命首先在自然性上是与男性等值的独立的生命存在。其二,女性生命是独立的文化人格。生命体验不仅是生物性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体验。女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为她们从女性价值视角去感受和体验一切提供了保证,而大学这块独特的文化园地亦为此提供了条件,女大学生在这里拥有同男生一样平等的文化心理空间,拥有同后者一样攫取知识和发表见解的权力。只要努
力就有收获在这里不是空话,女大学生能够最大程度上真正成为自身的意识主体与行为主体,她可以有其自身独立的感受、想象、思维并以此付诸行动。这一切无疑为其完成整个生命人格的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其将来成为社会实践主体做了良好准备。
二
女性性别意识的形成直接关系到女大学生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形成,在政治观、道德观、知识观、爱情观、婚姻观、幸福观等各个方面,她们都将极力寻求男女二元性别的等值,在人格心理上极力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性与隶属性并超越和否定女性性别歧视。与此相应地,她们会对理想的自我形象进行构思与设计,抑或说女大学生的女性观实际上即是一种关于自身感性生存的设计和构想。虽然对于在校女生来说它更多的还只是某种主观意向而非客观现实,但这对她们一生的自我塑造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再者,那种自我设计在就读女大学生身上亦会呈出出极其复杂的情形,譬如,由于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情感经历的差异、爱好和性格的差异,尤其是由于在她们身上所反映出的城乡差别,因而其自我设计亦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然而,不管怎样,总体上说,当代女大学生的自我设计价值会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现代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对于现代性的标准她们会有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当代女大学生可能更愿意把这种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双面富有形态、一种刚性与柔性并济的品格、一种独立性和相关性合一的模式、一种职业性与诗性相融的生存方式。绝大部分女大学生不愿意把现代性理解为传统性的对立面,如同反对将传统性理解为现代性的对立面一样,她们的自我设计往往是在理解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的。
物质和精神二者是今天的女大学生在进行自我设计的时候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两者的不可或缺是她们理想的女性现实形态。而出现此种情形是有充分的社会现实基础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日益扩大消费和改变消费观念的同时,亦日益直接把物质消费变成了精神享受,而这远不仅是一个消费观念与模式的更新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逐步消解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的界限,或者说,物质性的手段将会对精神的丰富和充实的作用日益巨大。譬如,现代电子工业产品的成本降低、信息产业的开发、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等已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的现实感觉空间,而这便直接是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拓展。传统意义上所谓独立的精神形成已变得日渐抽象甚至于即将不复存在。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精神富有而物质贫困的知识女性的生存现实已不可能成为当代女大学生的理想形态,她们已不再幼稚地以为,精神的独立就是人格的独立,就像她们不再幼稚地以为物质的富有就是精神的虚无一样。
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同样为当代女大学生的人格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内涵。对于她们来说,“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做一个职业女性即做一个实践主体,既是一种社会需要,亦是她们的主观愿望,但这并不表明她们要放弃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的追求,而这同样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如果说传统文化是通过剥夺女子的社会主体性来剥夺其人格独立进而预设了“女性气质”,那么现代女性则要通过取得社会职业性来赢得其人格独立性从而去体现女性气质,显然这二者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人格的独立不是某种观念抽象,对此女大学生是明白无误的。但女性人格的独立亦非女性气质的异化,也就是说,女子的职业性不能取代女性的生命特质,否则非但不是女性人格的独立,反而是女性人格的异化,当今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足以表明了这一点,它一味地反对男权并竭力消解和剔除由来已久的女性气质内涵,最终反而对什么是女性无法作出回答。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绝大多数的中国女大学生不可能有如同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过激行为,她们更愿意在职业性与女性气质之间寻找某种协调,既谋求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主体,又保持女性的气质内涵,具体地说是,既有与现代职业性相关的理性、稳健、敏捷、豁达、果断等等的现代人格风范,又不失妩媚、含蓄、贤淑、温柔等等的女性生命诗意魅力,这二者的融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刚性与柔性并济的女性品质,它非林黛玉式弱不禁风的病态人格,亦非男人婆式的异化人格,绝大部分女大学生会把这视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现代女性生命形态和人格形态。
这一点也许在当今女大学生的形体包装设计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今天,把形体包装视为一种形体语言,这在女大学生身上恐怕已是普遍事实,因为形体包装就是其人格的表露。形态包装一般分作发型、面部化妆和服饰三部分。总体上说,女大学生的形体包装设计会体现出其人格设计上的特征。面部化妆可能对于女大学生是无关紧要的,除了必要的面部修整和保护外,她们很少有人在浓妆淡抹上花费工夫,这也许同她们有限的经济条件有关,但无疑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在于她们不想改变自我的面部真实,因为理性的自尊与自信使得她们不是要掩饰和改变而是要去充分展示自我的面部真实。今天的女性发型可谓千姿百态、风情万种,但女大学生对于发型有自己的独特选择,她们所谋求的是既保持发质、发色的自然性,又不失样式的鲜活性,既不保守又不赶时髦,既含蓄、庄重又富有青春朝气。女大学生的发型选择实际上是与其服饰设计同步而行的。女大学生的服饰包装既追求质地、款式、线条、印染花色等等的自然素朴,但同时亦讲究这些方面的新款活泼,她们摒弃传统服饰的保守与土气,但同时摒弃时尚衣著的花哨与媚俗。由此可见,如同其人格设计一样,女大学生在形体包装上的个性特征,既把她们同一般的青年女性区别开来,也把她们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女性区别开来。今天的女大学生不想让自己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面目苍白、柔弱不堪的知识女性抑或什么雍容典雅而冷若冰霜的大家闺秀模态;更不想把自己变成那种徒有虚表而毫无生命形式的时尚女子抑或唯利是图、婆婆妈妈的市侩女性,她们的理想模式是职业性与诗交融、刚性与柔性并济的现代品格。
总之,当代女大学生会把自我设计为一个她们所理解的现代性的自我形象,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完成了一半。因为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生旅程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作为自身的一半而存在,而另外一半在其步入青春期时即在开始期待着出现,无疑,女大学生所期待着的另一半对于其生命十分重要,甚至成为维系她们生命存在的最关键成份。正因为这一半是被期待着,所以亦是被设计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大学生的自我设计包含着对维系其自身生命存在的异性的设计,也就是说,她们所设计的自我实际上亦上一个二人世界。对于每一个女大学生来说,此异性是只此一个的独特生命体,但他一般应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其一,在她对他具有吸引力的同时,他对她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此吸引首先则是感性生命的自然吸引,他可以不是白马王子,但他必需具有与她的自然条件相应的自然魅力;再者,此吸引还是精神性的,虽然纯粹的精神吸引在今天会因为其空洞苍白而为女大学生所摒弃,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精神沟通的轻视,今天的女大学生更把自然性与精神性、把灵与肉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感性整体。其二,在他对她的差异性保持认同的同时,她对他的差异性同样保持认同。而这一点恐怕更是女大学生在对自身的另一半进行设计时与一般青年女性所不同之处。她们更谋求与这一半的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们能够较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地否认和反对男女二半间的差异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现实的,相反,能否真正拥有自身的另一半,实际上并不在于是否消除了那种差异,而首先在于是否认同那种差异,这正如琴弦,有差异才能奏出和弦。更重要的是,是否认同那种差异恰恰正是是否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的一种前提,女性的人格独立不是以隶属或拒斥另一半为条件,而是以认同另一半的差异性为基础,否则那种独立就永远是抽象的,差异性既意味着隶属性,又意味着相关性。无疑,当代女大学生对自身的另一半的设计富有其独特内涵,它是其自我人格设计的进一步完成和进一步确定。
女大学生所进行的自我设计,在现实形态上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面富有;在生命人格上是刚性与柔性并济、职业性与诗性并存;在与自身另一半的关系上是相关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这充分展示了一个极具活性与生机、充实而丰富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作为这样的一个女性生命存在,其生命价值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让当代女大学生感到庆幸的是,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正在逐步为她们实现这种设计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既然叫做自我设计,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某种意向性,意味着与现实的某种脱节,而这同样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女大学生在为自我勾画一种极具活性与丰富的生命轮廓的同时,也潜存着为自我预设一种生存困境的可能性,而对后者,女大学生往往是估计不足的。譬如,物质与精神如何达成双面富有形态?物质的富有从来就不必然是精神的虚无,然而在今天,物质的富有却更可能即是精神的虚无;刚性与柔性并济、职业性与诗性并存有可能使女性成为真正独立的生命人格,但却同样也有可能把她们沦为一种畸形的双重人格;对于异性既相关又需差异,这有可能赋予女性以新的生命形式和自然生机,但却也有可能产生新的生命失衡和错位。当然,这所有一切可能的生存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致,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为女性消除生存困境的同时,实际上又给她们制造出新的困境,后者恰恰也就是文明与进步的代价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女大学生有可能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新型现代知识女性,但同时也有可能要为遭遇到新的生存困境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女大学生的自我设计会由于其既有的生活环境和情感经历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生存条件的不同从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这是我们在理论上所不容忽视的。譬如,把上大学仅仅作为改变自我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手段,仅仅作为自我销售的价码等等观念,在一些女大学生身上不无存在;再者,当今世界性的女权主义价值观念也会受到中国当代一些女大学生的狂热呼应与接受。由此,某些女大学生在进行自我设计时必然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做一个升值了的传统女性。高等教育固然让她们对女性的历史文化命运有所认识,但这却未促使她们去为改变这种命运而作出努力,相反,这种对女性命运的理性认识反倒成为她们顺应那种命运的理性基础,她们是理性地自觉完成中国历史文化所赋予的女性生命角色的。另外,一些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女性实际上是背着一种对家庭对社会感恩戴德的心理负担上大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她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而上大学,回报父母回报社会的精神压力使她们除了做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外别无选择。另一个极端是做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很可能把一些女大学生变成纯粹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她们在极大地展示自我个性与才华的同时,也会显露出极端的女权价值观:一方面抛弃传统男权文化为女性所预设的女性气质;一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展开男性性别歧视。她们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文化占有,也反对女性对男性的自觉依附,这会具体地体现在其现实行为上,如对男大学生的轻视与嘲弄;对某些女性娇柔软弱模样的愤慨;不卑不亢、独往独来等等,而且,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女大学生的这一极端走向可能会更为普遍。不过,尽管一些女大学生的自我设计出现上述两个极端,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她们同样都是以自身的高等文化素质为基础。而在这一点上,同样反映出她们与其他女性青年的差异。
我们把女性性别意识和女性自我设计作为当代女大学生女性观的两重构成要素,所揭示的是女大学生在大学这一特定生存驿站和这一特定年龄阶段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然而,这种女性观实际上包含了当代女大学生的文化观、人生观和未来观,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虚妄性而更多地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毫无疑问,这对女大学生一生的自我塑造将会发生最为重要的影响。而女性的生存水准如何将更为直接地表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由此,当代女大学生对女性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关注就远远超越了其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反之,她们的自我塑造,将会让我们从她们身上看到未来中国社会的新型女性人格,进而看到中国未来社会与文化的新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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