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华[1]2002年在《利润操纵的市场反应检验》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经验证据已经基本上明确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利润操纵现象。但是，关于利润操纵之市场反应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本文从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的研究。首先，作者运用购买并持有非正常报酬率模型和套利组合回归模型对利润操纵的市场反应进行初步检验，结果支持市场没有识破利润操纵行为的假设。接着，作者通过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市场反应的分析来进一步验证上述假设，结果表明即使注册会计师以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方式提示投资者上市公司具有利润操纵行为，市场仍然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四：1． 本文首次从投资者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是否影响中国股市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并提供了市场投资者没有对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行为做出应有反应的证据；2．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首次综合考虑了操纵应计项目和操纵线下项目这两种不同的利润操纵方式，把非正常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未预期净收益的估计值之和作为被操纵利润的估计值；3． 在借鉴西方的套利组合回归模型检验利润操纵是否被投资者所识破时，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的标准秩。结果表明这样的修正是合适的，值得后续研究借鉴；4． 在探讨投资者对明显的理应知晓的利润操纵行为的反应情况方面，本文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的检验来间接实现的，这一思路同样值得后续研究借鉴。
唐翠[2]2017年在《上市公司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及其市场反应检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盈余管理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屡见不鲜,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近几年来,国际会计学界逐渐青睐于基于核心盈余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研究,大量基于欧美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分类转移是公司虚增核心盈余的主要途径,但国内学者对分类转移操纵关注不足。我国上市公司是否会利用非经常性损益与经常性损益之间的分类转移操纵核心盈余?它的操作方向及具体操作手段如何?如果存在,我国投资者能否识破盈余信息中的分类转移操纵?面对以上问题,本文选取2009～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假说等,借鉴McVay提出的模型检验公司管理层是否会利用分类转移操纵公司的核心盈余;进一步为了检验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是否能达到预期以及是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利用购买并持有非正常报酬率模型(BHAR模型)检验我国投资者能否识别分类转移盈余操纵。研究发现,无论是全样本检验还是正负向分组样本检验,未预期核心盈余与营业外支出均显着正相关,与营业外收入、非经常性投资收益均显着负相关,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会基于不同意图利用分类转移操纵夸大或者调减核心盈余;同时,BHAR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各年度的套利结果中,套利结果有正有负,而平均套利结果中,套利组合的非正常报酬率均为正,即理性投资者在多数情况下能够通过套利组合获取超额报酬,这说明我国证券投资者不能完全识别分类转移盈余操纵行为。并且,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发现,即使重新定义核心盈余,利用CAR构建回归模型,之前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基于压缩分类转移操纵空间与提高投资者识别能力两个维度,从准则制定者、市场监管者、审计师、投资者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杨秀艳[3]2007年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其市场反应检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盈余管理是近二十年来首先从美国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凡是企业管理人员在财务报告中为了个人效用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运用个人判断进行会计程序选择,改变财务报告,从而达到误导企业利益相关者或者影响依赖会计报告数字的合同结果的目的的行为,都属于盈余管理行为。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权责发生制会计的认识,加速了公认会计准则的完善和发展,而且还大大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在实证会计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盈余管理已经引起了包括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人们的直观判断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已经基本上明确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是否影响了我国股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投资者是否能够有效识别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意见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做出这种判断,需要研究人员用较为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证实。本文借鉴中外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经验,首先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外延和内涵进行界定;其次从规范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在我国存在的普遍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股市的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剖析,并从中分析提出文章的经验研究假设,即市场对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作出反应。选择能较好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构建套利组合,通过多个模型对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表明套利组合能够获得异常收益率,即表示市场没有识破盈余管理行为。经过检验投资者不能识破通过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未预期净收益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接着从审计意见的角度出发,检验当注册会计师通过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告诉投资者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时,市场的反应情况,找出投资者不能识破盈余管理行为的原因,并分析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关系,提出政策建议;最后将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联系起来,从博弈角度为规范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出政策建议。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导论,简要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并对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第二章介绍了盈余管理的有关理论,包括对盈余管理概念的界定、盈余管理的特征、盈余管理的经济学解释、盈余管理产生的背景和条件、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盈余管理市场反应的内容,是整篇论文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由于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规范分析,因此本章主要分析了目前常用的叁类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包括各种模型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它们的优点及缺陷,为建立新模型奠定基础。第四章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状况进行初步分析。首先阐述了我国股市的特殊性导致了盈余管理的必然性;然后介绍了常用的叁种盈余管理的经验判断方法――关注法、剔除法和分析法,通过采用这叁种方法分析在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最后采用修正的盈余分布法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盈余管理的程度。第五章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具体分析,包括对IPO公司、亏损公司和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目前国外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上市公司会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操控盈余。第六章就分析了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采用实证分析法,通过多个组合模型验证了市场是不能识别盈余管理行为,即投资者不能识破通过应计利润项目和线下未预期净收益两种方式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可以看穿通过非主营业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并指出盈余管理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第七章从审计意见的角度出发,研究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分析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说明了投资者不能看穿盈余管理的原因;验证了当投资者从审计师那里得到上市公司明显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时,市场的反应情况,并找出其原因,说明投资者之所以不能识破公司的盈余管理的是因为投资过渡造成的。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值的现象是由于审计意见有一定的信息含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投资者来识别盈余管理。第八章在博弈论的基础上对盈余管理存在的缘由进行分析,分别介绍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平衡关系,并据此对规范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从监管部门、投资者和审计师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九章对本文研究存在的缺陷进行总结并称对该缺陷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对整篇文章起到一个总结性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分别采用规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证明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在截面琼斯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期间费用、无形资产和线下项目叁个变量形成新的应计利润模型来分析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采用新的Jones CF模型和AP模型验证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发展了一种新的模型——线下项目分布模型来验证配股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在研究投资者能否识别盈余管理行为时,在原有的HPR模型中增加了一个反应我国证券市场特色的变量——非流通股的标准秩;分析了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为上市公司收买审计意见提供了证据。
喻凯[4]2014年在《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盈余管理及其市场反应检验研究》文中提出由于盈余管理直接影响企业财务报告中会计盈余数字的准确性,进而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盈余管理一直是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对于盈余管理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更多是围绕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研究方法、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财务特征或企业财务特征与盈余管理等研究,较少直接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盈余管理关系。特别是将企业生命周期、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相结合起来,系统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投资者能否识别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却仍显匮乏。现有研究认为：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财务特征存在十分密切的相关关系,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应着不同的财务特征；企业财务特征与盈余管理也存在着稳定的相关关系,不同的财务特征下,盈余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各有差异。可见,企业生命周期和盈余管理均与企业的财务特征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而且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盈余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会发生变化。那么,我国上市公司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是否存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及其方向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本文选取2007-2011年我国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为估计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基础,借鉴Dechow等(1995)提出的修正的Jones模型,Roychowdhury (2006)和Cohen等(2008)的方法,分别估计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相关变量后,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上市公司其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及其方向之间的差异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周期阶段的企业均会同时选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灵活调节盈余；(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周期阶段的企业,其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均比其应计盈余管理程度高；(3)相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进行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均比较高；(4)相比较而言,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主要利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向上调节盈余,而成熟期企业则主要利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向下调节盈余。第一个问题研究证实,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存在方向差异。自1992年我国证监会成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也随之提高。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是否会对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造成影响?广大投资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否识别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本文仍以2007-2011年我国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指标,通过购买并持有非正常报酬率模型(buy-and-hold abnormal returns, BHAR模型)、日历非正常报酬率模型(calendar-time abnormal returns, CTAR模型)以及套利投资组合回归模型(hedge portfolio regression, HPR模型)等叁种不同的市场反应检测模型,分别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对投资者能否识别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投资者并不能完全识别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但相比较而言,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较强；(2)购买并持有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能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率；(3)相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购买并持有处于成长期的上市公司股票可以获得更高的累计12个月和24个月的超额报酬率。而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而言,购买并持有处于成熟期的上市公司股票将获得更高水平的累计6个月的超额报酬率。上述研究结论可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上市公司均会同时利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灵活调节盈余,而投资者并不能完全识别上市公司的这两种盈余管理管理方式,且对这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识别能力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那么,影响投资者识别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具体原因有哪些?这是本文研究的第叁个问题。本文以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其2007-2011年度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基础,通过构建相应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多元混合截面回归分析的方法,从信息透明度、审计监管、公司治理等叁个方面对影响投资者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原因予以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存在显着的抑制作用,而对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并不显着；(2)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并未起到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3)未捕捉到审计意见类型与盈余管理具有强相互关系的信息,即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类型来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包括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4)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否经国际四大审计、其股票的流动性强弱以及股权集中度高低与其盈余管理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关系,即投资者亦不能通过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识别其是否存在通过盈余管理调节报表盈余的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为投资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提高决策者的决策质量；可以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依据,加速会计准则的完善和发展；可以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提高监管政策的针对性。同时本文的研究丰富盈余管理方式、手段和盈余管理反应方面的研究成果。
王晓颖[5]2013年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反应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盈余管理最早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学术界,一直是会计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领域。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盈余管理不仅引起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于资本市场也有一定的影响。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利润操控,影响盈余信息质量,盈余信息质量是衡量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未来收益的重要指标,与资本市场关系密切。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反应的关系,对上市公司自身发展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资本市场反应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沪深两市A股1471家上市公司2007-2011年样本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反应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与股票换手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异常经营活动净流量和异常生产成本对股票年超常回报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异常操控性费用对股票年超常回报有显着的积极作用,应计盈余管理对股票年超常回报没有显着影响；②当考察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的共同影响,真实盈余管理对股票换手率有正相关关系,应计盈余管理对股票换手率没有显着影响,应计盈余管理对股票年超常回报率有正相关关系,异常经营活动净流量和异常生产成本对股票年超常回报率有负相关关系,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操控性费用对股票年超常回报率有正相关关系。
陈晨[6]2014年在《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动因与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企业会计准则为投资性房地产提供了两种计量模式的选择：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可以体现资产的实际价值，但也必须符合严苛的使用条件。市场的活跃性、公允价值评估的可操作性、管理层的主观性都成为影响公允价值可靠性的因素。作为公允价值的评估基础，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也受到地域特征的影响。我国仅有极少数上市公司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这一情况与西方截然相反。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是否适用于我国市场，公允价值的评估是否具有可靠性，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基本动因及经济后果是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论文在回顾了会计政策选择、公允价值可靠性及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地理位置的财务影响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契约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决策有用性理论、经济后果学说和知识溢出理论，结合我国市场背景，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使用了问卷调查、正态分布检验、logistic回归、多元回归、案例分析及事件研究等方法，建立了公允价值可靠性评估量化模型、设置了地理位置评估指标，研究分析了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适用性和可靠性，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市场效率不高，公允价值仍不适用；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的可靠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选择动因源于盈余管理倾向，当存在盈余管理倾向的公司总部或其投资性房地产位于欠发达地区时，更有可能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被用作收益平滑；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也没有带来显着的经济后果。最后根据研究结论，论文提出，市场监管者应建立相应的完善机制，强制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市场投资者应增加对公允价值使用的认识；上市公司应暂时避免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使用，并加强会计人员的专业培训。论文立足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从投资性房地产的角度，量化研究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补充了投资性房地产及公允价值可靠性研究的相关文献；建立了地理位置指标，探讨了地理位置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选择影响，丰富了地理位置的财务影响研究；分析了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和市场影响力，扩展了有关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经济后果的相关实证结论。
张倩, 刘斌, 杨茵[7]2016年在《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基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准则弹性的增加是否会诱致企业的盈余管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006年我国颁布的新会计准则改变了商誉及其后续计量的核算办法,为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利润操纵提供了一定的弹性。文章以此为契机,对上市公司是否利用该准则弹性来进行利润操纵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市场反应。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确实利用了准则变化带来的弹性的增加进行了相应的利润操纵;投资者对企业这种行为给予了负面的市场评价。
张健[8]2003年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利润操纵的市场传导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揭示关联交易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引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存在利润操纵的巨大风险问题。然后通过对关联交易市场传导效应的实证研究，得出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能够认识到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带来的利润操纵风险，并且能够区分具有两类不同利润操纵风险的关联交易结论。同时，投资者的反应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证券市场上关联交易利润操纵大肆泛滥。由于利润操纵行为的大量存在，导致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严重信心不足。而投资者信心的不足，将会造成证券市场上投机盛行、泡沫充斥，最终将会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失去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因而，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遏制关联交易利润操纵，是当前证券市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关联交易的基本理论问题。正确界定关联交易是研究关联交易相关理论问题的切入点。本文首先阐述了会计准则和沪深两市制定的规则对关联交易的界定。接下来，阐述了关联交易的来源，关联交易的性质。由关联交易的性质得出关联交易存在利润操纵的巨大风险结论。第二部分：研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利润操纵。具体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利润操纵的过程、关联交易利润操纵大肆泛滥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以及关联交易利润操纵的危害进行了研究。第叁部分：关联交易市场传导效应的实证研究。在这一部分，本文以市场模型为基础，对2001年沪深两市公告关联交易信息的上市公司进行市场反应研究。对选定的研究样本，本文又将其根据公告当年有无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划分为第一和第二两种类型的研究样本，对这两种类型样本，分别观察其市场反应。通过观察比较两类研究样本在（－10,20）时窗下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的特点和两者的差异，分析我国证券市场对关联交易信息所作反应。由关联交易市场反应的特点，本文得出了投资者能够在公告后区分两类不同风险程度的关联交易，但投资者决策的主要依据却并非来自公开信息的结论。这表明证券市场上小道消息盛行，利润操纵泛滥。因而急需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及其信息披露，遏制利润操纵行为。第四部分：提出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这些措施包括完善会计准则和其他相关法规，加强监管，进行市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等。
蔡志岳[9]2007年在《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动因、市场反应与预警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公开原则的核心体现,信息披露无疑是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证券市场配置效率的最有效手段。真实、全面、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也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中国相当部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而且屡禁不止,严重地违反了诚信准则,甚至无视法纪。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为此,本文以信息披露违规的中国上市公司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像,深入分析和检验它们违规的动因,统计违规事件公告后的股票市场反应,并尝试根据它们的财务特征、市场交易特征与公司治理特征,构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一般预警模型,以便为投资者和监管层提供决策依据。全文共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对论文进行简要介绍,具体包括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计划。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全面回顾和总结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动因、市场反应和预警的相关研究成果。第叁章为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制度背景分析。第四章分析了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规模特征、财务特征、市场交易特征、以及治理特征。第五章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动因的叁种假说,包括大股东掏空说、内幕交易说和盈余管理说。第六章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的不同市场反应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七章基于财务、市场和治理视角,构建了预警模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进行判别和预测。第八章对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防范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九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背景,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动因、市场反应和预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得到了以下的研究结论:第一,违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机械、设备、仪表制造行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制造行业等成熟性产业,且大都属于中小型公司;大多数违规上市公司的上市交易年龄不超过6年,违规公司的股票市场交易比较活跃,而股票风险较高;违规公司的盈利能力差,经营效率低下,债务负担重而偿债能力明显不足,成长能力差,经营性现金创造能力不足,每股净资产质量低下;违规公司的股东制衡力量相当薄弱,违规公司的内控机制相当缺乏,近半数的违规公司被外部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程度越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越有可能发生;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程度越高,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越有可能发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越有可能发生。第叁,投资者对公开处罚和公开谴责的处罚方式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违规上市公司侵犯其合法权益。不管是上交所、深交所还是证监会的处罚公告,都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对于采用延迟披露、虚增利润、违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以及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等手段违规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持怀疑态度。对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证券操纵行为和财务舞弊行为,投资者纷纷用脚投票。第四,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公告日的(-20,20)时间窗口内,全部违规公司的累积平均超常收益(CAAR)达到-0.075,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着。第五,在违规行为被发现的前一个会计年度,违规公司在财务状况、市场交易状况和治理水平上,就与正常公司存在着显着的差异。盈利能力越强,公司就越不可能违规;财务杠杆越高,公司就越有可能违规;外部审计的监督质量越高,公司就越不可能违规。第六,以资产净利率、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为财务预警变量,以股票日均涨跌幅为市场预警变量,以代表董事会的独立性和高管激励的治理因子、代表股权结构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治理因子、代表外部审计监督程度的治理因子和代表机构投资者监督程度的治理因子为治理预警变量,本文建立的Logistic回归预警模型和混合BP神经网络对公司违规发生概率的预测成功率分别为80%和83.33%,总体判别成功率分别为81.67%和83.33%,均可以有效地提前甄别违规的上市公司。第七,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发生概率的预警,包含财务、市场和治理信息的模型Ⅲ的判别成功率最高,包含财务和市场信息的模型Ⅱ其次,只包含财务信息的模型Ⅰ最差。由此可见,对于投资者,公司的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和治理数据与财务数据一样具有信息价值。第八,本文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和混合BP神经网络构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严重程度的预警模型,对检验样本的总体判别成功率分别为68.89%与71.39%,可以较有效地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严重程度进行预警。此外,本文尝试运用Fisher判别、多项Logistic回归和混合BP神经网络构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类型的预警模型,对检验样本的总体判别成功率分别为50.43%、58.12%与59.29%,虽不尽如人意,但这表明了本文所构建的预警模型在预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违规类型方面具有发展和应用潜力。同时,本文在比较中发现,混合BP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在财务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最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博弈分析告诉我们,降低监管机构的监督成本,提高监管机构的稽查质量,或者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违规公司的违规成本,都可以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概率。同时,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可以鞭策监管机构,监督和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区别于其它相关的研究,本文的改进和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对1994—2005年间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规模特征、财务特征、市场交易特征、以及治理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发现:违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成熟性产业,且大都属于中小型公司;大部分违规公司的上市交易年龄不超过6年,股票市场交易比较活跃而股票风险较高;违规公司的股东制衡力量相当薄弱,违规公司的内控机制相当缺乏,近半数的违规公司被外部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二,本文首次从实证的角度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问题进行动因分析与检验,并首次结合Llorente et al.(2002)的研究成果,利用股票市场均衡时股票收益率与换手率的动态关系系数C2来测度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作为内幕交易的代理变量。首次结合Kotharia et al.(2005)的研究成果,计算基于ROA配对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以控制公司间因为业绩差异而产生的盈余管理计量偏误,并用来度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该方法比琼斯模型(Jones,1991)和修正模型(Dechow et al.,1995)更为合理。第叁,本文根据违规手段的不同,将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分为虚列资产、虚增利润、虚假陈述、操纵股价、违规委托理财、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违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重大遗漏、延迟披露及其它等十一类事件;根据违规性质的不同,将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分为大股东掏空类、证券操纵类、财务舞弊类和其它类违规行为等四类事件;并分别对它们的不同市场反应进行了统计分析。第四,传统的预警模型大多以财务指标作为输入变量,研究局限于财务视野。本文基于财务、市场和治理视角,并应用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对备选财务指标、市场指标以及治理指标进行提炼和筛选,提高了预警模型的有效性。第五,本文根据处罚机构的不同,将信息披露违规的严重程度划分为叁种状态,即不被处罚、被交易所处罚、被证监会处罚;根据违规性质的不同,将信息披露违规的类型划分为五种状态,即大股东掏空类违规、证券操纵类违规、财务舞弊类违规、其它类型违规、无违规行为。这种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细致划分,大大提高了预警模型的应用意义。最后,本文分别应用Fisher判别模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混合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上市公司违规的发生概率、严重程度、违规类型进行判别和预测,并对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应用于信息披露违规预警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陈春梅[10]2008年在《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的经济后果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经理人股票期权作为一项全新的激励制度在中国兴起。2007年开始实施的中国新会计准则第11号(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第11号)首次对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该项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到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作用的发挥。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新会计准则第11号的实施为契机,根据会计经济后果理论建立了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经济后果的分析框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经理人股票期权披露受什么因素的影响?管理者是否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执行价进行了操纵?我国新会计准则第11号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执行价操纵行为是否产生了制约效果?股票市场对我国新会计准则第11号的实施做出了什么反应?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变革在中国和法国引起的市场反应是否不同?本文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得到了如下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结果:(1)提出了经理人股票期权披露影响因素假说,并通过经理人股票期权披露程度差异性检验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披露影响因素假说的五个子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中国经理人股票期权实施初期,高管持有比例以及企业债务契约约束程度是影响经理人股票期权披露策略的两个主要因素。(2)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执行价操纵行为在中国的存在性及新会计准则第11号对该操纵行为的约束效果进行了检验。在应用事件研究方法对样本公司经理人股票期权计划草案公布日前后一个月内的股价异常波动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中国确实存在经理人股票期权执行价操纵行为,而新会计准则第11号的实施并没有消除该项操纵行为。(3)应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变革在中国引起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从短时间窗口来看,实施新的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方法,并没有使上市公司的股价发生明显波动,不过从长时间窗口(230个交易日)来看,经理人股票期权费用化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有负面影响。(4)在国内首次采用法国CAC40和SBF120指数数据对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变革在法国引起的市场反应进行了事件研究,并将结果与中国市场反应作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成熟度的差异,导致基本相同的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变革并没有对法国投资者和企业产生明显影响,而在中国却降低了投资者对于企业价值的判断。上述的研究结果将为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在中国的应用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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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公司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及其市场反应检验研究[D]. 唐翠. 湖南大学. 2017
[3].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其市场反应检验研究[D]. 杨秀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4].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盈余管理及其市场反应检验研究[D]. 喻凯. 中南大学. 2014
[5].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反应关系研究[D]. 王晓颖. 浙江工业大学. 2013
[6].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动因与经济后果研究[D]. 陈晨.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7]. 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基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经验证据[J]. 张倩, 刘斌, 杨茵. 华东经济管理. 2016
[8].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利润操纵的市场传导效应研究[D]. 张健. 重庆大学. 2003
[9].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动因、市场反应与预警研究[D]. 蔡志岳. 厦门大学. 2007
[10]. 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的经济后果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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