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生活》与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3—0124—08 《党的生活》是中共中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办的一份对内讨论刊物。根据中共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关于改善《党的生活》的指示来看，《党的生活》在六大以前，实已出版，但未能保存。1929年1月1日，它秘密在上海重新出版。这是因为六大召开后的两年，大革命失败的阴影还未消除，白色恐怖依旧笼罩，部分党员仍存在着悲观消极情绪，党内组织成分随着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党报党刊遭受破坏，尚未恢复。而革命的继续前进，对我党无论是组织、思想、宣传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如何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健全党的支部生活，以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摆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光靠中央作决议、下达指示命令、发通告这些由上而下的单向沟通方式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第四号通告》提出：要“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发展政策和理论的讨论，上级党部须经常的指导下级党部及同志的这种讨论”。①为了发展党内讨论，提高全党的政治认识，“中央现决定出一个内部讨论的刊物，叫做《党的生活》。他的任务就是要提倡全党同志尽量发表对党内问题的意见，不管是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方法的，不管是同意中央的意见的或者是不同意的，不管是批评其他同志的观点或是自己个人的经验，都可以尽量在《党的生活》上发表”。②“发展党内的讨论，实行‘自己批评’，提高全党同志的政治认识，这就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动力之一，这就是《党的生活》的任务”。② 《党的生活》将宣传党的决议、交流工作经验、开展党内教育、学习党务作为它的任务，引导党员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它所提倡的党内讨论是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体现，即便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下面从党的组织建设与党内教育两个方面对《党的生活》在党的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作一简要论述。 一 《党的生活》与党的组织建设 列宁曾说：“组织能使力量增加十倍”。③“没有组织，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力量。严密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④在大革命中，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了重创，部分被摧毁，还有许多组织与党失去了联系，“整个的党已经溃散不堪”，⑤处于困难时期中。仅1928年一年，党中央就先后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中央通告第七号》等通告，并在六大会议中提出《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申明党组织的重要性，给予了工作上的指示。刘少奇也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中指出“目前在党内的严重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⑥在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原则下，恢复和建设党的组织是党内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党的生活》将组织建设问题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第六期起开辟专栏后，“列宁的教训”、“工作方式”、“工作教训”、“支部工作”等栏目均有涉及此话题的文章。并且，根据中央组织局译述组织理论的指示，自第七期起，翻译并登载了列宁的《工人的经济斗争与党的组织问题》、《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训练自己的领袖》这些文章。 (一)党的组织原则 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在长期的摸索和斗争中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作为深受列宁主义学说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其组织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但是针对当时中共的实情，在现实工作中对民主和集中的尺度应该如何掌握和应用是需要靠自我摸索来回答的问题，对此，党员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问友在《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中提出“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应用是要看客观环境的条件。若是环境允许，自然民主的成分要多，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一般同志的讨论。若是环境不允许，没有开会或选举的可能，则许多问题都要由上级机关单独决定。这叫做民主集中。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的指导若不同意，则他应当在组织以内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同讨论。若是一个紧急的事，在时间上不能迟缓的事，则无论下级机关是否愿意，他都应该执行，自然，他的意见仍然可以提到上级机关去。并且我们每个党员对于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批评，只有广大的批评，才能使群众学习工作中的经验，才能使工作得着进步。我们不怕在批评中发现了我们的缺点，相反的，我们恐怕不能发现我们的缺点，若是我们的缺点无从发现，则我们的工作便无从进步”。④问友认为这个度的把握要根据客观环境而定。并且当党犯错误时，党员有在组织上提出批评的权利和义务，广大的批评是取得更大的进步的途径。 对于民主集中制，无论过度强调民主还是集中，都容易造成极端化思想的出现。《极端民主化的错误》一文中，批评了几种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第一，无论事的大小，问题的紧急不紧急，在没有经过每个会员或党员承认之时，都不能执行，或者即使在执行时，也可以由少数会员或党员以不同意为理由而加以破坏。第二，对于权力机关，几乎不承认其权力，每个会员或党员可以任意抛弃权力机关的指挥或命令，甚至少数会员或党员轻易地建立一个或撤销一个权力机关，都不算事。此外，如对于经济支配，则主张均分的办法，以为必须如此，才合于平等的原则，但对于实际需要的不同，并不精细考察”。文章认为极端民主化会导致出现党的政治主张不一致，出现党内小团体，指导机关命令无法执行，群众中将看不见党的行动，最终会“自己解散自己的党”。⑦文章肯定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党组织的重要原则，但要了解到，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原则分别具有伸缩性，要根据客观环境而定，在危急情况下，集中原则的加强，并非命令主义的表现。这些观点反映出当时在党内，对民主集中制内涵的认识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观念，即一切批评、讨论都必须在有组织纪律范围内进行，在组织上提出。 (二)党的组织实践 《党的生活》面向的是党内一般党员和中下级干部，这一群体在组织上的实践工作经验更多地集中在支部工作中。而支部是把党员们联系起来的最直接的形式，是“党的基础，是群众核心”。⑧如果说党是有部队的组织，那么支部是战斗的堡垒。没有支部的组织，党就没有基础；支部不坚牢，那么党就会如同一盘散沙。同时，党的支部是党与群众保持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与党的领导机关相比，党的支部与群众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支部的力量不可忽视。支部工作开展得是否顺利，关系到党的其他任务能否有序进行。由此，《党的生活》将组织工作的聚焦点置于与广大党员们紧密相关的支部工作上，党员们也就支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如何组建支部组织 支部的组建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党员，把党员们联系起来的问题。在党中央发出的《为发展党的组织告全党同志》中说到“中央提出在红色五月当中，城市党部发展产业支部一倍，每个同志至少介绍一个工人入党，乡村党部增加雇农党员一倍，为最低限度的标准”，并提出“发展产业支部”、“发展工人党员”、“发展雇农党员”⑨等口号。 关于如何发展同志，组建党的支部，党员们的经验可以归纳为有计划性、日常化、针对性以及组织性。所谓计划性是指支部的组建要“根据区委对全区的发展计划，支部应确定更具体的计划”。要做到日常化应将“发展同志的问题，列为固定的议事日程，在支部接洽时间，也应特别注意检查和指示各同志这一工作”。⑩有针对性是指在发展对象上，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应特别注意厂内的主要部门”，“应注意厂内车间内群众中的觉悟分子，尤其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要求“在赤色工会互济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去发展，并强调“尤其要介绍产业工人入党”(11)，以及注意团和青年工作的开展。组织性强调“新同志的加入，须经同志正式介绍，支部会议通过，或指定同志去同他谈话，或将被介绍者召集一次会议，举行加入仪式”，⑩并给予新同志特殊的训练。这是为了加深党员对革命和党、团的认识，也是为了保障党的郑重和严密，但在这一点上也提出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不能变成一种过于复杂或流于神秘的仪式。 通过讨论交流，党员们在组建支部的实际工作中，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识到了支部工作的重要性，并逐渐总结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工作方式。这对于当时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党的支部生活开展的前提和保障。 2.如何健全支部生活 要建立支部生活，首先必须要明白在支部中具体要干些什么，即回答“何谓支部生活？”蜀山在《如何健全支部生活》中将支部生活分为两个阶段，即起码的支部生活和健全的支部生活。他提出支部会议、写标语、散传单、作壁报、口头宣传、缴纳党费等等都是党支部生活中最起码的工作，每个同志都必须要切实执行。因心(即余泽鸿)在《支部工作方法》中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他指出，支部要建立日常工作，需要了解周围的环境和内部的实际情况，包括剥削情况、工人生活思想状况、他们的需求等等，为领导群众斗争做初步准备。同时，要执行支部干事会的分工，制定支部的工作计划。在“支部干事会至少要有三人，分书记、组织、宣传，干事会应当由支部同志大会产生，经地方党部批准。干事会要有经常定期的会议与接头，每个干事的工作，要向干事会报告，经干事会的事先讨论或事后追认，才能成为集体的指导”。(12)支部的计划要分两种，一种每月的经常工作计划，预定近一月所需要做的工作，另一种是每次斗争发生的临时工作计划，设定斗争的策略、工作方法等。法兰还在《建立支部生活》中补充到：支部要能认清区委和支部的界限，在区委没有来指导工作的时候也能布置工作、发动斗争、领导斗争。还要能提高同志们的工作兴趣，在讨论中得出办法，推动工作的开展，并强调支部工作中的发行和宣传的工作。但要达到支部生活的健全，还必须做到“随时随地找斗争的机会，发动斗争，领导斗争走上胜利的道路，同时在斗争中必须切实注意党与团的发展，注意中心群众组织赤色工会”。(13)也就是要求支部充分发挥领导群众斗争的作用。 综合党员们的观点，支部生活所涵盖的内容非常之广，囊括支部内部一切大小事务，既包括支部中日常性或经常性工作的建立，即支部会议召开、支部宣传发行工作、党费缴纳、发动斗争的准备、支部分工等等。又向支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领导群众、发动斗争。如此繁琐的工作要能有效完成，就得追求工作的技术性。在刊物中，党员们对如何开展支部会议、领导群众斗争展开了充分的交流。 蜀山提出支部会议是支部最起码的工作之一，“支部若是会都不开，那把支部的形式生活都放弃了，最低限度是要能按期开会”。(13)支部会议是在党的领导下，党内民主的一种体现。它的种类很多，包括组长联席会议、干事会、讨论会等等。在支部生活中，讨论会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它是向党员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党员提高政治理论水平，相互学习的平台。但在实际工作中，若缺乏有效的引导，不仅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反而会流于形式，变成枯燥的枷锁。在刊物中，党员就亲身感受提出了现今支部会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潘问友在《参加一个支部讨论会的回忆》一文中详细地记录了上海某产业支部开会的具体情况，其中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其一，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的转下去，省委转到县市委，县市委转到区委，区委转到支部，很少按照本地实际情形加以讨论，而很具体的决定本地的工作”，(14)往往造成中央决定、决议在形式和内容上传达到了党员之中，但实际却未被真正领会。其二，虽采取了讨论的方式，但讨论方法不得要领，反而将党员们引向另一个认识的歧途。其三，是会议的准备与组织问题。在会议召开前没有充分的准备，区委与支部间缺乏沟通，整个大会目标不明确，事先没有确定中心主题，或选取的主题不切合党员们的水平和现实需要。党员同志读完此文便可料想此次会议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可能就是全国众多党支部会议中一个小小缩影，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仅是冰山一角。问友在文章最末对此次会议作了总结，认为会议未达到预期效果是因为“第一是开会之先没有预备，没有计划时间，没有预先与支部书记解释明白”，“第二是没有拿住中心问题”，“第三是参加人工作方法不好，不是一个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方法，而是一个在学生群众中的工作方法”，“第四讨论的方法完全不是启发式的”，“第五是这个讨论会并没有给支部工作同志以正确的了解”。(15)问友的总结即强调了在支部会议组织工作中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技术性。在《工余琐记》一文中，党员六哥对支部会议中如何引导问题的讨论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作了更深入的说明。他说：“讨论问题，一定要联系到实际问题”，这个实际不能主观臆想，并要事先准备，对于讨论要有合理的引导，“引进同志讲到这一焦点来，然后再把讨论的本题配合上去”。同时提到讨论会议的方式视会议规模而定，提出“人越少，精神就越集中，讨论的事体就越有结果；同志多的支部，一定要分组，这不但是便于秘密工作，实在是便于训练同志”。(16) 党员们完善支部生活而提出的点滴，或是他们所见所闻所感，或是他们现实工作、斗争中的经历，可以说没有谁比他们更有发言权。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帮助其他支部工作者审视自身问题，引以为戒，并引进他人的好方法，帮助支部会议有效开展，真正实现既定目标。 同时，在领导群众斗争的问题上，党员们也纷纷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在斗争准备工作上，李立三在《每日教训》中总结提出，要了解群众的痛苦，了解群众的需求，深入群众，从群众的实际出发，不忽视“小斗争”的运用，不提空口号。渺父还在《我对工厂委员会的意见》中提出除了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外，工厂委员会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要转变对它的思想误区，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斗争过程中，余泽鸿在《支部工作方法》中指出，斗争一旦发动，一方面要立即扩大群众的活动范围，召集群众会议，成立群众斗争组织，一切从群众实际出发，成为群众当中积极的一份子，不躲在群众后面成为群众尾巴。一方面要加紧工作，敏捷适应客观形势并决定策略转变与努力的方向，督促与检查工作，不断吸收新的党员发展赤色工会，从而推动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在斗争总结上，余泽鸿还提出，在斗争结束后，“支部应当召集批评会，在会议上每个同志报告工作经过，支部将一切工作经验搜集起来作成结论，使每个同志得着正确的认识，了解今后应当如何努力”，他认为这种批评比平常的支部会议意义更为重大。 3.怎样维持支部生活 要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维持党的支部工作依靠党员们的自我力量是重要的途径。但当支部生活出现问题时，光凭此还不够，还必须依靠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工具，这就是支部纪律，它是巩固支部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刊物中，党员们强调支部纪律的重要性，并深刻认识支部纪律的内涵。 守涛在工作中发现“上海工厂支部，很少有健全的支部生活，一般的观察是：很少能自动开会，开会要等待区委去召集，支部很少能够讨论厂内当前的实际群众问题，没有分工，没有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同志不一定到支部会，不积极执行支部的决定，尤其是介绍新党员，领导群众斗争，更加微弱。学生支部虽然能自动开会，一般是和平的训练与发展，同志表现怯惧畏缩的不少，自由大同盟派人到某大学去讲演，群众叫出打倒国民党口号，而同志却骇得退席逃跑”。(17)蜀山在《如何健全支部生活》中还补充了支部内存在一些同志不参加支部会议、不缴纳党费用、消极怠工等不好的现象。当出现这些问题时，若党员能自我意识到并改正当然是最好，但若内在约束机制起不了作用，那么必须依靠外部手段——支部纪律来维持。 执行支部纪律，并非是利用非常手段，制造支部内的恐怖气氛，但也不是对违反党纪行为的姑息。在实际的工作中，党员们对支部纪律的原则是：首先强调“纪律的开始就是发展自我批评”。(18)也就是说，支部的纪律首先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期望党员们能在明白党员的义务后自觉遵守，若出现了违反纪律的行为，也能通过自我反省发现，然后改正。如果通过自我批评无法改正，那么采取党内教育的方式。若几次批评教育后，仍不接受，则坚决开除出党。 4.怎样处理党部与支部关系 支部不仅仅是群众的核心，是连接党与群众最基本的形式，同时还是党的基础。它在党的组织中，处于最基层的位置，受地方党部的领导。然而在现实工作中，部分支部的功用未能充分发挥。文容在《一切工作归支部》中指出，“但在目前党的组织状况之下，除少数支部有支部作用外，一般的支部，多是仅有支部的组织，而少有支部的作用，甚至‘支部林立，不可胜数’而‘能起支部作用的，寥寥无几’(温州报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党员成分和基础之外，“地方党部工作方式与工作方法的不正确，更成为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的最大障碍”。(19)因此，如何摆正地方党部的位置，对正确指导支部工作至关重要。 如何才是正确的指导？文容在此提出要坚决地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并要注意：“一、指导支部工作，而不是包办支部工作，帮助支部工作，而不是代替支部工作。支部的工作，地方党部必须经常加以强有力的指导与帮助，尤其在斗争中必须有计划的加强教育训练，推动工作，如此才能养成支部的独立工作，建立支部的日常生活，成为党的基本战斗组织。二、一切工作均须经过支部。地方党部主要的责任，是使支部工作成为党的一般任务的具体表现，是使每个党员经过支部表现其先锋队的作用，使斗争力量经过支部集中起来，容易指挥调动。所以一切工作必须经支部的组织去推动，这样才能使支部成为广大群众中的核心，才能使党员在正确组织路线下执行党的任务”。(19) 对于具体实施，《上海工厂支部工作大纲》一文中作了详细规定：“一、区行委在建立支部的计划和日常指导支部工作中，必须抓住中心支部，每个区先应抓住二三个中心支部做起。二、区行委应指定同志负责指导各支部，每日与支部同志发生关系，逐渐鼓励同志，做些工作，推动整个支部，建立支部生活。三、区行委应特别注意对支行干事工作的推动和指导，特别是支部书记，应与他多多接近，在日常工作中培养他，使他积极活动，成为支部的中心。四、目前首先要注意支行干事机关之建立，放工后或上工前，支行干事会开一次会，区行委派人参加支行干事会及支部大会，同时，要逐渐养成支部书记到区行委来接洽的习惯”。(20)总的来说，在地方党部对支部的指导问题上，党员们反对地方党部包办的工作方式，提倡支部在工作中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由地方党部把握大的方向和策略，培养支部书记以及与支部书记接洽了解工作进展，其余工作则要求支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去实施。这要求支部摆脱对地方党部的依赖，即使在党部未能指导的情况下，也能开展工作。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支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党员们对党组织工作，特别是基层组织工作的认识和讨论是《党的生活》值得挖掘的宝贵财富。 二 《党的生活》与党内教育 在《党的生活》复刊以前，由于大革命失败的影响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以及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增长，使得党员群体中的失败情绪蔓延，空喊口号、雇佣革命以及不履行党员义务的观念滋长。这些错误的观念将不利于我党的进步，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前进。因此，《党的生活》将党员教育作为它的职责之一，用讨论的方式，引导党员纠正错误观念，正确认识自我与党的关系，明确党员义务，提倡党员职业化，并切实落实缴纳党费的工作。这些内容贯穿于整个刊物之中。 (一)清除失败情绪的影响 1927年蒋、汪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行径对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失败情绪，悲观，怀疑，动摇，埋怨，甚至堕落反叛”在党内蔓延。李立三在《革命失败在党内的反映》中指出，这种失败情绪在党内的表现是认为“革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党没有办法”、“现在的人(多半指党的负责人)没有办法”。他逐一批评了“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等极庸俗的机会主义倾向”；“‘睡在树底下毫不动手，只说果子不得到口里来’”是极可耻的懒汉行为；“大家都不愿意动，组织没有办法，斗争更没有办法，一切工作都没有办法”的怠工态度；“党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基础了，支部没有作用了，现在同志只是些‘残余’，或者落伍反叛的份子，党没有出路”的消极观念以及党内“阴谋捣鬼，派别把持……的人”。他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出现过消极情绪，后在列宁主义领导下克服了这些困难的事例来鼓舞党员们，并提出要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党员们必须要积极地投身到革命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要从积极的方面努力，发展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和批评，提高党的理论的水平线，加紧群众工作，发展群众的斗争，推进革命运动，这些现象就可以渐渐消灭，专只是消极的反对是非常不够的”。(21)在文章末尾他号召党员们一致努力，共同担负起这一使命！ (二)批评空喊口号的工作态度 刘少奇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中指出“过去在党内有一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尽管有议决案，有口号，同志大家了解，但在实际上不执行”，有些“实际上叫了一二年还只是空叫着！”。他分析认为“这是党及同志们没有执行的决心，没有在实际上去研究讨论执行这些口号的方法，虽然在每次的议决案上写着，口里叫着，还是空的。”(22)他强调在今后的党内要注意这种现象。 空喊口号的工作态度在党内是十分危险的，抱有这样的态度意味着党的政策、路线尽管被党员们所知晓、认同，但在工作中并没有践行，那么这样的政策、路线仅仅是空纸一张，是在纸上谈兵，毫无作用。把这种现象向党员们，特别是向基层党员们指出，对于我党今后工作开展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工作的执行往往落在基层党员们的肩膀上。向他们提出党内的这一现象，旨在引起他们的重视，鞭策他们转变工作态度，真正将党的各项决议、口号落到实处。 (三)纠正党员与党错误关系的认识 在党内，部分党员对于自身与党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些误区，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雇佣革命思想。(23)怀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同志“以党为党员以外的东西，自己工作是为党的，党员失业应该向党要求工作与救济”。还有一些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同志认为党中央必须给予他们保证，在他们回国归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介绍工作，将他们派往地方工作就是放任他们、不理他们。这些都是雇佣革命思想的反映。除此以外，一些党员不明了群众工作的重要，认为“只有向党领生活费，住在党的机关，才算为党工作”，他们忽视在群众中的作用，认为只有成为党内的革命职业家才算是在为党工作，“有的同志因为指导机关内不需要他的工作，要他找职业到群众中去活动，他便以为党是无形开除了他，或者甚而说拒绝他革命。尤其是不好的是下级党部工作上不需要的同志就往上级党部送”。(24)这些思想在党内都是十分危险的，它将导致党员们脱离群众，忽视在群众中的工作。并且这种理所应当认为“党之维持同志生活是应尽的义务”(25)的错误观念，最终将导致党员们的腐化和堕落。 党员们的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在自身与党关系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中央组织部在给彭湃同志的回信中，借回国同志的安置问题阐述了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他接连反问了莫斯科归来党员们几个问题：“是不是先要党中央给他一个保证：回国后必须维持他的生活？”“这种维持应依照党的可能的经济能力呢？还是依照每个同志的需要？”“党的经济支配应用在工作上，还应用在党员生活的维持上？”这三个提问虽然是提向留学归国同志的，但实际是所有怀有这种想法的党员都应该回答的。组织部在文中一一回答了这几个问题，提出“党对于党员的关系是建筑在组织上工作上，并非建筑在经济维持上，因为党绝对不是党员的职业介绍所生活维持会以至疾病救济院。反之，我们党乃是一部分无产阶级最积极的分子与其他革命群众中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最激进的分子组成的，故党员之入党乃是为革命而来也就是为解放他自己而来。如是，党凡是建筑在代表阶级利益的每个党员身上，党的经济要靠党员来维持而绝对不是党员的生活要靠党来维持。党对党员所负的责任主要的是在代表整个阶级利益全体党员的阶级意识督促每一个同志在这整个利益一致的意识之下为革命工作”。并且他还指出，产生这种想法是没有弄清一个根本观念，“即是共产党员应人人都为党工作，而绝对不是因为为党做了工作便有权利向党要钱维持他的生活。不但普通每一个党员在支部组织里为党散发了几张传单，指导了或是参加了群众斗争，介绍了几个同志不能向党要钱，便是专门为党工作的革命职业家也不应靠党维持为解决他的生活的唯一出路。我们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里，对于生活的认识，起码应该有一个‘向社会中找生活出路为生存斗争’的决心。不然，我们简直不成其为社会一分子，更不够为革命党员了。故即使党的经济有收入，亦应尽量地用在工作上。即是说，有钱也要用在印传单宣传发动斗争租房子开会的费上，而绝对不应用在拿钱雇人来散传单来罢工来开会的上头”。他向党员们解释说明中央给一些有困难的同志提供经济上的接济，或是尽量为他们找工作，并不是中央应尽的义务，不是省委区委应负的责任。在文章最后，他以第三党困顿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组织上“他根本便不是打算生长在群众中的党，而只是像某一些倚靠他吃饭的失业游民，遂造成现时‘群狗争食’的局面。便连改组派，他虽有很能迷惑群众的改良欺骗纲领，但在组织上也还有正坐此病”(26)为例子，从反面再次论证了党员与党之间的关系，要求党员们不能在经济上对党产生依赖，应该自己到社会中找生活的出路。 但要如何在社会中找出路？余泽鸿在《党员职业化的意义与运用》中作了回答，提出“党员职业化在目前是最主要的一个口号”。(27)所谓党员职业化就是“以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28)。这一口号实际上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党员们要有一份自我谋生的职业，摆脱向党要津贴、要补助的依赖心理；第二，就是要求党员们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因为我们的组织要能“散在群众中去生长在群众中”。(26)这一口号是党员自身责任的要求，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余泽鸿还指出了实现党员职业化的运用方法，即各级党部要讨论党员职业化的问题，帮助党员深刻认识职业化的意义以及帮助失业同志找职业线索的方法，并且“失业同志尽可能的利用旧有社会关系找职业或者找新的线索”。(27)刘少奇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也强调“党应尽可能的坚决使同志职业化”，提出了给同志们开训练班的方法，他说“中央及各地党部应经常的为工农同志开训练班。训练工农同志。具有工作决心能吃苦的学生同志，党应特别帮助他们进工厂及学习一门手艺。使他们到工厂中担负党的工作及培养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资格。各地失业的农民同志也应特别设法使他们进工厂。或在码头上建筑厂作工，党及同志或者可以设法包工以容纳同志工作，工厂中的工头监工在党的严格监督之下也可派同志去作，以便能够在各方介绍同志进工厂”。(29)对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同志，他提出应该“学理论与工作方法”、“学一门手艺能够回来进工厂”、“武装训练”三门功课同时并重。他们的建议给党员践行职业化提供了思路。 引导党员纠正错误的观念，正确认识自我与党的关系，深入群众工作，实现党员职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改变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们依靠党、向党要工作要救济的局面，还为党员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对于党的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的开展，党组织的壮大都有积极作用。 (四)强调党员义务的履行 所谓党员义务，“是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是党员条件的具体化”。(30)规定党员义务是要求党员在高度觉悟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承担应尽的责任。 在七大以前，党的有关文件中对于党员义务的规定并不明确，但自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起，就开始对党员缴纳党费做了规定。并且缴纳党费，既是对党的经济提供帮助，还是“‘表示每个党员的责任心’，假使一个党员每月很少的党费都不肯缴纳，其对党的信仰也就可想而知了”(31)。在刊物中对党员义务的讨论主要是党费缴纳问题，且在刊物后期越来越被重视，并开辟了“党费自给”栏目。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党的经费是政党血脉，在当时，党的经费来源包括党外协助、党内派捐和党费，这其中主要是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但自1929年开始，共产国际削减了对党的经济援助，1930年上半年以来更是时常拖延或不给经费，党在经费上面临着极大困境。然而，在大革命中，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各区委县委各省委无党员名册，不开会，不缴纳党费”(32)成为党内常态，党费缴纳工作难以完成。并且在党内依靠上级津贴的现象十分严重，党在经济上更加艰难。在《中央致各苏维埃区域同志的信》中就提到了“中央目前经济的来源，已经陷于绝境”。它强调党员们要对党费自给问题引起注意，要求肃清津贴制度，并“号召全党坚决的与这一现象斗争，坚决的实行党费的征收，以减少党在经济上的困难”，并将这些问题“提到党内作一次专门的讨论教育每个同志”。(33) 要真正践行党中央的号召落实党费自给原则，首先必须得深入剖析津贴制度，使党员深刻认识到这一制度的实质和危害。菊人在《肃清津贴制度》中指出“津贴制度，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办法，是国民党官僚式的恶劣根源，在布尔塞维克的党中根本不应有此不良的制度”，并分析津贴制度现今在党内的表现是“各级党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即向上级党部请加津贴，决不向下级去想出路”，“无论什么工作都要来请求一笔津贴，甚至有很可为党开辟经济来源的工作”也要来请一笔津贴。有些“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来源，所有一切开支，均仰给于此”，而对于征收党费等正确的经济来源反而放弃，党员也因此不自动缴纳党费，“雇佣革命和腐化习气的倾向”(34)也由此养成。废除津贴制度不仅仅是缓解党财政困难的要求，也因为津贴制度的种种弊端，菊人的分析旨在让党员们能对此有所认识。 相对于津贴制度废除，实行的就是党费自给。实行党费自给就要求党员们能自觉履行党员义务，自动缴纳党费。方英在《党费自给与缴纳党费》中指出缴纳党费是党员们必需的条件，党员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抱有“中央征收党费是揩油式剥削”的观念，要认识到每个党员对党的责任“不仅是参加党的工作，而且要负责维持党的经费。每个党员是否经常自动缴纳党费是决定他对党的关系是否密切的条件之一”。(35) 在《党的生活》中对中下层党员的教育不是深奥的理论教育，不是脱离他们实际工作的教育，是根据党内、基层党员们最常见的错误观念，给予的正确回应，是普遍要求和现实需求相结合的内容，是党员们最切实需要了解和引起重视的精神内涵。 《党的生活》以讨论刊的形式，始终紧抓基层党员和中下级干部这一群体，紧扣与他们最切实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党员们的交流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探索，是他们为革命而努力最真实的记录。他们所探讨的这些问题，即使放置于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值得我们思考、反思和回味的地方。这就是《党的生活》的魅力之所在。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17页. ②《党的生活》的任务，《党的生活》，第1期. ③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7页. ④问友：《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生活》，第4期.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0页. ⑥刘少奇：《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党的生活》，第1期. ⑦向忠发：《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党的生活》，第1期. ⑧文容：《一切工作归支部》，《党的生活》，第9期. 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发展党的组织告全党同志》，《党的生活》，第7期. ⑩《上海工厂支部工作大纲》，《党的生活》，第7期. (11)余泽鸿：《支部中反右倾的斗争》，《党的生活》，第8期. (12)余泽鸿：《支部工作方法》，《党的生活》，第7期. (13)蜀山：《如何健全支部生活》，《党的生活》，第10期. (14)李立三：《每日的教训》，《党的生活》，第1期. (15)潘问友：《参加一个支部讨论会的回忆》，《党的生活》，第2期. (16)六哥：《工余琐记》，《党的生活》，第4期. (17)守涛：《建立支部纪律》，《党的生活》第8期. (18)余泽鸿：《支部中反右倾的斗争》，《党的生活》，第8期. (19)文容：《一切工作归支部》，《党的生活》，第9期. (20)《上海工厂支部工作大纲》，《党的生活》，第7期. (21)李立三：《革命失败在党内得到反映》，《党的生活》，第1期. (22)刘少奇：《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党的生活》，第1期. (23)卞桂平：《公共精神：共产党的核心品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页76—80. (24)余泽鸿：《党员职业化的意义与运用》，《党的生活》，第2期. (25)《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的生活》，第6期. (26)《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的生活》，第6期. (27)余泽鸿：《党员职业化的意义与运用》，《党的生活》，第2期. (28)方克：《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上)》.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 (29)刘少奇：《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党的生活》，第1期. (30)孙铁：《党的知识探源》，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31)入党须知(1927年3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7—77，转引自王建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情况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77页. (33)《中央致各苏维埃区域同志的信》，《党的生活》，第11期. (34)菊人：《肃清津贴制度》，《党的生活》，第11期. (35)方英：《党费自给与缴纳党费》，《党的生活》，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