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防范论文,体系论文,金融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金融风险的一般表征是证券市场发生崩盘、房地产价格猛跌、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巨额外汇资产逃逸、银行出现疯狂挤兑、大型企业债务危机、大批金融机构和银行倒闭等等。国家金融风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其后果有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停滞、诱发经济危机、甚至陷入社会动荡、政治风波乃至局部战争。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国家金融风险不仅影响波及本国，而且可能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审视和检讨，国家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已经摆在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面前。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是一件事关国家兴衰、政权安危和人民利益的大事。
一、新世纪的国际金融格局
（一）现代经济体系问题重重，国家金融危机此起彼伏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经济体系，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于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如1982年8月13日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殃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诱因是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资金短缺的困难，对其实施重利贷款，造成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债务危机。1992年索罗斯统辖的对冲基金狙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迫使英国和意大利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诱因是英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1997年泰铢贬值诱发东南亚金融风暴的余波至今末消，其危机程度之烈，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超过战后其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诱因是泰国主要依托出口导向性经济，利用低廉的劳动力进行粗放式生产经营，产业结构没能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出口停滞。1997年对冲基金在香港兴风作浪，除索罗斯基金以及老虎基金外，还有当时已被债权机构接管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以美国纽约为基地的摩尔环球投资。这四个基金除长期资本外，其余三个都属于环球宏观类别，这类基金以市场的宏观经济情况来制定投资策略，投资工具主要包括股票、货币和利率，投资散至全球各地。香港特区政府以祖国大陆为坚强后盾，果敢入市，粉碎了对冲基金的美梦，加上俄罗斯金融危机突然加剧，以及日元汇价回升，进一步打乱了对冲基金的部署。1997年8月索罗斯损失10多亿美元，老虎基金损失20亿美元，长期资本更是面临倒闭，迫使金融大鳄暂时退场。2001年下半年起，南美经济大国阿根廷爆发了132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数易总统、国民经济秩序混乱。
尽管上述国家金融危机诱因和规模各不相同，但虚拟资本崩溃往往是导火索。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增大和交易品种增多又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二）国际游资四处兴风作浪，新殖民主义势力包庇纵容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国际金融秩序极不规则。纵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表现，人们对其处理国际金融方面问题的能力开始怀疑，尤其是它们往往对受援国提出苛刻条件，前期韩国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国际游资是在世界范围寻找盈利机会的国际短期资本的一部分，又称“国际热钱”，其投资对象主要是外汇、股票及其衍生产品市场，具有停留时间短、反应灵敏、隐蔽性强等特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这类资金在72000亿美元以上。近年国际游资的活动甚为猖獗，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新殖民主义势力的纵容下，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其控制下的巨额游资给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金融风险。对冲基金挟巨额国际游资，无孔不入地在世界各地寻找套利和投机的机会。
（三）金融衍生物层出不穷，系统风险的转移市场和配置高深莫测
现代金融创新产生于原生物和金融衍生物的美妙组合。基本金融原生物既包括普通商品，也包括普通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基本金融衍生物则包括远期协议、期货、期权、互换等。国际上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例如利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物价指数期货、期权等。
系统风险是金融市场的全局性风险，如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波动，汇率变化、通货膨胀率上升等。根据投资组合理论，非系统风险可通过投资分散化的策略予以降低乃至于消除，而系统风险只能通过构筑金融衍生物和原生物的相反头寸进行市场交易，实现风险对冲，从而规模庞大地转移系统风险和收益。在系统风险的市场转移和配置方面，由于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来自于金融工程的技术支持，各种创新衍生品种层出不穷，新的风险管理技术也不断推出，以致市场转移配置风险的功能越来越强。国外风险转移市场非常发达，许多品种的衍生物交易市值已远大于原生物的总价值。为了解决本国政治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采取“以邻为壑”策略转嫁系统风险。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利用高利率和大幅度赤字预算的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滞胀”问题，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既打击了日本商品出口，又导致了大量日本资金涌入美国购置房地产。这对日本后来产生泡沫经济有直接的影响，而泡沫经济往往隐含着国家金融风险的诱因。
（四）始作俑者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美元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使美国在经营着全世界最大的虚拟经济之中获得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汇率不均衡空间愈加扩大，不仅加大资金交易风险和资金流向的变化，而且将便全球金融不均衡进一步加大，并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自从美国1971年放弃黄金官价后，黄金脱离了美元一黄金本位制度。但因金价以美元标值，逐使黄金单纯保值的作用被限制与规避风险的作用弱化。1998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约有3000亿美元，占总流通资金的2/3。因此无论美元的升值与贬值、调控空间和主动权均有利于美国。然而，在“新经济”的外衣下美国自身也已掩盖不住重重危机：1998年包括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在内的全球大型对冲基金巨额亏损，股票基金也首次亏损，尤其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巨额信贷危机，为此联邦储备局连续三次减息，并公开要求金融界挽救长期资本管理以平息可能出现的全球信贷危机；美国网络科技股泡沫破裂导致了全球股市下挫，一幕幕一夜暴富、一夜赤贫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2001年"9·11"事件举世震惊，恐怖主义分子利用看跌期权等金融工具从中牟取暴利令人生畏；安然不断渗透到虚拟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破产前已成为一家对冲基金型公司，“安然事件”涉及安达信、JP摩根等许多信誉卓著的公司，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信用体系令人生疑。一旦上述危机蔓延，必将引发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
二、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经济正迅速崛起，但与世界各大国的崛起过程相比，我国的国际环境可能是最恶劣的。从地缘环境、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以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等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一）外汇资本的非正常移动倾向日趋严重
在现代国际金融结构中，外汇资本的正常移动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的相对宽松的外汇管理体制，更为国际间外汇资本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国与国之间相对利率水平的差异变动，对各国货币汇率将来动向的预测，也都会引起数额较大的、预期性或投机性的资本移动。然而，一旦某国出现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私人财产得不到保障，或人们预期出现高额税率及没收性课税等情况，就会引起非正常的巨额外汇资本外流。
我国现行的利率形成机制也尚未完全市场化，通过利率杠杆，调节国内资金流动的作用机制受到一定限制，难以通过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调节国际资本流动。由于国内利率水平和国际比较仍有差距并缺乏稳定性，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当国内利率高于国际水平时，会导致大量外资涌进，冲击国内市场，诱发通货膨胀；当国内利率低于国际市场利率时，又会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因此绝不可掉以轻心。
（二）货币市场发育不充分，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真
同业拆借、票据贴现、短期国债、短期外汇市场共同构成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发展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我国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不仅影响着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运作：首先，同业拆借市场不适应国家货币政策操作。1996年1月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建立，但其目前的发展还远不能适应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必然阻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正常运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同业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偏少，结构也不合理；另一方面，我国同业拆借市场交易规模小，品种少，不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资金流动。由于货币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影响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有效结合，因而使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失真，致使我国同业市场利率还不能完全反映货币市场真实的资金供求水平。其次，我国票据市场发育不成熟。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和贴现机构进行再贴现来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实现扩张或收缩信用的目的。而缺乏完善而发达的票据市场，中央银行再贴现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实施。再次，我国债券市场不具备货币总量调控功能。我国国债市场已有近20年的历史。尽管确有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但迄今仍未脱离开单纯的“筹资”概念。最后，债券市场应当具有的规范，从发行、流通、兑付到债券的期限结构、上市结构、持有人结构直至处理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等等，至今均未建立一套稳定的机制。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很难规划债券的投资策略，从而风险很大。
（三）商业银行正在转变经济机制，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体主要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央银行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影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成本来贯彻。目前我国融资的绝大部分通过银行进行，但商业银行转变经济机制尚未完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重及市场份额均占整个金融体系的绝大比重，且有愈益加重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深化，银行内部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逐步注重企业资产和贷款的质量。在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佳和贷款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当前普遍出现的“惜贷”现象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当务之急是根除产生不良贷款的诱因，让商业银行对贷款项目审批、资金使用和回收以及银行的利润负起完全的责任。
（四）股票市场黑幕重重，监管手段与力度不足
我国股市非常令人尴尬：一方面，十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新兴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大批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化妆、包装、伪装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新闻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和控制内部人交易的制度等方面漏洞甚多。理论上，证监会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证券市场参与者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监管。但是由于体制不确定和政策多变等因素，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当前不仅仅是股份制企业迅速增加同正规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而且国有股减持问题、同股同权问题、全流通问题等至今仍待解决。
（五）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能力令人担忧
我国人口众多，老龄化人口问题严重和失业率逐步上升，从而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稳定社会和安邦兴国的百年大计，是一件“关乎国运、惠及子孙”的大事。然而国内许多保险公司不仅服务项目不全、质量较差，且缺乏在国内投资环境下使巨额资金保值增值的经验和手段。一旦国民对国内保险公司失去信心而转向外国保险公司，资金雄厚的国外保险基金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民众心理的影响和冲击不容低估。
（六）资本项目势属开放是必然，宏观金融对策准备尚不充分
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对一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和冲击，特别是流动性和投机性色彩浓厚的短期资本难以控制。
资本项目管制是避免国际经济冲击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之时，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会给一国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加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距较大，因而资本项目的开放务须慎而又慎。然而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现应采取渐进的步骤。但是，金融和服务业的自由化是关贸总协定追求的目标之一，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消除侥幸心理，做好充分的准备。须知，防止国际资本冲击造成严重后果之根本在于健全国家金融体系和保持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
（七）国家整体金融风险意识不强，金融风险防范手段落后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反复强调下，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开始关注其局部风险，例如财政部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开展了各自的金融风险问题研究与防范对策分析。但是国家各部门单一金融风险的总和不等于国家整个体系的金融风险，因而国家整体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操作及待加强。
目前，我国金融风险防范手段、金融工具和信息技术落后主要原因有四：首先，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不知道如何提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具体需求；其次，一般金融软件公司无法获得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和国家计委等国家单位的信息资源，因而只能片面追求金融软件的指标数量、表现形式和功能；第三，国内金融理论界长期以来重文轻理，与国际金融实务脱轨，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尤其是缺乏对现代金融理论、数学模型、算法程序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系统研究和把握；第四，由于国内信息技术人员的流动性和软件工程管理的差异性，金融软件开发商很难具备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具体设计与开发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时国外许多大型银行如大通曼哈顿银行、美洲银行等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投资银行，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的金融工程师，他们利用大型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设备，开发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和风险管理技术，对于客户的特殊需求诸如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和收益，风险特性等，已经发展到“量体裁衣”的程度。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金融行业的资金实力、知识素质、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准尚不足与国际对手抗衡。
三、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初步设想
（一）立足于利用本国资源，利用外资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防止外汇资产急速流失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都存在着一定的逆差，这意味着它们是通过借用别国资源来求得本国经济发展的。将经常项目逆差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是一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借用别国资源毕竟要受到本国偿债能力的制约，如果维持高额经常项目逆差，在无法得到流入资本弥补时，便很容易陷入危机。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仍然要立足于利用本国的资源，求得本国储著和投资的基本平衡，决不能形成对外资的依赖而损害本国的金融安全。
对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资本流入结构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资本流入结构基本是以证券投资、银行借款和其他投资为重。显然，这样的资本流入结构脆弱，当外国投资者对本国的信心动摇时，投资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外资抽逃，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因此利用外资应坚持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此外，还要监控外债期限结构和风险状况的变化，避免偿债危机。游资的趋利性使之不作长期投资，但却增加外资水分。因此在保持外资引进总量的同时，国家应有计划地吸引长期直接投资，控制短期外债总量。制定出灵活运用引资的配套政策，有选择地吸引境外投资，尤其是要调整外资引进结构，鼓励有高技术含量、符合产业政策的外资引进。
（二）抑制游资造成的虚拟经济，确保实体经济，重视国家经济计划的实施
建国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重工业初具规模、轻工业体系基本完备、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农业经济改革已见成效。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应当重视国家计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都会迅速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平衡发生改变。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例如游资的进出会造成汇率波动，如果入境资本不能被经济系统吸收，则会转化为外汇储备，迫使国家扩大基础货币发行量，诱发通货膨胀。同样，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旦虚拟经济出现问题或者崩溃，国家应当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体经济立刻取而代之。在非常时期如何选择代替货币的实物单位很重要，它甚至可能是多样化的，例如在战争时期或经济萧条时期，许多国家都曾经选择黄金、大米等实物来替代货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广义的实体经济计划范畴应当包括：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木材、钢铁、石油、电力等）、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资源（如稀有矿产、水利、交通、通讯等）和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高科技（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国防技术等）。
（三）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消除国家金融风险的诱因，健全国家金融监控体系
从风险诱因上，产生总体金融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房地产和股票被炒得过热，产生严重的经济泡沫；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和坏账，或出现存贷利率倒挂导致持续亏损；国际贸易出现大幅度逆差，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而勉强维持与美元或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货币挂钩的“钉住”汇率制度，破坏了汇率和利率的平价关系；未能及时地实现产业升级，市场供需关系隐藏着严重的不均衡危险；金融系统不发达，金融市场转移和配置收益，风险的功能不够强；过早地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对国际游资的套利和投机活动敞开大门；金融监管不健全，一方面是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包括法规、制度和实施机制，使个人和机构有违法或违规操作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本身缺乏风险意识，缺乏应有的进行风险管理的机制、技术和能力。可见，须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建立健全对金融机构接管、合并、兼并、收购、破产等法律和法规，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消除国家金融风险的诱因。此外国家应当敦促一些独立的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再者，为了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活动，使自己的利益在这些组织的规章和国际金融秩序中得到承认和保护。加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流，关注国际投机资本的动向，监控任务必须落实到具体机构和组织。
只有对国家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完善金融法律与法规，充分运用国际金融技术建立国家金融监控体系，才可真正避免产生国家金融风险。
（四）追踪金融高科技动态，培养国际型的金融科研队伍
近十几年来美国众多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从事金融工程研究，西方报道称之为“火箭科学家向华尔街的大规模转移”。其原因是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不断地冲击着经典的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科学研究薄弱，必须有计划地加强金融工具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在金融数学方面必须赶上国际水平。国内金融专业的学生多数从文科中招生，不少教员是文科背景，缺乏数理基础的训练，金融研究机构缺乏理工科人才的参与，因此加强金融教育与研究也是国家的当务之急。由于金融工程项目涉及的新产品、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非常庞杂，没有国家财力支持和国家级科研团队，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便不可能。为此，建议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对涉及多市场的国家金融体系的运行进行真实的数据模拟，对其风险识别、监控与防范开展实证研究。力求在实际操作、金融理论、金融工具、数据处理、数学模型、计算手段、信息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逐步形成从事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研究方向的、精通操作实务和有拼搏精神的国家级科研队伍。
（五）国家利益至上，启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工程
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大前提下，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机构。其主要任务有三：一是在机构、组织、人员等方面有保证的前提下，整合各金融机构和科研单位的科研力量，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现有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构建立体、交叉的、多层次、非线性、可操作的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二是在确保国家机密的条件下，协调行政部门拆除人为设置的信息壁垒，通过国家级信息架构实现资源共享和集中，以便国家最高领导层全面地掌握动态、实时的金融资产状况；三是熟悉国内外科研单位和金融机构的人才分布、把握国内外金融市场状况，通晓金融方面的法律规则，理解金融原生物和金融衍生工具，清楚交易操作技巧等，一旦突发事件来临或国外对冲基金来犯，能够迅速地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可以调度的资源，向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
目前，在研究开发的环境设施上，我们认为启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所需环境已经具备：首先，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存储、传输、转换等相关信息技术已经成熟，因此金融软件系统的稳定性较高；其次，由于一般的统计分析方法已为国内领导层广泛接受，因此体系的可操作性强；再次，系统的核心技术的数学模型与复杂算法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所以保密性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将以国家经济动态资料和实时国际金融数据为依托，以复杂的金融数学理论、模型、算法为工具，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实现手段发挥其应的作用。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互动基础上，如何有效地阻断对冲基金多市场套利的机会，如何调度有限的外汇资金和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等狙击国际炒家，如何建立自适应的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国家应当在组织、人员、设施、资金等方面予以充分支持。
（六）建立金融信息产业基地，保证“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工程质量
防止过度依赖国外系统平台和信息技术，成立国家金融信息产业基地，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软件和技术，直接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工程服务。
金融信息产业不仅有重大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必须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软件系统。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攻关，高效率地开发涉及国家金融信息安全的系列应用软件项目：首先，应当从金融监管机构及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财税总局、海关等抽调业务骨干，由金融产业基地的软件专家对他们进行“软件需求分析”培训，以利于他们与软件开发人员的规范交流。由于上述人员提出的需求分析来自真实的应用环境，充分考虑到了特殊金融行业的文化习惯、制度、历史、产业特点等，因此有更紧密的亲和力。如果他们参与软件需求设计，可以保证软件质量和面向一线应用，从而保护本土化金融软件逐步成长。其次，运用现代软件工程管理方法，高效率地组织相关科研单位的软件集成，大规模地开发软件产品，建立数据库、知识库、模型库、算法库、工具软件库、产品库，并以此带动相关金融信息科技产业，促进信息工业发展。第三，统一采购国内外系统软件和标准数学工具。为避免重复建设，应当有计划地开发插件、控件、中间件等，可以实行基地内部源代码公开、资源共享，对外实行有偿转让。基地内统一管理，对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分析数据和实证研究的结果严格保密。
行文至此，以下几点我以为应是我们探讨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课题过程中应当倍加警醒的：1、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国经济已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而独立运行。目前我国仍处在体制转型期，适应国际形势的国家金融体系尚未成型。这无疑增加了构筑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紧迫性。2、建立国家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务要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秩序和金融危机防范与治理的一个要点是在国家内部加强金融规范，以确保更高的政策透明度和监督能力，并能凭借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在关键之时及时采取校正措施。有迹象表明，在某些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巨额国际游资将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复杂组合金融战略和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对我国金融体系实施攻击，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在关注加强防范国内金融风险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防范外来风险。入世后，尤其是这样。3、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解决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的途径必须自力更生，当然，学习现代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和借鉴国外金融风险分析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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