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僵化宣战——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精神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红线。贯彻十五大精神，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必须彻底清理和抛弃僵化。
在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僵化，如同一个驱不散的幽灵，始终在伴随、困扰着我们。即或是改革开放以来，僵化，作为一种思维顽疾，也一刻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侵害，严重束缚着我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创新；障碍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
（一）
存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僵化，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表现：
表现之一：凡事都要问姓“资”姓“社”、姓“资”姓“无”，热衷于“定性”、“划线”、“贴标签”。对于改革开放的举措，首先不去看它能否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首先问它姓“资”姓“社”，姓“资”姓“无”，忙不迭地给它“定性”、“划线”、贴“主义”的标签。“定性”、“划线”、“贴标签”仿佛成了一切认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表现之二：把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的东西作为标准，并自信地用这些标准评判一切。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教训，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结果，许多本来不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社会属性而属于人类共同文明成果之列的事物，被划入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范畴；许多本来不是社会主义而属于极端落后的、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被说成是社会主义；许多本来应该遵循共同的规律和规则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名义下，硬要自行其事，另搞一套，无视这些东西的固有规律和法则，做出了许多有悖党规和常理的事情。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对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反思和清算，是对我们过去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超越和突破。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常常以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的东西为标准，来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指责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为改革开放帮倒忙。
表现之三：总是担心中国改革开放滑向资本主义，唯独不怕中国不改革不开放而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放是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闭关自守建成不了社会主义。然而，有些人做梦都怕中国改革开放滑向资本主义，唯独不担心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开放就要永远处于贫穷落后、落后挨打的可怕境地，仿佛社会主义不怕贫穷，只怕“变质”。因此，他们对改革开放所推动的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巨大成就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对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却大加喧染，无限上纲，似乎中国不是已经改变了颜色，就是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表现之四：以维护公有制的姿态反对公有制的改革，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一些人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以公有制的维护者自居，不去研究也不想研究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现有实现形式，是否实现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是否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是否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和客观要求，盲目反对在公有制问题上的任何改革，似乎进行公有制的改革就一定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把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视为洪水猛兽，似乎多一家“三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多一家私营经济就向私有化多接近了一步，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旧中国）的资本家的企业和私营经济，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系统目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财富，因而完全不必顾虑它们的发展与壮大。
表现之五：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同步富裕，正常的发展差距被视为两极分化。长期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使许多人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而同步富裕在实际操作中又被演变为不准冒富，共同“拼穷”。因此，尽管我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距很大，各个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差距很大，但地区之间、个人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不是没有，就是很小，几乎是清一色的拮据与贫穷，并且，这在很长时间内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当邓小平同志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的方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而使地区发展差距和个人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时，一些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或者愤愤不平，或者惊慌失措，好像现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差距拉大，比起过去共同贫穷基础上的均衡发展，不是一种历史进步，倒像是一种历史倒退；富裕的地区和富裕的个人的日益增多不值得自豪与欣慰，反觉得令人不安和担忧。我国现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尊重似乎反倒不如过去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让人踏实。正常的被当成了不正常，不正常的反倒成了正常。
如果仔细排查，僵化的表现还可以列出许多，但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僵化，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些。这几种僵化是带有根本性的僵化，以这几种僵化去对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还派生出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僵化来。僵化包括思想观念的僵化和思维方式的僵化。思想观念的僵化，是指人们以往形成的关于事物的认识、理解、观念等等被凝固起来，不再根据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永远定格在既定形态和水平上。思维方式的僵化，是指人们形成的刻板的思维路线和固定机械的思维格局，这种思维路线和思维格局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模式，他们以这种模式思考、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不是让思维顺应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和变动性，而是让事物削足适履地服从、顺应其模式。思维方式的僵化是一种更深层、更严重的僵化。
（二）
不同方面的思想僵化的形成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严重的思想僵化，主要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主要有：
一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当代实际问题。本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得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做过，我们自己以前也没有搞过，全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去创造。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去试、去闯，而是首先到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去找方案，一旦找不着，就不敢试，不敢闯。还有些人，面对别人丰富多彩、不断创新的改革实践，总是不放心，不踏实，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根据。于是忙不迭地到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去找答案，找依据。能不能找到呢？当然不可能，而一旦查不到，找不着，就认为改革开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于是就不满，就发难，就指责。
二是无视时代的变迁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对象的论述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本来，马恩列斯的理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既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不能把他们在那个时代对有关具体问题的论述作为我们今天解释一切问题的钥匙和评判一切是非的标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恰恰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无视时代的变迁和讨论对象的变化，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特定时期特定对象的论述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随意套用。如，他们大量引用马克思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来论证我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问题；引用马克思列宁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封建社会末期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生产的论述，来描述我国今天翻身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所拥有的私有经济的危险与危害；引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仍然“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的论述，来否定我国今天的股份公司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三是抓住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断章取义，有利的观点就用，不利的论述就不用。例如关于股份公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讲过，它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高级形式，但同时又讲过，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有些人为了否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观点，就只引证前面一段论述而闭口不提后一段论述，从而达到借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指责所有制改革的目的。许多讨论和争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打语录仗”，你引证来，我引证去，而不是像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实在在地研究我国现阶段的股份制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种恶劣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像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里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还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问题。江泽民同志继邓小平同志之后，尖锐地指出一些人玩弄教条主义学风的要害，真是意义深远。
（三）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僵化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本来，僵化既可能导致“左”，也可能导致右，但由于形成僵化的原因主要是教条主义，因此，僵化的后果主要是“左”。
毛泽东同志曾经通俗地说过，不及为右，过头为“左”。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把相对的真理夸大为绝对的真理，把具体的结论夸大为普遍的原理，把特定时代的认识夸大为永恒的原则，把可变的言论夸大为不变的教条，超越历史阶段而把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事情拿到初级阶段来做，……必然导致“左”的错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基本上是以对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为基础的。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因而是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硬是要超越历史阶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的东西，因而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然而，僵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怎么也无法理解我们的做法，动辄指责我们偏离了社会主义，丢掉了社会主义，散布了一系列“左”的言论。事实一再证明，只要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僵化，必然要犯“左”的错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有过“左”，也有过右，但主要错误是“左”。因为“左”所造成的损害更严重、更频繁、更持久。建国以后也是如此。为什么“左”的错误如此之多呢？为什么“左”所造成的实际危害比右更严重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左”的错误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的面目和词句出现的，是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更容易形成，更容易蔓延，更容易赢得市场。“左”的思想观念不像右那样惧怕表露，人们对它也很难抱有对右的错误的那种警惕性。二是“左”的人自己基本上不花什么代价，不付什么成本。散布“左”论，至多是没有人听，但很少遭受批评，更绝少听到被法办的，这就使得“左”的人可以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玩弄“左”的词句，散布“左”的言论。针对这样的实际，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提醒我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同志的警世之言，真是振聋发聩。
为了让中国不再有“左”，不再遭受“左祸”之苦，我们必须克服僵化；为了让我们的思想不再僵化，不再蒙受僵化之害，我们必须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向僵化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