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骚赋与楚地环境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赋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文学自古以来便呈现出南北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如《诗经》与《楚辞》、《孟子》与《庄子》、《南朝乐府》与《北朝乐府》，以及后来的南词与北词，南曲与北曲，南戏与北戏……。即使到今天无论是民歌还是戏曲，仍然都还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这充分地说明了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艺术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一种文学的产生，它与当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与社会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民俗……，而这一切又都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一文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为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这是多么精辞的见解！我国南北文学之所以不同，说到底也是由于南北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吃、喝、住、穿，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不同所导致的。近人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土，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作”（《南北文学不同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也讲到：“中国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而得天独厚；北方则寒冷，土地干燥，草木稀少，既无明媚风光，天然产物亦复不多。故南人生活逸乐，得沉湎于空想或冥想之中，是以民性浮华、热情而富有诗意，其文艺思潮则流于浪漫主义，而有逸乐的，华美的，放荡的倾向；反之，北方则必须为生活而努力，故其民性质朴而现实，富于理智，其文艺思想则流于功利的现实主义，具有力气的、质实的、拘谨的倾向”。
且让我们具体地分析楚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看它们对屈原骚赋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首先，楚国的物产丰富。
《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楚之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
《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耕奈而水耨。民食鱼稻，以鱼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荆）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干、栝、柏、厉、砥、砮、丹 ”。
《墨子·公输》：“楚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管子·轻重》篇：“楚有江汉之黄金”。
《战国策·楚策》：“黄金、玉玑、犀、象出于楚”。
以上可见，楚国拥有丰富的物产，这不但为楚国经济繁荣、国势富强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为楚国文学的发展也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到：“从经济观点看来，外在的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储藏，即肥沃的土壤，多鱼的池塘等等；另一类是生产资料的储藏，例如奔流的瀑布，可航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上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一类的自然财富；后来，在较发达的社会里，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二类的自然财富”。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时代，即可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创造财富时，生产资料的储藏，对人们的生活会起主要作用，而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时代，即人们还主要是靠天吃饭的时代，那么生活资料的储藏，对人们的一切活动，便起主要作用了。这是一个很显然易懂的道理，因为“民以食为天”，只有吃饱肚了以后，才能谈到办其他的事情，而人们用来谋生的时间花得愈少，那么剩下来进行其他活动的时间也就愈多。楚地食物“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楚人谋生容易，因而楚人的文化生活相应地要比北方人丰富得多，更倾向于精神的与艺术的享受。唐代诗人元稹写道：“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杀牛贳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闹里闾隘，凶酗日夜频”（《元氏长庆集》卷三）。这是说，楚人到了秋收的季节，仍不以农事为重，还竞相集会赛妖，歌舞酗酒为乐，因此可见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逸乐的，放荡的，充满了精神享受的。这对于楚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浪漫主义气质的形成，无疑是有利的。
楚国地理环境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山河雄奇壮丽。
南国的风光是美丽的，但各地却又不同，苏杭的风光柔媚，桂林山水明静，而楚国因有突兀的高山，浩瀚的大泽，奔腾的长江，从而形成了一种雄奇、壮丽、幽幻的景色。晋人袁崧描写道：“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行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高千丈许，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冷冷不绝。”又说：“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维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袁菘《宜都山川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清人王夫之也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释》）至于古代诗歌当中描写楚地风光的更多了。杜甫《白帝》写道：“高江急峡雷霆中，翠木苍藤日月昏。”。李白《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迴，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楚地的这种烟云变幻，气象万千的奇异风光，对诗人屈原浪漫主义气质的培养，艺术美感的薰陶，无疑会起很大的作用。郭沫若在其《屈原研究》中说：“屈原是产生在巫峡临近的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章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这种论断十分精当。
下面我们再对屈原作品作一具体考察。
屈原的作品，后人亦称为赋。它对我国赋体文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其主要原因乃是他的作品皆以辞藻华丽、铺排扬厉为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说到底是与楚国的物产丰富生活逸乐有直接关系。我们以称之为赋体文学之先河的《招魂》为例作一分析。
屈原的《招魂》主要是歌颂楚国的物产丰富，环境优美，生活逸乐。这里虽不免有夸张的描写，但从总体上说还是真实可信的。《招魂》中谈到楚国宫室的情况：“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楚国宫室建筑，在当时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堂高屋深、舒适华丽，冬暖夏凉，便是楚宫室建筑的主要特点。关于这一点，从出土的楚国宫室遗址中可以得到印证，楚都纪南城，曾发掘出一个楚国宫室遗址，发现在一个夯土台基上，保存有63米宽、进深42米的巨大屋基。这在全国各地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房屋建筑遗址中是从来没有过的。楚国宫室的居处条件既舒适又华丽，在当时已为各国诸侯羡慕不已。据《左传·襄公廿八年》载：“鲁襄公如楚，逾年不归。”《左传·襄公卅一年》又载：鲁襄公“作楚宫”，杜预注：“（公）适楚，好其宫，归而作之”。甚至鲁襄公最后死于他所建的楚宫之内，可见其对楚宫迷恋之深。
《招魂》中罗列了地各种精美、奇异的食品，使人垂涎欲滴。“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梁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肠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
凫，煎鸿
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
餭些，瑶浆密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这正是对楚地“地執饶食”“食物常足”的具体写照。
《招魂》中所写的楚国歌舞声乐热烈壮观的场面，“竽瑟狂会”“宫庭震惊发激楚些”，也都是有根据的，正象前文所说，楚人谋生容易、生活逸乐，因而楚地音乐十分发达，楚音乐演奏场面规模之大、气魄之大在历史上是传为佳话的。《左传·成公十二年》：“晋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为相；为地室而悬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另外，从今天出土的楚国乐器中也可想见到，楚国音乐在当时已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如出土的大型编钟，大型编磬，以及富有楚地特色的“楚式鼓”等无论是制作之精美，规模之宏大，不仅是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也可堪称一绝，令人惊羡不已。
由此可见，屈原《招魂》集中地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楚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高度发展水平。
当我们翻开《离骚》时，犹如进入了一个花草的世界。诗人通过花草塑造了一个高洁无比的自身形象：他身穿荷叶莲花做的衣裳，各种香草披在肩上；他腰系秋兰制成的佩带，随风摇曳，散发着阵阵清香。早晨他到山坡上采摘木兰，晚上他揽取宿莽到水洲州边；渴了喝一口木兰花的坠露，饿了吃的是秋菊的花瓣……。真是通体香洁，一尘不染。诗人还通过花草讴歌了自己的理想，鞭挞了恶势力。
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被引进文学作品里，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手段，这是常见的现象，并有着悠久的传统。如《诗经》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卫风·伯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室宜家”（《周南·桃夭》）……但是，屈原笔下的花草树木，其运用的手法，以及所表述的内容，都远远超出了《诗经》那种简单的“比兴”用法，他是通过象征、寄托、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赋予草木以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等等社会的内容，并使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艺术构思，这就是屈原的创造，并作为《离骚》的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手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人屈原何以创造出这样的艺术手法与艺术构思呢？最根本的原因还应当从诗人的生活环境与个人经历来考察。屈原生活的楚国是一个花草繁茂的国度，而屈原又长期被逐朝外，接近自然，熟悉花草。仅从他的作品里所引用的花草，据宋人吴士杰的《离骚草木疏》所统计，至少也有近百种之多。再加上楚地巫风盛行，巫在降神时，往往要披花带草把自己打扮成各种神灵的样子，如“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荷衣兮蕙带”的云中君。同时巫舞时，也往往通过花草指代各种事物，如歌颂山鬼的芳洁：“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这些都给屈原以启迪，从而成就发屈原这一艺术创造。
屈原的《九歌》从表面看，是对楚国自然神祗献祭的巫歌。然而揭去其神秘的外衣，可以见到它实际上是一组对楚国地理山川的颂歌，它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楚地山川、日月、风云等大自然的形象。
《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开头几句便把云的形貌与光彩都写出来了。“龙驾兮帝服，聊翱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这几句则又写出了空中行云或聚或散，或行或止，飘忽不定而又不能测其所极的特点。蒋骥说：“此篇皆貌云之辞”（《山带阁注楚辞》）评价十分恰当。
《湘君》、《湘夫人》记载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令人神往的沅湘与洞庭湖一带的美丽景象。尤其可贵的是该诗将大自然的美与神话故事的美，互为烘托融而为一，从而创造出了极富意境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湘君》主要是写湘夫人对湘君的期待与思念。“美要眇兮宜修兮，沛君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夫人打扮得十分美丽，乘着桂舟去赴约，整个水面是那样的风平浪静，奔腾的长江也变得如此温柔。但是，当她赶到约会地点，“望夫君兮未来”时，她只好“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望涔阳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她渡过了沅湘，赶到了洞庭，又进入了长江。然而一路追寻竟未能相遇。这里把湘夫人对湘君的孤苦思念与追寻，放在了沅水、湘水、长江、洞庭这一浩淼无边的水域之中任其驰骋，这里既写出了湘夫人对湘君的无限忠爱，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湘夫人的无边的哀怨。
《湘夫人》主要是写湘君对湘夫人的期待与思念。“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写湘君来到了他们约会的地点“北渚”时，不见湘夫人的踪影，远远望去只是洞庭湖一派萧瑟的秋景，于是更加增添了他的惆怅之情。这几句已成为千古传颂的情景交融的名句了。
“二湘”抓住了沅湘及洞庭一带风光的特点，写得非常优美而富有诗意，在作品中既深化了诗篇的主题，又增加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山鬼》是一篇祀巫山之神的歌，也是屈原描写巫山景色最佳的一首诗。唐人沈亚之说：“原棲玉笥山……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啸。声闻十里外”（《屈原外传》）”。这话虽不可全信，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屈原若不是身处其境，是绝不会写出这样声色极佳的作品的。我是去过屈原家乡的。亲眼领略过巫山深处的景色，周围都是高山峻岭，重岩累嶂，烟云变幻，特别是每到早晚，各个山坳坳中的雾气呈现出奇形怪状，而且瞬间多变，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幽幻的色彩，引人遐想神思。面对这种出奇入幻的景象，再来回味一下《山鬼》所描写的：“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云容容兮而在下”以及风雨一到“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真是感到屈原已把巫山那种幽幻凄迷的景色写尽了。
总之，屈原的《九歌》是对楚国地理山川的颂歌，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楚地大自然的景象。若没有像巫山“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奇妙景色；若没有“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鉴似磨”（刘禹锡《望洞庭》）“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望洞庭赠张丞相》），这种洞庭的多姿多色的气象，是绝不会写出《山鬼》与“二湘”这样的诗篇的。《文心雕龙·神思》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半与风云并驱矣。”《文心雕龙·物色》也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的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里深刻地论述了外在自然景物对人的感召与启迪；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了人的气质才华与环境景物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屈原骚赋的的题材、内容，还是写作手法，特别是他的那种词藻华丽，想象瑰奇，气势雄伟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都受到了楚国地理环境的影响。最后，我们还是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论吧：“山林杲垠，实文思之奥府……屈原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江山之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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