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争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件论文,生命周期论文,理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自打进入国门，就引起了我们档案界的争论。近年来这一争论更有升温的趋势。在信息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中，1997年刊载涉及有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文章的有4种，全部为档案学核心期刊；1997年以来刊载涉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文章的期刊有13种，其中档案学核心期刊9种；1987～1996年10年间，档案学核心期刊刊载文章题目中涉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的总共为12篇，1997年为8篇，1998年为8篇，1999年上半年达12篇；文章内容中涉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的，1997年为32篇，1998年为39篇，1999年上半年为22篇。
归纳这些文章的观点，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这一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认同、不认同、部分认同3种。本人无意对上述观点进行比较，只想提请诸位学者能否透过各种表象，关注一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管理模式产生的客观环境与我国社会改革发展方向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将这一争论引向深入。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内在合理性。
任何一种理论和管理方法的产生，就是一定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亦非横空出世，它是西方档案学家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据对文件自身生命周期性运动规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市场经济环境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这一管理模式的“母体”，受市场经济环境诸因素的约束。文件中心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具体运用形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与生活节奏的加快、文件运动周期相对缩短，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催生剂。社会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文件数量激增、人财物压力增大是文件中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象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一样，“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当中同样也包含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素，是建筑在以往成功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产生到“文件中心”几十年间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这种“合理性”。
二、争论的焦点与“国情”。
界内有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争论的焦点，并不仅仅在这一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是否合理，更集中在这一理论和方法是否适合我们的传统；是否适合我们的体制；是否可以中国化。总之一句话：“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
陈惠湘先生在其《中国企业批判》一书中曾这样说：“中国是一个极端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习惯用一种极端的方法去想事儿和一种极端的方式干事儿。古往今来，因为极端而丧失机会的事情屡见不鲜，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踉跄着使一个又一个机会擦肩而过。”这种说法固然有些偏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的认识问题上也存在类似情形。这边强调“正确的理论哪里都适用”，那边就反驳说“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各执一辞，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什么是“国情”呢？
我认为，不能把“国情”简单地界定于某个固定的状态。尤其是我们档案界，不应将原有的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管理方法视为永恒的“国情”，而应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情”。
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宏观上看，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管理与服务模式，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我党优秀的档案工作传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和丰富的经验。但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成功经验，都是在经济主体和档案所有权单一条件下形成的，尚没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践。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就是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原有的档案管理体制、方式、方法、传统产生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全国各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存在着地域、行业、经济发展水平、领导及员工素质、文化传统等诸多客观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同一管理模式所发挥出的效能不尽相同。
面对这一变化着的客观环境，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对原有的体制、方式、方法、传统进行变革；或坚持原有的体制、方式、方法、传统，直到被前进着的历史所抛弃。
三、将“争论”引向深入。
中国档案界既然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与管理水平，发展自身的档案理论体系，就必然地要吸收与借鉴一切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技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传统与习惯仍占相当地位，在我们现有的管理模式仍然行之有效的条件下，照搬“文生命周期理论”，生硬的套用“文件中心”的管理模式是不足取的；但如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共性因素逐渐增多，适合“文件中心”的管理模式存在的条件日渐成熟时，仍以老传统、老习惯来拒绝接受这一管理模式，同样是不可取的。
我们同志中，没有不赞同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旧体制、旧传统、旧的管理方法进行改革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对不同理论与管理方法产生的客观社会环境的研究与把握，脱离了客观社会历史环境。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思想来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思想当然不好接受。
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进入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档案学理论与档案管理方法，只是我们的档案管理模式，管理思想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该如何做呢？大概不会有人不同意采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档案学理论和档案管理方法；不会有人不同意对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旧体制进行改革。
现实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还不是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这一转型过程，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已经过了20年，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要持续10年的时间。这个转型时期，是两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过渡期，其主要特点是变化多于稳定。这一过渡期的变化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共性因素逐渐减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性因素逐渐增多的过程。在这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在保证原有管理体制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逐步构建起一个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档案管理模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理应从历史的高度，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我们的职责出发，继承我国、我党优秀的档案工作传统；吸收一切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技术方法；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方法；摒弃无益的争论，投入到积极的创新实践之中。
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