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与国内产业地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论文,成本论文,产业论文,国内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更多地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中国产业地理的版图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这种变化特征与中国的贸易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外贸易的开放凸显了国外市场的作用，这有助于国内企业和产业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处于东部沿海的贸易便利区域往往首先获得了这种优势，然后在因果循环累积的效应下持续强化这种优势。与此同时，由国内地方竞争引发的地区分割也损害着规模经济的效率，最终反而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均衡。最近几年来，大量制造业产业和企业又开始不断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部分制造业产业在东部沿海集聚的趋势开始被逆转，有很多因素推动了这种产业转移或扩散，其中，国内贸易成本的减小和外部市场地位的相对下降是重要的原因，前者是国内经济一体化深化的体现，后者以外部市场需求的相对萎缩为体现。本文发展了一个包含国内外贸易成本的两国三地区模型，基于此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
一、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地理
一国的贸易开放可以影响国内的经济地理，传统的贸易理论、区位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都从贸易的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毫无疑问，从建模的角度看，以“中心—外围”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对现实跨地区要素流动、商品贸易以及产业地理的描述最为合理，其严密一致的逻辑框架和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使得目前研究经济地理的学者不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型的改进和创新，本文模型也正是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改进，使其更准确地描述中国现有的对外贸易、产业地理、地区发展的情形，从而为分析中国产业地理、地区差距和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分析视角。
关于“对外贸易的开放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地理”这个论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Krugman and Hanson(1993)对墨西哥贸易制度变革对工业区位影响的研究，该文讲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墨西哥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工业的传统策略，这导致了内向型经济的出现，墨西哥国内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开放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扩散到该国北部地区，即靠近美国的美墨边界地区。显而易见，墨西哥的这种产业扩散和转移过程是因为相对国内市场而言，因对外贸易而使获得美国市场变得更重要了，同时其他因素如规模经济、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及拥堵成本也影响着产业和企业的区位选择。Krugman和Livas在1996年将Hanson所描述的情形正式模型化，他们建立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考察国内两地区间的产业份额如何随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而变化。
与墨西哥的情况相反，Alonso-Villar(2001)、Monfort and Nicolini(2000)、Paluzie et al.(2001)、Crozet and Soubeyran(2004)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贸易自由化将提高经济活动的集聚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此两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Henderson(1999)就强调，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集中还是分散还需要考虑国内特定的地理结构和产业的初始分布；Behrens(2003)认为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集聚的关系是非单向的，取决于国内运输成本的高低。Fujita et al.(1999)关于对外贸易与内部地理的模型也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在空间上显得更为分散，但是对某些产业而言，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带来新的空间集聚，同时使得各地区变得更加专业化，而这正是贸易开放可以带来福利提高的依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产业地理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迁。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对外贸易如何重塑中国的产业地理，对理解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与国内地区协调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和政策含义。繁杂而多样的现实至少从经验上告诉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产业地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单向促进集聚或分散的关系，正如Henderson(1996)和Behrens(2003)的结论中提到的，既要考虑到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也要考虑到国内地区间贸易成本的变化。本文的模型基于Fujita et al.(1999)第三章和第十七章的模型进行如下改进：(1)原模型只关注对外经济一体化(以对外贸易成本
来测量)如何影响劳动力和产业在国内两个地区间的分布；本文同时关注和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国内贸易成本
来测量)和对外经济一体化对劳动力和产业在国内两地区的分布，考虑国内市场一体化符合中国不可忽视的国内市场分割等国内贸易因素。(2)原模型的国内两地区在地理结构上是对称的，即距离国外地区或市场是对等的，模型里体现为国内两地区的对外贸易成本相同；本文将模型拓展为国内两地区在地理结构上非对称的，即一个地区更靠近国外市场，而另外一个地区相对要远离国外市场，模型中体现为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成本不相同，这样的设定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上的地理结构。(3)为了便利地考察对外贸易成本和国内贸易成本，同时考虑到中国贸易出口主要依赖于东部港口的特征，本文将各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关系表达为西部对外贸易成本=东部对外贸易成本+国内贸易成本的加总方式，这使得模型在更复杂的情形下变量的增加数最少，从而使模型数值模拟的过程和结果都大为简化，便于讨论的判断和展开。黄玖立(2009)曾将Murata(2005)的模型拓展到两国三地区，研究了对外贸易与国内工业化和产业集聚的关系，并讨论了国内两地区不对称的情形。但其两个对外贸易成本参数和一个国内贸易成本参数的设定使得模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不便于展开讨论；此外，因要考虑结构转换，他的模型包括了农业，本文的模型只有制造业产业。
二、FKV两地区基本模型：一个简化版本
Dixit and 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种类”一文的发表，使得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被模型化，这为空间分析进入主流经济学提供了可能。D-S模型、冰山成本、演化博弈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更是为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建立提供了简便而坚实的理论基础(梁琦，2005)。20世纪90年代，Krugman、Venables和Fujita等(Krugman，1991；Venables，1996；Krugman and Venables，1995；Fujita et al.，1999)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开创了利用主流经济学方法进行空间经济分析的新时代。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模型(以在Fujita、Krugman和Venables合著的《空间经济学》中的模型为主，统称为FKV模型)来解释产业的空间分布。本部分基本模型在Fujita et al.(1999)第三章FKV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两地区基本模型的设定，省去农业部门，推导出存在运输成本条件下的两地区价格指数方程和工资方程，从而得到了一个简化版本的价格指数方程和工资方程。
(一)消费者行为
所有的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效用函数是Dixit-Stiglitz效用函数形式：
其中，M代表制造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其数值也等于定义在制造品种类的连续空间上的效用函数值；m(i)表示每种可得制造品的消费量；n表示制造品种类的范围，通常为可得制造品种类的数目。参数ρ表示消费者对每种制造品的偏好程度。当ρ趋近于1时，差异化产品几乎是完全替代的；ρ趋近于0时，消费更多种类差异化产品的愿望越来越强。令σ≡1/(1-ρ)＞1，则σ表示任意两种制造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见，效用函数符合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形式。给定收入Y和每种制造品的价格p(i)，那么消费者的问题就是预算约束条件下使其效用最大化，其预算约束条件为
(三)生产者行为
假设所有地区所有制造品的生产技术都相同，固定投入为F，边际投入为c。假定生产中只有一种要素投入是劳动，在给定地区生产数量为q的任何产品需要的劳动投入为l，即
l=F+cq.(7)
由于规模经济、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偏好以及存在无限种潜在差异产品的原因，没有一家厂商会选择与别的厂商生产同类产品，这就意味着每种产品只在一个区位由一个专业化厂商生产，所以现有厂商的数目与可获得的差异产品的种类数相同。
下面考虑一家位于地区r的厂商生产一种定产品，该厂商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率是给定的
，产品的出厂价为
，则利润可表示为
我们已经知道，厂商零利润的条件也就是他们的产出为
的条件。根据需求函数能够得到区位r的厂商的产出水平，通过该产出水平可以进一步地获知工资的表达式：
(四)标准化处理
制造业价格指数和工资方程是讨论问题的基础。可以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对它们加以简化。首先，可以自由选择产出的计量单位使边际劳动需求满足c=(σ-1)/σ，其次，由于厂商的数目仅是实轴上的一个区间[0，n]，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可以为这一范围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使固定投入需求F=1/σ，利用这些标准化设定的处理方法，就可以把价格指数与工资方程写得更为简洁。即
三、模型拓展：国内两地区对称和不对称的情形
为了探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关系，Krugman and Livas(1996)将传统的FKV两地区模型拓展为三地区模型，即加了一个国外地区，为了集中讨论对外贸易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模型假定国内两地区相对国外是对称的。本文为了更准确地描述中国内外两种贸易成本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我们把该两国三地区模型进一步拓展，即同时考虑国内两地区相对国外的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形。
我们考虑一个包括三个地区的世界经济：地区1、地区2和地区0(其中，地区1和地区2是一国之内的两个地区，地区0代表外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这三个地区相互之间都能进行贸易，但劳动只能在地区1和地区2这两个国内地区间流动。不考虑资本，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同样不考虑农业部门，只有工业或制造业部门。以地区0中的劳动为计价单位，即在地区0中，劳动的价格被标准化为1，即
=1，地区1和地区2的劳动价格(工资)分别为
和
。假定地区0中的劳动数量为
，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单位来使得国内劳动的总数量为1。其中，地区1的份额为λ，地区2的份额为1-λ。于是，三个地区的收入就可以表示为
假设产品的运输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进一步假设，如果产品在国内两个地区之间运输，每一单位的产品有1/T能到达目的地；如果要将产品从本国运到外国去，则要分为两种情形(如图1所示)：第一种是地区1和地区2相对外部世界是对称的，此时地区1或地区2每一单位的产品有1/能到达目的地。这也就是说，从国内的两个地区向外国运输的成本是相同的，即国内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比另外一个地区更接近外国市场。第二种情形是地区1和地区2相对外部世界是不对称的，地区1比地区2更靠近外部市场，即地区1在对外贸易上存在天然的地理优势，从地区1向外运输产品，每一单位有1/能到达目的地，而地区2向外运输产品，每单位只有1/(T)能够到达目的地，或者简单地这样理解：地区2要将产品出口到外部市场，需要途经国内的地区1，然后从地区1再出口到国外((1/T)·(1/)到达目的地)。我们这样设置运输成本的目的为了减少参数和表达的方便，第二种情形下的等式以X’表示，X为等式的序号。
由基本模型推导的价格指数方程和工资方程为
为了展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必须引入一种与集聚力对抗的作用力。典型的情况是那些不能流动的投入要素(如土地)构成了这种作用力。为了简化，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假设存在某种相对于产业集聚地(如城市)规模而言的拥塞成本，并且直接将它代入实际工资方程。这样，就可以将每个地区的实际工资记为：
假设δ∈(0，1)。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某个地区的人口增加时，该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会下降，而且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的速度是递增的。进一步的，如果全国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到该地区时，该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就下降至0。劳动的区际分布λ，则是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整个经济中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来调整的。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涉及的运输成本T或是广义的，可以理解为地区间进行贸易的总成本，其大小反映了地区间或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在跨国的情形下，它既包括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运费和保险费等可甄别的贸易成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到岸价和离岸价之差，也包括其他无形的贸易阻碍因素(Anderson and Wincoop，2004)。若是国内的运输成本T，包括实际运输成本和可能的贸易保护导致的商品价值损失。
接下来分析如下问题：国内经济与外国经济的一体化(以运输成本来测度)是如何影响劳动在国内两个地区之间的均衡配置的？或者说，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国内产业的空间结构？
(一)国内两地区相对外部市场对称的情形(
)
1.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空间分布
下面我们利用数值模拟分析对称情形下，随着对外贸易成本变化，国内两地区的实际工资差异(/
)变化情况。数值模拟时，各参数的取值为σ=5，=2，T=1.25，δ=0.1。我们利用图2讨论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时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如何变化。
当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时(=2.3)，模型出现了三个瞬时均衡：第一个均衡为a点，在a点之前，地区1的劳动份额很少，但地区1的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能够吸引地区2的工人，使得地区1的产业份额增加；a点之后，随着地区1产业份额(仍远小于0.5)的增加，地区1的实际工资开始小于地区2，地区1的产业份额逐渐减少，所以a点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此时大部分制造业集聚在地区2，地区1仅有少数产业份额。第二个均衡点是b点，b点之前，较少的产业份额(小于1/2)分布在地区1，地区1的实际工资小于地区2，工人向地区2流动，从而地区1的劳动份额趋于减小；在b点之后，地区1的产业份额较多(大于1/2)，地区1的实际工资大于地区2的实际工资，工人流向地区1，地区1的劳动份额应继续扩大，所以，b的均衡是不稳定的。第三个均衡是c点，c点之前，地区1的产业份额很大(大于1/2)，产业集聚在地区1，此时地区1的实际工资也较高，地区1对工人更有吸引力，b点之后，地区1的产业份额继续扩大，但实际工资开始小于地区2，地区1的劳动份额趋于减少，所以c点也是稳定的均衡点，此时整个国家的产业几乎都集中在地区1。并且由图示可以获知，a点和c点是对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时，该国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国内的产业会集中在一个地区，在该国形成一个产业空间分布极为不均衡的布局。
当对外贸易成本处于中等水平时(=1.6)，此时均衡的情形与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有三个均衡点，左右两个均衡是稳定的，中间的均衡(产业在两地区平均分布)是不稳定的。通过图示我们可以发现，此时左右两个均衡点更靠近中间(λ=0.5)处，即产业在国内两地区的份额之差减少了，也就是说，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减少，产业在国内两地区的分布趋于平衡，两地区的劳动份额在向平均分布点的0.5处靠拢。直到左右两个均衡点一起与中间的点重合，该点就是均衡的打破点(break point)。
对外贸易成本较低时(=1.2)，此时产生一个均衡，即中点(λ=0.5)。利用前面类似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该点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对外贸易成本继续减少，依然只有一个均衡。此时，产业在国内两地区平均分布。
通过上述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时均衡点的分析，可以得知，随着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外贸易成本逐渐降低，在国内两地区相对外部市场对称时，可以通过数值模拟获得以下结论：当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时，国内的产业集中在国内的一个地区，对外贸易成本越高，集聚的程度也就越高；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减少，国内两地区产业份额之差趋于减小，直到达到某一点(均衡打破点)，两地区的产业份额相等，此时产业就在国内两地区平均分布；对外贸易成本继续降低，产业在国内平均分布的格局不变。为了用图示表示上述过程，我们需要先找出均衡打破点，最简便的方法是直接利用数据模拟找到打破点(在时，对称均衡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图3 对称均衡的打破点
具体寻找打破点的过程如下①：我们让σ从1开始逐渐变大(σ＞1)，来寻找均衡的打破点(如图3所示)。在σ＜3时，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增大，产业在国内两个地区一直处于稳定的对称均衡状态(λ=0.5)。当σ=3时，在=1.7左右，均衡开始变得不大稳定；当σ=5时，在=1.5到1.6之间，对称均衡开始出现扰动；当σ=4时，在=1.4到1.5之间，对此均衡出现波动，且在σ缓慢变大的过程中，对称均衡波动的程度越来越大，而波动的程度越大，表示越接近均衡的打破点；终于当σ=4.5时，在=1.41附近，对称均衡出现剧烈波动，波动幅度远大于前面的几个不稳定点；当σ＞5时，对称均衡已经消失，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增加，劳动力在国内两地区的分布逐渐不平衡，一地区的劳动份额(代表着制造业份额)在增大，另一地区的劳动份额在减少，并且最终绝大部分制造业集聚于某一地区，剩下的地区只有极少量的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也不可能达到所有制造业都集聚于一个地区的情形，因为根据之前拥塞成本和实际工资的假定，若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该地区的实际工资将下降为零。由此可以断定国内两地区产业不对称的打破点在=1.41时，在此之前，产业在两地区呈对称分布，在此之后，产业开始向某一地区集聚。
利用找到的打破点和上述结论可以绘制图4，以此呈现对称条件下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时国内产业地理的变化。以λ表示的国内劳动的均衡配置，也是产业在国内两地区的空间分布，它是对外贸易成本的函数。稳定的均衡用实线表示，不稳定的均衡则用虚线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对外贸易成本的值较低时，两个地区的人口相等；当值较高时，两个地区的人口就不再相等了。
当值较低时，经济是外向型的，此时，国内每个地区的生产者都将其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如果将一单位的劳动从地区2转移到地区1，这就会使地区1的市场增大，同时也就缩减了地区2的市场规模，从而使得地区1有更大的区位吸引力。但是这种来自需求方面的后向关联效应相当弱，因为企业很大一部分销售额并不是源自于国内市场，而是源自于外国市场。与此相反，很高的拥塞成本却产生了更大的离心力。因此，该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时，产业在国内的空间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且这个均衡是稳定的。
当值较高时，企业会更加依赖于国内市场，所以劳动的流动所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会更强。这就使得两个地区的劳动相等的均衡变得不稳定。如果是两个规模相等的生产中心，现在均衡变得不稳定。从我们对拥塞成本的模拟计算过程来看，经济显然不会终止于这样一个角点解，即所有的人口都拥塞在一个地区。如果这种极端的情况发生，那么该地区的居住成本将变得无穷大，以至于实际工资水平变为0。公式(29)、(30)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若存在两个规模不等的生产中心。一个生产中心的规模较大，因此就拥有关联效应所带来的优势，但它也有拥塞成本；另一个生产中心的规模则相对较小。
从图4可以看到国内两地区对称情形下的贸易自由化对国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从高贸易壁垒的情形开始，随着对外贸易变得越来越容易，国内两个地区在规模上的差异会逐渐变小。由于规模较小的地区离外部市场同样近，因此这一地区的劣势变得越来越小，这就会使它得以成长。这一成长过程会一直加速，直到达到分岔点。在这一点，两个地区的规模变得同样大。
接不来我们规范地分析打破点的特征。我们可以在对称均衡点(λ=0.5)附近将模型线性化，并求出dω/dλ的表达式(注意到dω=d=-d，等等)。虽然不可能直接地解出国内价格和工资(G和ω)在对称均衡点的精确解，但它们可以隐含地给出(见附录)。在该附录中，我们得到了
(31)式是很直观的。第一项是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另一种表达方法而已。在这个表达式中，第一项总是正的，而且它代表了这个模型中的向心力。第二项表示城市集中的成本。当dω/dλ为正时，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当Z=0时，dω/dλ为负，而且dω/dλ的值随着Z的增加而变大。进一步地，如果拥塞成本δ不是太大，它将变为正。
而Z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各参数的取值。这一点可以从附录中G和ω的表达式看出。如果考虑对外运输成本，就会发现，Z是随着这些成本的增加而增加的。这是因为随着的增加，G会增加而ω会减少。(对外运输成本的增加会提高进口价格，因此价格指数增加；同时，对外运输成本的增加还会使出口机会减少，因此会使工资减少。)Z是的增函数，这意味着较高的对外贸易成本会使对称均衡点变得不稳定，进而会形成两个规模不相等的城市，即非对称均衡。换言之，只要δ不是太大，均衡的结构就可以由图2来表示。经济的更加开放，也使得其内部地理结构的集中程度降低。
有必要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模型的一些含义。首先，应该考虑对临界点做一个比较静态分析。的临界值越高，δ就越高、也越高，而T会越低。毫无疑问，更高的拥塞成本阻止了集聚的发生，而更大的国外人口份额则意味着开放程度更高：它提升了每个企业销售中的出口份额。更低的国内运输成本弱化了经济体内部的集聚力，这使得该经济体更倾向于有两个产业份额相等的地区。其次，还应该考虑分岔的形状。在本模型中，分岔的形状是叉形。但是，分岔的形状对离心力(即拥塞成本)的变化非常敏感。假设在实际工资和拥塞成本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以表达式
来代替原来的表达式
，在这一线性关系下，分岔的形状就会变成战斧形。显然，当λ趋向于1时，工资不会趋向无穷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ω对λ的三阶导数为正，因此函数在对称均衡的分岔点会由凹变凸。
2.国内贸易和外部市场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下面我们简要分析对称情况下，随着国内贸易成本T的变化，国内两地区实际工资差异的变化，如图5所示，各参数的设定为：σ=5，=2，=1.5，δ=0.1。
当国内贸易成本比较高时(T=1.65)，模型出现了三个均衡：第一个均衡点(即/=1线上的第一个点)之前，产业集中于地区2，地区1的劳动份额很少，但地区1的实际工资高于地区2，所以工人从地区2流向地区1，第一个均衡点之后，产业和劳动的大部分份额仍然分布在地区2，此时地区2的实际工资是高于地区1的，所以地区1的工人开始又流回地区2。因此/=1线上的第一个均衡点是稳定的。以此类推，第二、三、四、六、七、八、九这些均衡点都是稳定的。位于中间的均衡点，即/=1线上的第五个均衡点，是不稳定的。这类似于国内产业随对外贸易成本变化而变化的情形，由图5出发可以画出产业份额随国内贸易成本变化的图6。可以发现，图6和图4几乎是相同的，其实，如果我们不考虑国家的差别，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同为商品的流动，都是规模经济发生的基础，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本质是一致的。
图6 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分布：国内两地区对称的情形(第二种情形)
同理，我们接着简要考察对称情况下，随着外部市场规模(L0)的变化，国内两地区实际工资差异(/)的变化情况，如图7所示，图7中各参数的设置如下：σ=5，T=1.05，=1.15，δ=0.1。可以发现，无论外部市场规模如何变化，模型模拟的均衡点都只有一个，即中点，此时，=，λ=0.5，并且，这个均衡点是稳定的。由此可见，在国内两地区对称的情形下，国外市场无论多大，对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二)国内两地区相对外部市场不对称的情形
1.对外贸易与产业的空间分布
首先我们来模拟随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国内产业的空间分布如何变化。仍令σ=5，=2，T=1.25，δ=0.1。寻找打破点的过程和对称情形的过程类似，得到图8。可以发现，对称均衡的打破点类似于图8。
图7 外部市场规模与国内产业分布：国内两地区对称的情形
下面来考察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即在非对称情形下，随着对外贸易成本变化，国内两地区的实际工资差异(/)变化情况。数值模拟结果如图9所示。图9中，实心点为稳定均衡，空心点为不稳定均衡，各参数的值为：σ=5，=2，T=1.25，δ=0.1。
对外贸易成本很高时(=2.5)，模型会产生三个均衡：第一个均衡点是/=1线上的第一个点，此点之前，地区1的劳动份额很少，但地区1的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能够吸引地区2的工人，使得地区1的产业份额增加；此点之后，随着地区1产业份额的增加，地区1的实际工资开始小于地区2，地区1的产业份额逐渐减少，此均衡点前后都向该点靠近，因此，第一个点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此时大部分制造业在集聚在地区2，地区1仅有少数产业份额。第二个均衡点是/=1线上的第六个点，该点之前，较少的产业份额(小于1/2)分布在地区1，地区1的实际工资小于地区2，工人向地区2流动，从而地区1的劳动份额趋于减小；该点之后，地区1的产业份额增多(但仍然小于1/2)，地区1的实际工资大于地区2的实际工资，工人流向地区1，地区1的劳动份额应继续扩大，所以，这个均衡是不稳定的。第三个均衡是/=1线上的第七个点(很多点的重合)，该点之前，地区1的产业份额很大(远远大于1/2)，产业集聚在地区1，此时地区1的实际工资也较高，地区1对工人更有吸引力，该点之后，地区1的产业份额继续扩大，但实际工资开始小于地区2，地区1的劳动份额趋于减少，所以第七个点(一系列点)也是稳定的均衡点，此时整个国家的产业几乎都集中在地区1。由图9可以获知，第一个点和第七个点是不对称的，第七个点时地区1的产业份额更多。这与对称情形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对外贸易成本很高时，国外市场不再是那么重要，但依然冲击着国内产业的空间分布：地区1因为更靠近国外市场而获得了收益，获得了更高的产业份额(第七个点靠近λ=1的程度高于第一个点靠近λ=0的程度)。
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2.3，=2.0)，数值模拟的曲线开始向上移动，两个稳定的均衡点开始缩短，不稳定均衡点左侧的均衡点向右移动的幅度要远大于不稳定均衡点右侧的均衡点。在=1.8之前，左侧的稳定均衡点和中间的不稳定均衡点之间的距离逐渐减少，并合二为一，成为曲线与/=1线的一个切点。这个切点就是整个均衡的打破点。因曲线对取值很敏感，图中并没有显示出这条曲线和这个切点，该线显然应位于=2.0和=1.8两条线之间。对外贸易成本继续减少(=1.8，=1.6.=1.4，=1.2)，曲线继续向上移动，并与/=1线只有一个均衡点，即第七个点，此时，国内产业全部集中于地区1，地区2没有任何产出份额。
通过图9可以得知，国外市场对国内两地区不对称情形下，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国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与对称情形是不一样的。当对外贸易成本较高时，产业可能集聚于地区1，也可能集聚于地区2，因为此时国外市场还没那么重要，但地区1更高的集中程度提醒着我们地区1依然从靠近国外市场中收益。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国外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区1因地理优势从中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大，直到对外贸易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产业不再在地区2有任何分布，完全集中于地区1。对比对称的情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与国外市场的不同“距离”导致了图9对称图形的消失。依据图9的均衡点，我们可以画出非对称的图10。
图10 对外贸易成本变化与产业分布(均衡点)
2.国内贸易和外部市场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考察，非对称情况下，随着国内贸易成本T的变化，国内两地区实际工资差异和地区1的产业份额如何变化。数值模拟的参数设定为：σ=5，=2，=1.5，δ=0.1。
图11 国内贸易成本与产业空间分布：非对称情形
与对称情形有很大的不同，非对称情形下，所有的均衡都位于λ=0.5的右侧，即地区1的产业份额一直是高于地区2的。图11列出了3三个均衡点(T=1.25，T=1.15，T=1.05)，可以发现，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降低，均衡点逐渐向终点靠近，产业在地区1集聚的份额在减少，但仍高于地区2的份额。我们将图11的均衡点汇总，转化为图12。通过图12可以得知，但国内贸易成本最小，即T=1的时候，此时地区1和地区2对外贸易成本相同，国内实现了完全的一体化，产业在两地区均衡分布；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上升，产业向地区1集聚的趋势越明显，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不断增加，产业在地区1的份额无限接近于1。
图12还告诉我们，在对外贸易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国内贸易成本的减低有助于减少国内某地区的产业集聚度，有助于产业在各地区间更均衡的分布(注意区分和对比“国内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的结论)。其政策含义是，深化国内市场一体化，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强化国内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减地区间的运输成本，这都有利于协调产业在国内各地区更均衡的分布。
图12 国内贸易成本与产业空间分布(非对称情形下的均衡点)
非对称情况下，随着外部市场规模()的变化，国内两地区实际工资差异(/)的变化情况。σ=5，T=1.05，=1.15，δ=0.1。由图13可以发现，因为产业已经集聚到了靠近外部市场的地区，外部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产业依然在该地区集聚，但集聚的程度会不断增加。
图13 外部市场规模与产业空间分布：非对称情形
四、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贸易开放，中国的产业地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内地省份，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向东部沿海省份集聚，东中西部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但这种趋势在最近几年开始逐渐减弱，甚至开始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趋势，东部沿海的产业和企业逐步开始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中国的制造业扩散的趋势显现。这种变化既与对外贸易相关，也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关，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改革就是市场化，开放就是全球化，国内市场一体化是市场自由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改革的目标和初衷，对外经济一体化是开放国门融入全球化的必然途径，同时“开放”也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②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外贸易的优势是东部沿海省份先行成为产业集聚区的初始条件。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相关理论特别是理论建模对此做出有力的解释，本文通过拓展Fujita et al.(1999)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这种特征和变化。本文的模型与Paluzie(2001)、Crozet and Soubeyran(2002；2004)、黄玖立(2009)采取的空间结构类似，特别是后两者也探讨了内部地区与国外地区具有不同的地理优势的问题，但是，之前的这些模型有的考虑了农业进而无法实现劳动跨部门转移，这与中国大量制造业产业劳动力来源于农民的现实严重不符；有的没有关注到国内贸易成本变化对产业地理的影响，从而放大了对外贸易的作用，抑或，忽视了国内贸易成本和对外贸易成本对国内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共同作用。同时与Hu(2002)的模型比较，本文的模型更为简化，特别是对国内外贸易成本的巧妙处理，在使模型能更准确地描述经济现实的同时，结论也更加简单和明确，基本上可以更好地反映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地理的影响。
模型主要的结论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国内两地区对称的情形下，对外贸易开放(体现为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将打破原有的对称的稳定的产业空间结构，从而出现和形成产业集中于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模式。而此情况下，谁成为这个地区由偶然的事件、历史因素和政策决定。
(2)国内两地区不对称的情形下，对外贸易的开放使得具有地理优势的贸易便利地区获得了先发优势，这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产业的集聚地，要素和产出在此集聚，形成国内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和国外的资本(本文模型没有涉及)向这些地区汇集，该地区向其他地区(包括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出口，并与其他地区的工资收入拉开差距，且这种优势会一直持续存在。
(3)国内两地区对称的情形下，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提高(体现为国内贸易成本的降低)并不会改变两地区的产业份额的变化，但对外贸易自由化会凸显外部市场的重要性，特别地，当国内贸易成本很高而国外市场又很大时，国内产业将主要服务外国市场而放弃国内市场。
(4)国内两地区不对称的情形下，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提高在起始阶段将使得产业向贸易便利地区集聚，但当在该地区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国内贸易成本的持续降低将导致产业为服务国内另一个地区而发生局部扩散，地区工资差距也因此缩小，但在此过程中，地区专业化进程中的分工与集聚一直在进行，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凸显外部市场的作用，会减缓产业由贸易便利区向国内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外部经济需求的恶化会加剧这种转移的趋势。
贸易理论认为，进行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收益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其生产时，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有关文献就会另外考虑贸易使竞争加剧后所产生的收益，以便对贸易所得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国际贸易也许还会通过一些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来改变国内不同地区的福利水平：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产生集聚。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解出一个解析解来表示这些变化对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直觉告诉我们，贸易能带来许多收益，拥塞成本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函数图形是凸的。所以更均匀的人口分布可能会提升经济福利水平。同时，产业集聚使厂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它最终会带来真实收入的增加(Fujita et al.，1999)。中国的经济事实基本符合模型的描述，但显然要远比此复杂，产业在东部沿海的集聚，既有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也有历史工业基础(如江苏、上海)和国家政策(广东)的优势，同样，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有东部产业集聚区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有对外贸易的潜力和增幅相对下降、国内市场相对重要的因素，还有中央区域开发政策、地方政府竞争发展的因素，等等。我们以后的研究将对此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附录 国内两地区对称情形时的均衡打破
如果J=1，那么一个大小为dL的变化，会使地区1中的两个产业所雇用的劳动力都增加，而使地区2中的两个产业所雇用的劳动力都减少。我们用这个微小变动来检验本文第二部分中的区域移民模型的稳定性。对这一模型而言，当α=0时，就无法建立起一个一般模型(当α=0时，在每个地区都有两个对称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只有一个产业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J=-1，那么在各地区和各产业的总雇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配置上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会使地区1中的产业1所雇用的劳动力增加。同时，比较一下(A.2)，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用这个微小的变动来检验产业集聚模型的稳定性。
对均衡条件(24)式—(28')式进行全微分，并使用(22)式所定义的Z，就可以得到
十分感谢匿名审稿人认真而又专业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JEL Classification F15,R12,O18
②不只是在中国，在“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都是如此，20世纪这些发展中的大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政策变化下，国内的经济地理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正如《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所说的，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可能重新调整一国的生产格局。经济活动的地理差异鼓励人们从落后的地区集中到发达的地区，但生活水平的地理不平等造成或深化了国内的分割问题，这会导致冲突，损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