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合为导向的发展研究——从可持续发展论发展研究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新阶段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标志，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正在进入新的阶段。90年代之前,发展研究表现为是一个多学科(multidiscipline)的学术领域，以各门学科（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互不相关地开展各自的研究为特点；90年代以来，发展研究进入了真正具有跨学科(interdiscipline)意义的变革阶段，人们开始对各门学科提出的发散而单向度的发展理念进行整理、鉴别和加工、提升，在此基础上正在形成像“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可以整合以往各种研究成果的思想概念。
无疑，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真正具有综合集成意义的第一个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整合发展的思想深化和范式建构将是21世纪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发展研究的综合集成轮廓及其思想要义作一粗浅的勾勒和评论。主要目的有三：一是通过分析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思想要素，指出世纪之交发展研究综合集成趋势的五大走向；二是辨析某些有歧义的问题，以明辨中国未来以整体推进为特征的发展方向；三是希望通过开放性的讨论，推进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发展理论的研究。
一、发展内容的整合——三位一体的观点
90年代以来发展研究的综合集成特征首先表现在发展内容的系统化和整合化，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趋向于把发展理解为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向度的整体和过程。
1.整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系统集成。整合发展的理念强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或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说应该包含经济、社会（包括人口）、环境（包括资源）三个方面的现代化（联合国机构和一些国家政府已把这称之为新的发展三角形）。因此，像传统分析性研究那样把发展解构为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社会问题、或单纯的环境问题，都没有覆盖发展的全部内涵。整合发展的三个向度体现了人类发展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70年代开始的从狭隘的经济增长观逐渐转变为综合的社会发展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局限性为人们所认识，发展的内涵被扩展到不仅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政治民主、文化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进步。第二次是90年代开始的从环境破坏的发展观逐渐转变到环境友好的发展观。从自然支撑系统对于人类发展的承载力出发，强调人类社会需要追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整合成为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值得指出的是，时下一些学者把可持续发展仅仅理解为是指发展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而不包括内容上的协调性，这可能是从字面上出发的一种误解。事实是在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源泉的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和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蓝图《21世纪议程》中，可持续发展作为第一个有完整意义的整合发展理念，系统地包含着“相互协调、时间持续、以人为本”这样一些集成发展模式的基本思想要素。
2.整合发展不是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发展的简单相加。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尽管发展的视野需要涉及三个向度，但并不是说经济、社会、环境各自加起来就是综合集成的发展。整合发展是基于现代系统思想的协调发展，它一方面强调不能忽视发展领域的整体性，另一方面特别强调发展要素的相关性。由于发展的三个领域具有各自的价值趋向，例如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考虑效率增长，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要考虑公平分布，环境建设的目标是要考虑生态平衡；由于三个方面的发展有时是有冲突的，因此整合发展不是要求各个系统各行其是，而是要关注各个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协调平衡。整合发展不是机械式地要求三个方面同时追求最优，而是要追求在一定背景条件下有一定匹配关系的整体最优。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图形表示，整合发展的内容应该属于经济、社会、环境相互交织和相互重叠的那个部分，而不应该属于孤立的单个系统或多个系统的加总。目前国内的学者和管理层把可持续发展看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筐子和大口袋，所有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均在其列，这就使得可持续发展失去了对发展所具有的明确意义和指导意义。
3.整合发展对于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意义。综合集成的发展理念对于建构中国发展理念具有很大的针对性，表现在：
(1)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具备两个方向的认真思考。一个方向是经济的发展要注意与文化、政治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相结合；另一个方向是经济的发展不能逾越资源、生态等自然支撑系统的承载力。很长一段时间一些论者限于前一方向的狭窄范围思考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或者只把后一方面置于发展的边缘地带，这不足于体现后一方面在发展理念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中日益显示出来的重要性。在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面前（例如1998年发生的历史性洪灾），我们有必要把后一方面的问题突现出来。事实上，应该看到发展的社会整体方面与发展的自然支撑方面是中国跨世纪发展顺利前行的两个轮子，轻视任何一个都会带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需要在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重视生态文明，并从战略上作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环境建设也要实现现代化的部署，以使中国的超越式发展最终能够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2)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前提条件。一方面，针对改革开放20年来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我们确实需要以整体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大从单向度地重视经济增长向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转变，打破那种经济建设必然要以牺牲社会和环境为代价的机械阶段论，实现中国发展思想和发展实践的跨世纪飞跃。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追赶型发展中国家又不能淡化经济发展在协调发展中的前提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论者在谈论协调发展的时候对生态目标和社会目标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种超出现实可能的理想主义无意中模糊了经济发展的前提性地位，如果这样，其结果就会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经济基础得不到保证。整合发展的要义是在多目标交互作用中寻找平衡点，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说是要追求与经济发展能力相适应的生态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因此将整合发展理念用于当代中国实践，即是要克服在实践上其他方面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倾向，又是要防止在思想上过分要求其他方面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倾向，我们需要从上述方面深化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和体验。
二、发展目标的整合——以人为本的观点
经济、社会、环境的三位一体本身仍然只是发展的手段，整合发展是围绕人或以人为本位来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互动的，人类本身的整合发展是更高意义上的综合集成。
1.实现人的发展的完整性是整合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趋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化自然界”、“自由人联合体”、“全面发展的个人”，这是人的发展的完整性的三个基本维度，也是整合发展在人类本身的最高意义上的体现。初看起来，整合发展理念的起因来自于20世纪人类在发展中面临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人性危机。但本质上看，这三大危机不是三个不同的危机而是一个意义上的危机，因为它们所暴露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对立乃至异化，昭示了传统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人的发展的完整性的解构和破坏。而整合发展理论的最高意义就是要对三大危机的本质进行深刻反思，对人的发展的三个维度进行整合，用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取代以物为本位的发展，从而有可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危机初露端倪的资本主义时代就开始倡导的人的发展的完整性开辟道路。
2.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整合发展要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整合发展既不是传统的以掠夺自然、征服自然为特点的极端人类主义，也不是将人类的利益完全等价于自然界中草木禽兽的极端自然主义。以人为本位的整合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提升人的完整性。因此，在因为生态危机而批判传统发展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时，不能有意无意地滑入极端的自然保护主义；在强调发展必须考虑人与自然和谐的新义务时，不能贬低人类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体现整合发展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强调人类利益的相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的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尽管表述上需要斟酌（因为在笔者看来，将追求人的发展的完整性的整合发展的目标定位于“以人为中心”，不如定位于“以人为本位”更为恰当和贴切），但这种看法是有操作上的意义的。
3.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整合发展要求追求社会人之间的平等发展与共同繁荣，从而使社会有可能成为每个人“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整合发展看来，如同人类对于自然的传统的占有与支配关系需要让位于人与自然的互惠与平衡关系一样，人类对于社会的传统的个人本位意识也需要让位于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与同一关系。传统的各种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对抗性质，这种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以一定时空条件为背景的一些国家、地区、民族或阶级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另一些国家、地区、民族或阶级的不发展之上。针对这一问题，整合发展意义上的人本观特别强调要以整个人类的利益为本位而不是以局部意义上的人为本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要求富人必须抑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以给穷人提供充分的生存发展空间（所谓代内公平），要求当代人必须有节制地处理发展问题以便后代人保持进一步的发展潜力（所谓代际公平），这就为人与社会关系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
4.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整合发展要求追求人的自我个性的不断充实与不断完善，从而使人自身有可能成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传统发展模式对人自身的曲解来自于以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所谓“经济人”和“理性人”两个基本假定。前者肢解了人的需要内容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把追求物质需要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后者肢解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把人的精神世界归结为单纯的逻辑理性。两者在传统模式中的协同作用使得人生的意义被淹没在对外物的疯狂追求之中。整合发展一反传统发展观念以牺牲人的其他需求和属性为特征的以物为本倾向，强调发展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的实现过程和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这就为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持续追求价值的目标。尽管在当前的世界和社会中“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但人类只有坚持把“人的完整性”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来规范和引导发展，并把它们具体化、制度化和操作化，发展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
三、发展测度的整合——综合指标的观点
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从发展思想上的综合集成，进一步推进到发展测度上的综合集成，通过发展指标的整合沟通了从理念层次变革到操作层次变革的桥梁。
1.传统的GNP指标没有反映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追求GNP的高速增长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整合发展观念进行思考，单纯用GNP指标评价国家或地区的繁荣有很大的虚假性：首先，现行的GNP指标不揭示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相反，环境质量的恶化还会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例如，污染引发的疾病增加了医疗方面的开支，污染引发的腐蚀加快了对耐用品的消费，而治理污染的大量资金又都累计在GNP之内，所有这些都促进了GNP的增长。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走向生态资源赤字，例如它可以不合理地消耗掉它的矿产和森林，破坏它的土地和蓄水层，以及过量地捕杀它的野生动物，却不影响它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反，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却可以导致GNP指标的上升。第三，它低估了有集约意义的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例如，某些低耗高效的家用电器、家用汽车的发明与应用，减少了生产和生活中的用电和用油，但在GNP指标中却被计为经济产值的下降。第四，现行GNP指标还完全排除了人们对志愿性工作付出的义务劳动、为社会失落者付出的健康医疗、人们为节省社会资源而自我提供的种种服务（例如，自己种植食物、自己进行烹调、自己承担家庭清理、自己动手修理物品等等）。最后，现行的GNP指标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污染、垃圾泛滥、土地亏损等）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中是怎样分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有关组织建议在排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上的强弱顺序时，不应该按照人均GNP的大小，而是应该采用最低40%人口的平均收入。世界上的环境公正运动不仅呼吁收入要公平分布，而且经济增长的有害效应也必须公平分布，而不是把这些负面作用集中在穷人的头上。
2.建立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相适应的综合测度指标。90年代以来整合发展的思想变革正在引发发展测度的指标变革，人们正在从两个角度进行有集成意义的研究。
(1)从近期来说，是在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调整的意义上通过引入绿色GN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在发展中取得的实质性进步。所谓绿色GNP，从最简单的意义上就是从现行统计下的GNP中扣除自然部分和社会部分的虚假进步和外部化成本。其中自然部分的虚数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自然资源的退化与配比的不均衡，长期生态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资源稀缺性引发的成本、物质和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损失等；而社会部分的虚数包括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导致的损失，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2)从长远来说是要在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变革的意义上建立由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多菜单组成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例如，世界银行以往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总是以GNP的增长来论世界各国的贫富。然而，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依照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各国财富的评估制定了一套新的计算方法（联合国计划在21世纪初推出较为成熟的综合指标体系）。这种新的统计方法从三个方面来综合性地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一是自然资本（环境方面），即土地、水源、森林及地下矿藏等的经济价值；二是产出资本（经济方面），包括机器、工厂、建筑、水利系统、公路和铁路等生产出来的资产；三是人力资本（社会方面），主要涉及人的生产能力即由教育程度、营养状况等所代表的价值。按照新的指标体系，某些早先按照国民生产总值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位置挪后了，而一些注意协调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却跃入了世界排行榜的前列。
3.建构中国现代化由三个层次组成的集成化的指标体系。从整合发展的角度看，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体现了以“经济基础─综合国力─以人为本”为逻辑内容的中国特色整合发展理念，它既全面又有重点地描绘了中国现代化层次递进的三大目标。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进一步沿着这个方向开展有操作性意义的综合集成的指标研究。要围绕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一层次的目标，研究和建构可以科学地衡量我们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指标体系；要围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这一层次的目标，研究和建构反映可与国际比较的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发展指标；要围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层次的目标，研究和架构反映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的整合发展理论实现从理念框架到行动目标的整体性发展。
四、发展动力的整合——能力建设的观点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或能力发展是90年代以来由于整合发展理念的形成在全球发展领域里出现的新概念，其实质是要对系统内部所有有利于发展的潜在能力进行集成。
1.整合发展的实现要依赖内在综合能力的建设和调整。完整的社会发展应该包括两个子系统，即以经济、社会、环境为内容的发展水平系统，以及以技术、体制、观念为内容的发展能力系统。这里，水平系统是整合发展的状态表现和外部标志；能力系统是整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和潜在动力。在发展进程中，只关注发展状态的一时一地改变，而不重视调制能力的根本性提高，肯定是难以持续的。能力建设观点的提出在发展体系中具有崭新的意义。整合发展模式强调，发展的调控能力主要是靠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而不是外部输入去实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如果不重视发展内在的调控能力或使自己拥有能力(empowerment)，那么它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外部力量和输血机制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却不能对发展起到主导作用，因为由外部推动和设计的发展很难完全适应当地的条件。只有外部支持与内生过程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成为自身的能力，发展才有可能自主地维系下去。能力建设理念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在于，作为发展状况相对滞后同时需要实现赶超的国家，对外开放本质上是为自力更生服务的，跨世纪的中国需要通过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从根本上促进发展水平的提高并得以长期维持。
2.能力建设是包括广泛内容并以制度建设作为趋向的整体。能力建设是一个包括科技、体制、文化等内容并以制度建设为趋向的更为综合性和集成化的概念。强调能力建设的整体性以及制度建设在能力系统中的重要性，这是整合发展观念与各种唯技术主义发展观点的重要区别。唯技术主义的发展观念常常认为，只要调整我们的技术方式，无须改变社会体制，就可以摆脱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危机。而整合发展观则强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光靠技术方式的调整是不够的，它需要包括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在内的整体性变革或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积累能力和提供动力。则由对能力系统特别是制度能力的忽视或缺乏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我国有关知识经济的讨论中也存在着某种就技术论技术的观点，以为只要单纯发展高新技术或增加某种投入（例如设立风险基金）而无须顾及发展高新技术所依赖的体制条件和制度安排。就可以用高技术给中国带来飞跃式的发展。显然这样一种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理解能力建设的整体性以及制度性，对于认识我国跨世纪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配套进行是有启示意义的。
3.整合发展中的科学技术能力也应该是综合集成的。无疑，科学技术在能力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整合发展能力建设中的科学不仅是指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同时还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行为科学与管理科学。由于社会发展的能力系统包括物质技术层、体制管理层和观念文化层三个层次，它们从三个方面为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保障机制和发展动力，因此，需要推进各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进步。具体地说，要通过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促进物质技术能力层的建设，要通过发展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促进体制管理能力层的建设，要通过发展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促进思想观念能力层的建设。对于中国来说，笔者以为这样理解的科教兴国战略才有可能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整合发展的能力建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这些论述理应成为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有机组成。这意味着，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工作者还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通过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五、发展机制的整合——组织创新的观点
整合发展强调当代社会存在着三类社会组织及其运作机制，要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和营利组织、社会机制与非政府组织三套工具来相互补充地促进发展。
1.政府组织和国家机制在整合发展中的职能优势与局限性。
(1)现代政府—国家体制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既受到过迷信和推崇，也遭到过批判与贬斥。尽管当今仍然有人主张尽可能减少国家对发展的控制，还有人甚至要把国家完全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然而从近一、二十年发展实践中升华而来的整合发展理念强调：国家虽然不是全知全能、可以包办一切发展问题的工具，但却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机制。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国家，而是如何界定国家在发展中的职能及其程度与范围，在充分发挥国家优势的同时避免其可能的消极影响。
(2)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在引导发展中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如果这些任务完不成，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不可能取得可持续的、共享的、减少贫困的发展，而在这些基础性任务之外，政府不必成为唯一的提供者。这五项基本任务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以维护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以促进社会公平；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国家机制在整合发展中的局限性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主要的表现是国家机制在开发蕴藏在民众中间的各种发展潜力上具有很大的局限因而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存在差距，政府的不少努力是低效率的，公共权力有可能被少数人所利用因而国家也可能是不公正的。
2.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在整合发展中的职能优势与局限性。
(1)现代市场体制是由一整套企业组织、市场制度形成的社会机制。90年代以来尽管世人对市场机制具体方面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对市场机制在发展中的基本作用已形成共识，这使得现代市场机制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运用。市场体制在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发展活动的效率上具有强大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信息传递的效率较高、能激发生产社会财富的创造力、能有效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例如当发展任务是经济性质的或者是属于投资导向的时候，私营部门比公营部门要有效得多。在效法别人的成功经验方面私营部门也更有效，因为有利可图会吸引投资者并驱使私营部门去摸仿他们的成功的竞争者。
(2)在选择把市场机制作为发展活动的基础性工具的同时，人类社会也日益认识到需要着手解决因市场体制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这种局限性使得许多发展活动难以通过市场进行甚至导致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市场失灵的突出表现主要有：市场竞争的不完全，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民间企业难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市场体制在资源环境方面常常出现外部不经济性，市场体制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等等。
3.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机制在整合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企业—市场体制与政府—国家体制是二战后世界各国在发展中运用的传统工具，但是无论它们是被单独使用、交替使用还是结合使用，单凭两者是不可能充分满足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这样一种新发展观的制度要求和组织要求的。正如前所指出的，由政府—国家与企业—市场组成的传统二维机制既有它们的功能优势，也存在着交替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甚至两者同时失灵现象。因此，整合发展需要大力加强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为特征的组织制度创新，承担起政府公共组织和营利性企业难以承担或难以做好的事情。
(2)三种机制的区别在于：企业是通过网络型的市场体制运作的，人们自愿、平等地在市场中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但市场体现的是利润趋向的功利力量（资本权力起主要作用，服从利润与效率原则）；政府的活动虽然具有社会公益性（国家权力起主要作用，服从公义与秩序原则），但政府是通过等级式的国家体制运作的，其行为带有强制性；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公益性活动，但它是通过非强制非等级和非利润趋向的社会体制运作的（社会权力在起作用，服从自主与参与原则），是由为社会奉献的道德力量所驱动的。正是非政府组织的独特性质，使它在市场与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感到乏力的情况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4.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总的说来，政府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努力，非政府组织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努力，赢利性组织代表着横向的努力，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需要这三方面的结合。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由传统政府—国家一元机制起作用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机制参与和指导发展的转化阶段，政府的职能要收缩（但在公共领域的职能要加强），与此同时其他两种组织机制应该形成并能够为政府职能转换进行“接盘”。笔者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整合发展的一项组织创新，在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应该可以在教育、扶贫、妇女儿童保护、环境保护、下岗工人再就业以及人口控制等，动员、组织和支持民众投入发展活动，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等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