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么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更重要——关于传统文化近三十年历程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更重要论文,以什么论文,历程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九十年代：碰撞与融合
80年代：“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寻找中国文化的崛起之路。从官方层面来看，建国以来的大批判大体改弦易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创新论”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从思想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
学界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五四”时期。其实不然，因为那时的传统文化很有影响，西方文化如潮袭来。而此时的中国，传统早已肢解隐去，西方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当时，“全盘西化”论者引介了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生活方式，使全社会耳目一新。然而，这种拿来主义往往将西方视为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采取了与“文革”中破“四旧”相似的路数。“中体西用”论者在小心翼翼地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从封建帽子中剥离出来的同时，有意识地开始了学术研究，一些隐退的传统习俗也在恢复之中。可惜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思考还不够深入。至于“综合创新”论者，大体延续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流话语，只是比以前态度较为平和、做法较为务实。
有人将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个是“中国文化书院”。其中，后者被当作“中体西用”论的代表。实际并非如此，虽然这个1984年成立的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牵头，但是当时讲传统文化既不封闭也不偏执，而是心胸宽广、视野开阔。以这个书院的宗旨来说，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据乐黛云先生的回忆，这个书院授课还涉及像比较文学在内的许多现代学科。
90年代：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一些新的具体问题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主张之间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迫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并加以回应。于是，很多人开始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学理化趋势明显。对于这个变化，李泽厚先生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解释，但是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就传统文化研究而言，考据、义理都很盛，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文化遗存发掘保护渐次展开，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引入。当然，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对于李先生的议论，社会各界都有回应，但大多未能跳出学术、思想二分的暗示。比如，王元化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之说。其实，这些都是对90年代、对学术思想本身的误解。
90年代初，“全盘西化”论者和热衷于政治的人大体沉寂，学术史研究、国学研究得到提倡，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有人举出四个有影响的刊物，《读书》、《学人》和《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前二者，比较从广泛意义上总结我们传统，后二者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上，同时也有一些丛书问世。虽然大家也有争议，但大多是比较理性地就事论事，没有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只有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例外。由于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几种意见的正面冲突不是太多。许多人正是在学科壁垒、范式差异中重建各种意见的基础，回应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变化。
以倡言“国学”为例。1992年，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说：“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此言明确将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成为后来知识界分化的潜在因素。同样是1992年，袁行霈先生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又标明“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的立场。很显然，这里的国学不排斥汉学，有一定的兼容性。
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反复表达西方文明衰落、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兴盛之意，包括他在《东方》杂志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这种主张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波澜，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如日中天，“文化输出”论也紧随其后。
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
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原先的传统文化倡导者、批评者也已分化。在官方层面，有人将其与弘扬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甚至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意识形态特点。各级政府支持的中华民族先祖祭祀活动，有关政府组织发起的优秀道德文化重建，教育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等等。同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鼓舞、经济条件的大大改善、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民间也掀起新一波的“传统文化热”。
与过去不同，这一波热潮中有媒体的参与、商业的介入，人文精神与社会行为兼具，正好体现其复杂性。当然也有反对者，或以五四新文化为基准，或以全球化为指标，阐述自己的见解，甚至试图力挽狂澜。
“传统热”：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样做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
如果说，过去立足点在中西文化差异上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如今的社会各界力求在融入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性的平衡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位置，普通大众也感受到了重塑民族形象的要求。
2004年，一些学者发表所谓《甲申文化宣言》，将传统文化扩展，以中华文化的名义出现，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也强调传统文化的益处。他们提出：“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对于文化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当然，此宣言一出，有反对也有赞同。一些赞同者试图将其拉回到建设主流文化中来，反对者则视其为维护政权的文化策略。
平心而论，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避开了中西文化的对立，提炼出传统文化中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也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这种传播和交流难以具体化，或者在具体化中会遇到许多绕不开的问题。
“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
从90年代起，“国学热”便一直延续。我们知道，要解决一国的问题，“因地制宜”是关键。传统文化要转型，也必须充分研究、挖掘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国学热”也就成了势之必然。
然而，新世纪的“国学热”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体制内。有些大学在过去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推进“国学”成为学科、成为学位；也有些大学创办应用型的国学培训班，将民间兴趣纳入到高等学校社会教育的一部分。甚至，一些中小学也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国学教育。第二，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媒体化。在图书出版的基础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大规模地介入到国学研究和推广上。一些相关的电视节目，如央视《百家讲坛》非常火热，可与流行文化相媲美，中国古代史、古代典籍一时间成为时尚，也造就了所谓明星。第三，学术界内部对国学的认识也有分化。以往的国学热，实际只是传统热的升华。如今的国学热有更多的本位立场，很多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立场，也有部分学者则稍显超脱，并渐渐从“国学”疏离出来。
有人将国学视为“国将不国之学”，此种总结虽然对当前“国学热”有警示作用，但其依据还是有点似是而非。从近代史来讲，“国学”的提法本身确是对西方的回应，然而学术回应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同时也要历史地看待这种回应，因为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符号，不必拘泥于文字。其实，“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
“儒学热”：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占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
讨论传统文化，必然要涉及儒学。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站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一些机构像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渐次成立，与儒学有关的刊物、丛书也纷纷出版，于是乎儒学也热了起来。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倡导编《儒藏》，像北大、人大、川大等高校各有自己的《儒藏》编纂，试图树立儒家在儒释道三家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所谓儒学复兴之中的表现。
由于各家理解的差异，“儒学热”中又有好几个群体。最先是宋明理学式儒学，很多学者参与其中。这一群体从80年代渐起，90年代成为当时儒学热的主流。他们自许继承现代新儒家，用西方哲学和比较文化来接续所谓“道统”。然后是综合型儒学，即所谓广义的儒家。李泽厚先生曾对“儒学”有一个宽泛的定义，如此一来所有儒学的同情者均可纳入其中。但是这个群体比较松散，实际上并不成派系。较晚出现的是政治型儒学，多是一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一群体，是随着儒教之争而来的，2005年就开过一个“儒教学术研讨会”。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有人强调要重建儒教，也有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这一群体与“尊孔读经热”的兴起息息相关。
“尊孔读经热”：“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伴随“儒学热”而来的，便是尊孔、读经。如果说“儒学热”的学理色彩较浓的话，尊孔热则有信仰的指向，至于读经问题则较复杂。
“尊孔读经热”的内在因素是，很多人以回到原典为起点，归于孔子素王上。此外，90年代一些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近几年政府又以“孔子”之名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在部分学者和社会人士过度推崇儒学、儒教下，有人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等同于尊孔读经。
“读经”与否，本来是民国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一段时期又浮出水面。有学者和团体发起“古代经典诵读工程”，然而读哪些经典便成了争议强的问题。一些学者主要偏重儒家的“四书五经”，与民国所谓“读经”很相似。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扩大“读经”的范围，有主张包括古诗文经典，有主张涵盖重要的子书，甚至主张涉及释道之书。当然，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各种类型的“读经”活动。
应该说，“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总的来说，这四次“热”自有其原因：一是中国特色建设之需要。政府欲加强中国特色，必定求助于传统文化，有关其研究、推广、普及便得到支持。二是经济发展必然要求重塑民族形象。既然要民族形象，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无论政府、学界、机构、个人都有此要求。三是个人生活的多样化亦需要信仰、精神的支撑。而这种历史序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与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关。研究传统，必然会有所总结甚至面向社会、未来。在热潮前面，我们需要立多于破的意见，这样才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更大的助益。
传统文化的未来与现代社会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们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
明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有必要总结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关系方面的历史经验。应当结束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国粹与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在重新梳理近百年历史的基础上看待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
首先，对于传统文化既要有足够的理解，也要有适当的同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连续性，许多东西仍在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消失。“理解传统”是为了立足现在、继续前行。“同情传统”是为了发现传统的现代价值，没有同情便不会有人文情怀，便不会有责任感。
其次，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两面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最近有人试图在古今、中外之争中提出所谓“新文化”的传统，我认为这种传统就是古今中外交融的结果，并不具备独立性。细细查检，其渊源仍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现代社会中有西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家庭伦理既有传统性也有现代性。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对立，传统中的无形有形东西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现代化中的现代生活中。
最后，对于西方文化要有准确的了解，也要有开放的立场。了解各民族的东西，有助于我们审视自己的传统与社会。西方有其核心价值，也有其次生价值，我们要有开放的立场，既不惟其马首是瞻，也不谈虎色变，以斥西方文化为能事，就是用左手打右手。
此外，关于“复古”和“保守”二词，也不可责名不责实。我认为，以复古为创新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求合法性。复古有很多种，以创新、发展现代社会为目的的复古，未必不是一种尝试。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弘扬，这种弘扬不是狂热的吹捧，也不是超冷静的贬抑。从拿来主义立场来说，传统文化亦是选择拿来的对象之一；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说，客观评价并适度弘扬我们的传统更能获取理解和同情。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现代的平台注定我们要有平衡的态度。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传统文化，更需要弘扬传统文化的好态度、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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