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的抗日主张及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役论文,在台论文,作用论文,新桂论文,李宗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认为抗战必须成为有全国民众积极参加战争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首先是与苏联的联合；军事上要执行阵地战与游击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坚持了正确的战役作战方针的作战部署，努力以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官兵和团结全军，并较好地协调了与其他部的关系，在夺取战役胜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新桂系 李宗仁 抗日主张 台儿庄战役胜利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开始，新桂系集团就明确地转向抗日方面。1936年4月以后，又针对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方针，提出和阐明了他们的抗日理论和基本方针——焦土抗战论。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首先，中国必须坚决抵抗，不能妥协退让，不能存在幻想，要不怕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奋战到底，直至打败侵略者。其次，要打败侵略者，“绝不是少数的领袖或公务人员或一党派所能负担得了的”，①必须实行“整个民族，总动员起来，构成坚强的联合战线，共同的向敌人奋斗。”②即要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为此，就必须给民众以民主与自由权利，同时，必须与“凡表同情于我们这种民族战争的”③国家结成联合战线。在军事上，就要坚持长期的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敌人的速战速决；在作战指导上，就要进行主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反对单纯防御，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最后，他们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焦土抗战论”是新桂系领导集团关于抗日战争发展规律、抗战战略方针以及作战指导原则的总概括。它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新桂系是坚决要求抗战的，他们对抗战发展规律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开放民主、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主张，对抗战的坚持发展和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也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可以说，在结合抗日战争运用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总力战”理论方面，他们达到了国民党中央当局和其他地方派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抗战爆发后，新桂系领导集团在“焦土抗战论”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了他们的抗日理论和抗日主张。
首先，他们继续坚持抗战必须成为全民族的抗战。必须有全国民众积极参加战争，抗战才能克服一切险阻夺取胜利的基本思想。抗战初期，李宗仁就强调指出：“求亡图存，少数人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人人努力，以救国为己任，国事才有希望。”④并认为“要抵抗敌人，唯有克服弱点，加强民众组织，实行全体动员，使我四万万人都能站立起来，抵御日寇，只有这样一座新的长城，是敌人无论如何残暴、凶恶也不能攻破的。”⑤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他们还认为，“真正发挥民众武力，就要先实行精神总动员，使大家都明了抗战是四万万（注原文如此）五千万人共同的责任”，同时，“要加以基层组织，调整人事关系使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⑥并且要使政府“所有设施，都须事事为解除民众痛苦改进民众生活着想。”⑦在实际活动中，新桂系领导集团也为推动国内团结，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早在1937年6月，他们就与川、粤等地方派代表在桂共商抗日大计，并与中国共产党及四川刘湘达成了抗日七项纲领草案的协议。抗战爆发后，他们又努力维护了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派的团结，并且直到皖南事变前，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关系也比较好。当顽固派攻击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游而不击”时，白崇禧就曾指出：共产党“发展游击队，深入沦陷地区，我们为什么不去，躲在后方骂人家，这简直地自己毁灭自己。”⑧在1939年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白崇禧也认为：“目前军事上分裂，政治上分裂，都是自取灭亡，当前只有团结对外，民族国家才有生路。”⑨就是在1941年5月桂林第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后，中国共产党与新桂系的公开关系虽然中断了，但中国共产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维持这种统战关系，并使桂林的抗日民主进步的政治文化运动继续得到坚持和发展。
其次，从全民族抗战的基本思想出发，阐述了抗战发展过程中依靠自己力量与外援的关系，明确指出，抗战胜利的基点应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李宗仁在1939年苏日边境一度出现军事冲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正式开始的条件下曾说：“我们为求抗战胜利迅速到来，最主要的条件，当然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即所谓‘自力更生’的意义，”⑩并强调说：“我们抗战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有国际的支援，我们自然是抗战，即令没有一个国家帮助中国，我们也是要抗战到底的。”(11)当然，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外援，不争取外援，而是要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去努力争取外援。因此，他们也强调“在外交的运用上，必须联络与国，共同打击敌人。”(12)而且，根据抗战以来各国对待日本侵略态度和对华关系的实际情况，认为在争取外援的活动中，首先应该加紧与苏联的联合，因为“第一，从地理上说，中苏有天山、阿尔泰山、兴安岭和广漠无垠的戈壁滩相隔；第二，苏联的海军远在波罗的海，不可能远渡重洋来侵略中国；第三，从政治上说，苏联主张扶助弱小民族；第四，苏联在中国没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殊利益；第五，中苏两国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自力开发之不暇，决无侵略他国人之必要；第六，中苏两国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日本是中苏的共同敌人；第七，外蒙与新疆，在目前虽然与苏联有其特殊政治关系，但我们现在正努力抗战，力图自力，只要我们能够把握苏联友善关系，则这种问题自可随抗战之进展迎刃而解。基于上述七项理由，我们可以明白中苏之间无冲突矛盾之因素存在。”(13)历史表明，新桂系领导集团的这种认识和主张，是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的，也是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可能达到的。
再次，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当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抗日阵营内部也出现一股对日妥协投降的逆流情况时，李宗仁就公开表示：“我们的抗战，是在疯狂侵略者的铁蹄下求生存，是被迫者的反抗，在物质上遭遇的艰难困苦是必然有的，但敌人的损失和痛苦会比我们更大。古语‘多难兴邦’，大家要认清我们的责任，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要认识民族国家的危机，不要因为艰难挫折而动摇我们的意志。我们抗战的决心，不因汉奸理论的煽惑而放弃。”(14)随后，在1939年8、9月间日本侵略者派汉奸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诱降活动时，他们又严正指出：“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日本穷困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的方法，以友谊援助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15)这里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目的和阴谋，而且指出了敌人的实际困境。它表明，新桂系领导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始终是要吞并中国”的目的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对其“甜言蜜语”、“友谊的援助”等阴谋企图也是非常警惕的，他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是坚定的。
最后，在抗日战争中，新桂系集团的领导人物，在其指挥的作战范围内，都还能坚持他们主张的阵地战与游击战、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和原则，同敌人进行战斗。
二
在抗日战争中，正是由于李宗仁坚持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路线和正确的作战方针，使他在抗战初期的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并取得了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
抗战初期，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作战范围是以徐州为中心，北至济南黄河沿岸，南至浦口北岸的山东、江苏、安徽及商丘以东的河南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南北长600公里，东西从商丘至海州宽250公里。上海、南京失陷后，到1938年2月，战区直接指挥的部队虽有13个军29个师又一个旅，约28万多人，但都属装备落后的地方军。面对日军南北方向的强大压力，兵力明显不足。而且在1938年1月间，由于防守黄河沿岸的韩复渠率部不战而退，让日军顺利地于1月中旬进到鲁南的济宁、沂水、蒙阴、诸城一线。这就使中国军队原准备御敌于黄河沿岸及沿海要点的第一期作战构想和准备在兖州附近会战的第二期作战构想均无法实现。同时南线日军也于1938年1月下旬，在津浦线南段发动了进攻，使第五战区面临着敌人南北会攻的严峻形势和困难的局面。
在这样严峻和困难的形势下，第五战区要执行最高统帅部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南北两段间，占领阵地，将敌人吸引在津浦线，以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从而达到“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16)。
第一，要有自己正确的战役战斗指导方针和原则。
根据最高统帅部规定的作战任务和战区面临的敌我形势，以李宗仁为首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在组成后，就决定本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北攻南守”。根据此方针：
在南线，战区决定了于浦口、滁县、明光等处逐次抵抗，固守临淮关以西淮海之线的计划。当1938年1月下旬，日军在津浦路南段发动进攻后，李宗仁又确定了“纵深配备，据险防守”(17)和“让开津浦路正面，”(18)由其侧后予以打击的战役方针，在敌人进至淮河北岸兵力分散时，及时组织指挥各路部队从侧后出击，迫敌人回师，使其南线攻击计划不得不宣告失败。从而稳定了津浦路南段的战局，为北线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北线，1938年2月上旬，第五战区曾奉最高统帅部命令向北进行一次攻击，作战范围包括济宁、邹县、蒙阴、泗水等地，虽未取得预期效果，但使部队在徐州以北地区东西两个方向展开，有利于下一阶段的作战。
3月，日华北方面军第10师团在第5师团的配合下，发动了以攻击歼灭大运河以北华军为目标的作战。23日，台儿庄战役正式展开。战役中，李宗仁采取了积极防御及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以汤恩伯军团置于台儿庄侧后的峄县以东地区，并在津浦路北段部署了曹福林和李明杨部，南下向枣庄、临城地区进攻，以孙连仲军在南线台儿庄组织防御。从而形成对进攻台儿庄之敌的南守北攻西围的有利态势，使台儿庄战役按我方预定的方向发展。
从台儿庄战役的发展胜利过程来看，李宗仁的战役作战方针、原则和战役指导计划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坚持以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官兵，坚持部队之间的团结。
弱军对付有武器装备优势和训练有素的强敌，仅靠自己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敢于牺牲的精神、高昂的士气和部队的精诚团结，才能贯彻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坚持战斗，克服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
抗战初期，分配在第五战区作战的部队主要的是各地方派部队，他们系统复杂，装备落后，训练和军纪也比较差，一向被蒋介石中央政府认为是战斗力弱的“杂牌军”。但李宗仁在民族敌人面前，却清醒地看到，地方派的“各部队指挥官中，不乏血性汉子，都有与敌寇一拚的决心，如用之得当，都是生龙活虎的劲旅。所以自始自终，我对‘杂牌’部队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们的困难，也了解他们的战斗力量。作战起来，量材器使，断不责其所不能。平时待遇和补充，各部队完全平等，同是保国卫民的将士，在本战区内断无轩轾之分。”(19)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宗仁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与各地方派官兵的关系。
首先，李宗仁对参加第五战区作战的地方派将领采取了尊重、团结、信任的态度与之合作共处。如对当时任第3军团长的西北军系的庞炳勋。一方面尊重庞“久历戎行”的历史，愿以兄弟关系相处；另一方面又以抗战有报国之机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他；同时还帮他解决了编制和武器装备等实际问题。使庞受到鼓励和支持。随后，李宗仁又亲自去庞部训话，激励士气，使庞部“士卒欢腾，军容殊盛，俨然是一支劲旅。”(20)从而在固守临沂的战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如对张自忠军长。张于“七七”事变后，曾被困于北平，脱离了自己的队伍，脱险后至南京，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滞留于南京待罪。李表示张系受了委曲，希望张不要灰心，准备将功折罪，并积极向蒋介石为张申辨，请蒋让张重新回部队进行抗战。后得到蒋的同意，调去第一战区，随后又调至第五战区作战。这种信任和理解，使张深受感动而诚服。又如对川军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所部，过去该军长期局处四川，装备落后，初次出川赴山西抗战失利，加上军纪松弛，各战区领导都不愿领导指挥该部，但李却欣然接受，并立即补充他们的军械，使他们深受感动，从而大大激发了该部官兵的爱国热情。后该部第122师坚守滕县，与敌寇浴血奋战，师长王铭章及大部分官兵均壮烈殉国，写下了抗日战争史上壮丽的一页，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其次，李宗仁义以团结抗战的大义妥善地处理了地方派中将领之间的不团结问题。如庞炳勋与张自忠二人，过去虽同属西北军系，但历史上他们之间有过不和。张自忠奉调来第五战区后，曾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拚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21)但临沂战斗紧张时，须调张部去支援。为此，李宗仁希望张“以国家为重”，“捐弃个人前嫌”(22)赴临沂援庞，并接受庞的指挥。张欣然受命，李又向张部作了训话，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后来张庞联军胜利完成了临沂阻击战的任务。
当然，李宗仁也不是只讲个人友谊、照顾、宽容，而是也强调严肃军纪和军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当山东省主席、他的副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擅自放弃黄河沿岸津浦路阵地率部逃向鲁西时，李曾劝其遵守军委命令重入泰安地区作战，被韩拒绝后，李即将韩的态度报告军委，请统帅部严肃处理。后韩被依法处决。对韩这样的重要军政长官，违犯军纪后给予坚决处理，是非常必要的，这对坚持抗战保证胜利有很重要的影响。另外，在孙连仲部坚守台儿庄伤亡已达十分之七，处境十分困难时，孙曾请李允许该部暂时撤离战场，但李从战役全局考虑却严令该部坚守阵地，不能违抗。使孙部坚持到战斗的胜利。
事实发展表明，正是由于李宗仁在工作中坚持了以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将士，团结部属，并以尊重，信任、团结的态度去协调各部队之间的矛盾，使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形成为指挥统一、团结坚强的整体，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弥补了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的不足，并成为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根本原因。
第三，从组织上恰当处理了战区的独立性和统帅部战略统一领导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中，最高统帅部通观和总理全局，对各战区实行统一的战略领导、协调是必要的；但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参战单位情况各异，所以战役战斗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任务是不能由统帅部来担负的，它只能由方面军（战区）及其以下的领导机构和人员来完成。而当时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却向来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特别对地方派将领又存有偏见，常常在战争中越级指挥战斗，致使令出多门，指挥混乱，干扰破坏了战区及其以下指挥人员的部署，往往导致战斗的失利。所以，作为战区司令长官，要保证战斗的胜利，必须与蒋介石的中央统帅部协调好关系，取得战区内战役战斗方面的独立指挥权。为此，李在受命组织长官司令部后，就特意从军委会中选调了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徐祖贻任战区的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23)并且在任战区司令长官之时，取得了蒋介石对“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24)的承诺。这样，在整个台儿庄战役中，虽然也有一些集团军总司令和军团长直接向蒋发过电报，蒋对他们也有一些电示。但总的说，蒋和军委会均未干扰李宗仁的战役部署和指挥。而且当蒋的嫡系部队汤恩伯军团一度作战不力时，不仅李能严令其执行战区命令，按命令完成战斗任务；而且蒋也表示支持李的指挥，并对汤的作战不力给予严厉斥责。
由于李取得了独立组织指挥作战的权力，又很好地协调了战区与统帅部的关系，这就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第四，在战役整个发展过程中，能始终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广大爱国官兵一起共同战斗。
在战斗中，方面军及有关的战役领导人能否坚持与广大官兵一起共同战斗，这对部队的斗志和信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早在1938年初，由于韩复渠放弃阵地逃走使津浦路北段门户洞开，无兵可守造成徐州危急时。统帅部就指示第五战区长官部迁往归德或毫县，以免战区首脑机关遭敌人破坏。但李从当时敌我形势发展和徐州保卫战对抗战全局的影响考虑，并从徐州有利的作战指挥条件出发，没有迁移。使战区最高指挥机关和他本人，于台儿庄战役中，始终处在战斗的第一线。这不仅有利于战役的组织指挥。更重要的是在战斗最严重和最困难的时刻，能形成坚强的战斗核心和无比的激励力量，从而更加坚定广大官兵的胜利信心。这无疑地也是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李宗仁作为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他在团结各地方派共同抗敌，在组织指挥台儿庄战役及表现在对战争胜利的坚定性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抗日战争时期，新桂系的历史积极作用和李宗仁对民族战争的贡献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桂系集团从1929年反蒋斗争失败重新统治广西以后，它面临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略与掠夺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面，国内是南京蒋介石集团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消灭异己力量，极力实现其一统天下的形势。因此，在新桂系面前，实际上只有一种抉择，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中国阴谋；对内反对南京蒋介石集团谋求以封建法西斯制度统一全国的政策。所以，从新桂系重新统治广西后，就在广西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举起抗日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及消灭异己政策的旗帜，开放抗日救国的民主运动。并于1934年后积极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于1936年发动了抗日反蒋的“六一”运动。随后，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推动西南地方派抗日。当然，他们和工农群众也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斗争，在它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人民直接威胁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镇压过人民革命和起义斗争。这正是当时作为中间力量的新桂系集团的特征。因此，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可以率领自己的部队，奋战在大江南北和桂南，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后方，他们统治下的桂林，也容许抗日民主进步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当然，在八年抗战过程中，他们也参加过反共的军事磨擦，镇压过人民革命力量。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是坚决抗战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情和支持民主的。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新桂系集团要想独立地长期坚持他们的立场和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和社会基础都很薄弱，在民族敌人面前，他们要坚持抗战，求得自身发展和抵制蒋介石集团的借刀杀人政策，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联合，并在联合抗日中发展他们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但在他们的力量得到发展，利益扩大和地位提高以后，要巩固既得利益，又不能不向控制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靠拢。同时，在全国统一抗日的条件下，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经济力量也自然地渗入到新桂系统治下的广西，并逐步与新桂系的利益相结合。尽管在这发展过程中，蒋桂之间仍然有矛盾，但总的趋势是：新桂系在发展，它同蒋介石集团的结合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利益紧紧地同蒋介石集团联在一起，走上了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道路。
这就是新桂系集团的历史结论。
*收稿日期：1994年11月8日。
注释：
①②《抗日救国要下最大决心》1936,6,29。《白崇禧言论集第36页》。
③《抗日救国》《白崇禧先生最近言集》第167页。
④⑦《在安徽六安党政联合纪念周报告》1938,2,21，《李德邻先生言论集》第20、18-19页。
⑤《目前我们应有的努力》同④，第29页。
⑥《我们必须有的认识和努力》1938,2,12，同④，第16-17页。
⑧转引自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1938,7,1。致中央电。
⑨转引自李克农1940,2,23。致中央电。
⑩(12)(13)《敌人动态与国际情势之剖视》《李德邻先生言论集》第76-77、85、86-87页。
(11)《对欧洲战争应有的认识》《李德邻先生言论集》，第132页。
(14)《汪逆去国与抗战前途》，《李德邻先生言论集》，第32页。
(1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册第48页。
(1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
(17)《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07页，人民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1980年版。
(18)(19)(20)(21)(22)(23)(24)《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36、795、719、724、703、841页，人民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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