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解构之分野——拉康与德里达关于《被窃的信》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之争论文,结构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真正分歧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认为不妨从结构主义与解构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切入，从文本阐释的角度来分析理论分化的实质。从这个标准出发，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发生在法国结构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与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之间的一场争论，可以说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德里达成功地解构了拉康的小说分析结构，宣告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诞生。
一、拉康对《被窃的信》的结构分析
事件起于法国后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讲演中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一篇小说的分析，这篇讲演稿经整理后发表于美国耶鲁大学《耶鲁法国研究》第48期（1973年），题为《关于〈被窃的信〉的讲演》。这篇讲演是拉康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的珍品，它采取文学文本阐释的形式，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小说的人物关系结构。该讲演观念新颖独特，比起拉康其他那些以艰涩著称的讲演更易于接受，特别是一些对当代文学新思潮感兴趣的理论家，也把它作为评论拉康文学批评乃至结构主义批评的一个样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解构主义理论创始人德里达。1975年，德里达发表了《真理的供应者》一文，对拉康此文中的观念和方法进行了批评。其后，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芭芭拉·约翰逊又对拉康和德里达的不同见解加以评论，①使得这场争论成为国际性的学术之争。
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拉康与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和福柯齐名，而德里达于1972年出版了《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播撒》(La Dissémination)和《立场》(Positions)三部著作，继续发挥《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所确立的解构主义立场，也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两人的这场争论涉及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的结构主义与刚刚兴起的解构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1845年）的结构其实可概括为两场对话。第一场对话中，王后告诉警察局长，她的一封信被一位大臣所窃，信的内容是控告这位大臣。当初，王后为了让国王能够读到这封信，特意把它放在很显眼的地方，结果国王未加注意，反被大臣发现后偷去。第二场对话是关于侦探杜宾设法偷回这封信的经过。大臣为了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也有意把信放到明显的地方，以为这样反而能躲过别人的视线。虽然警察的确没有察觉，但是杜宾识破了他的用心，趁他不备以假换真偷回了被窃走的信。
爱伦·坡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情节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拉康选择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独特结构：作品中的人物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而且他们围绕着信又组成了一个四角形结构，这种结构与拉康学说中主客体之间的“L图式结构”基本相同，因此用它来演示拉康的原理颇为合适。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小说中的“信”(letter)一词在英语与法语中一样，都是有“信件”与“字母”两种含义，这就使它具有一种隐喻性，使得信成为言辞和语言的代表。在小说中，这种以信为代表的语言只是一个能指，它的所指是什么，意义何在都不重要，关键是这个能指的流动。由于它所处位置不同，信的持有人不同，各人也就获得了不同的权力和能指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拉康所谓语言决定人的原则的一个实例。拉康说：
我们虚构出来的故事的建构方式表明，他们（即主体们）在场与否，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都受信件及其转移的支配，如果它稍有不测(en souffrance)，承受痛苦的就将是他们。他们一旦陷入这封被偷的信的阴影，就成了它的映射物(reflection)。如果产生对于信—语言所包含的绝妙歧义（这里指“信”与“字母”的两种意义——笔者注） 的占有关系，它的意义也就占有了他们。②
当然拉康这里本是想以这个字谜式的文字游戏来阐释他的理论，但事实上，由于德里达等人的加入，原来个人的游戏变成了众人参加的角逐。
这场争论作为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的不同见解，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结构主义的衰落已成定局，德里达的“解构”对于结构主义，正像西谚所说的压折了骆驼背的“最后的一根羽毛”。在这场争论中，德里达否定了拉康的能指中心理论，批评了在“信—语言”上所作的文章，解构了逻各斯—菲勒斯中心。当然，这场争论本身也是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观念的显示，德里达的本意是要破除拉康的文本分析模式，提出自己的关于文本间的联系甚至互文性的观念。
但是，在这场争论中，无论拉康与德里达有多大分歧，两者其实都仍是在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连环套”之中，不但社会现实与人物形象不在场，甚至连写作、阅读、阐释活动的区别都被消解了。主体以文本能指的身份进行活动，意义只在能指之中，不但不指向外部世界，而且也没有了所指，能指已经不是它本身，只是一个存在的语词空壳，它在等待着任何一种欲望的再现。总体来说，批评沦落为一种符号游戏，众人围绕着一个文本在旋转，在阅读—写作—阐释的多角关系中兜圈子，所以约翰逊称这种批评为连环套(Roud Robin)，其实是道出了后现代批评的真实特色：批评主体已经被批评的话语所左右，将自身依附于能指游戏之中。正像他们自己所说，批评家已经不在场了，当然，早被认为“死了”的上帝——作者——更不会进入结构之中。这场争论的理论线索，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的话来说，正所谓“条流殊述，若有区囿”，其实乃是“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而已。
二、叙事结构与连环套
爱伦·坡的这篇小说在美国文学中地位并不高，但它的奇特结构却早已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注意，称它为“三角形小说”，因为它的叙事关系已经构成了这种布局，同时，它与坡的另外两个侦探短篇也合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如果拉康只是从三角形关系本身来分析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创新，也不会引起德里达等人的反对。拉康是把前人已经看到的三角形关系与结构主义观念联系起来，把通常意义上的作品“结构”转化为结构主义特有的“结构”概念。
拉康认为，小说中存在着两个三角形框架，而且是在两个场景之中。第一个三角形是局长G来告诉我们宫中信件失窃的经过，提供了一个三角形结构的悬念。第二个三角形与此相对，是在大臣的办公室，由杜宾窃回了原信，这也是一个三角形场景。拉康抓住这一对三角形的巧合，进入了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他认为这两个场景有着共同的因素，它们都是由三种因素或三个条件所构成，但这种三角形的三因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一个内在结构的显现，这些条件就是结构形成的基本要求，他说：
这些条件的特殊地位来自它们同时与三个逻辑时刻的配合，通过这些时刻决定、形成并指定了对于主体的位置，在他们之间才形成选择。③
在拉康看来，这两个三角形场景的关键在于人物与主体之间的相对位置，这种位置关系决定了人物的立场与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这就是说，在小说的故事之上还有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早已经预先决定了小说，而不是小说提供结构，小说只不过是原在的一个语言结构的再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关系表现为每个人由于位置不同就会产生视域(perspective)的不同，而且由于位置的变化会产生关系和视域的变化。第一个视域是零视域，这是一无所见者的位置，处于这个位置上的是第一场景中的国王，第二场景中的警察。第二个视域是对第一视域的悖反，它自以为看到了隐匿其中的秘密，并且看到了第一个视域的盲区所在，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处于这个视域位置上的首先是王后，然后是大臣。第三个视域是最为有利的，它可以看出前两者遗留在那里的、应当被藏起来的东西，或者是揭示出被谁偷出去的东西，处于这个位置上的是两个人：先是大臣，后是杜宾。这样拉康在分析了每个人的位置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指出整个故事是一个隐喻结构，它是一个关于“欲望的结构分析”，揭示了欲望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追寻这封丢失信件的过程其实就是欲望满足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对精神病症状的治疗过程，因为处于力比多(libido)作用下的人总是呈现出某种精神的兴奋状态，是需要得到治疗的。
拉康的文学研究方法有多种思想来源，首先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把欲望实现说成是追寻一个客体的过程，客体失去会引起人的欲望挫折：
丢失东西也是症状性行为的扩展，丢失东西的行为与失主的隐蔽动机密切联系。这种行为……一方面作为压抑的思想的象征，即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很高兴忽略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最普遍的原因）这是对自己难卜命运提供的一种供奉品，以表明现在自己忠诚于自己的命运。④
拉康认为《被窃的信》中所表现的心理也是这样，信的丢失与人物的无意识活动有关，它的得与失是主体欲望作用于客体的表现，这是它的心理意义所在。
在作品分析中拉康显然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分析方法的影响，不过拉康在利用结构分析方法时并没有完全照搬他们的理论，而是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这种影响的中心是结构主义的“视域转换”。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叙事话语》等著作中指出，叙述者的视域是特殊的，可以看到其他人物看不到的东西，也可以有相反的情况，其他人物看到叙述者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是拉康提出主客体关系的理论前提，但是，在拉康看来，叙述者本身并不能决定位置也不能形成特殊视域，因为他早已抛弃了决定论思想，促使人物行动的不是别的，正是无意识的欲望，对于客体的欲望形成了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制约视域的原因。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位置是心理的“地形学关系”，处于第一视域的国王和警察一无所见，受制于他们的视域，这是由于他们在欲望三角形中的位置是被动的，无法看到欲望主客体的行为法则。处于第二视域的王后与大臣也并不能看到全局，他们与欲望客体的关系也使得他们不能统观全局，只能从自己的要求出发，管窥蠡测，所以也是被动性的。处于第三视域的杜宾的位置使得他能够全面看问题，前两种视域的盲区都可以被他所洞察，这是杜宾能索回信件的有利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信作为能指的特殊意义，拉康强调信作为能指的特点在于，它并不只是代表一定的意义，它还可以产生意义。能指永远不会等于所指，它与所指之间存在着“空缺”。这些空缺是能指所追求之物，它是“不在场的东西”，围绕着空缺产生追逐，也就有了不同位置的变化。这样，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于信中说了什么，而是信本身。关系在于能指之间，而不在于所指，这才是拉康最为关注的。拉康说：
这样，既不是个人的主体特性，也不是信的内容，而是信的位置，它在一群人中的位置，决定每一个人下一步要做什么。⑤
拉康强调，虽然信是小说的中心，但实际上信又是无关紧要的，特别是它的内容，因为信的内容往往被肤浅的解释者看成是“意义”，这是一种误读，真正的意义并不是由所指提供的。信作为能指代表无意识，起隐喻作用，是它对主体发生作用，于是它也是一种控制力量，对信的角逐隐喻着对权力的角逐。比如王后就想以信作为一种控制力量来对付大臣，大臣则竭力摆脱这种控制。不仅对于他们两人是如此，对于杜宾也是同样，他在得到信的同时似乎也就得到了一种控制王后的力量。
另外，小说的文本本身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阅读行为的寓言，一个纯粹能指的游戏，但这里的阅读并不是为了探求知识，那些人文主义的理想早已不复存在。这正是芭芭拉·约翰逊的看法，她基本肯定拉康对于小说的释读方式，但又对这种纯粹的能指游戏有所不满，她认为，拉康把坡的小说变成了说教性的寓言，但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寓言，一个能指的游戏。不过，她没能深刻认识到这种寓言性的危害，与她的态度相比，马尔科姆·鲍伊就显得更为严肃，他看到拉康这种无意义寓言的内在矛盾，认为这不值得提倡：
拉康在《关于〈被窃的信〉的讲演》及其他许多相关文献里，以及发表于《讲演录二》 中的早期观点，都以罕见的精致对文本进行了注解。但就其本质而言，拉康的解释难道不是一种寓指性的东西吗？游移不定的能指——即被窃的信(letter Volee)，它同时也是某种游移的纸页(feuille volee)，——终将在缜密的阅读下得以显露，成为过程中一种不变的所指：能指的流动性就是爱伦·坡这篇故事的“意义”，也就是它“所涉及的”东西。寓言象征作为至高无上的元语言，却必须由那认为不可能有元语言的人来书写和阐明，这难道不是件古怪的事情吗？⑥
他指出的这种内部矛盾的确在拉康学说中存在，不过以笔者之见，对于拉康来说，这倒不是主要弊病所在。寓言象征由谁来书写与阅读并不在于他是谁，也不在于他是否认可元语言存在与否，而在于阅读和书写的活动总是社会性的。拉康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的符号级设置本身就是对社会和法权的认同。读者和写作者既然在语言系统中活动，这个语言系统代表了社会法权的力量，那么，阅读和写作的意指性是不能不涉及的，如果能指没有所指，那么这个能指及拉康所说的“能指系统”又如何存在呢？也就是说，拉康的阅读寓言是针对什么呢？如果它没有意义，那它又如何能成为一种寓言呢？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又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拉康研究中一直没有被捅破的一层隔膜。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不仅涉及拉康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涉及结构主义的理论根源——索绪尔语言学。
三、解构批评的破与立
德里达对拉康的批判代表了解构理论对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的看法，是对结构主义理论核心观念的猛烈冲击。结合拉康关于作品的评论，德里达认为：
首先，在索绪尔语言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结合上，拉康的理论是不正确的，特别是一些基本概念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与解释。拉康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空缺”或是“不在场的东西”，在对爱伦·坡小说的分析中，信的内容秘而不宣，当然就是“空缺”的表征。德里达则提出，拉康所说“空缺”的真实就是空缺作为“被阉割的真实”(truth of lacks-as-castration-as truth)，因此才使得能指与空缺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这样就说明拉康是用一种象征式方法把能指与空缺相认同，能指自身因此变成不明确的，这就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德里达因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空缺不能与能指完全对等，他说：
大概，我们只需要介绍一个“a”，就是不强调的，为了说明如果空缺也在能指的原结构中有它的位置(la manque a sa place)，就是说，如果它据有固定区域的特殊地方的一个点，那么序列就不会被打乱了。⑦
这里显然是想修改拉康式的构架，用一个非强调的客体“a”来取代拉康的主客体关系。按德里达的理论，能指并不是缺乏意义，因为“空缺”实际在拉康的级别系统中应当有自己的位置，只不过是特殊的位置而已。能指的本质并不从“阉割空缺”中见到，它应当从“差异”中看出，它是“差异的符号”(the mark of difference)。在一定的场合下，差异并不在场，也就是它表现为空缺时，它也已经决定了在场的关系。这样德里达就用差异来界定在场的事物，这个差异包括综合和指称两个方面。要想形成意指关系，必须有差异；同时，事物的差异又不过是事件的产物，这就有类似悖论，这个悖论不是别的，只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不同视域。其中每一种视域都会反映出另一种视域的不足，这与拉康的绝对可见的视域不同。德里达所注重的是视域之间的转换，转换形成的原理是那个著名的“延异”(différance)。简略地说，德里达把拉康的固定不变的视域换成了一个可以转换的视域。如果从宏观来看，德里达的工作不过是一种修正，只不过它不仅仅是对拉康的修正，而且是对包括弗洛伊德、索绪尔等在内的非逻辑中心观念思想的修正。德里达企图建立新的语言理论模式，在他看来，原书写模式并不是要建立一种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学，但同时德里达也不无悲观地承认，要使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所形成的这种“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学易弦改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只是解构它而已。
以笔者之见，德里达的观念似也有他自己未能觉察的疏漏。拉康的图形结构是结合空缺与阉割为一的，如果真按德里达的概念对其进行修正，无疑会使符号象征系统解体。以《被窃的信》为例，信作为能指也是暗指菲勒斯的地位，王后丢失信，意味着母亲失去了菲勒斯，空缺的意义也就由此产生了。如果忽略语言能指与菲勒斯之间的关系，则不足以说明拉康理论所特指的“肉身”或“欲望”的意义，而离开这种特色则非但不能够理解拉康，甚至不能与后现代的整个理论倾向保持一种统一。正像美国理论家约翰·W·墨菲所说，后现代主义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为什么是肉体或性欲而不是纯粹理性成了哲学界注意的中心？被保留用作表示探索有效知识特点的术语是色情和肉欲，而不是稳定性？……换句话说，认识论现在是一种近似情欲高潮的活动。”⑧整个后现代思想的构成都是如此，精神分析素来以力比多等欲望动力为特色，在此点上更不可能例外，德里达要对拉康学说进行大修改，那也就不是拉康学说了。倒是芭芭拉·约翰逊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得更清楚，她深知拉康学说中的菲勒斯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她批评德里达说，信作为所指，并不是物，也不是有物的空缺，既不是词也不是词的空缺，既不是器官也不是器官的空缺，它本身是一个结构之中的一个“结”(knot)，在这个“结”中，“词、物体与器官既非完全区分亦非绝对合一地结合在一起”。⑨
其次，德里达对于拉康的批评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文本阐释。
德里达批评了拉康对待文本的实用主义态度，本来一部血肉丰满的小说，拉康把它变成了一个能指的寓言。但德里达本人也并不是真的要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研究文本，他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但他批评拉康却理直气壮，因为这是精神分析文本分析的一个传统，从弗洛伊德以来就为人厚非却又改进不大。如果说弗洛伊德在作品中寻找“俄狄浦斯情结”，那么拉康可以说是在寻找“菲勒斯—能指”的图像，两人都忽略了作品的审美与艺术意义，所以德里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第一，根本不存在什么三角结构，因为每一个三角结构中都有讲述人的存在，如果从文学批评观点看，再加上一个讲述人，岂不成为了四角结构？因此拉康的图式并不是文本的结构，而是拉康用自己理论生造出来的，是精神分析的结构而不是作品的结构，用这种与对象不符的方法来分析作品，等于是对文学施暴，目的是说明自己的范式(Scheme)。
第二，小说中所存在的是一种双重性，讲述者与杜宾互为一对，甚至杜宾本人也可以表现出一种对偶性：坡称他为“两半灵魂”(Bi-part Soul)，有些近似于中国成语中“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个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大臣D有一个弟弟，也与他成为一对，表现出双重性。由于大臣和杜宾各自有双重性，他们两人又变成一对，再次呈现双重性，这甚至表现在人物姓名等方面。这些被德里达称为“神秘的双重关系”，它们暗指“恐惧与无法控制的焦虑，是双重性的幻影”。这里，德里达实际上又标举了一种所谓“对偶性”特征，他用这种对偶性来代替拉康的三角形结构，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有理由问：难道德里达的“运算”结果就比拉康的更为正确吗？
德里达对拉康的文学批评构架(frame)的不满显示了其解构主义思想方法特征，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从作家写下第一个字时就已经把讲述者包括了进去，而且“朝向一些使故事联合体进入一种无穷无尽的漂流的过程”。他指责拉康讲演中没有看到这种漂流反而想建立一个构架，一个文本漂流体(textual drifting)怎么能为一个固定的构架所限定呢？不过，德里达的目的也并非要完全否定构架，只是强调并非是一个不变的构架。他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证明《被窃的信》的作用在一个构架之内，而是证明那个构架影响结构的无限性是可能的，构架总是被构成着：是被它所包含的一部分。”⑩
德里达把《被窃的信》与坡的其余两篇侦探小说放在一起研究，他责备拉康只抓住坡的一篇小说，不能与其余两篇联系起来分析。他提出《被窃的信》形成的是一种“真实写作”(the actual writings)，这种写作的特点是建立环绕小说的参照构架，具体就是书、图书馆、引文、前边的故事等。故事的开头是杜宾与讲述者在一个图书馆中相遇，他们都在寻找一本罕见的书，这就意味着故事本身处于永久的求索之中，而永久的求索也便是那漂流。所以德里达说：“没有什么开始，只不过是一个人从未离开的漂流和迷失。”杜宾只是一个能走动的图书馆，他在假信中留给大臣的话则是引文，整个故事是这段引文的变迁和它的归宿。杜宾之所以要在这封换回真信的假信上签名，按照德里达的解释，最后说明这故事是自己写的，要标明自己的引号，甚至封签也成为“引号”中的引文。
围绕《被窃的信》的讨论集中体现了结构与解构之间的观念对立，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对拉康批评进行了一次批判。德里达批评拉康企图用一个固定的结构来限定意旨丰富、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另外，他也指出，拉康的方法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对于能指作用的寻求，最终不过是一个目标——生殖图象，因此他批评拉康理论是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这一看法也被广泛认可。
美国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在《拉康理论的弊病》一文中也指出，拉康片面应用本来已是错误百出的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造成了无意义的能指：
拉康用指称代替了联想、记忆、学习，最终代替了所有其他心理过程。拉康所依靠的是这样一个基本假设：能指的确是有用的。其结果便是创造出一种精神分析，它本质上正是激进的刺激反应行为主义。拉康说，沿着其自身规律运行的能指链决定了“我”，而这种决定论是绝对的。(11)
霍兰德把拉康的理论归结为语言决定论，也就是能指链决定主体的行动，这种见解应当说并不错误。而对于这种语言决定论中的能指意义的产生——这个拉康学说中最关键的部分——他的批判却未能尽如人意。他的根据是乔姆斯基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乔姆斯基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称之为“激进的行为主义还原论”，因为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者没有说明个人的自主能动性。因此霍兰德把问题转化为“语词的心理活动有没有自主性？”，从而放弃了对于语言心理的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使问题转向语言学本身。
当然，德里达在批评拉康时也暴露出自己的不少缺点，比如芭芭拉·约翰逊就曾指出德里达在批评中把一切归结为引文，等于把写作(writing)变成了被写(written)。其余还有一些对解构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如戴维·阿利森(Devid Allison)等，认为德里达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都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这些批评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无可否认，德里达正是在与拉康的争论中磨砺了自己的思想，使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声名远扬，这场争论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⑨Barbara Johson,"The Frame of Reference:Poe,Lacan,Derrida," in Yale French Studies (55/56),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p.457-505.
②③⑤Jacques Lacan,"Seminar on 'The Purlored Letter'," Jeffrey Mehlman trans.,in Yale French Studies(48),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60,pp.43-44,p.69.
④［德］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参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二卷，第179页。
⑥［英］马尔科姆·鲍伊《雅克·拉康》，载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李康、李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⑦⑩Jacques Derrida,"The Purveyor of Truth," Willis Domingo trans.,in Yale French Studies (52),Graphesis,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45,p.99.
⑧［美］约翰·N·墨菲《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意义》，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11)［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