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中华论文,文化建设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注。其中，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作用等，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报理论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合作创办“传统文化经典笔谈”专栏的基础上，于5月6日在京联合召开了“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就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进一步的考察。读者读了这些意见，有什么感想，欢迎写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本报理论部《史林》专刊。
编者的话（之一）：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古籍汗牛充栋。据《汉书·艺文志》载：六艺三千篇、百家四千篇、兵家八百篇，加上诗赋、天文、术数、方伎、医学、西汉书籍不下一万数千篇。经过历史的淘汰，为什么有的古籍长存不朽、被历代认同？专家们从历史价值与特色方面重新审视了中华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
中华经典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精粹、瑰宝、核心与源头活水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约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印度和希腊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近代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一历史时期留下的几部重要典籍，后来被称为经典，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在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中起了显著的、积极的作用。譬如《周易》、《论语》、《老子》、《孟子》对中国人影响就很大。《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理想，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肯定了人具有独立的意志。《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标准，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论，都具重要意义。《荀子》在理论上有独到之处，这就是“天行有常”的唯物观点及“制天命而用之”的改造自然的思想。《庄子》中提出了思想的相对性以及庄子的批判精神对后人很有启发。总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寄托在中华经典之中。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华经典的价值与特色在于：（一）创造性。中华经典产生于大变革的历史时代。这些著述提出了新理论，新观念，新学说。各种学派著书立说，相互诘难，百家争鸣，使得当时的时代极富生机，使其经典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二）丰富性。中华经典涵盖宽广，包罗万象，涉及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给后人提供了极大的知识量、信息量，使后人从这些经典中得到教益和启示。（三）包容性。中华经典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较大包容性。历史上儒家曾和黄老之学调和，也和法家相继而出现儒表法里，还有儒释道三教合流。至明末，一些士大夫甚至皈依天主教。中国经典往往提供思维的大纲和模式，给后人以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四）长远性。就中国经典的意义和影响来看，具有长远的价值。经典是教育人们的教科书，并非“藏之名山”，它在二千多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真正是“传之后世”，可称不朽之作。中国经典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可以算是“源头活水”。说它是“源头”，因为它是早期先民的遗产，但已包含着此后中华文化发展的各种基因。称它是“活水”，因为它产生于中华文明的青年时代，是向上的、健康的，有朝气，有活力，生机盎然。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自我扬弃。我们重视中华经典，并不是使之神秘化。中华经典不具备上帝的特点，它们是具体的、有限的存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中华经典正是如此，其中不仅有儒、墨、道、法诸家间的见解矛盾，而且各家内部也自相矛盾。这样，他们在争鸣中繁盛一时，并在历史行程中扬弃了自己。这正是中华经典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到明清时期消极方面的沉淀已经很深，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文化的源头上开发积极的方面以克服消极的方面。中华经典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此。
陈高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古代经典中提出的各种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民族是由四个特征构成的，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可称民族性格，它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不能离开民族文化而存在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都是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分不开的。而共同心理素质主要应表现为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如对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重义轻利的行为准则，敬祖重本的伦理观念，等等，根源都出自古代经典。换句话说，古代经典对于塑造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以古代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仍是沟通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心灵的重要桥梁。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有“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的话。这里的“经典”是指儒家典籍“六艺”；班固著《汉书》，也称为“六学”。其要旨，经史学家司马迁的阐述而更加具有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易》长于变，《礼》长于行，《书》长于政，《诗》长于风，《乐》长于和，《春秋》长于治人。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一方面，通过经学家们的继承、阐释，不断取得新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通过史学家们的理解以及广泛而具体的记载，一再获得历史的形式。可见，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不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并不限于儒家经典。在“六艺”、诸子之后，史书也有了经典，所谓“世有著述，皆拟班、马”，“《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讨论“中华经典”同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时，一方面要看到那些最古老的经典，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其之后所出现的经典。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譬如在思想学说、经验智慧、道德传统、民族精神、历史认同等方面，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生命力。
编者的话（之二）：中华经典记录了中华文明昨日的辉煌。当历史翻到新的一页之际，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为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专家们从世界大势、中国现代化自身的特点出发，指出——
中华经典与世界大势走向有相互契合之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应当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讨论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必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前途，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世界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走向，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世界大趋势和走向。现在看到的世界大趋势，经济方面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个大趋势是世界和平。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大势的走向是相互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孔子到程朱陆王等历代思想家，所讲的大都是这一套，有的重修身、齐家，有的重治国、平天下。他们所提出来的仁政、中庸之道、友爱、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都是和世界大趋势的走向相互契合的。在阶级社会，这套文化会被统治者利用麻痹人民，或被看作乌托邦。但到了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的准则了。因此，在未来世界，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有地位的。
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有个定位问题。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而不是直接地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这样的定位说明：第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范围，它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它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国此，我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样的定位，在今天强调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封建制宗法社会早已过去。有些亚洲经济发展的国家，按照自己的国情，对中国儒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取其合理的部分，移植到他们国家的架构中去。但这些国家的政治机体的运转，主要是以法制作为杠杆的。他们的立国之“本”并不是儒学，而是经济（生产力）和民主法制，思想道德教育服从于这个“本”。
林剑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们不同意国粹主义所宣扬的中国古代一切皆好，现代世界上所有新发明和新见解在中国都“古已有之”的说法，然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现代的所谓“西方先进国家”不具备的、而又为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从宏观方面讲，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点随着科学的发达，人类认识的进步，愈来愈显示出深刻含义：由于工业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匮乏等等，使现代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开始认识自身乃是自然界中的一员，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就会遭到无情的报复，人只能顺其自然从中得以发展。这种观点正是中国古代从《周易》到汉代董仲舒明确归纳出来的“天人合一”。除“天人合一”之外，如社会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与经济建设的经验、思想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可资借鉴之处。
马小泉（河南大学副教授）：现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具体而言，一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二要实现异质文化的互补，注意吸纳其他民族有益的文化品质；三要在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赋予民族精神以时代的特点和内容。譬如，中华经典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品格，就可以转化为培养竞争意识的思想因素；强调发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精神，也有益于培养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我们应从新的时代出发，将它们恢复和挖掘出来，使之成为培养新型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在这一点上，近年来我们党是格外重视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64字创业精神，正是吸取中华经典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与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编者的话（之三）：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出版有关书籍，已构成当今一大文化景观。其中，科学的、严肃的研究成果与出版物有益于现代文化建设，而良莠不分的现象也在困扰着社会。专家们从对传统文化的严肃性及建设现代文明的紧迫性出发，认真分析了尚存的问题。主张——
以现代文化建设为基点，对以中华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发扬，多出好书精品
朱绍侯（河南大学教授）：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注意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国粹主义的区别。中国确实有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但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优秀的，就是经典文化也同样有糟粕，如果不区分精华与糟粕，把糟粕也宣扬为精华，就会产生消极影响。比如《易经》，确是中华民族先民的高度智慧的结晶，但它毕竟是一种卜筮占卦的书。其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很重，容易被搞封建迷信的人所利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二是把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与排斥外来文化区别开来。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决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相反，我们既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主动吸收外来文化。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就是自甘落后，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中国历史来考察，凡是国家兴盛发达时期，都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时期。
施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传统文化（包含史学）是历史的文化，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之。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力，还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有这样才能鉴别精华与糟粕，区分高雅与低俗，划清优劣得失。近年来有些演义或杜撰的渲染色情和历史黑点的货色，显然是不尊重史实，也不尊重读者，应予抵制。当前传统文化的研究，应当继承和发扬古代学者思想端正和学风严肃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高科学性，再就是要强调学者自爱，增强学风的严肃性。
管金麟（河南大学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谈到出版传统文化的读物问题，我社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即坚持方向，多出好书，对读者负责。具体说来，一是从传统文化遗产中选取最基本、最宝贵、最核心的文化资源，组织出版选题；二是让弘扬民族文化的读本真正地走向人民大众，把兼有科学性与通俗性的好书，作为基本的选题方向；三是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采取辩证的科学分析态度，重视选题的内在质量。例如李振宏教授主编的“元典文化丛书”，就是从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选取了最基本、最优秀、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分作品，采取注解、阐释并加上翻译的方式，不仅揭示其精粹的内容，而且也指出了对后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我们这套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得到了较好的评论，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作为图书质量的把关环节，出版社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履行这一职责，以保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剔除糟粕、吸取精华这一原则的贯彻实施。
李振宏（河南大学教授）近年来，文化界多数学者都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借鉴问题，但是，在论证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上，不少学者拿日本民族的现代化作为例子，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就是儒家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相当流行。在这个提法里边所隐含的过高估计儒家文化的思想倾向，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在它的现代化过程中，对儒家文化是经历过一个批判、转换的过程的。对待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绝大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但同是赞成批判继承，观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强调以现代建设为基点，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取舍、发扬和转换，与笼统地讲弘扬民族文化就有很大差别。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代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作为中国先民们的一种思想成果，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真理性因素，可被当代社会所吸收和借鉴。这就是说，对于建设新型现代文化，培养新型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是有益的，有用的。但我们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基点，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吸收进来，因此，吸收时应有所选择，而不能作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整体来支配现代的文化建设。
（马宝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