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它驰骋苏鲁交界、马踏运河两岸，在抗日烽火中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济南接见出席济南军区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时，得知时任济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的童邱龙曾担任过“运河支队”副政委时，高兴地说：“我听说过这支部队，‘运河支队’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队伍。”
在警察高校的教学体系中，理论教学是实验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实验教学则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实践应用能力的主渠道。多数情况下，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同等重要。而对一些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警察专业课程而言，实验教学则应明显重于理论教学。一直以来，警察高校对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辩证关系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和探究，更没有真正得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阻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罗荣桓：就叫“运河支队”
1938年10月的一天，在鲁南台儿庄运河南岸的涧头集镇的天主教堂内，一位戴着眼镜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传教士”与一个农民装扮的中年汉子接上了头。“传教士”名纪华，是刚上任的中共峄县县委书记；中年人叫朱道南，时任山（抱犊崮）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主任。二人见面是为了商量整合鲁南的抗日武装。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国民党的各级政府随军队南撤，曾一度出现政权真空状态。各方面的武装力量打着“抗日”的旗号，蜂拥而起。真正抗日且有一定实力的武装有四支：一是孙伯龙，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曾任国民党峄县党部书记长；二是邵剑秋，早年弃学从军；三是胡大勋，人多势众，在贾汪一带很有影响；四是孙斌全，虽然当了伪峄县第六区区长，但此人刚毅正直，与日伪虚与委蛇。
二人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认为胡大勋的弟弟胡大毅是中共党员，工作容易做。孙伯龙和邵剑秋一直与朱道南有联系，二人由朱道南负责联络。孙斌全在中共峄县县委驻地涧头集镇，由纪华做工作。朱道南通过亲戚关系介绍纪华与孙斌全相见。二人畅谈一夜，孙斌全当即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纪华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中共峄县县委组建了第一支武装—苏鲁抗敌自卫总团特务营，孙斌全为营长，共产党员张喻鼎为政治教导员。
随后，“运河支队”乘着高昂的士气，接连成功袭击了津浦线上的利国驿、塘湖车站，两次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通过武装较量，在黄丘山套南面，与国民党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从而减轻了我军在南面的军事压力。“运河支队”不断向根据地以外地区出击，一举收复了阚山子、大阚口和阎村等地，进一步保卫了黄丘山套的安全。在运河北岸，第1大队伏击常埠村的日军，击毙副联队长广田中佐以下100余人，我军无一伤亡。这一时期，“运河支队”士气旺盛，战果显著，从最初的约400人发展到1500多人，处于抗战第一个鼎盛时期。
1940年2月初，“运河支队”第1大队奉命由运河北进到运河南配合第2大队对日伪进行袭扰，以牵制敌人对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扫荡”。2月17日早晨，驻在杜庄的第1大队第3中队的两个排正在吃早饭，贾汪的日伪军400余人突然扑来。中队长丁瑞庭见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下决心坚守。这是“运河支队”成立后的第一仗，好多新战士第一次见日军，心里有些紧张。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丁瑞庭将部队撤进村内杨家地主大院。利用坚固高大的院墙和四角炮楼进行顽强抵抗。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甩完了。丁瑞庭命令战士上刺刀，与敌人拼命。正在这危急时刻，院主人杨德本将收藏的几箱子弹、手榴弹和枪支送来。战士们如虎添翼，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时至黄昏，第2中队前来接应。敌人只好赶着抢来的十余辆牛车，拖着几十具尸体狼狈地撤回了贾汪。
敢在鬼子头上“跳舞”
该项目要求大桥基础桥墩在一个枯水期施工完毕，工期短，难度大。该项目从进场施工至施工完仅有约200d的时间，因此，需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集工程所需机械设备、材料和劳力，几个墩同时施工交替作业。
“运河支队”成立后，所处的环境非常严峻。日军占领着徐州城及周围其他城镇和津浦、陇海等交通干线；南边不老河一带是国民党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部；东北面峄县、台儿庄一带是国民党孙业洪部；微山湖南端津浦路两侧有顽军刘毅生部；西面柳泉、利国驿两侧是顽军韩瞎子部。“运河支队”处于敌顽军四面包围之中，所以罗荣桓曾对朱道南说：“我们的部队要敢于在日本鬼子头上‘跳舞’。只要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抗日烈火就会在整个山外运河地区燃烧起来。”
1940年1月1日，“运河支队”在周营镇正式宣布成立。
1939年3月初，根据毛泽东“派兵去山东”的指示，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挺进山东，先头部队第686团和师特务团等直属部队于同年八九月份分别东进到抱犊崮山区，创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从此，鲁南抗日形势出现新局面。1939年12月，罗荣桓先后数次听取了朱道南关于山外抗日部队情况的汇报和把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孙斌全等部组编为八路军的建议。罗荣桓同意这个方案。当朱道南请示部队的名称时，罗荣桓爽朗地说：“这支部队活跃在苏鲁交界的运河两岸，就叫‘运河支队’。”是月底，师首长颁发组建“运河支队”的命令：任命孙伯龙为支队长，朱道南为政治委员，邵剑秋为副支队长，胡大勋为参谋长，文立正为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先后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毕业的学生到“运河支队”工作。
1940年底，罗荣桓听取了“运河支队”进山休整和准备出山的汇报，并提出具体要求。1941年1月10日，“运河支队”在峄县支队、教导第2旅第5团第3营的配合下打出山外。2月10日攻克周营据点，12日再克六里石据点，进入黄丘山套，与留在运河南岸的胡大勋3个中队会师，重组部队，下辖4个大队，力量大增。1941年底，“运河支队”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扩大了声势，站稳了脚跟，在运河两岸又开创了崭新的抗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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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支队”的不断发展壮大，令日伪军惊恐万状。敌人纠集了鲁中南和苏北地区几十个据点的日伪军达7000多人，进行为期48天的梳篦式“扫荡”。战斗于1940年10月11日拂晓在涧头集镇以南的库山打响。黄昏后，我军撤下库山，向运河以北转移。12日晨，支队部在朱阳沟村和敌人遭遇，打退敌人20多次进攻，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伪近400人。天黑后，部队成功突围。敌人的大“扫荡”，令“运河支队”损失较大而撤出运南。部队在突围时，途中遭到敌人炮火轰击。向东撤到大运河巨梁桥闸口时，第2大队组织科科长陈诚一、手枪队队长沙玉坤和滕县第九区区长李彦召等同志，被汉奸刘善云的自卫队俘获，献给日军。敌人将他们捆住手臂带到巨梁桥闸口，威逼利诱，但是我队员无一屈服。无计可施的敌人用刺刀将队员们捅死推到运河里，28人遇害，1人跳进运河，下落不明，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巨梁桥惨案”。同年11月，部队撤到抱犊崮山区休整。
运河支队战士 ▲
一枪打得透的抗日根据地
被陈毅称为“一枪打得透的根据地”的黄丘山套东西狭长8公里，南北宽仅两公里，大小36座山头围拢18个村庄而形成一个小型盆地，四面群山起伏连绵，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有“十八黄丘”之称。1942年后，中共峄县县委和“运河支队”开始重视根据地建设，建立了黄丘东、西两个基层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热情，使当地出现了参军热。部队加强了后方基地建设，建立自己的小兵工厂，能制造轻机枪；设立被服厂，满足了部队由穿便衣改为穿军衣的需要；建立卫生队和后方医院，提高了医疗技术；还设立了战地小学，解决了根据地的儿童的入学问题。
1944年春，“运河支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冬训和整顿，士气高涨。3月下旬，采取伏击战法，俘虏唐庄据点伪军约30人。5月中旬，新四军第9旅第27团一部奉命进入该地区，配合“运河支队”打下涧头集镇以东的徐楼、莲花山、多乐庄3个据点，而后又攻克涧头集镇以西侯孟至徐塘一线5个敌据点。8月3日夜，又解放了被日军占领4年之久的涧头集镇。
在整个抗战中，“运河支队”先后隶属于八路军115师、新四军第4师、新四军淮北第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以牺牲4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千人，毙伤和俘虏伪军4000余人。到1945年8月，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编入山东军区警备第9旅第18团。解放战争期间，编入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鲁南、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进军浙东，将胜利的旗帜插上舟山群岛。
尽管多岩石地带的地形崎岖陡峭，空气寒冷、干燥，但仍有很多哺乳动物在此安家。为了生存，它们必须适应环境。有些动物长着厚厚的皮毛以保暖过冬，有些动物则上上下下地来回迁移，以躲避糟糕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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