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地理学界的旅游资源研究方法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旅游资源论文,学界论文,地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法国既是世界头号旅游目的地，也是旅游教育与研究的强国，按理说法国的旅游研究应能引起中国旅游学界的关注，但由于语言障碍，中国旅游学界对法国的旅游研究情况多有隔膜。同中国一样，法国的旅游学者也大多出自地理学科，从地理学角度审视旅游一直是法国旅游研究的主流。30多年来法国先后产生了多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学派，他们对旅游资源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们在旅游资源研究上所采用的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三类之间存在前后相继的演进轨迹。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三类研究方法的阐述和比较，揭示当代法国地理学界在探索旅游资源本质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以及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希望为中国旅游研究所借鉴。
二、三类研究方法及其代表人物
第一类研究方法可归为实证主义法。这类方法强调运用实证手段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评估、分类，并且习惯于对旅游资源采用诸如“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这样的二分法。在法国，这类研究方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Jean-Pierre Lozato-Giotard[1]所著的法国第一部旅游地理学高等教材——Géopgraphie du Tourisme.De L'espace Regardé à L'espace Consommé(《旅游地理学——从被观察的空间到被消费的空间》)。
第二类研究方法主要依托现象学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盛行于90年代。不同于实证主义法对研究对象采取客观视角，这类研究方法引入现象学理论中的“观察者(observer)”概念，强调事物的相对性，认为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差异，换言之，所谓的旅游资源是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的，并不是绝对存在的。法国的Michel Chadefaud[2]是最早在旅游地理学上应用现象学理论的人。他首先揭示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气候的认知多少都带有主观性，并不合乎科学，例如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个体所认为的气候“舒适参数”是不一致的。采用这类研究方法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是Bernard Debarbieux(1991[3]，1994[41，1995[5])和Georges Cazes(1992)[6]。前者一再强调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观察者会赋予同一类资源不同的象征意义；后者则在其所著的经典教科书——《旅游与休闲地理基础》(Fondements Pour une Géographie du Tourisme et des Loisirs)中阐述了主观印象对于认知旅游资源存在的重要影响。
第三类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角产生于20世纪末，是一个以巴黎为基地的研究团队首先提出并采用的。这个团队名为MIT①，由法国多所大学中的一批研究旅游的地理学者组成，以巴黎第七大学的Rémy Knafou为首。从2002年起至今，MIT已陆续出版了三部著作，第四部著作也即将问世，多位核心成员也出版了多部专著或合著。他们对旅游及旅游资源的研究以地理学为基本视角，从组织管理学引入“参与者”理论和“系统”理论，同时倡导“旅游者中心说”。
三、三类研究方法分析
1.实证主义法分析
先来分析实证主义法和现象学法。尽管它们在其各自的年代取得了科学上的进步，却不能完全解释有关旅游资源的所有问题，也都无法彻底回答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成为旅游地。
首先，实证主义法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旅游之所以在某地发展起来是因为那儿存在合适的旅游资源(中国学者也大多持这种观点，甚至认为只要保护得当，旅游资源就可以被永续利用)，并据此将当地旅游资源进行系统的盘点。某些学者还进而尝试通过数字量化各个旅游资源点，对其进行分级，然而他们得出的结果却总是显得缺乏说服力：既难以吻合旅游点客流量的实际情况，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地方资源依旧而旅游盛况却已不再。例如，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滨海布洛涅曾是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景区之一，甚至可能是第一个景区。其旅游开发的历史可上溯到1795年，当时有位英国人在那里开了一个浴场。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能够激起身体热反应的洗浴是有益健康的，因此更喜欢在凉海水中洗浴。洗浴带来了遮羞问题(欧洲海滩上的天体浴至今不过百年历史)，人们得穿泳装。那个年代的泳装把身体裹得很严实，肩膀和小腿都不能外露，换泳装的地方自然也得是封闭的；不仅如此，当时男女泳客还须严格分开：一般是由一道栅栏将海滩一分为二，一边只接待女客，另一边只接待男客。有一本1895年的旅游指南写道：“在滨海布洛涅，我们可到著名的时尚海滩。这样的海滩全国有10来处，或在北方海岸，或在诺曼底海岸，或在布列塔尼海岸，或在望岱海岸……”②。这段文字说明在第一个海滨浴场建立一个世纪之后，滨海布洛涅仍是旅游胜地。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滨海布洛涅却已不再是旅游目的地了，尽管所谓的旅游资源还在：海滩还是那片海滩，气候也并无多大改变。所以发生在滨海布洛涅的某些变化是实证主义法所无法解释的。
再者，实证主义法将旅游资源分类，可是旅游资源的所谓类别却难以计数，每个学者都争相推出自己的分类，并尝试界定各个类别，大家各显其能纷纷将形形色色的旅游资源彼此割裂开来再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组合，并在此基础上煞费苦心地定义怎样的资源才是高等级资源。不可否认，类似可替代资源与特色资源这样的二分法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类研究方法有序进行：根据这种二分法，第一类资源存在于很多地方，且一般说来可以被“打造”，比如设施型的(人造景点)；第二类则是“附着”于某地，难以人为，比如自然景观，但是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如果说海滩是种旅游资源，或者说山岳是种旅游资源，那么如何解释并不是所有的海滩、所有的山岳都为游人所光顾？不妨以中国的海滩为例：中国海岸线总长度3.2万km，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km，岛屿海岸线1.4万km，位居世界前列。风光旖旎的海滩难以计数，但是它作为一类旅游资源在中国被“发现”却要比在欧洲晚得多，从北到南，我们固然可以列举出诸如北戴河、青岛、海南等地为数众多的著名海滩，但更多的、绝大部分的海滩还远远谈不上被充分开发，甚至“养在深闺人未识”。而且简单分析一下上述的著名海滩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作为旅游度假地历史最悠久的北戴河海滩，为什么它的“发现者”(从旅游地这层意义上来说)不是中国人而是100多年前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海南的海滩，比如最有名的三亚海滩作为旅游资源被开发的历史最短但风头却是最劲的；更有意思的是，名声在外的青岛海滩，出入其间的事实上却大多不是游客，而是青岛当地人，从这点看似乎可以说青岛海滩更多的是以作为当地人的休闲资源而不是作为外地游客的旅游资源而存在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实证主义法所能解释的。转而说所谓的人文旅游资源，也有类似的疑问：例如，如果说古村镇是一类人文旅游资源，那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非但没有认为它们是招财进宝的旅游资源或者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反而把它们看做是贫困落后的象征，甚至必欲拆之而后快呢？
2.现象学法分析
现象学研究法能解答这些疑问。这类研究法认为，所谓旅游资源并不是客观确定的。每一种文化对自身所处的环境都有其特有的看法且因时而异。在欧洲，大海和高山直到17、18世纪仍是常人不愿光顾的地方，人们出入其间大都是因为工作所迫，比如渔民下海是为打鱼；或者为生计所迫，比如海边的一些贫苦百姓为求充饥而到沙滩上捡拾贝类。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很多原来偏远的山岳和海滩都因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米兰等大都市市民的纷纷造访而成为旅游胜地。可见欧洲人对它们的看法改变了。
Rémy Knafou(2000)[7]通过研究“黄金世纪”的荷兰③画家的作品，揭示了欧洲人与大海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过程：在17世纪前叶，只有大海而没有海滩出现在这些名画家的作品中。到了17世纪中叶，海滩开始见诸于画作。起初画作中的海滩上几乎只见当地人，偶尔才有寥寥无几前来买鱼的城里人；接着出现了来海滩上散步的市民，他们几乎什么也不做，除了凝望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们的财富之源，而且他们也不和当地人夹杂在一块儿；到了17世纪末的画作中，穷人们消失了，只有悠闲的漫步者，海滩成了市民阶级散步的好去处。可见，在这样一个依赖海上贸易的城市社会里，人们直到17世纪末才逐渐养成了将漫步从城市延伸到海滩的习惯。
对于山岳而言，类似的变化是在18世纪中叶随着前往阿尔卑斯山主峰勃郎峰的考察旅行的开展而出现的。英国贵族青年自16世纪起开始进行“大环游(Grand Tour)”，这是他们进入成人社会一种入门礼式的游历，是文艺复兴运动所崇尚的追求自由、渴望知识号召下的产物。即将正式踏入社交圈的青年们通常在一位导师的陪同下横渡海峡，遍游欧陆文明中心，日内瓦是其中一站。为了更近地观察勃郎峰，自1740年起日内瓦有了组织去霞慕霓(Chamounix，即今霞莫尼Chamonix)的徒步旅行，推出了好几条路线，但都不会错过霞慕霓的冰川。为了让旅行者在霞慕霓逗留更多时日，有人开了一家旅馆，霞慕霓的旅游业由此起步了。
现象学研究法揭示了一个地方能否发展旅游业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观念而不是所谓资源本身；或者可以说，所谓旅游资源并不因其自身而存在，而是因人们的关注而存在，正是由于有一部分人愿意到某个地方去看，另有一部分人愿意在那儿造客栈和餐馆等设施接待他们，那个地方才发展起了旅游业。
现象学研究法可以解释上文提到的关于滨海布洛涅的那个案例，即为何曾经盛极一时的滨海布洛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是旅游胜地。那是因为时移势异：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人依然偏爱凉海水浴，因此诸如北海、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以及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很多海滩深受游人喜爱。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旅居法国蓝色海岸的众多美国人的影响下，欧洲人开始转而喜爱热海水浴，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肤色审美观，把将自己的白皮肤晒为古铜色视为美丽时髦之举。这样一来，北部地区的海滩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适时调整自己的旅游产业结构以适应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如法国北部的多维尔和图盖等地；要么干脆放弃旅游业，转而发展其他产业，如滨海布洛涅。
通过这类研究法同样可以揭示为何古镇在中国的境遇会在短短的20来年间如此迥然不同。众所周知，旅游者追求的是相异性，即不同于其日常生活或工作的熟悉场景或体验，因此，当古镇大量存在时，人们往往身在其中却并不在意。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时，中国人却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各种压力、不安和失落，紧张的城市生活、繁重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都可能让他们感觉无所适从。仿佛就在不经意间，人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充盈于古村镇的古朴的老宅、雕花的窗棂、寂静的院落、恬淡的生活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竟是这般美好，于是蜂拥来到那些零星幸存的古村镇，搜寻旧日的记忆。许多古村镇适时打出了类似“梦里水乡”、“桃花源里人家”这样的口号来招徕他们。今天的中国当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怀疑古村镇是一类重要的旅游资源了。
现象学理论的应用使旅游资源研究在科学上迈进了一步。因为根据卡尔·波普尔(Carl Popper)[8]的理论，当某一新理论具备了比它想要替代的原有理论更强大的解释能力时，就意味着相关研究在科学上又取得了进步，因为它不仅证实了原有理论所作的解释，而且还能解释前者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然而现象学理论在解释旅游资源问题时仍暴露出局限性，因为它没有阐明一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它宣称某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是由于某些社会价值和观念变了，但这些价值和观念又该如何理解和衡量？它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规律对旅游资源起作用的呢？
3.系统参与者理论分析
为弥补现象学理论在研究旅游研究上的不足，MIT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尝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引入组织社会学中的“参与者(actor)”理论。这一理论是法国组织社会学派代表人物Michel Crozier与Erhard Friedberg[9]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他们将“参与者”定义为具有内在性和意向性以及自主决策能力和话语权的个体，指出这些个体是社会化的个体，其行动能力是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这一概念也可进一步涵盖拥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且为同一计划共同行动的群体，因此诸如企业、社团、机构等团体也可以被视作“参与者”。每一个“参与者”在其所处的系统里都有其位置并对其作用的对象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不同的“参与者”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其动机可能不同甚至相左，作用对象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演变的。受“参与者”理论的启发，MIT的核心成员Philippe Violier[10]指出在旅游地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参与者”：旅游者、社区居民、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一个地方之所以能成为旅游地，也就是说当地的资源之所以能被开发出来用以发展旅游，正是众多不同的“参与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一个地方退出旅游业，也就是从旅游地蜕变为非旅游地也是众多不同的“参与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MIT[11]在肯定Philippe Violier上述论断的基础上，提出旅游者是所有这些参与者中最关键的因素，因为旅游地事实上是旅游者用“脚”投票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旅游者就没有旅游，不考虑旅游者而空谈旅游资源没有意义，所以研究旅游和旅游资源要把旅游者置于核心位置。说到底任何一门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都是人，旅游也不例外。鉴于此，MIT推出了旅游者中心论。
MIT的另两位成员Isabelle Sacareau和Mathis Stock[12]认为从根本上讲旅游活动是一种空间位移活动，但需要将它与其他空间位移活动区分开来。旅游是个体在非日常时间段和非日常空间里发生的位移，其动力来自于地点之间的差异性，目的是为了暂时性地逗留他处，以获得非日常的体验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乃至重塑。因此，旅游并不单纯是地点之间的位移，而是个体一种特殊的“再造”方式。
在18、19世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里，社会约束增强了，以前主要在家庭中进行的手工劳动逐渐被工厂中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但是这种大机器生产是以严厉的规章制度来“驯化”劳动力的，劳动者不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活动，而是得遵守工厂规定的作息时间，在工作时闭口不言，乖乖守在机器旁；而传统的手工业者何时开工、何时收工都是由其自主决定的。到了20世纪初，随着生产的科学化组织以及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的实施，这种约束进一步大大增强了。于是一方面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而另一方面工人则联合起来为求得合理的报酬而斗争。结果作为补偿，他们获得了加薪和带薪假日。这样当一部分人的业余时间和薪酬逐渐增加到一定水平时，他们就能进行休闲，继而进行旅游了。19世纪末，某些阶层率先获得了带薪假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制度已经在欧美普遍推行了。旅游事实上是对个人遭受的社会约束的一种补偿。约束总是存在的，比如人为生存得吃饭，为吃饭得工作，但旅游可以暂时性地摆脱某些约束，比如外出旅游时可以几天甚至整个星期都住宾馆，下餐馆，不工作。
当然人们不是为摆脱约束至少不是仅仅为摆脱约束而旅游，更多的则是出于缓解由社会约束引起的种种身心疲惫、紧张等“症状”的需要，所实施的补偿性“修复”只有通过某些活动，而且必须是在专为开展这些活动而设计建设的地点进行才能奏效。
旅游活动可分为三大类，即休憩、游戏、探索，三者都可以使人重拾活力并重新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休憩可以表现为以各种形式将种种约束(例如做饭)转交给旅游企业承担；也可以表现为建立在“不作为”基础上的种种放松，比如躺在海滩上或泳池边晒太阳、睡觉，享受宁静等。游戏包括通过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所做的各种形式的放松。探索涵盖参观、游览以及亲近不同文化等。如果说许多活动对地点的要求不高，那么有些活动虽然并不一定非要在某些类型的地点开展，但至少在那儿开展效果会更好。INSEE针对欧洲旅游者的假期所做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海滨常被认为是理想的休憩之所，山岳则常被认为是理想的游戏之所(适宜实践登山、攀岩等活动)，而城镇则因其集中了古建筑、博物馆、文化场所等而被认为是理想的探索之地。[13]当然类似这样的活动类型与地点类型的组合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中国，山岳尤其是历史名山，通常因其拥有大量的寺庙宫观、古建筑遗址及文化景观而更多地被视为适合探索的地方，而不是像欧洲那样被视为适合游戏的场所。
由此可见，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他们想去那儿做什么。对于一对想带孩子去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夫妇来说，也许秦俑博物馆是理想的选择，而对于一对想带孩子去嬉戏的夫妇来说，可能迪斯尼乐园更合适，这样看来，同样作为旅游资源的秦俑博物馆和迪斯尼乐园就说不上孰优孰劣，而是谁更适合某个具体的旅游者在某一个时候的需要而已。这一论断是建立在把旅游者作为重要“参与者”这一基础之上的，因为旅游者不仅最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且还完全拥有为自己选择目的地的权利和能力。即便是选择旅行社组织的全包游的旅游者，也不会放弃任何一点剩余的自主权。选择旅行社组织的全包游的旅游者在当今西方已只是旅游者总数的1/3左右了(这种趋势在中国虽然出现不久，但发展很快)，大多数旅游者都自己组织出行，而只把他们自己难以实施的或者不愿实施的(某些项目自己办实在太麻烦，甚至还可能花钱更多)某些事务托付给专业公司或机构，例如自助游。各种形式的自助游日益替代了传统的全包游，后者因约束太多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在年轻人中尤为“失宠”。选择自助游，旅游者可以通过旅行社订票、订房、租车等，从而使自己从这些事务中解脱出来，节省时间和精力，减少风险(比如到了旅游目的地才发现旅店客满，又比如匆忙间从无良租车行那里租到一辆烂车)，同时又能充分享受到旅游的乐趣：自由自在地游览参观，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一来，旅游者拥有了更大的主导权，他们对旅游景点、旅游项目、旅游活动的影响也就比以往更深、更广、更大了。
如今许许多多的旅游项目都轰轰烈烈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公关策划、形象推广，并且往往采用市场营销学中的很多先进而复杂的手段，然而这其中的很多努力都与真正的科学挂不上钩，失败的案例更比比皆是，而失败的关键往往正是项目所在地政府或社区居民或开发企业以自己或“专家”的眼光一相情愿地来审视他们眼前的“资源”，不明白所谓的旅游资源是由旅游者来感知和定义的。明白了只有旅游者才是旅游系统中最关键的参与者，就不会慨叹为什么地质学家眼中的“金钉子”或者令考古学家无比激动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如此伟大却鲜有旅游者买账，也不会惊讶为什么老外来到天堂杭州居然不去看西湖却混到晨练的老头老太中间去。因此，研究旅游资源问题既不能只着眼于资源本身而不顾及影响和决定旅游的各种因素，也不能只停留在一些现象上而不及旅游的本质，而要以旅游最重要的参与者——旅游者及其活动所需为中心。
四、与中国相关研究现状的比较
在中国旅游学界，实证主义研究法一直占据旅游资源研究的主流，2003年5月出台的国家标准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以下简称《国标》)[14]不仅是这类研究方法集中而典型的体现，也是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研究旅游资源时的根本依据，而对形形色色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调查、评价乃至比较则是中国旅游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说，《国标》的颁布对于各地区摸清资源家底，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旅游规划实践中，《国标》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也受到了一些质疑。”[15]
且不说一些中国学者对《国标》的某些具体分类所持的保留意见以及许多旅游规划者在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的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事实上就连参与起草《国标》的某些专家在对《国标》的某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成问题的。例如尹泽生等[16]一方面强调“标准认定旅游资源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被外界左右的、以自身特质而具有吸引力的事物和因素……外界环境要素的变化一般不影响旅游资源本质属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说“目前限于条件暂时不能开发的，可以不认为是现实的旅游资源；至于未来的，甚至难以预料的吸引因素，一般不构成旅游资源；预计旅游资源开发后不能同时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达不到要求的任何事物和因素，目前都不能称为旅游资源”。这两句话分开来看似乎都没有问题，但比较之下就会发现它们反映的论点不免有互相矛盾之嫌，而且后一句中“预计旅游资源开发后不能同时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达不到要求的任何事物和因素，目前都不能称为旅游资源”这样的表述更是令人费解：如果不承认某类事物和因素为旅游资源，那么哪还能说“预计‘旅游资源’开发后”如何如何；如果承认其是旅游资源，那么从这一表述中岂不要导出“旅游资源目前不能称为旅游资源”吗？尽管严谨的学术不允许以偏概全，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参与起草《国标》的一些专家有关旅游资源的一些矛盾言论也多少反映出《国标》本身的理论缺陷。
《国标》将旅游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14]，看起来清晰明了，但事实上不少学者或者坦承“旅游资源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17]，或者反映“在实践中判断哪些是‘旅游资源’、哪些不是‘旅游资源’有困难”[18]。中国学界目前的各种旅游资源评价方案对评价项目的选择大体分为三种类型，或突出其美学意义，或偏于地学特征，或采用综合要素(国标方案就是采用综合要素的结构形式)，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常用的“定量评价”和“加权计分”法，但由于“旅游资源没有统一的量纲、没有可比的量度数据、没有量化指标，致使任何评价方法都无法消除主观性、经验性和相对性的影响”，“实效并不理想”[19]。
实际上，中国学者中也不乏以现象学观点看待旅游资源问题的。例如朱竑[20]发现“按照现行的《国标》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不论是对何种资源要素价值，具体调查人员的专业素养的高低、视野的开阔程度、个人的偏好情况以及对国际、国家层次旅游资源的了解程度都会影响到他对具体某一要素的打分情况。可能同一个旅游单体在不同的人眼里会有迥然相异的结论”，而且会“出现得分很高的旅游资源并不一定会有很好的广域影响力，而真正具有国际或国家层次影响力的资源整体得分却很低”这样的现象，还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类对世界了解程度的加深，很多原本并没有被认为是旅游资源的东西如今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资源，而不少以前是不错的旅游资源如今其品质和价值已变得无足轻重”。李南[21]也注意到了旅游资源具有开放性，指出“由于旅游体验的主观性，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事物和因素感兴趣，不同的时段，人们共同关注的事物和因素也不同”。这两人的论断都与法国地理学界中的现象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不过说到中国学者中以现象学视角研究旅游(包括旅游资源)的最杰出代表则非谢彦君(2005a[22]，b[23])(2006)[24]莫属。他通过引入并倡导旅游体验学说，将旅游者的体验视为构成旅游现象硬核的要素并用以描述旅游现象的全貌[25]，而且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现象学原有的理论范畴，已经具有组织社会学系统理论的某些特征了。他的某些观点与MIT的旅游系统参与者理论及旅游者中心说十分接近，例如他也认为旅游者是旅游发生的主导因素，指出“旅游只对于或首先对于旅游者有意义，或者说，是旅游者赋予旅游以意义”。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导者、设计者、履行者和实现者。在整个旅游世界当中，旅游者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的满足，构成了制约旅游世界内部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旅游活动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基本动力，也是引发和解除各种旅游矛盾的主导方面。没有旅游者，就无所谓旅游”。“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个体都是一直在整体地把握着这个体验过程”，他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得十分突出”[24]。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谢彦君(2005c)[26]的观点，即长期在中国旅游学界处于主流地位的旅游资源实证主义研究法“在哲学层面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由于“旅游者的需要通常难以用数量尺度加以测度”，因此“所谓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时可能是骗子”。笔者同时赞同MIT成员的理论，认为中国旅游学界在研究和评价旅游资源时一定要先意识到“旅游是因个体出于满足恢复身心、‘重塑’自我需要而在其非日常活动空间里进行旅行和暂住所生成的一个系统”[27]。“旅游者是旅游最早、最基本的‘参与者’，没有旅游者就无所谓旅游更无所谓旅游地”[11]，研究、评价乃至开发旅游资源一定要从旅游者的需求出发并以其为最终的归依。
注释：
①MIT取法语Mobilités(运动)、Itinéraires(路线)和Territoires(区域)3个单词的词首字母组合而成。3个单词此处都用了复数形式，意在突出三者的多样性。
②这些海岸都位于法国北部和西北部沿海，海水温度偏低。
③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当时还被作为一个整体合称为“联合行省”，“联合行省”因海上贸易富裕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