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理论基础论文,体系论文,政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6)01-0049-04
战略性贸易政策建立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为解决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它已经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贸易政策了，而是贸易措施与产业措施的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远不同于传统的贸易保护政策，它是一种积极的贸易保护政策，关税、补贴、出口税收、进口替代等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和各种产业措施都可以成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选择，但是只提倡适度保护，政策实施选取的产业一般是垄断租金聚集的寡头垄断产业，并且容易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自身很快获得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在适当的时候战略性贸易政策甚至提倡降低贸易壁垒，并放开成熟了的产业，有选择地实行贸易自由化，从而为国家获得更多福利。所谓“战略”，则来源于寡头垄断企业间的战略性关系，企业的损失和收益受到具有战略性关系的其他企业的影响，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总是把外国企业或政府的反应考虑在内，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最终通过与他国企业间的这种零和博弈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布兰德和巴巴拉·斯潘塞最早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1981年他们发表了一篇题为《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与外国垄断租金的提取》的论文，率先提出在古诺(Cournot)双头垄断市场中，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的方法，从外国寡头厂商那里提取部分垄断租金的观点[1]。这篇论文认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开端。在其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布兰德和斯潘塞分析了在古诺双头垄断市场中，政府采用积极干预的政策手段如研发补贴、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方式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将改变企业竞争行为和获利结果，从而使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战略性优势并使整个国家获益[2-3]。克鲁格曼[4] 4-1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了完善和补充，1984年他提出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有利于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并可以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动机会因为某些产业显著的干中学效应而增强。之后，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使政府受益，一种是通过政策使国家或国内产业获得较大份额的租金，另一种是通过政策使被保护的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效应和自身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即产生正的外部经济效应。1987年克鲁格曼开创性地将博弈论运用于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即创立了经典的飞机制造行业中美国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案例，这一模型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信息，以及对于竞争对手将要采取的对策的估计，还有寡头垄断的形式。波音与空客的模型采用了古诺产量竞争模型，而在伯特兰价格竞争模型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又将有所改变。伊顿和格罗斯曼[5] 研究了古诺竞争和伯特兰(Bertrand)竞争下最佳贸易政策的选择，指出古诺竞争下出口补贴可取，而伯特兰竞争下出口税优于出口补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6] 49-69以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别来考察了双头垄断企业价格竞争的伯特兰模型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最佳贸易政策将是出口税。
在实证研究方面，1988年迪克西特[7] 141-164将校正(Calibration)模型用作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在仅实施关税措施以及同时对进口实施关税和对本国生产实施补贴两种情况下的战略进口政策在美国汽车行业实施的效果，认为无论有无生产补贴的情况下，对进口的日本汽车施加比实际更高的关税都有利于改善美国的福利；史密斯和弗纳博也采用了校正模型的方法对欧盟主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与迪克西特相似的结论；鲍德温和克鲁格曼采用校正模型对日本16K动态随机存储器(RAM)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措施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不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在美国企业的强大竞争下将没有日本企业的成功存在，但没有考虑动态随机存储器行业对其他行业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对福利的分析只限于静态[8] 2-3。从1980年代至今，还有诸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和拓展。
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较多集中于针对发达国家的产业，对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较少，克鲁格曼曾指出，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非只与发达国家有关，在某些情形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9] 1-31。事实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针对的一些产业现在已经逐步进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已经充分具备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成长期，属于新兴产业，具有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保护和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渐渗入国际分工体系，国内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运用的关注远远不够，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较为权威的研究只有胡昭玲[10] 141-167从我国市场结构和转型经济体制两方面研究了我国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提和不足，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汽车行业的实施进行了考察；许统生[11] 107-118采用了校正模型对我国汽车行业2002年四种战略性贸易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学理基础：新贸易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认为，贸易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完全竞争市场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好途径，因此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保持一种完全不干预的姿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产业内贸易和相似国家间贸易的大量存在，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强调了需求偏好的相似性与多样性导致的产品异质性，以及动态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最具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基础上建立的新张伯伦模型，兰斯卡特有关产品水平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布兰德的双头垄断模型(1981)以及布兰德和克鲁格曼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等。新贸易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是1989年出版的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书中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将寡头市场分为伯特兰竞争(Bertrand)和古诺竞争(Cournot)对新的贸易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及建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模型[6]。在此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关注着技术对国际分工的重要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动态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技术差距模型(technological gap model)(波斯奈)、干中学模型(learning-by-doing)(阿罗)、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roduct cycle model)(弗农，韦尔斯)以及技术外溢模型(spillover effect)(罗默)等，新贸易理论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贸易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简单得出，必须加入技术的因素，这些基于动态技术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型对于技术的关注成为了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1990年，克鲁格曼在李嘉图模型基础之上建立的动态比较优势模型，强调了技术累积效应带来动态规模经济(dynamic external economies)对于国际分工的影响。动态规模经济在企业内部通过学习效应而带来成本的降低，并通过外部经济效应带来整个产业技术的提高及成本的降低。克鲁格曼的模型认为，由于相对生产率的变化阻碍分工模式的变化，某种分工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保持不变，并产生增强保持该模式的力量，说明了比较优势是由学习的动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的，而并非产生于本国原有的禀赋，这成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基础之一。由此，克鲁格曼[13] 105-106借用杰文斯的说法，将日本1970年代的产业措施形容为“狭窄移动带”，它把产业分割为一片一片进行保护直至它强壮起来足以击败美国竞争者，然后移向另一个目标。事实上，日本的这一产业措施正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典做法。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新贸易理论针对新的国际贸易现象(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而产生的大量相似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所提出的政策建议。
采取“狭窄移动带”似的产业保护政策来建立比较优势，事实上也是提高了被保护产业的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以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与新贸易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所提出的消费偏好多样化和规模经济的内在矛盾不谋而合，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大量的相似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在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基础上采用集聚战略将进一步增强产业竞争力，这一点也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对于具有巨大技术外溢能力产业保护的依据。波特将产业竞争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层面，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并以一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作为衡量此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波特认为，一国在某一产业取得全球性成功的关键在于四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一国的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行为。这四个基本因素连同机遇与政府的作用共同决定了一国能否创造一个有利于产生竞争优势的环境。竞争优势理论承认要素对一国竞争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将要素细分为基础要素和高级要素，一般化要素和特定要素，更贴切实际；如果本国市场消费者需求层次高，则对相关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有利；如果本国产业的横向联合产业具备规模经济优势，则有利于建立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国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正比。
虽然波特的理论被排斥于主流贸易理论之外，但它基于新的贸易现实情况，与新贸易理论有不少契合之处。现实的国际贸易状况更多地体现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性越来越大于互补性，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竞争优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共同发挥着巨大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指导作用。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的方法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分析建立在对寡头厂商行为分析的基础之上，具体运用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1944年冯·诺依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在此之前的1838年古诺模型、1883年伯特兰模型都为博弈论和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伯特兰模型和古诺模型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伯特兰竞争中，每个厂商都在它对另一厂商选择的价格预测既定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价格选择，为获得利润最大化，每一厂商都会把价格定得低于对方，厂商进行价格博弈，直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为止；古诺竞争中，每个厂商预测对方的产量，在假定对方产量不变的基础上确定使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厂商进行产量博弈。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经济人出于利己思想经常会采取损人也不利己的策略，囚徒困境便描述了经典的纳什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战略性贸易政策建立在寡头垄断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寡头厂商的决策问题正是博弈问题，博弈的特点在于参与者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一个参与者的利益不仅与自己的决策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决策，寡头厂商之间的竞争行为正是相互博弈最终达成均衡的过程。在寡头厂商的博弈中，帕累托最优产生于该产业达到某种共谋的结果(无论是否协议的共谋)，并且产生利润最大化之时，而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并非最优。多数情况下寡头厂商间将达到一种非合作均衡。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国家通过干预手段使得本国寡头厂商和外国寡头厂商通过非合作博弈最终达到一种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均衡。
在寡头厂商博弈过程中，信息将影响和改变博弈的结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当一家寡头厂商对自己的价格或产量做出决策时，可能已经知道了其对手所作的选择，先行选择产量的寡头厂商称为斯塔克尔伯格领导者，先行选择价格的寡头厂商称为价格领导者；如果一家寡头厂商做出决策时不知道其对手所作的选择，寡头厂商将猜测对方的决策并同时选择价格或产量，因此将出现产量领导、价格领导、联合定产和联合定价四种可能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意味着政府比寡头厂商先行，政府通过政策干预使寡头厂商改变决策，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一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承诺或威胁将影响参与竞争的寡头厂商的决策，进而影响到其他寡头厂商的决策；同时，一国政府的政策承诺或威胁也可能同时影响本国寡头厂商和外国寡头厂商的行为，从而使他们同时做出决策。经典的克鲁格曼波音空客案例分析了布兰德—斯潘塞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假设波音飞机先行进入市场，空客由于无利可图将不会跟进，但如果欧洲政府承诺给与空客补贴，空客会选择进入市场，而波音将蒙受损失。在一个简单的一国政府和两国寡头厂商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中，政府也可以充当斯塔克尔伯格价格领先者，预测寡头厂商对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所做出的反应，从而确定自己的决策，两国寡头厂商作为跟随者也可以预测政府的政策以确定自己的反应策略。另外，政府威胁和承诺的可信度也将大大影响寡头厂商博弈的结果，假设波音飞机在市场中占主导，而空中客车是新进入者，一旦空中客车进入，美国再给波音补贴，将发生一场代价高昂的价格战，说明美国的补贴政策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做法是在空客进入之前，美国威胁要给与波音补贴，其目的是使空客害怕，如果威胁可信，将阻止空客的进入以保证波音的利润，甚至于威胁并不付诸实施。这也可以体现出战略性贸易政策优于传统贸易保护的地方，传统的贸易保护只考虑到了事后反应，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认识到了事前的威慑作用，这也正是信息经济学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运用的成功之处。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两国都不停地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将使双方利益受损。但是在一个缺乏超国家权威的世界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或者相互做出可信的承诺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即便是经过协议也很不稳定。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果总是能够达到一种国家之间非合作博弈的均衡。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获取租金和外部经济利益
租金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地租，现代经济学将其定义为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它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一产业的工人所获得的高于其他产业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或是某一产业高于其他产业相同资本投入所获得的利润，或两者兼而有之。通常情况下，垄断将带来较高的租金。1967年图洛克首先在研究垄断的社会成本时提出了寻租的概念，1974年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4] 一文中正式阐述了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建立了在进口关税和配额制下进行寻租的福利分析模型，“租”开始演化为凭借政府干预政策而带来的超额利润，为了争夺租金，利益集团通过竞争性地投入资源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1982年巴格瓦蒂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UP)的概念，DUP即人们为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进一步将寻租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结合在了一起[15] 389-405。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某一产业存在经济租，资本和劳动立即会涌入这一产业，不过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峭的学习曲线，新进入的企业就难保证有利可图。而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显然更有让租金大量聚集于某一产业的土壤。从产业层次来说，租金的存在使国内利益集团动用资源来进行争取政府政策的活动，从而产生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需求；从国家层次来说，在不同国家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会使租金从一国流向另外一国。因此租金不仅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所在。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获取外部经济利益。外部经济的概念则最早由马歇尔提出，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厂商数量的增加和整体成本的降低体现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阿罗对于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罗默提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建立了国际贸易、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统一分析框架，这些理论成果都为现实状况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non-rival)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在存在专利保护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技术溢出导致技术的部分非排他性。技术的非竞争性表现为当某一经济人使用某种技术时，并不妨碍其它经济人也使用同一技术；技术的部分非排他性表现为技术的所有者难以制止其他人不经授权便使用此技术。企业R&D活动因此会带来技术的外部经济效应，即技术溢出，一方面使得知识产品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大高于创造者个人取得的效益，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导致知识产品生产者难以通过出售信息来收回成本。因此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产业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以鼓励本产业和相关产业在技术学习中产生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并通过垄断租金在相关产业的聚集，来提高产业收益，甚至提高国民收入。
出于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不完全竞争使得租金会在某一垄断行业大量聚集，而规模经济会在产业内甚至产业间由外部经济效应而扩散，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一种积极的贸易保护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其一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垄断租金，这其中有“以邻为壑”的涵义；其二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这其中有保护国内市场的涵义。并且获取垄断租金与获取外部经济利益的两个目标并不冲突，战略性贸易政策选取的新兴战略性产业通常聚集大量的垄断租金并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付诸实施，曾经在飞机、汽车、半导体等诸多战略性产业获得了众多的成功经验。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这对矛盾的统一与斗争中，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递增的土壤，究竟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不断发展传统产业，还是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的确值得研究与思考。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来看，都没有否定发展中国家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应当通过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提高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美国、西欧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采用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飞机、汽车、半导体等当时的新兴产业，现在有的已经属于传统产业，反而应当遵循自由贸易原则。我国的电子、通信、汽车等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属于租金聚集、外部经济效应显著的产业，如果能适当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将有助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和整体贸易结构的改善。
当然，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应当注意与他国的贸易政策协调，如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应当主要借助积极的产业措施对产业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采取贸易措施时应当使用温和的贸易保护措施，尽量避免与他国产生贸易摩擦。虽然在资源有限、激烈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始终理想化地希望可以在尽量减少对他国利益损害的情况下求得本国贸易利益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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