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的城市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傅 扬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49）
【内容摘要】 吴景超对中国现代城市的研究是非常早的，在上个世纪30 年代他便提出城市化的主张，那时中国的城市人口还不足10%，是个十足的农业国家，他的研究可谓高瞻远瞩。他的城市化思想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为出发点的，中国人口密度大，而且农村人口多，他主张发展城市工业以使中国走上富裕的道路。他认为城市与工业是紧密结合的，城市与它的附庸也是连为一体的，而城市与城市之间不仅有竞争，也有互助。吴景超的城市化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 键 词】 吴景超 城市化 工业化 城市区域
吴景超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他对城市的研究非常早，1929 年他便发表《都市社会学》一书，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中国此类书籍中的第一部，所以吴景超可以说是“中国都市社会学研究第一人”。[1](P111)伴随着对工业化的关注，他对城市与工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与互助等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他的研究极具前瞻性，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在目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吴景超的城市化思想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为出发点的，那么中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在他看来中国属于不幸的“第四种国家”。他根据人口密度和职业分布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国家人口密度高，但是农业人口少，以英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第二种类型的国家人口密度低，同时在农业中谋生的人也少，美国和加拿大等属于这一类的国家；第三类型的国家人口密度低，但农业人口的比例高，俄国是这一类的代表；第四种类型的国家人口密度大，并且在农业中谋生的人也多，中国就属于这第四种类型的国家。在这四种类型的国家中，第二种类型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最令人羡慕的了，不仅人口少，而且大多数人从事工业生产，工业水平高，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器，效率非手工生产可比，生活程度远远超出那些农业国家。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的国家虽然各有自己的问题，比不上第二种类型的国家，但也强过第四种类型的国家。第四种类型国家的人民主要以农业为生，而且人口众多，所以每家分得的农场很小。农场小便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农业效率低，一年的收获少得可怜，能够达到温饱就很不错了。这一类型的国家是最为穷困的，问题也最为复杂，不易解决，我们中国不幸就是这第四种类型的国家。
那么，作为不幸的第四种类型的国家，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应该从哪里入手来提高人民生活的程度？按照吴景超划分国家类型的方法，自然就应该减少人口和提高工业化程度。关于人口问题，吴景超也提出了很多见解和主张，我们暂且不论。关于工业化，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应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工业在城市中建设，城市离不开工业，二者不可分离。由此，吴景超建立起他的城市化理论。吴景超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存在一大问题，“就是大多数人，都集中在耕种一途”[2](P45)，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农业为生，住在农村里，但中国的土地相对而言却不多，所以中国人的农场，可以说小得可怜。小的农场，无论怎样耕种，收获总是有限的。一家人若想靠那小小的农场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终归只能是一个幻想。因而，吴景超认为中国当时急需的就是工业化，以及提高与工业有关的矿业、商业、交通业。工业发达了，便可吸引农夫到工业中，到城市中生活，留在农村的人也可扩充他的农场，而使农业有所发展。“一个国家里面，乡村与都市的人口分配，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然后国家可以富强，人民生活程度可以提高”。[3](P92)
首先，学校要有管理制度，学院要有管理措施，实验室要有行为规范；其次，切实做到学校有具体安全环境管理部门组织监督，学院有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巡视监督，实验室有安全环保值班员现场监督；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若违反规定，对学生可通过令其重新进行培训考试合格后再获准入、降低或取消实验成绩等加以规范，对于研究生则需停止相关实验重新培训获得准入资格，与奖学金、奖励评定资格等挂钩等加以要求；对员工则与年终考核等相关联提升其自觉性。
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像美国、英国那样的国家都已完成了工业化，手工生产完全无法与之抗衡。中国以农立国，工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外来工业品的冲击下，农村几近瘫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难以满足，遑论娱乐、交际、旅游等等方面的生活享受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吴景超提出工业化的主张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的，但工业一定要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吗？费孝通便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走工业下乡的道路，为此，他和吴景超先生还有一个争论。为什么要在城市中发展工业呢？吴景超认为，这是由城市相对农村所具有的优势决定的。首先，在城市中，交通更加发达，因而有利于物品和人员的运进与运出；其次，城市的市场规模更大，适应各种各样的需求，与大规模的工业更加匹配；再次，城市可供给各种各样的人才，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人才在都市中也易于找到发挥专长的地方；最后，都市更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总之，对于吴景超来说，现代工业只能选择在城市中发展，只有城市才可以满足大工业对原料、信息、服务、运输等方面的需求。
二
既然吴景超认为城市化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走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能够改变中国第四种国家的命运，那么应如何发展城市呢？首先，要兴办工业。吴景超所要发展的城市不是消费的城市，而是生产的城市，城市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工业生产。工业发展了，中国才能富裕起来，人民生活程度方可提高。当时中国的工业种类，据实业部的调查，只有98 种，而在1927 年，美国的工业种类已经达到335 种，[3](P93)中国工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工业发展起来了，便可吸纳过剩的农业人口，留在乡下的农民减少了，每人平均可分得更多的土地，也利于机械化生产，生活水平可望提高。其次，要发展交通。交通包括运输和通讯，主要目的是为连接与沟通。交通状况对一个城市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是独立和封闭的系统，它需要与其他地区互通有无。发展交通事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与周围的乡村与市镇，另一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周围的乡村交通便利，农业中的出产便易于流入城市，而城市中的制造品也多了一条销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发达，那么，在一个城市里过剩的物品便可销往其他的城市而避免造成积压与浪费。最后，要扩充金融机关。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些如钱庄、票号、当铺等金融机构，但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量很小，又缺少分支机构，无法承担发展都市经济的重任。所以，吴景超呼吁要在都市中大力发展像银行信托公司一类的金融机关，并使其有合理的组织。金融机构应把总行设在都市里面，而在都市的下级地区设立支行或代理处，这样既方便汇兑，又可吸收多余的资金来从事生产的事业。少量的资金处于分散的状态，是难以发挥什么作用的，但若将它们积聚起来，效果便大不同了。
在上个世纪30 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不会超过6.4%[3](P69)，在这种情况下吴景超提出城市化的主张，他坚信在城市中发展工业，以“城市救济农村”，可以使中国走上富裕的大道。虽然当时中国的城市发展还很幼稚，以城市发展来带动农村难免显得过于理想化。但是吴景超对于城市所做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最直接的协调生产方式就是成果利用型，即利用国情数据成果来进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生产更新，或者反之。采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但从本质上看还是分别进行生产，仍然存在许多重复性工作和数据冗余。本文中融合生产方法其核心是将国情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进行整合，构建兼顾两者需求的生产数据库，并围绕生产数据库进行更新生产，最终成果可从生产数据库中抽取。其实现技术流程如图1。
三
可是在吴景超的时代，农村占据主体地位，并且处于衰败的状态，若发展都市，农村怎么办？发展都市对农村有利吗？都市与农村是怎样的关系？吴景超认为城市和乡村是互助、共进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中国旧式的都市多半是以收租为生的地主居住的场所，都市主要是消费的社区，而不是生产的单位，这样的都市难以对农村有什么贡献。近代以来，农村手工业受到城市机械工业的冲击而一蹶不振，因而许多人认为都市是农村的仇敌，发展都市将会把农村逼上绝路。但是吴景超不这么看，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中，他指出都市的工业、交通、金融发展了，可以吸纳农村过剩人口、解决农产品运输困难以及资金短缺等问题。“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5](P95)，在《都市社会学》中，吴景超分析了都市与其附庸之间分工互助的关系。都市并非一个独立的单位，它与其附庸合在一起构成了都市区域，不过这个区域是指经济区域，而非行政或政治区域。都市与附庸之间相互依赖，分工合作，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一个都市的繁盛与否，要看他的附庸富饶与否。都市中的商业，也视附庸中的出产品为转移”[2](P5)，“都市中的工业，细察起来，也与附庸中的出产品，有密切的关系。”[2](P6)那么，如何判断某地是某城市的附庸呢？最浅近的方法是用距离远近作依据，但单单距离一个因素是不可靠的，距离近而交通不发达，也成不了都市的附庸。“凡是某都市的铁路、河流、运河、以及汽车道所能通达的地方，便有成为那都市的附庸的可能”。[2](P9)
领导主力军制度。领导是一所学校发展的“当家人”，是学校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力量，领导干部要担当起学校发展的战斗堡垒和主力军作用。为学校的发展争取机会，争取政策，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这就要求贫困地区高校党政领导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有所作为，要学会干实事，为学校的发展“奔走呼号”，争取政策，尽最大努力、以最大热忱留住人才，提升学校总体办学实力和学校的影响力。
城市与其周围的乡村可以看作是互助的、一体化的关系，那么城市与城市之间呢？在吴景超的城市化思想中，也探讨了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既存在互助的关系，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各个城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具资源以及出产等等差异而各有自己的优长和缺陷，比如景德镇出产优质的瓷器，而在苏州、杭州则可以找到最精美的绸缎。因此，城市之间若能够常通有无，流通畅达，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国际贸易中，有时也要竞争附庸。比如在国际贸易中，港口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而大连因为拥有常年不冻的深水湾，在竞争中便会优于营口。另外，一个城市与其附庸关系并不是那么固定的，主要看交通的状况如何。倘若一个城市附庸中的货物，由于交通状况的变化，运往另一个城市更为有利，那么它就变为另一个城市的附庸了，哪怕它在行政区划上并不在那另一个城市。因而吴景超呼吁都市的居民要有都市观念，时刻关心自己的都市的发展，尤其是都市里的领袖，更不可缺少“都市意识”，要了解自己的城市东西南北能够侵入到什么地方，努力地去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么城市必将会繁荣起来。
第一，吴景超强调城市与工业相结合，工业在城市中建设，而不是在小市镇上发展。中国的小城镇确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那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00 年左右，中国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人口，并且城乡之间存在人口流动的体制障碍，因而小城镇便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一旦这些特定的条件不具备，小城镇便陷入停滞与衰退之中。今天，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仍然是一项议题，但小城镇的培育绝不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并且小城镇建设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产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吴景超重视城市与其附庸之间的关系。在《都市社会学》一书中，吴景超开篇便论述“都市离不开他的附庸”，在他看来，城市与乡村是一体的，两者之间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很不平衡，形成了城乡二元格局，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的状况却鲜有改变，甚至于恶化。2000 年以来，农村发展问题开始受到重视，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7 年十九大重申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在这方面，吴景超关于城市及其附庸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城市及其附庸原本就是互惠互补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若时时都能考虑到其附庸，将其纳入发展规划中，那么城乡一体化便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城乡融合也会水到渠成。
第三，吴景超也关注城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城市之间不仅有竞争，而且有互助。城市之间不仅在国际贸易中竞争，也要竞争附庸，所以吴景超呼吁城市中的居民要有城市观念，城市中的领袖要有城市意识。城市本是陌生人组成的社区，只有大家真正关心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才会形成凝聚力，大家都对城市建设献计献策，城市才能快速发展。城市之间也是互助的，目前我国正兴起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等，这些城市群的形成体现了城市之间的互助，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的联系与合作，也有利于解决出现的问题。但在城市群的发展中，不仅要注意周边的城市，也有可能与远距离的城市发生互助联系。
参考文献：
［1］邹千江.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2］吴景超.都市社会学［M］.世界书局，1929.
［3］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M］.商务印书馆，2010.
中图分类号： C91-06；F2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3-0064-03
* 本文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傅扬（1968—），女，硕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新型城镇化。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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