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贸易基础支持人民币区域化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民币论文,区域论文,基础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F13;F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0)07-0001-16
一、引言
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贸易发展和金融发展是推动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重要的两大动力（刘崇，2007）。其中，贸易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是货币国际化最基本的推动力量。Cipolla(1967)在分析中世纪早期和后期的货币状况时，把该货币由国际贸易强国发行看作国际货币的三大共同特征之一。他认为，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比重越高，这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机会就越大。Dwyer和Lothian(2002)进一步拓展了Cipolla的研究，不仅回顾了中世纪之前以及13世纪的国际货币史，而且对17世纪之后的共同货币和货币联盟进行了比较，认为一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特别是与周边国家一般贸易中的普遍使用，是人民币区域化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2009年以来，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与韩国、香港等经济体签署总额为80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推动境内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个案审批的形式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和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试点。其中，2009年7月正式启动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被视为人民币在区域化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截至2010年6月末，试点城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已经超过700亿元，出口退税、资金清算、贸易融资、信息申报和监管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开。
与此同时，一系列相关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争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能够持续增长吗？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特别是贸易基础支持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国际货币职能有哪些有利条件又面临哪些不利因素？要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借鉴有关国际贸易媒介货币(Vehicle Currency)形成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基于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假设，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讨论了影响国际贸易中媒介货币选择的因素，分析国际货币的形成机制。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讨论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具备哪些特征，该国的货币更容易在国际贸易中充当计价和结算手段。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借鉴国际贸易媒介货币选择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检验中国目前的贸易基础是否支持人民币区域化这一命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国际贸易媒介货币选择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着重检验中国现阶段的贸易基础是否支持人民币区域化这一命题；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国际贸易中媒介货币选择的研究成果
（一）四种研究思路
从现有文献看，国际贸易媒介货币的选择问题主要有四种研究思路(Goldberg and Tille,2006)：第一种研究思路是由Swoboda(1968,1969)等人提出的低交易成本论，强调货币作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的功能；第二种研究思路是由Grassman(1973)、McKinnon(1979)和Krugman(1980)等人提出的行业和产品特性论，认为产品差异程度是影响媒介货币选择的重要因素；第三种思路是由Giovannini(1988)、Devereux和Engel(2001)等人提出的宏观经济波动论，强调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对媒介货币形成的影响；第四种思路是由Bacchetta和Wincoop(2002)以及Goldberg和Tille(2006)提出的综合分析法
1.低交易成本论
Swoboda(1968,1969)认为，如果交易商需要持有不同种货币进行交易，他将不得不持有各种货币，携带成本将很高。因此，选择一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对于交易商而言是有利的。Krugman(1979,1980)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两个层面——国际收支结构(Structure of Payments)和国际汇兑结构(Structure of Exchange)出发，建立了一个三国三货币的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克鲁格曼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杠杆倾覆现象(Tipping Phenomena)，即人们在比较各个外汇市场的交易成本后做出的货币选择决定，将使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规模达到一个关键点，此时国际汇兑结构会产生一个突变（该国货币成为国际媒介货币）。Rey(2001)则建立了三国一般均衡模型，证实了一种货币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大量使用和低外汇交易成本而出现“厚度市场外部性”(Thick Market Externalities)现象。
2.行业和产品特性论
Grassman(1973)在研究瑞典和丹麦双边贸易计价货币时发现，两国都倾向于使用出口商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特别是在制造业贸易中。学者们把这一现象称为“Grassman法则”①。McKinnon(1979)把可贸易品分为高度差异的制成品（第一类可贸易品）和相对类似的初级产品（第二类可贸易品）两大类，并比较了两者在媒介货币选择方面的差异。在第一类可贸易品交易中，生产者拥有较强的市场支配力，一般以出口商的货币计价；在第二类可贸易品的交易中，由于这些产品具有同质性而且在特定市场交易，单个的生产者仅仅是价格接受者，“信息传递的经济性”要求采用单一的低交易成本货币进行计价。Krugman(1980)指出，国际货币使用中存在惯性(Inertia)现象。在具有高度替代性的行业中，出口商为了避免相对价格变动带来交易成本和销售的波动，倾向于选择与竞争对手一样的货币。一旦某种货币在某个市场确立了主导地位，即使出现同样低交易成本的货币，这种货币仍然会被人们采用。
3.宏观经济波动论
Giovannini(1988)首次从厂商预期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在汇率变动不确定的情况下垄断型厂商选择出口媒介货币的行为。他认为，计价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厂商利润函数的形式。Devereux和Engel(2001)建立了一个本币和外部货币供给存在不确定性的动态均衡模型。他们发现，本国和外国企业会选择具有货币供给变化最小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当本国货币供给变化较小时，本国企业选择生产者货币定价(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PCP)，外国企业选择当地货币定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而当本国货币供给变化较大时，本国企业选择LCP，外国企业选择PCP。Devereux、Engel和Storegaard(2004)的两国一般动态均衡模型也证实，出口商倾向于选择货币冲击(Monetary Shocks)波动性最小的货币。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越高，该国货币被外国出口企业选为计价货币的可能性就越大。
4.综合分析法
近期有一些研究综合考虑了上述三种思路，为国际贸易媒介货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Bacchetta和Wincoop(2005)以及Goldberg和Tille(2006)的研究最有代表性。Bacchetta和Wincoop(2005)基于传统的厂商理论模型，分析了产品需求弹性和生产成本凸性等结构性因素对于媒介货币选择的影响。他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出口商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越高，产品的差异性越大，出口商使用PCP定价的可能性就越高；当出口商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越低且产品与外国竞争者的替代程度越高，出口商越有可能采用外国竞争者采用的货币来定价。Goldberg和Tille(2006)拓展了两个国家两种货币的模型，提出了两个国家三种货币的局部均衡模型。对于出口商而言，除了PCP和LCP方法外，还可以采用第三国媒介货币定价(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他们的模型综合比较了产业特性(Industry Characteristics)、宏观经济波动(Macroeconomic Volatility)以及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三方面的因素，认为产业特性及其带来的羊群效应(Herding Effect)最为重要。在生产同质性产品的行业中，出口商倾向于使用单一货币，而在生产高度差异化产品的行业中，出口商倾向于使用多种货币。在实证检验方面，Goldberg和Tille(2006)收集了美国、英国、欧盟等24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数据，分析了美元和其他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状况。他们发现，在国际贸易中，美元是首要但不是独一(Primary but not Unique)的计价货币，欧元在欧盟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同质商品、以美国为直接交易对手以及在有组织的市场进行的贸易通常以美元计价，美元的主导地位主要由产业特性导致的羊群效应和惯性效应造成。
（二）基本结论
虽然学者们对媒介货币的形成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一些影响媒介货币形成的因素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认同。第一，产品差异程度。对外贸易产品的差异程度越高，价格需求弹性越低，出口国厂商越可能选择PCP定价。第二，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发达国家的货币占主导地位；出口国在其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份额越高，出口国厂商越可能选择PCP。第三，对外贸易全球份额。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出口票据中，本币的重要性与出口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正相关，出口国经济规模越大越可能选择PCP。第四，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发达程度。一国本币的外汇市场越发达，交易商持有该货币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就越愿意以该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第五，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当出口国货币供给的变动比外国的更小（大），出口国的厂商倾向于选择PCP(LCP)。
三、我国现阶段的贸易基础支持人民币区域化吗？
本部分我们将利用国际贸易媒介货币选择的研究成果来检验我国现阶段的贸易基础是否支持人民币区域化这一命题。我们的分析集中在产品差异程度、对外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和对外贸易全球份额四个方面②。此外，我们还讨论了现有研究忽略的三个因素，讨论它们对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充当媒介货币的影响。
（一）产品差异程度
如前所述，一国出口产品的差异程度越高，出口商在贸易媒介货币方面就越有选择权，更容易使用本国货币定价。一般而言，技术和工艺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差异程度。工业制成品的差异程度要高于初级产品，而在工业制成品中，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差异程度又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产品。国际大宗商品（主要是能源资源类产品）由于同质性较高，往往采用同一种货币（通常是美元）定价。如果一国进口产品中同质性程度较高的初级产品比重越大，本国货币使用的比例可能就越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除外）。
我们用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来分析产品差异程度。联合国提出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协调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e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两大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系统。
我们按照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①计算了近年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构成（见表1、表2和表3）。首先来看出口的情况。(1)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相对比重。在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8年的5.43%，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8年的94.57%。同时，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和SITC8（杂项制品）等差异程度较高的产品占到全部出口额的70%以上。特别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出口额占我国商品出口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4%上升到2008年的29.1%。这表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优化，完成了以初级产品为主导向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导的巨大转变。(2)商品的要素密集程度。按照学术界的分类共识，我们把SITC0至SITC04类初级产品定义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工业制成品中第6、第8类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第5、第7类产品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产品。1987年之前资源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1987年，劳动密集型产品超过资源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2003年，技术密集型产品又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
再来看进口的情况。(1)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相对比重。尽管工业制成品一直是我国进口商品的主体，但其主导地位经历了一个先不断增强后逐步减弱的格局。相对应地，初级商品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逐步下降后稳步上升的过程。近几年来，初级商品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SITC2（非食用原料）和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数量大幅增加造成的。(2)商品的要素密集程度。1980年至2002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我国对外部原材料和能源资源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该比重自2003年开始逐步上升，近几年来更是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呈逐步下降态势；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格局。总体而言，在我国当前的进口商品结构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在上升，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比例在下降。
以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加，有助于提高国内出口商选择人民币作为媒介货币的话语权，但国际大宗商品和资源密集型商品占进口贸易比重的上升，却不利于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二）对外贸易竞争力
不难理解，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越强，出口商在选择定价和结算货币方面的主动权和优势就越明显，反之，就容易受制于人。我们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Power Index,TC)来衡量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通过计算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来判断该国在某一产业或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如果TC值为正，表示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该国是此类产品的净供应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果TC值为负，该国在此类商品上处于竞争劣势；如果TC值为0，说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其进出口纯属在国际间进行品种交换。根据SITC分类指标，我们计算了我国1980～2008年对外贸易竞争力情况及变化趋势（见表4）。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的竞争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初级商品TC指数基本为正值，而工业品TC指数基本为负值，说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总体上是出口原材料、能源、食品等初级产品来换取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工业产品（赵景峰，2008；张鸿，200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初级商品TC指数转为负值，而工业品TC指数转为正值，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为从国外进口国内不足的原材料和能源而出口工业制成品。进一步地，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在SITC0（食品及活物）、SITC1（饮料及烟类）和SITC8（杂项制品）类产品上的TC指标一直大于零，显示出比较强的竞争优势。这些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同时，自2004年开始，中国在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上从竞争劣势转向一定的竞争优势，表明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
第二，中国对外部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SITC2（非食用原料）、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和SITCA（动植物油）大多是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在这些商品上的TC指数小于零，且整体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原材料和资源供应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需要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
中国在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杂项制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在出口环节人民币有望在这些领域率先得到使用。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总体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出口产品的技术高度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仍集中在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环节（樊纲等，2006；杜修立、王维国，2007；齐俊妍，2008）。因此，不能过高估计对外贸易竞争力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支持作用。
（三）对外贸易区域结构
一国对外贸易的区域分布对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Grassman，1973；刘崇，2007)。根据Grassman法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⑤中，主要以发达国家，特别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为媒介货币。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出口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本国货币作为媒介货币的可能性就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巩固和发展欧盟、美国、日本等传统外贸市场的同时，大力推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贸易对象扩展到了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不过，从表5和表6反映的情况来看，尽管其他地区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地区）的比重仍然较高。上述三国（地区）的货币欧元、美元和日元都是公认的国际货币。在短期内，人民币在中国与上述国家（地区）的贸易中充当媒介货币的可能性比较小，推进的难度比较大。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45%以上，进口比重稳定在50%以上。除日元外，亚洲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计算了剔除日本后，亚洲其他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见表7）。我们发现，1997-2008年，对亚洲国家（不含日本）的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只下降了3.98个百分点，而进口则增加了7.18个百分点。而且，中国出口商品在东亚经济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并呈现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见图1）。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廉价且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政府持之以恒的鼓励出口的政策，更在于中国具有制造符合国际市场需求产品的能力。虽然中国的竞争优势未来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中国仍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并进一步巩固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在东亚的区域化具有较为光明的前景（曹勇，2007）。
（四）对外贸易全球份额
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抓住国际产业加快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对外贸易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进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8%提高到2008年的8.1%，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贸易大国。
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和在全球贸易份额的显著提高为人民币区域化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李稻葵、刘霖林，2008）。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两者并不会直接促成人民币的区域化。在这方面，日元国际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元并没有发挥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货币职能（关志雄，2002）。日本以本币计价的进出口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和德国，也低于英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Benjamin,199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Kawai,1992; Frankel and Wei,1993)：使用美元的惯性；东亚各国的货币和日元之间缺少直接交易市场；与美国相比金融市场规模过小；东亚美元本位制的存在；对美国贸易的高度依赖性；综合商社的存在等等。对于中国而言，类似的因素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比日本的情况还严重。这意味着，即使中国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维持较大的对外贸易规模，人民币区域化也可能面临类似日元的困境（曹勇，2007）。
（五）三个被忽略的因素
1.对外贸易差额结构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一国货币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流入非居民手里：一是通过经常项目流出，通过用本币支付进口商品和服务流至境外；二是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流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国际贷款等渠道流至境外。Shams(2002)特别注意到了一国国际贸易差额状况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一国处于国际贸易逆差地位，在一定程度会促进这个国家的货币流出，因而有助于该国货币的国际化。
得益于劳动力优势以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一直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额只有321亿美元，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2955亿美元，增长了8.2倍。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于人民币通过经常项目流至非居民手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我国贸易差额的地区分布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积极因素。除了美国、欧盟和香港⑥三个经济体外，中国对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东盟都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2008年，中国对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53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312%。实际上，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用对西方国家的顺差弥补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逆差”的贸易模式（李晓，丁一兵，2004）。
从中长期看，在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需求增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如期建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亚洲主要经济体保持贸易逆差的状况很可能延续，预计逆差额会进一步扩大。根据Roland-Hoist(2002)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逆差将达到410亿美元的规模，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50亿美元。可以预计，中国在上述地区扮演“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和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这种贸易逆差结构不仅有利于人民币通过经常项目流入东亚各经济体，而且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推进人民币的“亚洲化”进程。
再来看日元国际化的情况，日元国际化的失败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贸易立国战略引导下，日本长期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⑦。同时，在日本的进口中，原料类制成品和工业原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产品通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这使得日本通过进口渠道提供日元流动性的空间受到限制。因此，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与金融项目成为日元流出的主渠道。特别地，日本与中国、东盟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也保持着持续的顺差，这导致日本在亚洲地区推行日元国际化缺乏必要的贸易基础。可以说，日元国际化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储藏功能为主，货币的交换媒介功能始终没有扮演重要角色。日元国际化这一特点决定了日元国际化在短期中迅速推进和长期中遭遇挫折的必然性（徐奇渊、李倩，2008）。
2.对外贸易方式结构
对外贸易方式是一国或地区进行货物交易时所采用的各种具体做法，如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易货贸易等，而贸易方式结构则是指各种贸易方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关系。与“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相比，在一般贸易中推广本币计价和结算可能更为便利。特别是在原材料主要以外币（例如美元）计价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商品如果在出口时采用本币结算，出口商需要承担额外的汇率风险。同时，分析一国的对外贸易方式结构，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一国对外贸易的实际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跨国公司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也配置到中低收入国家（齐俊妍，2008）。因此，如果只单纯计算一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而不考虑具体的贸易方式，可能高估一国用本币计价的能力。
从出口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获得了迅猛的发展，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超过一般贸易，2004年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中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61.5%。尽管随后几年加工贸易的比重略有下降，但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从进口方面看，加工贸易在很长一段时期是我国主要的进口贸易方式。从1998年开始，一般贸易的比重出现了上升趋势，加工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形成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旗鼓相当的格局。不过，从总体上看，加工贸易仍然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分析产品差异程度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迅猛增长。高技术产品一般被认为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较高的差异性，出口商具有较强的媒介货币选择权。但是，如果忽略了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我们则可能过高估计出口商的选择能力。近年来，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率很大，75%左右的出口来自进料加工贸易，10%左右来自来料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考虑到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结构，中国在高技术产品领域实行人民币定价的能力可能要比最初估计的低。
3.对外贸易主体结构
对外贸易主体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从事对外贸易主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贸易主体的分析并不特别关注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大小，而是强调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相对地位。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企业并不单纯追求单个市场或单个国家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要实现公司在全球利润的最大化。因此，跨国企业在选择媒介货币方面要比本土企业复杂。李晓、丁一兵(2006)在分析日元难以在日本进出口贸易中取得计价货币优势的原因时，专门分析了日本对外贸易主体结构的影响。调查研究显示，日本跨国公司普遍存在由母公司承担外汇风险的倾向，其海外子公司很少关心用何种货币计价。上川、金松(1997)的研究发现，在日本机械类跨国公司对东亚贸易出口中使用日元计价的比重中，子公司为54.9%，关联企业为56.1%，独立企业为63.5%，子公司的比重最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从增加总体收益的角度出发，跨国公司要将企业内的贸易风险进行最佳配置，用降低风险的原则来确定计价货币的倾向比较明显。例如，在日元升值的情况下，日本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为了确保和扩大在本地的市场份额，从母公司的进口多以子公司所在国的货币计价。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国进出口企业几乎全部是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所占的份额很低。随着中国吸引外资步伐的逐步加快，外资企业对进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取代内资企业成为我国进出口的主体。这种对外贸易主体格局将会对人民币的区域化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选择媒介货币时，外资企业不仅需要考虑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利润，而且要考虑公司在其他市场的利润。因此，需要一个全球视角来分析外资企业媒介货币的选择行为。囿于外资企业内部汇率风险承担方式、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的凸性以及汇率变动对外资企业利润影响等信息的缺乏，我们目前还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当前推行人民币区域化既存在诸多的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的不利因素。有利条件包括：以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导的出口商品结构、在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出口在东亚经济体中市场份额较高、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不断增强。不利的因素则包括：对外贸易总体竞争力不强、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在美日欧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贸易主体结构则给人民币区域化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整体上看，总量方面的有利因素相对较多，结构方面的有利因素较少。对此，我们不能过分高估人民币区域化的有利条件，更不能低估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我国出口商品差异化程度整体不高和竞争力有限的条件下，人民币区域化在初期的着力点应放在进口环节上。在进口环节使用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有序流出，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从而为人民币在出口环节取得成功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地域的选择上，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首选目标。中国出口商品在这些经济体中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又对这些经济体保持贸易逆差，“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不断增强。同时，这些经济体货币都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推行人民币区域化的难度较小。
第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既要尊重市场的选择，又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扫清人民币区域化的国内政策障碍，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体现在强化人民币区域化的经济基础和微观基础上。具体到对外贸易领域，就是要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切实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不仅要靠贸易发展驱动，也要借助金融发展驱动。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相比，贸易发展无疑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起点和基石。但是，随着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发展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愈加重要，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和水平成为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考虑到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单靠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可能还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加快金融发展来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一方面通过对境外发放人民币信贷、扩大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人民币海外直接投资等渠道促成人民币流出，扩大海外人民币存量规模；另一方面逐步并有限度地开放境内金融市场和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拓宽境外主体人民币投资渠道，提高人民币的吸引力。
收稿日期：2010-05-20
注释：
①一般认为，Grassman法则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发达国家的货币占据统治地位；第二，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出口票据中，本币的重要性因出口国在全球贸易中相应的分量不同而大小不一，经济规模越小则以本币作为媒介货币出口的份额就越小；第三，由于初级商品通常为大宗同质商品，在该贸易领域中，“信息传递的经济性”要求采用单一货币（徐奇渊、李倩，2008）。
②尽管低交易成本（外汇市场发达程度）和宏观经济波动（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等因素对贸易媒介货币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主要与金融因素有关，限于研究主题，本文没有展开相关的讨论。
③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方法，我国对外贸易商品可以分为10大类，包括：0类（食品及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类）、2类（非食用原料）、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类（杂项制品）和9类（未分类产品）。其中，0～4类为初级产品，5～9类为工业制成品。
④1992年，中国海关统计改用了新商品目录。由于SITC9已经包含在新目录中的其他分类中，因此1992年和1993年SITC9的数据缺失。
⑤人们一般将这种贸易形式称为垂直贸易(Vertical Trade)。
⑥中国内地对香港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造成的，事实上，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内地对香港的商品贸易顺差就会变为贸易逆差。
⑦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日本经常项目中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呈现一定的波动性，但由于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收入项目余额大幅上升，导致日本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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