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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特系卡尔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贸易政策和法律中心主任，是该中心著名研究员。比尔·戴梦得系该贸易政策和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他们都是加拿大前政府官员。他们近期给本刊发来题为《将哥本哈根视为契机》的文章，批评当前关于气候变化的危言耸听者，认为他们的立论还需要更详细的证明。这篇文章反映了在气候变化争论中怀疑论者的主张，现加以介绍以供参考。文章内容如下。
我们都可以喘口气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化险为夷。制定过于雄心勃勃的新气候变化条约似乎也不再是定局。政府首脑们躲躲闪闪，从各界人士的殷切期待中抽身，最后发表个无关痛痒的政治声明，再承诺给发展中国家资金援助了事。目前的问题在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到底拖延了什么。是为我们应对灾难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还是阻挠我们理性回归？时间会说明一切。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抛开一直以来关于气候变化的大肆渲染和危言耸听，就关于该问题的公共政策的影响进行充分和公开的讨论。如果可能，我们更应当探讨气候变化本身，不让其沦为机会主义者宣扬其他问题的垫脚石。
关于气候变化的危言耸听论主要基于以下四点：第一，全球气温正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第二，人类活动是气温上升的首要原因；第三，这种气候变化将对地球生物圈造成灾难性影响；第四，由政策带来的人类行为的转变能使气候稳定下来，避免灾难发生。与人们普遍拥有的观点相反，上述论断的科学依据远无定论。对实施即使是最谨慎的应对气候变暖的政策处方所付出的代价能否获得合理的收效，许多研究者自己也没把握。其实，很多人相信，已经出台的多数解决方案，要么自身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要么在技术上仍然是不可行的。然而，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努力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承诺，起码是口头承诺实施代价昂贵的国家和国际性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气候模式。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各国政府都给自己留出了政治上喘息的空间，退一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让像戈尔（美国前副总统，因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和IPCC这样的环保主义者和组织的世界观左右自己的看法，仓促采取行动，而是提出了从一开始就应该探索的问题。他们应该身体力行，而非将分析和评估外包给一个被其他议程拖累得痛苦不堪的联合国。不仅如此，由于关门议事的做法已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各国有必要公开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
所谓公共政策，就是要发现问题和抓住机会，以便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行动，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案，并衡量它们的代价和收益。麻省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理查德·林德增(Richard Lindzen)指出，一些事情被发现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得采取公共行动。然而，我们对那些积极作为的政府已经感到如此适应，以致没有多少人会考虑气候变化是否真是个政府能够或者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政府为了使其行为具有充分的根据，就需要考虑下面一些问题。
(1)我们对气候变化是否足够了解，能确保采取的决断一定合理？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受自然因素影响？当前气候变化的模式是否超越了先前经验的界限？
(2)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具有补偿性收益？
(3)气候变化具有怎样的长期影响以及人类的适应和自主行为能减弱多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4)控制气候变化有哪些手段？其效力如何？
(5)有哪些工具可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或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
(6)采取这些工具和手段的成本和收益有多大？如何比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成本？
(7)如何比较这些成本、收益与解决其他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成本和收益？
危言耸听者以预示灾难的口气谈气候变化，试图避开上述问题，迫使政府匆忙考虑采取激进的方式来应对某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或采取渐进、适应的支持性措施就能解决的问题。用内格尔·罗森(Nigel Lawson)的话说：“由于科学具有不确定性，且未来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依靠各国自主适应气候变化，并于必要时采取积极辅助政策措施，比盲目支付高昂代价确保实现大幅减排更明智。”认为IPCC已解答所有问题的想法近似滑稽可笑。近期事件已证明，IPCC及有关气候科学家均认定其单一的想法，并不遗余力地对质疑此想法的所有人都采取排斥的态度。
不经过充分讨论，匆忙制定的政策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因为危言耸听者也许是正确的，从而总是反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的做法既不符合趋利避害的原则，也暴露了这些呼吁的轻率。“行动”需要付出代价。现代工业社会以化石燃料为基础。重组其能源结构需要展现魄力，采取的相应措施也会给生活带来困扰，进而引发重大社会、民生难题。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可能大幅下降，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有可能出现倒退。在没有牢固的科学和经济学依据和就成本—收益进行详尽分析和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任何政府都不应该作出这样具有巨大负面影响的政策选择。危言耸听者坚持认为“危机”太大太紧迫，已经没时间进行详尽分析和讨论了。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他们的提议具有不合理性。时至今日，系统分析的缺乏和公开讨论的不积极，依然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深受其苦。现在展开相关分析和讨论，为时不晚。
首先，政府可以接受科学界在以下两方面存在的广泛共识，即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影响因素。但是，气候变暖的程度、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大小、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人类对气候的控制能力等正经受热议。一方面，科学家、危言耸听者很高兴我们对人类在气候变化上的影响有充分认识，认为应立即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代表普遍看法的怀疑论者接受气候变化的事实，但不认为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政府还不能采取行动。在公共政策领域也存在大量争议。一些专家相信，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可行；另一些则持怀疑态度，不认为这些战略是必要的，或能起到预防作用。在很多怀疑论者看来，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可能会超过由此获得的所有收益。如果确实存在问题，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可能最有前景。然而，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在政治立场上是不正确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专家”当道。权威的论点已成为危言耸听者们最有效的工具。“专家们”身处政府环境和气象部门、重要科学杂志及联合国两个核心机构（环境规划署和气象组织），占据了气候变化问题公众讨论的制高点。“专家们”将其批评者妖魔化，不管理由有多么站不住脚，说他们思想怪异，又为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所驱使。那些所谓否定特设工作组的设想的人们不得不打一场艰巨耗时的战争。然而，危言耸听者的人数已经有所增加，他们的主张变得愈发尖刻。
通常，科学争议不会像气候变化这样引发二十年的激烈公开论战，因为它们不需要公众有所作为。很多危言耸听者提倡的政策要求人们对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作出重大调整。而这些调整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经济的本质及其带来的繁荣。危言耸听者在减少疑问上的努力在官方层面取得巨大成功，但这一行为有损科学道德。他们日益刺耳的宣传反倒使公众心怀疑虑。在欧洲，采取行动的承诺仍然最明确。这与欧洲人普遍存在的避险心理和量化问题的习惯不无关系。发展中国家政府尽管对该问题持怀疑态度，却准备将它作为获得资金援助的新来源。北美洲国家政府大幅降低了其承诺，在政治上有意许下空头支票，而不采取行动。随着奥巴马政府表示愿意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然而至今，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都没有将政策付诸实践，来回应危言耸听者的诉求。
在气候变化上的公众讨论是个典型事例，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难题，即如何在科学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制定公共政策。当然，公共卫生和环境方面的风险管理，总是不得不面对挑战，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出决策。科学就是要研究可能性；大部分基于科学的公共政策都试图通过达到社会可以接受的风险—收益平衡来消除民众的恐惧，应对不确定性。这要求政府根据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对风险和收益都作出评估。
然而，近年来社会风险承受力显著下降，打破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专栏作家段·伽德纳尔(Dan Gardner)在其近期的畅销书《风险》中写到，“历史上最安全、最健康的人总是生活在恐惧文化中”。与此相对应，政府在作困难决策时越来越仰仗预防性原则，认为公众宁可求稳，以免事后后悔。这一决策方式对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影响深远。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不出所料，各利益集团为达到其政治、经济目的，已经学会操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为增加研究资金，也开始操纵利用公众讨论。
为公共政策而做的科学调查苦于无法满足政治对确定性的要求。这一点在问题事关重大和颇具争议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不愿以投机推理为基础作决策。政客们偏爱一边倒的经济学家，更期待一边倒的科学家。然而，确定性不是科学的正常特征；科学家最多只能讨论事物的可能性，而政府却要求确定性，因此产生了“官方科学”。“官方科学”往往是咨询过程的产物。按经济学家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的话说，这个过程“由于长期普遍的偏见而蒙上阴影……一直以来，IPCC的咨询过程仍然由忠实的拥护者们来执行”。
一旦政府对某一事件作出表态，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届时真正的科学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与此同时，“官方科学”会大行其道。正如圭尔夫大学经济学家罗斯·迈克凯特里克(Ross Mc Kitrick)所称，“官方科学”缺乏三个重要的保障——权衡、尽职调查和公开。此外，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保障，即死板或不能同新证据和认识俱进。缺乏这三个保障，科学可能会轻易为既得利益者所利用，而这些人会运用政府权力和资源，边缘化批评者，宣扬其有偏向的观点。IPCC将“官方科学”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了给政府提供确定性和行动依据，破坏了科学进程中很多正常的内在保障。比如，在IPCC的《决策者摘要》中，设定20世纪全球变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可能性为95%。但在其下属的三个工作组的科学报告中，“不确定”和“不确定性”两词的使用多达1300次。
理查德·林德增指出，“当一个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成为政治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政治期望会成为科学研究的目标而非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常常经不起诱惑，将科学政治化。长期以来，政治组织一直试图将其目的与‘科学’挂钩，以提高自身信誉——即使这当中包含他们对科学的误读”。英国气候学家迈克·胡尔姆(Mike Hulme)与林德增(Lindzen)不同，他坚信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巨大。但他同时也认为，“称气候变化将是‘灾难性的’这一审慎观点隐藏着一系列包含价值判断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既不来自于经验，也非源自理论科学”。
高度专业化的专家往往过于自信，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无疑给“官方科学”雪上加霜。过去半个世纪中，知识与研究趋于狭窄和专业化，跨学科及边沿学科研究则少之又少。在研究实验室和学术界，术业有专攻者往往更容易功成名就，收入不菲。结果，很多研究者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更上一层楼，对其他专家的研究结论照单全收。在这种形势下，像马克·雅卡德(Marc Jaccard)这样的气候学家就可避开减低碳排放的利弊不谈，直接考量如何最大限度利用碳税，使碳排放降低到更可以接受的水平；对此问题，他会信赖其他人的判断。这么一来，未经充分证明的观点就会被当作“范式”传播并固定下来。
由特命专家来做同业审核依然很重要。科学认知的进步建立在证伪的基础上。证伪的结果跟证伪人是特命专家，还是灵光一闪的外行没有干系。在得到现实观察的证实并能被其他研究者所复制前，假说仍然是假说。所有的验证也受到制约，即将来一旦该验证被证伪，其背后的理论也应受到质疑。计算机程序不能行使证实的功能，却能证伪。在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理论繁多，计算机建模被大量使用，但人们对此问题验证不多，歪曲倒不少。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召开的几周前，数封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组的邮件引起广泛争议。这些邮件透露了同业审核的实质，其就是要为根深蒂固的利益做卫道士。
不难看出，气候变化危言耸听论能发展壮大，在全球紧要议程上占据首要地位是个预谋。危言耸听者一点不拐弯抹角，使公众坚信全球正在变暖，而且这很危险。他们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联合国IPCC发布报告；二是通过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专职科学家、政治团体和企业不断游说；三是靠媒体鼎力相助，有选择性地只传播危言耸听的消息。实际上，上述三种活动合起来只算得上是宣传鼓吹。但由于所有这些利益集团与公众的交流主要靠媒体，因此媒体要对当前一边倒的全球变暖公共讨论和观点负主要责任。媒体尤其倾向于宣扬相关性研究，而省略这些研究的许多附加说明，也忽视了这些相关性的目的在于推动对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而不是被用于因果论证。
全球气候变化是既成事实，也是地球自转和公转、太阳能输出、海洋表面温度和洋流等各种不同的自然循环混乱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结果的一部分。全球气候变化也不是一个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已发生巨变。现阶段的良性气候始于距今不到12000年。在这段时间内，气候有暖有寒，与人类活动完全无关。当前气候相对变暖的阶段，据气候历史学家所称，是对“小冰川期”（约公元1350-1800年）的逆反。它始于中世纪气候适宜期（约公元800-1200年）之后。除危言耸听者外，最出色的科学家们能确定当前和将来预测期内全球气温仍处在正常范围，既没高过本次气候暖化阶段的最高温度，也没高于前几次冰川期间回暖气候的温度。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大部分危言耸听的论调构成某种宗教信仰系统。该系统专注于建立一个全球乌托邦。人们可以自由地坚持这样的信仰，但其他人不应该加入这一风潮中，沉溺于自己的偏好中。国际机构忙于推广某信念系统的事并不罕见，也无关紧要。国际主义像这样被用来吸引注意力不是第一次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比起言论来，危言耸听者的动机似乎更加阴险：他们制造骗局，从易上钩的政府机构和基金会中榨取研究经费，或给他们那些凭自己实力根本无法打入市场的经济行为撑腰。
认为人类政策措施能从根本上改变气候的自然变化模式纯粹是自视甚高。人类能同以往一样适应气候，但人类对气候变化规律不够了解，也无法改变不为其所控制的力量的影响。有三个因素不利于就全球气候变暖可能的影响进行的公共政策讨论：第一，危言耸听者们系统性高估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他们低估了人类自然适应和技术发展的潜力；第三，他们将因人口压力而可能产生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变暖。有人认为适应气候变化就足以应对全球逐渐变暖，这些人无需解释太多。那些坚信气候变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无法控制的、需要立即采取激进措施才能解决的人，需要作出详细的证明。
加拿大在气候变化上的公共政策总体上是审慎的。当然，从环保人士的角度看，加拿大一直疏于承担对地球的责任。而其他人则宁愿政府关注加拿大人更广泛的需求。他们希望政府在政治上可行的前提下尽量少做所谓“拯救”地球的事，直到我们对这些问题认识更多，也进行了更明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为止。就算我们在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快开发替代能源上不乏充分理由，但改变气候和“拯救”地球不在此列。因此，我们尚有足够的时间，在不破坏经济、不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从容地探讨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政治领袖及其官员们应该退一步，认真审视极少数人歇斯底里的要求对科学和公共政策造成的损害，并采取措施淡化那些花言巧语，以正确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哥本哈根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