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管理有了法律规范——访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出版署论文,署长论文,法律论文,于友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新年伊始，李鹏总理签发了《出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一《条例》将于2月1日开始实施。《条例》为何选择这一时机出台？
于友先：《条例》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六中全会《决议》为《条例》的制定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条例》充分体现了《决议》关于出版管理的精神和各项要求，不仅明确规定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和基本方针、基本任务，而且对建立健全出版管理机制、加强宏观调控等也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具体规定。《条例》是根据我国国情，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和出版管理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扬党和政府管理出版业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制定而成的，它适用于调整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活动。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起出版管理基本法规的作用。《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是建立新的出版秩序的重要标志，也是在新闻出版工作中贯彻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体现。它的颁布和实施对推动、引导和保障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出版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出版管理体制，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正在开展的“扫黄打非”斗争和新闻出版业“治散、治滥”会产生什么影响？
于友先：无疑是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条例》关于“扫黄打非”、“非法出版活动”的界定既是以往有关规定的总结，又更系统、更规范，对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机关、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规定，比过去更明确，更完善，有利于依法进行“扫黄打非”斗争，切实贯彻“追根究底、穷追猛打”的方针。《条例》专设了“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一章，从而使新闻出版业的“治散、治滥”有法可依。
记者：《条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出版单位设立与管理的几项制度，即审批、登记制，对出版单位总量实行宏观调控，出版单位法人制，出版计划和重大选题备案制，年检报告制，出版物样本送交制度。那么，这些制度的可操作性又如何呢？
于友先：这些制度的设立，增加了出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透明度。比如关于出版单位的审批程序、登记程序、变更和注销登记，以及审批时限、说明不批理由等方面的问题，《条例》的规定详细而具体，既坚持了过去行之有效的出版单位的主管主办负责制、社长、总编辑和其他编辑出版专业人员的资格认定、持证上岗制度，又增加了出版单位章程、法定注册资本等新内容，便于出版单位和出版行政部门掌握。又如，出版单位法人制的设立，为建立出版单位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解决出版单位“只生不灭”的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出版单位作为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主体，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如果资不抵债，或经营失败，就应当依法破产、清算。
记者：我注意到，《条例》在出版物的出版过程中，对出版单位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约束，规定了严格的法律处罚，这是为什么？
于友先：这是为了有效地尊重、保护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利益。《条例》中对出版物禁载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写进了严禁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的条款，这就表明，买卖书号、刊号、版号，不仅违反了出版职业道德，而且违反了法规。对买卖书号、盗版、出版有禁载内容的出版物等违法行为，处罚也是严厉的，违法者不仅要被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将被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强调，出版单位在处理公民的有关作品时，对公民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意愿和见解，只要符合《条例》的规定，不违反其他法律、法规，就应当予以尊重，不得横加干涉。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或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近期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有这些，都切实保护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