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消耗国际转移的实证研究——基于对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的四维度估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四维论文,内涵论文,能源消耗论文,进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高速的经济增长及城市化进程，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进而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除了日益加剧的国际碳排放压力，更大的挑战在于中国的能源消费还在持续增长，年均增速在5%～6%左右，①这也是我国能源进口依赖逐年扩张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我国能源净进口规模不到2000万吨标准煤，2011年，该数字已达到5.2亿吨标准煤。②2011年8月2日，工信部网站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55.2%，首次超越美国的53.5%。国际能源署曾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2030年将达到74%。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我国正在通过控制尽可能多的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甚至有人将全球的高油价归因于我国强力的能源需求，各种“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气候威胁论”应运而生。
关于能源的消耗及污染排放问题的估算，目前国外很多学者尤其发达国家相关机构都是基于生产侧进行的，但伴随我国在世界上所谓“世界加工厂”地位的巩固，众多发达国家都已将高耗能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因此当前基于生产侧所提出的诸如历史排放、总量排放及人均排放等指标不足以对一国的能源消耗做出准确解释，反而成为发达国家指责我国高耗能、高污染的借口。中国经济运行所消耗的能源，大量附着于产品和服务，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跨地域的对外流动，最终导致能源消耗的国际转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不断扩张的外贸规模表明中国正以产品出口的形式向国外输出能源消耗，因此基于消费侧研究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一方面能够让全世界更加准确、客观地了解中国能源消耗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完成国际减排目标提供切实可行的贸易政策选择，实现绿色贸易政策转型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贸易内涵能源相关文献研究与比较
“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指的是产品和服务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能源，其核算范围包含产品的上游生产到最终成品加工全部环节所消耗的能源总量。
关于贸易内涵能源问题，很多国外学者对多个国家进行综合地域研究，如维科夫和鲁普（Wyckoff and Roop）[1]、阿哈默德和维科夫（Ahmad and Wyckoff）[2]、中野等人（Nakano et al）[3]都针对OECD国家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规模，从生产侧和消费侧角度分别进行了测算。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现，OECD国家消费侧的能源消耗规模扩张要快于生产侧，表明多数发达国家的确在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向外转移。彼得斯和赫特维琦（Peters and Hertwich）[4]则选取87个国家进行了贸易内涵碳的测度，发现《京都议定书》中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内涵碳比生产内涵碳高出8.22亿吨碳当量。因此，针对发达国家的“能源泄漏”或“碳泄漏”，基于消费侧计算一国的碳减排责任才更为全面和准确。也有研究将重点放在双边国家贸易上，如帕苏拜林斯基（Przybylinski）[5]研究波兰与德国的贸易关系，速水和中村（Hayami and Nakamura）[6]研究日本和加拿大，李海春和成贤植（Rhee and Chung）[7]研究日本和韩国，阿克曼等人（Ackerman et al.）[8]研究日本和美国。因受数据搜集、分析工具、研究规模等多方面的限制，国际上在贸易内涵能源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单个国家进行的国别案例分析。例如伦曾（Lenzen）[9]究澳大利亚，马查多等人（Machado et al.）[10]研究巴西，穆霍帕德亚（Mukhopadhyay）[11]研究印度，杜阿尔特和桑切斯（Duarte and Sanchez）[12]研究西班牙，蒙格理等人（Mongelli et al.）[13]研究意大利，玛恩芭和斯凯瑞塔（Maenpaa and Siikavirta）[14]研究芬兰，裘克采和苏桑托（Limmeechokchai and Suksuntornsiri）[15]研究泰国，近藤等人（Kondo et al.）[16]研究日本，穆恩克斯杰德和皮特森（Munksgaard and Pedersen）[17]研究丹麦，彼得斯和赫特维琦（Peters and Hertwich）[18]研究挪威。
中国对外贸易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贸易内涵能源及其引致的污染排放问题备受关注。韦伯等人（Weber et al.）[19]对1987—2005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内涵
排放量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产品出口导致的碳排放及其引起的气候变化效应对全球环境产生了影响。凯尔和豪斯特（Kahrl and Holst）[20]通过构建中国能源使用和能源价格传递的结构模型，认为产品生产的上游环节是内涵能源的主要来源。此外，国内的陈迎等人[21]齐晔等人[22]、顾阿伦等人[23]都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的结论，并给出了不同的规模评估。尹显萍等人[24]还从国家、部门和重点行业三个层次出发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斯瑞和哈里斯（Shui and Harriss）[25]则针对中美贸易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测度，提出如果美国将其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换为自己生产，则国内碳排放将增长3%～6%，中国生产用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到排放总量的7%～14%。
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贸易内涵能源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在具体测算结果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目前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缺乏统一标准，且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明显缺陷。如在测算贸易内涵能源规模时不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对进口贸易的内涵能源测算选择与出口相同的能耗系数等，这些对研究过程的简化处理都将严重高估或低估研究结果。本文将主要在研究方法上对我国贸易内涵能源的测算做进一步的改进和修正，基于出口贸易内涵能源、进口贸易内涵能源、贸易内涵能源净值的上限、贸易内涵能源净值的下限四个维度对我国进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规模进行测算，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国际转移进行评估。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选择
通过对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投入产出分析仍是目前测算贸易内涵能源最为有效的方法，诸多测算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主要是在投入产出法这一大框架下对公式、系数等选择的不同所致。本文同样选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研究，测算用到的基本公式及其说明如下：
1.直接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
指的是j部门单位产出所直接消耗的i部门产出量，即i部门对j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做出的贡献。所有的构成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
2.完全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可由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得到，I为单位矩阵。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由完全消耗系数
构成，指的是j部门单位产出对i部门产出的直接和间接消耗之和：
3.部门单位产出的完全能耗强度。该指标是基于直接能耗强度与完全需求系数③相乘计算出来的，指的是该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完全消耗的能源总量。可以看出，完全能耗强度是计算产品内涵能源的关键因子，不同学者所计算结果之所以不同，一般都是因为选取了不同的完全能耗强度进行计算。EA指的是部门单位产出的直接能耗强度，是该部门一定时期内耗能总量
与总产值
的直接比值，EA=/。EB则表示完全能耗强度：
4.单边贸易内涵能源的测算。一般来讲，一国单边贸易的内涵能源规模是将各部门的完全能耗强度与对应进口或出口额相乘即可得到。其中，IME和EXE分别指的是进口贸易内涵能源量和出口贸易内涵能源量，IM和EX分别指的是一定时期内的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
但是，式（4）和式（5）的一个巨大缺陷在于其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这对素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来讲，将使计算结果严重高估。因为针对来料加工的产品，其作为进口产品进入到国内之后，并没有被消费，而是加工之后又重新作为出口产品流到国外。因此该部分产品在作为加工原料进入到国内时，其生产所消耗的能源不能计入进口贸易的内涵能源量，同样在加工完毕再出口时，也不能计入出口贸易的内涵能源量。
限于各部门的加工贸易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引入进口系数M和出口系数X，分别对出口贸易中进口加工贸易产品的比重和进口贸易中出口加工贸易产品的比重进行估算。利用系数M和X对原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进行修正，从而得到消除加工贸易影响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估值。具体修正方法见式（6）和式（7）：
其中，IME'和EXE'分别为剔除进口加工产品影响的进口贸易内涵能源和出口贸易内涵能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添加的系数M和X，均是基于各个部门的贸易额和产出值，对不同部门的加工产品比重分别进行的估算。具体计算方法参考陈迎等人[21]，如式（8）和式（9），两系数均假定一部门对其他所有部门的投入中进口加工产品的比例是不变的，这种简化处理可使M和X均为对角矩阵，同时也产生了一定误差：
5.内涵能源的净值测算。关于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净值的测算，其最大困难主要集中在进口方面完全能耗强度的确定上。与在测算出口内涵能源时只需分析我国的投入产出表不同，要想准确反映我国进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规模，理论上需综合考虑我国所有进口来源国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和能源消耗强度。因此很多学者因为极大的研究工作量，一般都是找修正指标进行代替研究，如顾阿伦等人[23]是在利用日本能耗系数代替中国进口产品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五大进口产品来源国/地区的单位GDP能耗指数进行校正。可以看出，以修正指标来代替计算进口产品的内涵能源值，再加上各国分部门能耗数据搜集困难、投入产出表部门结构与贸易、能源消耗数据不统一等诸多误差因素，使得对总体内涵能源净值进行准确值的估算意义不大。
为准确测算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净值上限，本文直接假定日本是我国进口来源国的唯一代表，依据日本的投入产出表和部门能耗数据来计算我国进口产品的完全能耗强度。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拥有最先进节能技术的国家，其能耗系数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低，这样计算出的进口内涵能源量可视为我国进口内涵能源规模的最小值（即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净值的最大值）。作为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以机械、电子类产品为主，因此将日本作为我国进口国代表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具体计算公式是在式（6）的基础上，将我国各部门的直接能耗强度EA换为日本各部门的直接能耗强度EA'，将我国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A换为日本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A'，见式（10）：
结合以日本计算的进口内涵能源（式（10））和我国剔除加工贸易影响的出口内涵能源（式（7），就可以计算出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净值的最大值ΔEmax：
与式（11）相对应，若遵循技术同质性假设，即进口国生产加工产品的技术水平与我国相同，则计算出来的内涵能源净值可以认为是最小值，这是因为我国进口产品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即我国的能耗水平与多数进口来源国相比普遍较低。这样，按照技术同质性假设计算内涵能源净值时，由于来料加工产品通过进出口贸易之差刚好可以抵消（因为能耗强度在这里都是一样的），因此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净值的最小值ΔEmin的计算直接用式（5）减去式（4）即可：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计算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的出口值EXE′（式（7）、进口值IME′（式（10））、最大净值ΔEmax（式（11））和最小净值ΔEmin（式（12）），基于这四个计算维度来为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确定一个规模区间，进而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国际转移做出评估（见图1）。
（二）数据搜集和处理
1.投入产出表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共用到四张投入产出表，分别是中国2002年、2005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日本的2005年投入产出表。需要说明的是，此前诸多关于出口层面内涵能源的研究都是基于我国一张投入产出表来进行的，这在反映较长时间跨度的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时难免出现失真现象。为最大限度弥补投入产出表的静态时间缺陷，一方面，本文充分利用样本区间（2000—2011年共计12年）我国的三张投入产出表，遵循就近采用的原则，即2000—2003年数据采用2002年表，2004—2006年数据采用2005年表，2007—2011年数据采用2007年表，避免投入产出表对较远年份的解释。另一方面，保证各部门直接能耗强度和贸易数据的时间连续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入产出表的非连续性。受数据搜集限制，基于日本进口层面的计算全部依据日本2005年表进行。
计算贸易产品的内涵能源量，除需要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完全消耗系数外，还需要结合分部门的能源消耗数据和贸易数据，但由于不同数据在详细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各种数据进行部门分类的统一整合。经过比较分析，为兼顾数据可得性、各分类数据之间最大程度的衔接、保留主要能源消耗部门等，最终以中国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为基准，将其合并为22部门（见表1）。
2.部门能源消耗数据。各部门能源消耗数据是计算直接能耗强度EA的基础，而EA是计算完全能耗强度EB不可或缺的指标。部门能源消耗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分类同样整合为表1所示的22部门。其中2000—2004年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2005—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2011年数据则根据《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指标，在2010年数据基础上修正得到。各部门各年能耗数据经过PPI价格指数和单位GDP能耗指数的修正后，得到直接能耗强度EA。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本各生产部门的能耗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以中日两国各年单位GDP能耗的比值作为修正系数，以中国各部门直接能耗强度为基础推算出日本各部门的直接能耗强度EA'（见式（13））。其中日本总能耗数据来自各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GDP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中国单位GDP能耗数据直接来自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部门贸易数据。各部门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分类标准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版以章为单位的二级分类，同样根据表1，按照典型产品归属典型部门的原则，将0～9共十大类67章的贸易产品分类划分到22部门里。具体分配方法为：01部门（00，03～05，21～24，29章），02部门（32章），03部门（33～34章），04部门（28章），05部门（27章），06部门（01～02，06～09，11～12章），07部门（26，65章），08部门（61，84～85章），09部门（63，82章），10部门（25，64，83章），11部门（41～43，51～59，62章），12部门（66章），13部门（67～68章），14部门（69章），15部门（72～74章），16部门（78～79章），17部门（71，77章），18部门（75～76章），19部门（87～88章），20部门（35章），21部门（81章），22部门（89，91，93，96～97章）。④在整合后的22部门贸易数据里，除第22部门“其他行业”之外的21个部门贸易额占到总贸易额的95%以上，这也间接证明了22部门分类法能够有效反映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真实情况。
四、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的测算
（一）我国出口产品内涵能源总量
根据式（5）和式（7）所示的两种计算出口产品内涵能源的方法，二者区别在于前者不考虑加工贸易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借助进口系数M的修正将来料加工产品剔除掉了。具体测算值见表2。
由表2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首先，两种测算方法之间的差值较大，证明在计算我国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值时，若不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则计算结果将严重高估。其次，就单独分析我国出口产品内涵能源规模（EXE′）而言，其增长极其迅速，由2000年的2.47亿吨标准煤增长至2011年的13.58亿吨标准煤，增长了约4.5倍，年均增长20%左右。最后，将该数据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对比可得，我国能源消费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是出口产品内涵能源总量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图2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有近17%是为出口贸易服务的，而这一比例在2011年更是达到了39%的高水平，意味着现在我国有超过1/3的能源消耗通过出口贸易转移到了国外。
（二）我国进口产品内涵能源总量
本文直接选择日本作为我国进口来源国的代表，即将日本能耗系数作为我国所有进口产品的能耗系数。由于日本能源利用效率最高，因此在同样剔除加工贸易因素的影响之后，根据式（10）所计算的进口产品内涵能源量应为我国进口产品内涵能源总量的最小值，具体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我国进口产品内涵能源规模与出口相辅相成，也是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由2000年的1.71亿吨标准煤增长至2011年的10.19亿吨标准煤，增长了近5倍，年均增长也在20%左右。⑤
（三）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净值区间
利用式（11）和式（12），分别根据日本完全能耗强度和中国完全能耗强度计算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净值的最大值（上限）和最小值（下限），具体测算结果见表4。
结合表4数据与图3进行分析，由于出口产品内涵能源与进口产品内涵能源各年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因此内涵能源净出口值的上、下限与前两者也保持了较高的波动一致性。内涵能源净值的下限反映出，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在2005年以前一直处于微弱的净进口状态，2005年以后转变为净出口且规模快速增加，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此后至今一直维持在0.8亿吨标准煤上下的水平。而以日本作为我国进口来源国计算的内涵能源净值上限，除2002年进出口内涵能源几乎持平外（净进口0.05亿吨标准煤），其他年份均为显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国，且在2002年以后规模迅速扩张，2008年达到最大值3.46亿吨标准煤。此后同样受国际环境影响出现下滑，但在2011年又达到3.39亿吨标准煤的高水平。总体来看，我国通过贸易内涵能源的形式，向国外输送了大量能源消耗，且规模还在逐年增加。2000—2011年对外贸易内涵能源下限值累计净出口6.67亿吨标准煤，上限值累计净出口19.47亿吨标准煤，尤其后者比2011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还要多。
与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长期净出口的事实相反，我国在主要能源产品贸易⑥方面表现为长期的净进口国。2000年，我国能源净进口为0.53亿吨标准煤，2011年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的5.2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不到4%，涨到2011年近15%的高比例。正是因为我国存在如此高增长的能源进口规模，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认为我国过于庞大的能源消耗对国际能源环境产生了威胁。但事实是，国际各界只关注了我国能源产品表面的净进口，却忽视了我国对外贸易所包含的能源输出。受数据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虽没有给出准确的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值，但通过将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上下限组成的净值区间，与能源产品净进口量比较来看（见图3），2008年以前，能源产品净进口量与净值区间基本上处于同一量级水平，只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内涵能源因受贸易额锐减的影响才出现下滑。再将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值的上限值与能源产品净进口量进行叠加可以发现，个别年份（2000年，2005年，2006年，2008年）甚至出现了我国能源整体净出口的局面，而在其他年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也能平均消耗掉我国能源产品净进口量的40%。因此可以说，我国进口的能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国外生产产品所消耗掉的，即以贸易内涵能源的形式转移到了国外。
五、结论
基于出口值、进口值、最大净值、最小净值四个维度对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能源规模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出口产品内涵能源规模增长极其迅速，由2000年的2.47亿吨标准煤增长至2011年的13.58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也从17%增长至2011年的39%。我国进口产品内涵能源规模的增长与出口保持同步，由2000年的1.71亿吨标准煤增长至2011年的10.19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同样都在20%左右。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的下限估值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在2005年之前基本处于进出口平衡的水平，2005年至今则是明显的内涵能源净出口。以日本作为我国进口来源国计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上限，显示我国为显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国，国内能源消耗因贸易而向外发生的转移量，平均可抵消掉能源产品净进口的40%左右。
作为当前国际贸易和能源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除分析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外，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问题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关于一国的能源消耗问题，尤其针对能源责任问题，必须基于消费侧而非生产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探讨。中国表面上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实质上却作为“世界加工厂”，支撑了世界范围内大量贸易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在当今的世界生产分工格局下，中国的能源消耗正大量以贸易内涵能源的形式向境外转移，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的巨大代价。但一些国家在大量消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同时，还借口过度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一味地指责中国，这是极其不负责任且有失公允的，国际上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或“中国气候威胁论”是对客观事实的严重歪曲。
其次，以日本作为我国进口来源国计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上限表明，我国为显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国，但再考虑到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中日贸易可以发现，就中日两国来讲，我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并没有改变我国对其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的局面，反而也是呈规模逐年增加状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相比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在中日之间的贸易内涵能源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刚好证明了我国贸易结构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特点，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商品贸易结构进行改善优化，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节能空间。
最后，前文关于对外贸易内涵能源规模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已是明显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国，且从趋势看规模还在逐渐增加。这意味着要想减少对国内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必须以牺牲出口贸易量所带来的经济减速作为代价，经济贸易利益与能源环境利益目前在我国必须作出取舍。长期以来，我国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量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国内能源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消极影响，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减排压力的加剧。由贸易带来的内涵能源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近年频出的“两高一资”产品限制出口的贸易政策，表明国家政策层面已经认识到，为保护国内资源和环境，必须牺牲短期内的经济贸易利益，未来再通过逐渐的贸易转型来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根据2000—2011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计算，其中2000—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1年数据来自《201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20世纪90年代数据根据1991—1996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综合估算得到，该阶段我国平均能源净进口规模为1904万吨标准煤。2011年数据根据中商情报网对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的贸易数据统计加总。
③完全需求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并不相同，完全消耗系数指的是第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实质上表示的是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完全需求系数则反映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要的总产品，这一系数除了包含完全消耗系数的经济内容外，还反映各部门所生产的最终产品本身。因此二者之间相差一个单位矩阵。
④SITC Rev.3的章节序号共两位数，第一位数表示类，第二位数表示章。
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关于进口方向的内涵能源规模测算，只是作为进出口内涵能源净值区间上限测算的过渡。如果依据表3来衡量我国进口方面的内涵能源规模，意义不大，因为日本替代了我国所有的进口来源国，进口国之间贸易结构的差异本身就产生了巨大误差。
⑥这里的能源产品贸易，主要依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相关分类，包含煤、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其他石油制品、天然气、电力共11类。
标签：净出口论文; 能源消费论文; 能源论文; 能源强度论文; 投入产出表论文;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直接出口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标准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