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本体论的意义_哲学论文

希腊本体论的意义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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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里,希腊哲学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形态。正因为如此,它对作为 同样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智慧的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我们,就会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对话的 意义。世界上几个原创文化都是智慧,但是形态却并不一样。有的偏重于天人道德和谐 ,有的突出高级的宗教信仰。但是若从科学技术(它是影响近当代人类历史最重大和显 著的要素)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都不如希腊人的原创的贡献。唯有希腊哲学才 是科学的母亲。事实上,若没有从泰勒斯到原子论者这些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的探究(phy sics),就不会有后来的物理学、生物学、天文气象学等等自然科学,没有泰勒斯和特 别是毕达哥拉派对数的哲学研究,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和几何学出现,而若没有 培根和笛卡尔,也不能开始近代科学的伟大复兴,爱因斯坦如没有哲学思考,也不可能 产生相对论以超越牛顿。同样,若没有苏格拉底开始的伦理哲学探讨,伊壁鸠鲁对于社 会契约的哲学假说等重要研究,没有英、法和德国的古典哲学,也不会有西方伦理学, 和给近现代西方乃至世界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的那些社会科学伟大成果,如霍布 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国家和经济的学说。

西方一直有科学的传统,在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上一路领先,实在同它那源于希腊的 求真精神和精益求精的逻辑理性思维方式不可分。因为,虽然没有求真就不可能有科学 ,但是“真”本身并不是任何科学的对象;唯有一种智慧才研究它,那就是希腊人特别 地创造出来的一种智慧的追求,它的中文译名叫“哲学”,表示了它是一门关于智慧的 大学问。但原文φλοσοφια(philosophy)中“对智慧(σοφια)之爱(φιλ ο)”的含义,它所显示的那种强烈的情感和追寻,单用中文的“哲学”二字却没有能 表达出来。关于这种特别而神圣的对智慧之爱,柏拉图在其《会饮篇》中有过精深而动 人的阐述。不仅如此,希腊哲学的根本特征更体现在它的另一个名称中,就是ontology 。这个词的意思便是:对óυ本身(或对óυ之为óυ)的研究。希腊哲学最初是对自然 的研究(physics),接着进到对数的研究(mathematics),然后,巴门尼德提出对óυ( 有确定性的存在,事物的所是或定义)的研究,后来哲学就是围绕着óυ这个范畴来发 展,直到亚里士多德把对óυ本身,即对óυ之为óυ的研究(ontology,本体论)确立 为第一哲学(Metaphysics,形而上学)。所以Ontology是希腊哲学的最高形态,是它的 根本特征得到最明确表现的形式。希腊人的求真精神和智慧,就集中体现在对这个óυ 的理解、寻求和分析研究上。这种对óυ之为óυ的不断追寻或研究,锻炼出了一种永 远不懈的努力及其精神和方法:研究分析一切事物,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找出它的真正依 据(希腊人称之为原因,它是该事物之真,而最终的原因就叫本原);依据事物的真相( 对象本身和它的原因)审查、讨论、分辨、判断各种意见(命题)的理由(理由是对原因的 陈述)的真假。这样希腊人就创造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和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和科学研究 的能力,而科学上最可贵的原创能力正是由其核心构成。人们知道近代和现代西方科学 的思维创造力,始终同他们的哲学发展紧密相关,而它们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 腊哲学。所以恩格斯才会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 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 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我认为这是应当提到的第一点。赶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经济是当前第一要务,其中科 学是主干,中国人要学人家最新的成就。但是正像一个故事所说,吕纯阳点石成金,把 它送给一个农夫,这位农夫说:我不要你的这块金子,请你给我一个也能点石成金的手 指。我们要真的想在科技上也成为先进者,也要学这位农夫;要取法乎上,直取根本。 亚里士多德早就阐明,科学得以建立的根据最终还在探讨第一原理的哲学;当代最有影 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再度指明,使科学得到重大创新的原动力,是对科学中成 为范型的依据的东西进行新的审查和批判的思考,它是科学上的冒险,需要的是一种既 科学又比科学更深刻和更严密的思维能力和方法,这就超越了科学而进入了与之相关的 哲学探讨。唯有这种科学上的原创思维能力,才能实现科学上的“范型的转换”。可见 科学离不开哲学,科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原创能力更离不开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这种 原创思维能力及其榜样的源头就是希腊哲学。科学家不必都成为哲学的专家。但是你若 想成为比较像样的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如果你要做些带有原创性的发现或突破,你就 需要懂得一点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

科学是中国新文化的一大旗帜。从五四突破愚昧风气开始亮明这面旗帜,到如今尊重 科学努力学习知识蔚然成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与此相比,五 四所亮出的另一面大旗在中国的发展就更艰难曲折些。因为它触及更直接的社会结构机 制问题、利益问题和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问题。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发展科学事业这面 大旗,也就能为民主奠定其不可少的知识方面的基础。因为科学知识有这样的特点,它 不是神秘的特权性东西,而是每一个有正常智力的普通人都能学会的。只要有接受教育 的机会,它就向一切人开放。同时,科学也只能在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气氛下,在能够 容许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的知识人存在的社会机制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扎根和得到健康 持久的发展,赢得对它生命攸关的原创动力。所以,同科学是民主的基础一样,民主和 自由也是科学的基础。中国的新文化还需要德赛两位先生,而它们本是一对孪生兄弟, 产生它们的正是希腊文化,特别是那个文化的核心的智慧——希腊哲学。

第二点,我还要强调指出:希腊哲学对我们中国文化及其伦理道德的改造和建设,也 有重大的助益。这句话可能会引起异议,我堂堂中华文化历来以精深的伦理道德智慧著 称于世,何需别人来教导?但是请容许我说点理由,进行商榷。不错,中国智慧最看重 的正是伦理道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不妨就以“明 德求善”甚至就用“求善”二字表示中国原创智慧和传统根本学问的本质。但是大家知 道,善恶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有真有假、真假难辨的,其原因不仅在于有隐瞒真相和作伪 证的现象,而且由于人的生活处境总是不断变动无限多样的,民族、家庭、地域、时代 、性别、年龄的差异,个人在群体和社会中的地位,都会引起利益、情感、意愿的差别 与对立。所以人们对善恶的看法和理由,也总是彼此不同的。从言辞上说没有人会承认 伪善就是善,但实际上究竟什么才是善,这个问题又最难澄清。但是人又总是在群体和 社会中才能生存的动物,需要共同认可的善恶准则指导,否则社会和每个人都无法生存 下去。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虽然解答这个问题最重要,然而比在自然科学的真假是非 判别更困难,因此更需要智慧。从这个角度审查,我们就会看到最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 文化智慧是有重大缺陷的,有需要向希腊哲学和世界上其他智慧学习之处。

中国的文化智慧自有其最深厚的根底,但是我们从没有把分辨真假问题认真研讨过, 也是一个事实。其次,我们的传统虽然认定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用人伦之道直 接规定了善恶是非的标准,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既然肯定人性善,那么从这个前提至 少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推论:人人都该享有说出他对什么是善恶是非的看法的权利,有 进行平等讨论的自由权利。这本是从前提中应当得到的推论,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国人 的伦理善恶标准实际上总是君父和圣贤说了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子民们只有遵从的 义务而没有什么自主参与讨论的权利。这种流毒直到如今在不少地方依然能占统治地位 ,它正是许多令人震惊的腐败大案的真正温床。善恶是对人事上的是非判断,需要知情 和独立的判断力,需要当事人和关心者参与作平等的讨论,但是普通人极难知情,更不 容许参与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即使在思想相对宽松的先秦,名辩也只是末学, 完全不同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风气,所以也很难产生像智者和苏格拉底那样的人物。 中国智慧从来就不喜欢严格的逻辑理性的真假分辩(学),为亲者尊者讳成了中国文化深 层中最流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善恶问题上“假作真时真亦假”倒成 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秦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直到毛泽东的舆论一律,这类现 象虽然人们总引以为训希望从此不再生,但是实际上收效极少,因为仅仅把这视为个人 的罪孽,或原因只在政治专制主义,实在是一些太浮面的意见,决不能找出对付这类痼 疾的方法。

希腊人同我们不同,他们对什么是善恶总是要争论的。雅典的公民都可以发表意见, 智者说了许多意见,而苏格拉底在以伦理道德问题为中心研究哲学时,也是取同人对话 的方法。这些讨论都涉及怎样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合格的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 善恶的问题。苏格拉底同人谈话的中心问题总是:究竟什么才是善?你认为你对它有了 真知了吗?在他的反复追问下,那些智者和自以为对善恶已经了解得很好的人,都暴露 出他们对善恶其实并无真知。这是他们以前决不愿意承认、实际上也没有认识到的。苏 格拉底从不给人一个现成的结论,只是通过平等的生动的对话,让对方根据事实和理性 自己否定其原有的错误和有局限性的观念,“自知其无知”,从而开启了让人重新开始 观察、思考、检查、追寻真正的善的道路。可见在他看来,求善和求真是不能分的,我 们需要追求的只是真善。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知识指的是真知,苏格拉底要把分辨真假善 恶智慧同真知联系起来,所以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

上面第一点说希腊哲学智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求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点在伦理研 究中也得到了贯彻。苏格拉底为了揭露种种无知偏见和伪善及其根源,在哲学中寻求真 正的善,无畏和安详地献出了高贵生命,感人至深,我想他的思想和实践同中国的圣人 、以色列的先知和佛陀相比是决不逊色的,并且确实有如我们上面所述的特殊的优点。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各民族都有道德上最伟大的人物和学说,但是如要找到一种把求 善和求真如此密切联系起来的反思和研究,只有在源于希腊哲学类型的智慧中才能见到 。正因为如此,以看重伦理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就更应当学习他们的这种研究。孔夫子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早就要我们“见贤思齐”。我认为这个话不仅适用于要学人家的科 学精神和方法,更指要深入借鉴希腊哲学的求真善的探究和方法。

第三点,学习希腊哲学对我们从全体上认识西方文化有本质的意义。现在的世界还是 西方先进和占主导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就得重点同西方打交道。中国如今同西方交往 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经济和科技正实现着同西方的接轨,人员大量交流和 学术文艺体育诸多领域日益频繁的交往,使中国人真的大开眼界。但也正因如此,某些 文化深层的差异和对立也就更显得十分突出了,例如在人权、宗教之类问题上年复一年 的尖锐争论。这些争论尽管有很强的政治斗争背景,但它本身还是属于基本价值观的文 化核心问题。因此在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时,政治斗争的视角固然必要,但如果我们对 决定价值观的哲学人论和宗教信仰问题还缺少相应水平的研究与真知,也会很成问题。 因为这类问题都涉及各种智慧的根本关怀,没有相应的智慧和知己知彼的尊重和理解, 是不容易进行高层次的对话的。大家知道西方文化有两大精神支柱:一个是科学、民主 、自由和人权,另一个是基督宗教信仰。而它们又主要来自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原创文 化和智慧的源头,核心便是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圣经教导。基督宗教及其新约圣经是两 希文化智慧核心碰撞结合的产物。而源于希腊罗马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的世俗生活传统 同基督教信仰之间,也既有深层次的对立冲突,更有深层次的紧密联系与结合。在这类 问题上,只从外面看和表层去看,常常不能得其要领,容易弄错。这类教训,我们实在 已经太多。兵法上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对文化之争也同样适用,而且要求是 更高的。我们要真正了解西方,就应当全面了解他们的文化,不要只凭自己的口味忽视 人家珍视的;而要真正知道西方文化,就要研究它的智慧,进到它的原创源头。可是在 这些要紧的地方,我们许多干部乃至学者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甚至相当无知的 境况。更有甚者,还有以无知为荣,使自己陷于可笑境地的现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 憾,我以为扭转这种毛病是必要和急需的,在这方面,认真学一点希腊哲学会有重要的 帮助。

第四点,当我们谈到以上几点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与其要费力去学西方那些 古代很遥远的东西,何不直接去学他们现代的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其最新的文 化和宗教?因此我想说点认识作为回答。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学西方都把重点放 在现当代,我也认为是应该的。不过我认为这里面需要分别对待:对于科技和接近物质 技术层面的文化,应当承认确实是越新越好;此外某些制度层面的东西也与之类似。但 是要说对一切文化都是越新款越好,都该追新星,就未必正确。如果有人说中国的诗书 礼乐诸子典籍,希伯来和基督教的圣经,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哲学,有一天也会像过时 了的汽车、电脑那样变成陈旧的只好抛弃的东西,你会同意而不认为这是绝顶错误荒唐 的意见吗?当然不会。因为它们讲的是对我们人本身最要紧的东西,是宇宙和人之为人 的根本,是人的原创能力的源泉,是一直被称作智慧之源的所在。所以,对它的研讨可 以不断进步,但这些研讨和不断进步的源头本身却是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的。而且,这 类属于本原和根本智慧的问题上,同物质技术产品总是越新越好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些 原创了智慧的古人,由于受到的历史灰尘的遮蔽和异化污染较少,他们对宇宙和人的真 、善、美、神圣的感觉领悟和思考,容易接近本身。如尼采所说,希腊哲人与众不同之 处,除了科学思想的独立,正在于他能按照自己意愿自由地生活。自由首先在于实践一 种无所畏惧豁达坦诚的生活,人是他真实的自我。毕达哥拉就说过,当个“哲学家”( 爱智慧者)的意思就是指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它超脱了对一切外在东西(名利之类)的 追逐。赫拉克利特也强调“寻求自己”。从苏格拉底到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更建立了 一种实践“认识自己”的深刻哲学。这种追求真实自我的自由生活态度,才是求真的科 学得以产生和得到深刻发展的真正源泉。但是,正如尼采以极为强烈的语言和情感所指 出的:这是他在现代哲学家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的东西了!现代的哲学家过的是完全另 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绝大多数不管自己愿意与否,事实上都把哲学的事业变成了一种 职业,一种谋生和获取名利的手段。所以我们不认为当代的大多数所谓的哲学家是真正 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当然,当代也还会有某些能够穿透重重异化显出其伟大原创性的 人,如果仔细去看,也会发现他们首先有一种在现代极为难得的做本真的人、过本真的 生活的态度,这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才能称得上是古代哲学事业的真正合法继承人。这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当代哲学的众多成就,但是也需要鉴别高下。而这种鉴别力,也 只有在对希腊哲学有些真切了解时才是可能的。

最后,第五点,我想从时代赋予中国文化更新使命的角度,谈一点与研究希腊哲学的 意义有关的意见。

在一个由高科技和市场经济推动的世界迅速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一种新的现象显得十 分突出备受关注,这就是文化冲突已经日益上升为世界的首要问题。原先最尖锐的矛盾 总是经济政治问题,许多战争都是由它引起。但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人们逐 渐认识到战争常常只能造成两败俱伤,开始学会了通过适当妥协和协调以取得对双方都 有利的办法,或至少是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更明智地处理这类矛盾。WTO和联合国所做 的许多事情便是证明。不仅如此,通过这种方式,从前总是冲突和罪恶之源的这类矛盾 居然转变成了一条把各国人民联系起来的友好纽带。可是与之对比奇怪的是,恰恰在最 讲文化和智慧的问题上,人们的纷争反而显得最没有智慧。其中,以宗教和人权的名义 引起的斗争和战争似乎最可怕最悲惨和最难解决,我们看到原本是一个种族或表兄弟的 人民,在波黑、科索沃和巴勒斯坦打得死去活来,成了没有尽头的悲剧;另外,东西方 间年复一年关于人权的争吵指责,也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很深的阴影迷雾。美国学 者亨廷顿说今后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在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他的实际想法如何 ,总提醒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诸如宗教和人权 这类与人的本性和善恶最有关系,处于智慧的核心之处的问题上,现代人反而显得最缺 乏智慧?

现代人总以为比古代人要聪明智慧得多,但是上述情形却表明其实未必全然。人是历 史的,但历史和人的文明史总是在异化中发展的。因此在我看来,现代人固然有很多优 长,却有一个致命的大毛病,那就是由不断分化和异化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所谓“传统 ”所造成的牢固的印记,以及由此而来的层层文化偏见,它对我们有着特别深刻和顽固 的影响和束缚的作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依然是当代人被捆绑而见不到阳光和真理的 写照。

因此,海德格尔在同原创文化和智慧的对比下,特别强调了现代人有必要重新审视各 种所谓的传统,去掉它们对真理的重重遮蔽。他所写的下面这一段话,我以为是可以发 人深省的:“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原始‘源头’的 道路,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 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以为甚至无须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 要回溯到渊源处去。……结果是:此在(注:“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对“人”这 个名词的存在主义的哲学表述。)无论具有多少历史学的兴趣以及在文字上进行的‘实 事求是的’阐释的热衷,它仍然领会不了那些唯一能使我们积极地回溯过去(这里指的 是有创造力地占有过去)的最基本的条件。”(注:《存在与时间》,第21页。)我赞同 他的这一个洞见。

在一个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上,在加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面前,如何正确对待和处 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从前是、现在是、今后也将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兴衰 的重大问题。中西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创智慧与悠久历史传统。全球化进程使之以空前的 全方位的规模和深度相遇,有时对立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但是它是否只是坏事只能对 抗,而不能通过对话使之变成对双方都大有益处的好事?难道在这些文化智慧的领域, 我们不该表现得比经济和政治的协调更加有智慧,取得双赢,共同建设既灿烂多样又和 谐一致的良性互动的全球新文化?

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原创与传统的关系,就特别有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讲传统的多 而注意到原创的少,是如今流行的文化讨论的一大毛病。人们对传统很少分析而一味当 作至宝来颂扬,很容易走进误区。因为正如孔子所说,人总是“性相近,习相远”的。 传统就是“习得的”东西,它虽然也得从原创发源,但在历史中演化和改变了并且越来 越远离了原创的精神。这些演变虽然有历史的理由,绝大多数却不能免于扭曲。并且越 来越会分成许多门派,又各各形成其特有的传统。因此,传统一般来说总是使人分离的 东西,例如不少所谓对话往往是聋子的对话,纵有意愿,因为很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 ,还是讲不到一起,不会有真正的实效和进展。但是如果我们从原创的文化智慧开始对 话,由于它们更接近于人的本真,为一切人所喜爱尊敬,我们就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据我所知,西方人和某些跟着也很“牛气”“傲气”的民族(如日本),在中国的老子、 孔子面前,在希伯来人原创的圣经和上帝面前,还是不敢骄傲,而只能取毕恭毕敬态度 的。反之对西方有某些强烈反感的某些中国人东方人,也不会对他们的科学和哲学反感 ,尤其是在接触到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典籍时深深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至于高级宗教的 智慧原创,我以为中国人也是乐于进行对话的。唐僧的西天取经和佛教在东土的传播就 可证明。明清到近代中西在基督教传入中国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多数是政治因素引起, 种种偏见和傲慢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追究起来也有固执“传统”的根由。在这样的问题 上,如果双方能抛弃政治因素的干扰,在思想上又真的回到圣经原创作研讨,和同中国 文化原创(它虽以伦理作中心却原是同宗教和哲学不可分的)作深入比较,那么我们就不 仅可以改变至今仍事实坚持的对立,必定能获得巨大的益处。

希腊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最可珍贵的原创智慧。当然人类还有其他几种最可珍贵的 原创智慧。它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特色的差异,因为那是由于最初创造出他 们的各个民族的历史遭遇不同引起的。不同境遇使人类本性所得到的发展各有侧重,就 显出了各自特有的形态和彼此差异:如希腊智慧取求真知的哲学形态,中国智慧取伦理 道德形态,希伯来和印度取宗教形态,等等,但是这决非彼此无关的并列,因为伦理、 宗教和哲学这三种成分本来是不可分的,稍稍细心的观察就能见到:希腊哲学中充满着 伦理和神话宗教问题的深刻思考,中国伦理智慧决不缺乏对天命的神话宗教意识和关于 自然天理的知识追问,而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伦理的极端尊重和彻底批判以求真知的意识 更是到处贯穿。可见从原创文化和智慧开始,连带着对传统进行反思,这样的研究讨论 ,必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文化之争困境的良方。它不仅有消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积极 的意义。对于历史上曾经处于极其光荣地位而近代以来直到如今还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 来说,尤其是这样。

处于新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新思维新智慧。总是抱着中国老传统的一维 性文化和精神状态,如今必须让位于由包含多维要素综合而成又仍保持中国特色的新文 化。我们必须大大扩展我们的精神空间。改变单靠强调传统的办法,而改成突出原创的 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路,才是真正可行和有效的路。它似乎很迂远,真正说来却是最好的 通途。希腊哲学既然是诸原创智慧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那么,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更加 显得重大了。事实上,也唯有这样高度、眼光和研究方法,才真正符合它原来应有身份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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