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结构与民营企业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资本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9-0053-07
一、引言
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生命周期普遍较短的现象。目前存在着三种解释，一种观点是用钱德勒给定的企业家式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转变的制度范式来解释一部分民营企业走向成功的原因，这可以称为企业制度理论的解释。但是，在家族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转轨的制度逐步完善过程中，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珠江三角洲地区一部分家族企业雇佣外来人作为经理，因受骗而蒙受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反过来，在仍然沿用家族方式进行管理的企业中，成功与不成功的实例也都存在。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家族企业也占企业数量的95%以上。因此，用一个趋势性因素来区别某一个时段内的企业绩效差别是缺乏解释力的。另一种观点是政策性解释，即用政策因素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差异，甚至一些学者把民营企业看成是“政策性经济”。虽然从限制、允许到现阶段扶持的全国政策与民营经济成长数量与规模是相关的。但是，在某一个时期内，同样一种政策却有着不同的企业绩效。此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尽管不同地区制定的政策差别也对民营企业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但是，各地区之间的不同政策是最容易通过模仿走向趋同的，在各地“争着做出让步”以致于形成政策趋同的环境下，民营企业经营与发展状况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政策因素也不是关键。还有一种看法是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即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究民营企业的发展期限与盈利差异（李路路，1998）。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主在“下海”前的职业背景、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等因素对其获取机会与资源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进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显然，在区分“成功与不成功”的民营企业中，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个性化分析比制度与政策等共性解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这仅限于从社会资本的民营企业主个人关系的狭义视角来研究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这种视角难以阐释我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数量不断增加。因为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并不是每个人的关系网络都具备获取机会与资源的能力。既然社会资本是民营企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缺少这种社会资本的创业者在创业和经营过程中就会通过投资来编织这种能够带来机会与提高资源动员能力的关系网络。如果编织这个关系网络所支付的交易成本过高，那么，缺少这种社会资本的企业主会降低对此投资的热情，进而影响民营企业走向成功。从宏观角度看，如果缺乏这种社会资本的企业难以走向成功，那么，社会中具有创业能力的人就不愿意进入民营企业行列，其结果，民营企业发展数量就变得十分有限。显然，这种逻辑推理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实是不一致的。
二、社会资本及其分类
社会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和社区发展领域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用来解释“处于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根据这个定义，林南(2002)把它概括为三种成分，镶嵌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的运用和动员这些社会资源以获得更大的回报（这种回报包括了直接获得收益的经济回报、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政治回报以及增强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回报等。鉴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对社会资本回报的考察集中在经济回报上）。按照林南的说法，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数量与特性决定着个人动员社会资源的数量与特性，而回报程度则直接是行动者动员社会资源的结果。因此，研究社会资本的关键在于解释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这种资源是由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这是确定个人动员社会资源的前提。①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指的是蕴含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R,1993)。信任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每个行为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环境与风险水平。规范则是为一般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了的行为习惯与规则。网络是行为者在参与互动中使资源得到聚集、维持和强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都存在着这些诸如信任、规范与网络聚集的社会资源，这种资源对提高行动结果的价值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许多学者论述了这方面的作用，如促进信息交流、强化共识行动、降低交易费用和协调利益关系等以提高回报率（布尔迪厄，1992；科尔曼，1990；彼得·埃文斯，1999；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9；福山，1998）。一些学者还把它直接看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要素（金立群，2002）。②蕴含着社会资源的社会结构可以从狭义与广义的两个视角加以考察。狭义的社会结构指的就是作为个人的联系。伯特(Bonald.Burts)指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人与朋友、同事的关系或者更一般的联系，通过这些关系，人们可以使已经获得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用最大化。奥斯特洛姆(Elinor.Ostrom)把这个狭义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微观层次。广义的社会结构是指建立在这种个人联系网络基础上的一种组织特征。普特南(1993)对意大利南方与北方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意大利北方在经济与地方政府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南方，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公民参与以及人们之间相互信任水平的差异。这项研究被看成是对社会资本进行宏观分析的一个经典案例。总之，狭义与广义的社会资本指的就是个人关系与集体组织中所蕴含的资源。
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差异的影响也需要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加以考察，任何单一层次的分析都是不完整的。为此，根据民营企业发展对社会资本的需求，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人关系资本与集群网络资本。个人关系资本指的是民营企业主从其亲戚、朋友关系中获得机会与资源的能力。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成长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这个视角展开的（李路路，1997;1998；张厚义等，1995）。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即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正式制度规则处于变革过程，非正式的制度规则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体制背景下，民营企业主的亲戚、朋友关系的社会地位背景越显赫，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就越强。但是，这种以个人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属于个人，因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换句话说，在这个关系网络内的人不会把这种社会资本无偿地提供给网络以外的其他人享用，不具有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人要获得这种社会资本需要投入比在这个关系网络内的成员高得多的交易费用。集群网络资本是建立在企业参与专业化分工网络基础上的相互认同、互惠与信任。早在19世纪后期，马歇尔使用的“工业区”概念被看成是这种具有高效率、高灵活性的专业分工与合作的企业集群网络。波特(M.Porter,1990)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产业集群“作为在某一领域内的相关工业及联合机构中，那些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的相互依赖的公司、专业供应商、服务商、生产商等，集中在某一地区的一种工业现象”，在组织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企业之间基于专业化分工联系的稳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关系，集群内非正式的规则认同以及行会、互助会等组织的协调所产生的创新保护、有效竞争与资源共享等。这些作用构成了企业集群网络资本。与个人关系资本相比，集群网络资本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基于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与商业传统而形成了以某一产业内的市场分工深化，使产业内零售商、供应商与采购商以及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易在这个地区内变得更加集中，因而具有地域专业化。二是地区内不断聚集的资源、信息和企业配套能力使得企业相互沟通、要素供给与技术扩散更加方便，由此生成的网络资源具有共享性。三是企业网络通过与外部市场、信息、资源和企业之间的扩大交换而保持着竞争活力，因而具有开放性与群体性。换句话说，凡是希望获取这种集群网络资本的相关企业和配套厂家都可以在此投资设厂。在假设集群内开办新企业的费用与其他地区基本相同条件下，由于集群内专业化需求信息集中、厂商分工细化、配套服务完整等优势，所以，这往往导致流入集群的资源大于流出，从而推动整个集群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个人关系资本与集群网络资本构成的社会资本结构角度考察其对我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扩展对我国民营企业成功因素与环境类型的认识。对于民营企业获取资源与机会的能力来说，个人关系资本可分为强供给与弱供给两种。而集群网络资本可以通过民营企业在集群内外显示出来，换句话说，集群内的企业可享有这种公共性质的集群网络资本，而集群外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这样，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资本结构可扩展为四种环境，一是集群外与缺少个人关系资本组合的环境；二是集群外与拥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组合的环境；三是集群内与缺少个人关系资本组合的环境；四是集群内与拥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组合的环境。在这四种环境中，如果某种环境下的企业更有效率，我们就把它看成是比其他环境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究竟哪一种环境具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三、两种社会资本组合的实证比较
在上述四种环境中，区分可比较的环境是必需的。这种区分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假设集群网络资本不变条件下，观察个人关系资本的强弱与企业绩效差异之间的联系，由此区分第一种与第二种环境的影响力。二是在假设个人关系资本不变条件下，比较集群内外的企业绩效差异，从而判断第二种和第三种环境，即有没有集群网络资本对民营企业影响程度。从前一个区分来看，大量的文献与数据已表明了我国转轨时期的个人关系资本强弱与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差异之间存在着相关联系的看法。如李路路(1997)通过对1995年的第二次全国私营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对数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了民营企业主办企业前的家庭背景、个人地位以及政治面貌对企业成功并不具有重要性，而与其来往关系最密切的亲戚、朋友及其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企业成功具有明显的重要性。石秀印(1998)也以1995年全国工商联对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为分析依据，通过概率统计，验证了存活时间长且经营成功的私营企业家往往是与拥有资源和权力支配者具有更密切关系的人的看法。边燕杰、丘海雄(2000)通过对广州1998年的188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与绩效具有重要作用的理论假设。这些研究对这种相关联系的解释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正式制度规则的变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依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便有了更大的作用空间，这种“关系”资源的多少决定着民营企业获取市场机会与资源的能力大小，进而导致了企业绩效差别。
后一个区别也为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明。意大利经济学家S.Fabiani,G.Pellegrini,E.Romagnano,L.F.Signorini等人使用了10939家意大利企业在1995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并将企业分为非簇群内企业与簇群内企业两类，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对于任何规模和行业而言，集群内的企业都比非集群内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经营能力和更好的经营绩效。比如，在13个行业中，非簇群内的企业平均盈利率为11.55%，而簇群内的企业平均盈利率为13.54%。在企业簇群内，从10-19人，20-99人到100-250人等三类企业规模的平均盈利率都分别比非企业簇群的企业平均盈利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大部分行业内的簇群企业比非簇群企业的融资也更为平衡，簇群企业的债务成本平均为7.84%，而非簇群企业为8.03%。簇群内企业的总支付利息／总生产利润的指标为29.52%，非簇群内企业的这个指标为31.78%。这种融资方面的良好表现使其成为簇群内企业获得高利润率的因素之一。意大利经济学家Michele Bagella,Leonardo Becchetti,Simona Sacchi等人的研究发现，意大利在非簇群内的企业出口为21.08%，而簇群内企业出口比例为25.61%。EvertJan Visser对秘鲁生产服装的中小企业进行了分类研究，结果显示，簇群内的工人每月平均销售额比非簇群内企业的平均销售额高出了30%左右，工人工资也高出30%以上。国内学者（金祥荣，2002；王珺，2002）对浙江专业产品区及广东专业镇的研究也印证了在缺乏集群网络与具有簇群网络的两个时期中民营经济发展的明显差异。由于这些研究揭示了集群网络所具有的信息交流方便、获取专业技术人员更加容易、技术快速传播与扩散、由交易成本降低而增进的合作等网络优势，因而本文将其概括为集群网络资本。
把上述两方面的比较综合起来，可以看出，与缺乏个人关系资本或集群网络资本的民营企业绩效相比，存在着较强的个人关系资本或集群网络资本环境下的民营企业都有更好的经营业绩。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既没有集群网络资本、又缺乏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的第一种环境下的企业绩效一般是最差的。
四、两种社会资本优势叠加的不兼容分析
然而，这是否可以从逻辑上推出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在既有较强的个人关系资本、又处于集群网络内的企业绩效是最优的？观察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难以发现大量的民营企业在走向成功中几乎同时具备这两种社会资本，换句话说，个人关系资本与集群网络资本之间是缺乏“兼容性”的。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社会资本结构中两种资本的配置取向与资源动员的顺序机制有关。
从配置取向上看，拥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的企业往往会利用这种优势进入资金门坎较高、市场准入限制也较多、而盈利空间较大的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进入的资金门坎较低、限制较少的竞争性行业不需要个人关系资本的大量投入，另一方面个人关系资本需要通过回报加以维护和增值，如果拥有较强的个人关系资本进入到盈利机会十分有限的竞争性行业，那么，使用个人关系资本的主体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进而使得个人关系资本无法积累与增长。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房地产业就属于这种行业。1993年我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对当时私营经济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房地产建筑业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打通关节”方式来购买原料和进货的比例占其购货总量的25.7%，这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私营企业以“利用各种手段打通关节”方式购买原料和进货的比例，在工业部门为17.3%，交通运输业为24%，商业为19.3%，饮食业为8%，服务业18.8%，修理业14.6%，科技咨询18%，其他17.2%）。2002年《福布斯》公布了我国民营企业的百富名单。在这百富中，有15位曾是政府官员，26位曾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12位曾具有海外经商的家族背景与社会关系。这三部分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经济转轨时期具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的人，这三部分人就占了民营企业主百富中的53%。从他们从事的产业来看，47%是房地产开发商，其中前10位中就有8人来自房地产。来自建材的占6%，基础设施的占9%，来自制造业的占了25%，传媒、文教占了7%，农业及其他占了6%等。而《福布斯》全球首富的476人中，只有29人属于房地产业，占6.1%。之所以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的人多数进入了房地产业，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土地使用权的供给是由政府以“协议出让”的不完全市场化方式配置的，这种配置大约占了全部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的95%以上。在这种体制下，拥有较强的个人关系资本的人以“协议出让”的较低价格获取了土地使用权，并利用一级土地市场与开发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差价可以获得巨大收益。可见，没有较强的个人关系资本的中小企业是难以进入的。直到2002年7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后，市场机制引入了土地一级市场，才停止了这种“协议出让”方式。
不具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的民营企业大部分只能进入以日常工业用品和小五金产品为主的竞争性行业。这些行业的资金、技术门坎较低，不存在市场准入的限制，因而也决定了进入这些行业的民营企业规模较小。这些企业不对个人关系资本产生过多依赖，但是，集群网络资本的存在却支撑了他们的快速发展。浙江与广东等省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较快发展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在浙江66个县（市、区）中，以中小企业聚集的专业化产业区超过1亿元的就有306个，平均每个产业区的规模达到了8.7亿元。在这些专业化产业区中，绝大部分是传统的竞争性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打火机、皮革、眼镜、纽扣拉链、家具和小五金等。这些企业雇佣的人数大多数在30-50人左右，这些企业主的80%以上来自推销员、中小学教师、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温州以低压电器和服装制鞋为主的产业区中，生产规模居于前16位和前10位的企业主几乎没有一位具有政府部门的干部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等背景。1998年，广东省超过10亿元社会总产值的建制镇为274个，占全省1551个建制镇的17.67%。这些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乡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产值的90%以上是靠民营企业创造的，而民营企业基本上是以专业镇为组织依托的。如中山古镇的灯饰之都、小榄的五金制品之乡、黄圃的腊味城、沙溪的服装基地、澄海市澄城的玩具城、南海西樵的纺织之都、大沥的铝型材制品和摩托车之城、盐步的全国内衣会展中心、平洲和里水的制鞋之都、南庄和佛山石湾的陶瓷之乡、张槎的针织城、顺德伦教的木工机械制造中心、乐从的中国家具城、东莞虎门的服装城、石龙和石碣以及清溪等镇的电子产品、厚街的鞋业、茂名市高州和化州的水果、梅州普宁的凉果等。
从资源动员的顺序机制上看，大、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对市场、银行与政府的需要顺序是不同的。在2000年北京举办的一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小企业普遍认为，企业经营发展，首先要琢磨市场，有一定基础后会找银行，到做大了之后再找政府支持。中型企业的代表的看法是，在做项目或企业进一步发展时，首先会想到找银行，以寻求资金支持，其次才会开拓市场。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往往是一立项或刚上马，首先会寻求政府的支持，在政府的支持下到银行贷款，最后找市场。这些说法尽管未必完全正确，但它却反映了不同的企业规模安排政府支持、银行贷款和市场拓展的差异性。
五、两种社会资本的结构转换
接下来是区分第二与第三种环境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这两种环境的影响程度随着我国体制转轨的深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个人关系资本对民营企业成功的影响程度是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在任何社会中，个人结成的关系网络都存在，但是，这种关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却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结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那么，非正式制度安排就会填补这个空档。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初期，适合计划体制的正式制度规则已经不适应市场体制的要求，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新旧制度规则交替过程中，正式制度规则配置资源的支配、控制和约束的能力与范围会收缩，而以关系网络配置资源的非正式制度规则就会相应地扩展。如注册审批、获取市场准入的许可、购买原料、搭建销售渠道甚至缴纳税收多少的谈判，等等，企业经营活动的几乎每个环节都体现着个人关系资本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拥有较强个人关系资本的民营企业比缺乏这种资本的人具有更高的成功率。比如，当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允许进入一些盈利较大的，诸如金融、保险、批发、电信等具有一定行政垄断的行业时，少数企业可以凭借个人关系通过各种打“擦边球”方式突破这种体制约束，从而获得先进入的收益。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正式制度规则相继出台与实施，使得依赖个人关系资本获取资源与市场机会的盈利空间会逐步减少，进而利用这种关系资本进行交易的数量与方式也降至最低限度；另一方面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体制性与政策性“篱笆”逐步被取消，使得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享有的市场准入、融资条件等各种待遇逐步趋同，这样，民营企业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资源动员、纠纷处理等问题的空间就会逐步减少，而通过公开的制度程序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则相应地增加。因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条件下，动用与不动用个人关系资本所获得的回报率大致趋同，因此，与其使用个人关系资本后，需要把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分配给支付了这种个人关系资本的其他人，不如不使用。其结果，个人关系资本的作用会相应地减弱。这与一些学者（边燕杰、丘海雄，2000）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制度不断完善而相应减弱”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只是说，这种不断减弱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个人关系资本，而不是整个社会资本。
集群网络资本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而呈现出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①各地区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动机将会借鉴广东和浙江等省依托专业产品区或专业镇推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这将成为重要的扩展力量。目前，我国大多数省市都把民营企业发展作为新一轮经济的增长点。而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的竞争劣势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孤单(Schmitz,1997)。以专业产品区、专业镇为主的产业集群网络恰恰是形成民营企业的群体力量，共同抵御市场波动与风险，从而克服这种分散、孤单的有效组织方式。浙江、广东等省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又降低了其他省份进行探索的成本。因此，搭建具有集群网络资本的专业化组织平台，促进民营企业的自发性发展与地方政府有组织的引导相结合，已成为许多省份推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一项主要措施。②随着市场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以企业簇群为组织方式的集群网络资本还会不断“升值”。经过了十几年的迅速发展，广东省大多数专业产品区、专业镇等产业网络已由过去的集群与外部有市场分工联系，而集群内企业之间缺少专业化分工联系的阶段开始进入到集群内企业之间围绕着产业链条形成纵向分工联系的阶段，这种集群网络内的市场分工深化不仅吸引外部相关产业及资源流入，也会强化企业对集群网络的依赖性，从而降低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广东南海市西樵镇在纺织行业内的分工演化以及中山市古镇1500多家企业围绕着灯饰制品进行产品链条上的分工情况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③随着电信、汽车、重型机械装备等行业的行政垄断性门坎大幅度削减，具有一定技术与投资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始相继进入这些产业领域。由于这类产业大部分是产业链条较长的行业，且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资源聚集性配置特征，因此，专业产品区等组织形式开始由传统的竞争性行业向这些产业链条比较长的机械装备工业扩展，这无疑给公共网络资本“增值”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④在专业产品区中，随着有组织的行会、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兴起，建立在规范价值基础上的广泛信任网络将会逐步地创造出来，进而提升公共网络资本的价值。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在资源缺乏流动的封闭社会中，没有行业协会、商会也容易形成有效规范和可强制推行的信任。在资源流动性增强的开放环境下，行业协会、商会就成为建立有效规范、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从而形成可强行的信任的必要组织形式。在广东省基本成型的58个专业镇中，基本上都相继组织了行业协会和商会，这给外部资源的融入提供了信任的制度基础。
［收稿日期］200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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