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艺术公共空间社区化实践研究
——以“社区博物馆”为例
文\吴 静\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讲师，博士
摘要：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美、日等国开始对博物馆等艺术文化空间进行社区化尝试，这一理念除了将关注点放置在优化文化空间的公共服务上，更将作为社会表征的“社区”视为公共策略实施的出发点、路径和最终落脚点。这些举措对实现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文化服务目标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博物馆项目为观察主体，考察其社区化行为的具体实施路径和经验模式，并探讨两方面问题：公共文化空间如何介入社区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如何通过培育公共精神协助建构良性秩序等新时期“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博物馆；社区化；公共空间；文化服务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实施的重要主体，博物馆类文化空间不但承担向公众提供教育、传播文化的责任，还通过构建公共文化生活成为社会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正由于此，上世纪中叶开始，博物馆“社区化”或“在地化”成为美国、日本等博物馆业较为成熟地区的实践新方向。这一观念实施中的“社区”“地域”等范畴除指行政区划的地理空间外，也指涉以共同人文、历史、自然认知为前提的“共同体”概念。[1]博物馆社区化行动普遍围绕社区问题，致力于通过艺术文化项目实现以社区、居民为中心、深度人文关怀落实以及协助社区（社会）秩序构建等几大公共服务目标。该理念认为，文化空间社区化将有助于唤起居民社区认同感、凝聚社区意识、参与地方建构甚至积极推动社会变革。[2]
为了对文化负载词进行恰当的翻译，译者必须掌握中英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以及两种文化的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在考虑作者的意图时，译者还应考虑目标读者对外国文化的接受和认知，要采取灵活的方法，使目标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文化的内涵。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原文，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传达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
一、以社区为中心——博物馆社区化的展开前提
博物馆业早期先锋人物大多认为，博物馆要真正服务民众，让这类空间嵌入社区，成为强大的社区教育和文化资源非常必要。[3]博物馆的内容应紧紧围绕社区问题展开，通过实施文化行为引导解决社区问题，这是实现社区对博物馆接纳，将之视为社区中心的基本前提。上述目标可以从成功的社区博物馆评估指标中体现（表1）。
项目评估是优秀博物馆保持良好有序运行的制度保证，评估指标的内容通常代表了博物馆的工作重心。综合几个重要博物馆社区项目评估内容及案例可见，实施“以社区为中心”的博物馆项目主要有两种模式：“需求+引导”的问题解决型模式，“活化+整合”的优势调动型模式。
（一）“需求+引导”的问题解决型模式
从表1可见，在前置评估阶段，博物馆着力对社区当前热点问题或特殊关注话题进行调研与评估。他们通过与政府和学术机构协作，将针对性引导与解决问题策略融入项目设计中，并在总结评估效果时考察社区解决热点问题的效力，从而为下一次行为提供实际参考。这就形成了“了解需求+问题引导”的项目模式。如以举办社区项目闻名的美国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工作人员曾经综合了“观众意见箱”中的意见，结合城市研究机构关于社区裸露的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等问题，设计了社区环境治理项目——“老鼠，人类自己招致的灾难”。通过组织居民到博物馆观摩真实的老鼠生命周期，让社区居民了解老鼠的邪恶本质。博物馆引导居民观察老鼠出现的周边环境，指导居民采取必要的家庭措施消除鼠害，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类似活动提醒居民垃圾清理和社区卫生的必要性。[4]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为世界上博物馆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中大力发展的地方（社区）博物馆是日本博物馆理念的核心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众多博物馆已成为引领和解决社区课题的公共空间，涌现出许多成功案例。琵琶湖博物馆的“大家的萤火虫调查计划”就是最著名的项目之一。为配合政府对社区的环境综合治理行动，滋贺县立琵琶湖博物馆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组织社区居民参与了在此后持续20多年的萤火虫调查计划。[5]在博物馆的有序组织下，居民走入周边的田野、工厂等，记录观察数据、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在博物馆内进行成果展示，并与邻里和专家交流。萤火虫生存状态调查是行为项目，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居民对社区环境有更多的关注和警醒。成果表明，居民意识的觉醒对于协助恢复社区生态多样性，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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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博物馆项目设计应根据不同需求群体（如家庭、学校、新移民、少数族裔等）、不同职业与身份（如学生、教师、工程人员、艺术工作者等）设计各类艺术培训活动，起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对社区人群结构进行不同属性划分，其目的则是考虑社区居民不同需求与文化服务的匹配性，它内在地拒绝文化资源分配的无条件均等，在尊重个体性前提下，实施公共文化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
（二）“活化+整合”的资源调动型项目设计
社区博物馆的功能定位远不止于满足需求和解决现存问题这一后置型模式，还可以主动激发社区资源、发挥社区优势，促使博物馆面向更重要的方面。这一思路与上世纪90年代“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理论相互契合，基于一种社区建设理念的转换：不再只将关注点集中在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而要积极调动和发挥社区内已有的资源，强调社区的优势、潜能，以及社区居民的能动性。[6]这类资源调动型思路将目光集中在社区生态资源、文化闲置遗产活化利用、旅游资源转化等方面。这些理念对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们仍然能从博物馆项目评估中看出上述结论。表2为综合了社区博物馆项目评估中几大观众面向后得出的结果。从评估内容可见，针对居民社会构成、参观群体行为的研究从项目设立到实施的整个过程都被作为重中之重。对社区参观群体细分、多层化思考是项目实施的重要前提。常见划分标准如根据年龄构成、职业分布、族裔与国籍、外来人口比例、可能吸引的游客数量等，有些甚至细分至“使用互联网与社交平台习惯”“接受教育与认知能力评估”等。
表1 博物馆评估指标（社区面向）
二、“以公众为中心”——博物馆社区化实践的基本法则
20世纪晚期，新博物馆学派的出现促使博物馆类公共艺术空间从“以藏品为中心”（以收藏、展示、研究等传统职能为主）转向“以观众为中心”①，“以人为本”成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灵魂。社区博物馆更是在“以公众为中心”理念的具体实施中，不断地解决服务和资源分配公平问题。
BIM技术应用过程中，为实现工程建设三维数据模型的高效节建立，工程建设人员需将文档系统的信息资源转化为BIM平台的数据格式，并确保BIM项目信息管理的实现。该转化过程中，原数据保留是其应用的基础，并且输入系统的控制下，数据信息被引入到交通层，并按照IFC规定进行数据交换，并在文档信息关联的同时，确保项目信息模型的建立，从而实现文档信息对项目工程的管理控制。
（一）拒绝无条件均等性公共文化服务
尽管有人曾对博物馆模糊了与其他公众服务机构的界限提出过质疑，但正如斯蒂芬·魏尔所说：“博物馆这类空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为社区提供多种用途的服务，这一点不应被当作一个缺陷。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社区公共空间的一大优势。”[10]更重要的是，打破博物馆功能边界的背后贯彻着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变：以往先框定文化空间功能，再将民众纳入服务职能范围的模式，已经被立足民众现实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社区实际需求而转变功能的模式所取代。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服务思维，也在这类改变中一点点形成并发展成熟。
表2 博物馆社区项目研究与评价（观众面向）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类细分结果给博物馆等空间提供了社区化实施的量化参考指标。如纽约和柏林的艺术组织曾经根据前期评估发现某社区存在严重的老年化问题。他们根据这一结论发起了针对社区60岁以上老人的“银发族共享艺术”（elders share the arts）计划“租个祖母”等项目；[7]波士顿儿童博物馆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社区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严重，针对社区“处于危险中”的问题少年，他们很快设置了“少年桥梁”项目，在学校、社会服务机构协助下，展开丰富的艺术文化活动，一方面为青少年提供生活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在活动中对青少年进行心理纾解与辅导；2015年德国对难民开放德国边界，几个月后的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难民的同情心下降，尤其是一些深受移民困扰的社区，反移民情绪日益高涨。部分社区博物馆设置项目，鼓励区域内移民将随身携带的物品聚合，请他们分享这些物品的故事，并从艺术、自然等角度探讨人们对世界、历史及文化规则的不同认知，以此改善移民和社区之间的关系；2016年英国米德尔斯堡现代艺术学院与当地的一家难民和避难者慈善机构合作，发起“如果所有关系达到平衡，那么这个建筑就会瓦解”的社区项目。项目开展期间，艺术学院举办了展览并为当地移民社区提供了很多帮助。学院院长阿里斯特尔·哈德孙（Alistair Hudson）指出，博物馆所做的努力是为了“让这些居无定所的人们有机会参与和构建主流文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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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围绕社区问题展开的解决型项目模式中，博物馆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社区“同行者”的同盟（ally）角色。通过和居民一起完成调查，找出社区热点话题和存在问题，保证社区关注度，明确所实施项目的切实意义；在问题明确后，博物馆又扮演了“引导者”（instructor）的角色，它与政府职能部门、专业学术机构配合，探讨社区内环境、人文或城市公共性危机等个别与普遍、短期与长期问题及其应对方法，并通过艺术项目将之融合进整体设计中。在这一“了解需求+问题引导”模式中，围绕社区所设计的文化与教育项目实现了对居民兴趣的激发和意识启蒙，在满足社区切实需求的同时也完成了公共问题治理的目标。
（二）以需求为引导的空间职能转换
以社区民众为中心的考量还体现在空间功能的灵活转换上。20世纪初曾有研究者提出，博物馆空间不仅仅只是藏品保护和记录的地方，它可以对各行各业的人有益，给他们以教育，提高他们的修养。[9]在这种理念影响下，社区博物馆的功能不再被限定在收藏、保护、展示等传统范围，它可以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灵活转变功能。如一些博物馆实现在剧院、音乐厅、电影院、职业培训、学校、艺术家工作坊、图书馆等空间职能间的转换，或成为同时兼具多种功能的载体，如前述日本琵琶湖博物馆既是展示空间，也是社区举办论坛、会议等活动的场所。而作为博物馆重要内容的“藏品”在社区语境中也不再局限于历史文化和艺术品遗存，如日本萤火虫调查项目进行期间，琵琶湖博物馆的“藏品”就囊括了当地田野、工厂和工作坊中的各种产品以及居民制作的模型、图表文献等。
作为特殊的公共资源，实现文化均等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社区博物馆实践表明，推进文化权利平等并非资源数量与性质上的均质化享有。“以公众为中心”的努力恰恰表明，尊重个体差异，强化所提供文化服务与接受群体的契合度才是确保文化权利平等以及资源均等化的实现前提。
三、人文关怀与秩序重建——博物馆社区化实施的根本目的
文化空间对社区的渗透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方式。在这一逻辑中，博物馆基于社区和特定群体提供文化服务都指向更内在的目的，即如何通过文化策略实现深度人文关怀并协助建设社会新秩序。从这一角度看，公共文化空间和艺术项目不再只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文化知识宣传者的角色，更是成为价值理念的形塑者以及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实施者。
（一）人文与价值关怀
公共文化空间和艺术项目在社区化过程中也常被视为柔性基层治理方式。从前述项目展开过程可以发现，重建“共同体”是它们普遍的深层目的。博物馆通过增加家庭或邻里互动，弥合日趋淡漠或疏远的亲属关系或邻里关系，通过这类策略实现重构新时代“共同体”的目的，以应对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人”[11]所导致的个体间情感淡化、人际关系紧张等危机，缓解和解决与工业化时代相伴生的伦理道德规范失去效力、社会矛盾增加、社区认同以及社会整合力减弱等一系列问题。
从表6可以看出， 沙荒地苹果树体大小差异明显，行间清耕的株高、树冠大小明显高于间作小麦，与自然生草的株高差异不明显。分枝数量是果树成花的基础，间作小麦单株分枝、长枝、短枝数量明显小于行间清耕、自然生草。
（二）秩序与公共精神重建
从上述列举的博物馆社区艺术项目可见，其内在目的并非只是表层显现的那样，纽约艺术组织的“银发族共享艺术”计划以及柏林社区的“租个祖母”项目的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对老年群体进行精神抚慰，而是希望通过鼓励老龄群体与子孙共同参与艺术项目，使不同世代群体理解彼此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完成跨世代了解、跨文化认知，促使文化和精神传统向下传递，增强社区（社会）整合力；日本琵琶湖博物馆萤火虫项目组织居民走入社区的田野、街道、工厂，其价值重点在于通过行动不断强化家庭代际参与和邻里相互协助，促成公众在文化艺术实践中学会应对工业社会与技术进步带来的环境恶化、家庭成员和邻里关系疏离等负面问题；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于2014年、2016年开展名为“带我去中国”的社区项目，通过视、味、听、触觉体验、鼓励家庭成员间的亲密互动等方式，使参与者理解中国古老文化和当代中国生活方式。这种体验设计不只为满足民众对知识和兴趣的需要，更是为了通过对古老国度文化的展示，帮助公众在全球文化同质化大背景下，学会在文化差异中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美国博物馆协会2017年《趋势观察》报告指出，当前亟需帮助社区社群互相理解“他者”，巩固日益淡漠松散的社会关系，将培养“同理心”作为各社区博物馆工作的重点。全美社区博物馆很快发起“机构同理心运动”，培养社区群体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艺术家克莱尔·帕蒂和哲学家罗曼·柯兹纳里奇组织的“穿上我的鞋步行1英里”项目，以“互动鞋店”的展览方式，邀请参观者穿上其他陌生人的鞋走一段路后，坐下倾听鞋子主人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社区内的单身母亲、流浪汉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经由这种方式彼此坦诚心声，促进互相理解，博物馆空间成为弥合心灵沟渠、培育社群同理心的平台。以上这些项目设计旨在培养居民宽容、开放与接纳的心态，并激发他们对自我文化的重新打量和定位。这些实例表明，尽管博物馆将实施教育、培养审美情操、解决社区问题等作为项目的现实目的，但其深层次的目标在于思考如何帮助公众应对环境变迁、文化异化等时代与社会问题，其核心在于深度的人文与价值关怀。
重塑社区认同感、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是公共文化空间社区化的另一面向。社区博物馆通过邀请社区居民参与项目前期策划，鼓励自愿者参与公共服务以及吸引居民共同参与等行为，促成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完成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这类行为在塑造民众社区融入感和责任感的同时，也将秩序感和集体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社区居民意识中。社区组织与自治能力在这一良性生态和公共性培育中一次次锻炼成熟，并逐渐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形态。
四、中国博物馆社区化实践的新希望
社区博物馆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是持续建设与社区社群相结合的生活空间，它能积极纳入一些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并主张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规划、经营管理，为社区及其社群未来发展谋求福利。201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通知，鼓励生态（社区）博物馆建设，中国社区博物馆建设实践在各地逐渐展开。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再一次让学者和社会改革实践者重新思考社区博物馆的价值。但与更早启动社区博物馆计划的国家相比，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类似项目存在明显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认知上的偏差。大部分地区所设立的社区博物馆，只将其理解为“设立在社区里的博物馆”而不是“为社区而建的博物馆”。可喜的是，近年来以厦门鼓浪屿等地的社区博物馆为代表的新探索与新尝试，让人看到了中国博物馆社区化实践的新希望②。
无论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还是从协同优化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公共文化空间嵌入社区都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这一行为的考察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公共文化空间不应只被理解为提供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以满足群众性文化需求的物理空间，它可以形成协商及民意反馈的机制和平台，是培养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场所，是协调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二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落实，不应停留“给予性福利”的思维中，它需要以“以人为本”的服务性思维作为核心，以细微而具体的行动作为基础，以制度理性作为保障。
注释：
①“新博物馆学”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博物馆学中的新学派，以1984年《魁北克宣言》为诞生标志。该学派的形成背景为博物馆学者面对生态环境破环和全球化社会道德下降等危机，认为必须重新思考博物馆空间的定位和功能。新博物馆学将重心从原有的“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了“以观众为中心”。
②鼓浪屿于2017年7月以“国际历史社区”申遗成功。但随着老居民迁移出岛，以商业化效益为目标的人群涌入，新居民由于缺乏原住民文化和心理需求，使得社区精神有衰落之势。在鼓浪屿热心人士的带动下，鼓浪屿成立“公共议事会”，鼓励居民自愿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参与公共治理，由此形成良好的公共议事氛围。鼓浪屿老建筑“春草堂”在政府扶持和议事会居民共同努力下，最终改造为家族史专题博物馆，这是建设社区博物馆的成功案例。依托社区博物馆等平台，鼓浪屿的民间团体组织申遗专家、老居民等发起“了不起的鼓浪屿”系列项目，带领新居民以及对鼓浪屿感兴趣的市民了解鼓浪屿，理解近代史，该项目取得良好的社会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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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Practice Research of Community-oriented Urban Art Public Space
Wu Jing
(School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ourism,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America, Japan and other nations started the community-oriented attempts on museums and other art and culture spaces. Besides emphasizing the public service of optimizing cultural space, this idea also regards the “community” as the social characteriz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path and final foothold of public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These actions will offer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building modern public art service system and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observing museum cases,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wo aspects:1,how to incorporate public art space int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2. How can public art space help to build up new positive orders like “common unity” sense.
Key words: museum; community; public space; cultural service
DOI： 10.3969/j.issn.1674-7739.2019.03.007
说明：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年度项目“艺术公共教育介入社区文化建设基本路径研究”（FJJKCG18-034）、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艺术公共服务介入社区文化建设实施路径研究”（JAS180400）、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年度项目“文物福建：基于博物馆资源效用的福建文化品牌建构与传播研究”（FJ2018ZTB010）部分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 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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