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效用性的历史档案情报价值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用论文,历史档案论文,情报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5.1
历史档案是国家档案财富中最为珍贵的组成部分。一般把形成于公元1949年之前的档案统称为历史档案，是以时间为维度划分的结果。情报价值一般是指情报的使用价值，即“情报对用户的有用性，它能满足用户的某种需要”①。历史档案情报价值是指历史档案情报满足用户需求和在工作中解决问题的程度。它的实现是通过一定手段达到满足特定用户需求而发挥情报效用的过程。效用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是衡量情报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准。迄今为止，涉及档案情报价值研究的文章有两篇，主要探讨了科研档案情报价值②，以及档案情报价值和情报服务等问题③，尚未发现利用情报属性理论分析档案情报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拟在档案价值理论和情报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情报效用属性分析历史档案情报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标准、情报效用实现机理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的主要衡量指标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不同标准可以制定不同的指标体系。笔者认为，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的主要衡量指标有四个，即：历史档案知识发现难易度、历史档案情报需求量、历史档案情报可获取性、历史档案情报使用效果。它们对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具有相应的影响，反过来，历史档案情报效用的实现也会促进四个指标的优化。
1.1 历史档案知识发现难易度
历史档案知识发现难易度从根本上制约着可提供的情报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历史档案情报效用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与馆藏历史档案质量、知识发现手段、人员素质及知识发现组织与经费保障相关。
馆藏历史档案数量从源头上限定了知识发现可加工的原始信息规模。由于历史档案是非再生资源，其规模较稳定。只有数量丰富，结构合理，齐全完整的历史档案才有利于知识发现，反之则寸步难行。因此，各级各类档案馆保管的历史档案，其完整程度制约着知识发现难易度。除应具备丰富历史档案外，采用适当的知识发现手段是历史档案情报大量产生的必然要求。它要求针对历史档案不同情况灵活把握。而这种把握要有相应工作人员执行。无论是利用大型数据库技术实现数据自动挖掘，还是半自动甚至完全手工操作，知识发现都对相应工作人员知识结构提出较高要求。它要求配备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并在知识发现工作中通力合作。这种合作要有良好的组织保障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因为历史档案知识发现工程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加之历史档案的公益性，要求其开发利用活动必须有专门的组织和经费保障。
1.2 历史档案情报需求量
有需求并能被满足，历史档案情报效用才能实现。需求量越大，说明被利用越充分，效用实现也越充分。因此，历史档案情报需求量成为衡量其效用实现的重要指标。它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其一，历史档案情报意识。历史档案情报意识对历史档案情报需求的能动作用是一种持续的运动过程，这种主观能动性已成为历史档案情报需求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因。一方面，强烈的历史档案情报意识可以促进历史档案情报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反之则阻碍、延缓这种增长。另一方面，强烈的历史档案情报意识可以引导历史档案情报需求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反之则妨碍、阻挠这种结合。
其二，用户活动与历史档案关联度。关联度是指历史档案情报对用户活动的作用或意义。历史档案情报对用户活动的作用或意义越大，则关联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只有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关系，人们才会有可能对历史档案情报提出需求愿望并采取进一步行动，转化为历史档案情报需求量。当然，人们对这种关联度或价值关系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其三，历史档案情报利用成本。历史档案情报利用成本就是用户获取和利用历史档案情报为自身活动服务而发生的各种支出。毫无疑问，历史档案情报利用成本越低，效益越高，则需求量越大。利用成本常常表现为费用支出。经济行为研究报告显示，费用高低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活动。费用过高会打消用户购买动机或迫使部分人转向替代产品，费用过低又会损害生产者利益。
1.3 历史档案情报可获取性
可获取性一直是评价情报能否被利用的标准。可获取性强，情报才能较易到达用户手中，为实现其效用提供可能。历史档案情报可获取性主要受三个指标的影响，即信息可公开性、用户认知度、获取途径多样化程度等。
历史档案信息的可公开性是指依法向社会公众提供利用历史档案信息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对历史档案而言，三十年的“封闭期”早已过去，理论上历史档案信息的可公开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由于我国档案馆社会职能的部分缺失，历史档案的信息公开和大众化利用似乎还是障碍重重。
历史档案情报的用户认知度是指历史档案情报被用户认识知晓的程度。对历史档案情报的类型、内容、价值及馆藏状况的了解，是用户使用情报的前提。它为利用活动指明方向，明确目标，提供线索。它要求档案机构做好历史档案编目索引工作，并及时对外开放，积极宣传报道。
历史档案情报获取途径的多样化程度。现代媒介传播样式丰富，不同的传播渠道有其不同特点与优势，适用不同的用户需求。由于不同用户在时间、精力、资金、智力水平及信息素养等方面差异，表现在媒介选择上呈现出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如通过电子邮件、网络、传真、电话等，其时效性较强；通过书面咨询、信件邮寄的，适用异地获取；或于馆内借阅、参观、当面咨询、复印等，灵活方便。
1.4 历史档案情报使用效果
历史档案情报使用效果是指历史档案情报在社会活动中被使用后，对事物所产生的相应结果。它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并随使用者和作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历史档案情报使用效果产生与否，其大小和程度如何，最终应以其作用对象的变化结果为表象。它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事物显性变化程度和主体内在决策素养。
事物显性变化程度即历史档案情报被使用后事物发生的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历史档案情报使用效果往往以货币量的增减为衡量，增加货币量或减少开支为正面效果；反之则为负面效果。货币量的增减又来源于事物自身的变化倾向，通过历史档案情报的使用，组织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时间缩短、管理更顺畅等是正面效果；反之则为负面效果。
主体内在决策素养是指人们利用了历史档案情报后获得的知识素养以及管理决策水平提高的程度。它表现为一种无形的决策意识，很难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因为这种决策意识不仅与历史档案情报有关，还与决策者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有关，是多种非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决策意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心理感觉和决策行为合理度来解释。用户心里感觉良好，其决策行为获得积极效果，是历史档案情报使用效果的正面表现。
2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机理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表现为一种社会效用。社会效用是指历史档案情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包括政治效用、经济效用、文化效用。这三种效用的合力就是社会效用。一般而言，政治效用、经济效用和文化效用的实现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用的实现；而社会效用的实现有助于整个社会信息环境的优化，推动政治效用、经济效用和文化效用的进一步发挥。其结构和相互作用模型如图所示。不同类型的效用呈现不同形态，有其特殊的实现机理。
2.1 政治效用实现机理
政治效用是指历史档案情报对政治活动产生的效果。它基于历史档案本身具有的行政参考价值或资治作用，是“对于该机构、地区乃至国家工作人员察往知来，保持政策、体制、秩序、工作方法的连续性、有效性，以及决策的科学性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凭证和参考作用”。④ 在西方，历史档案被喻为“插入鞘中的剑”，其政治效用由此可见一斑。历史档案情报效用机理是：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模型图
历史档案情报产品成为治国理政的参考和处理对外事务的依据，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决策行为的科学化。一方面，历史档案中大量的政务文件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文字记录，涉及政治层面的各个领域，是这些领域政务活动的真实记录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它对制定法规政策，建立管理机制，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发扬政治民主等诸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充分研究中央档案馆珍藏的革命历史档案基础上，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制定的。
另一方面，历史档案中有部分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迁移等文件，在处理对外事务活动中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增进国家间的友好互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我国的边境线与印度、老挝、越南、尼泊尔、俄罗斯等多国毗邻，领土纠纷不可避免，和平解决纠纷的最有效证据就是以历史版面图档案和当时行政区划管理活动的历史档案为依据。又如“钓鱼岛”归属问题，历史档案明确地记载了我国在元朝时就把它作为一个行政区划进行管理，其归属不辩自明。再如，得益于对大量有关民族迁移或人口流动历史档案的研究成果，拉近了我国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民族的族源关系，改善了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
2.2 经济效用实现机理
经济效用是指历史档案情报被利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历史档案情报经济效用在货币上表现为增加收入或减少开支。受自身时效性较弱及历史文化遗产角色定位影响，目前我国历史档案情报的经济效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充分利用历史档案情报创作影视文化产品，通过票房收入和增加书籍销售量，实现经济效益。如中央电视台及地方台的一些历史人文影片和纪录片，诸如《青岛，1937—1945》、《故宫》等，都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既增加了作者本人版权收益，也使影视公司获利，更活跃了国内文化市场。此外，还可利用历史档案富含的精湛传统技术工艺，结合现代生产技术，扩大产量，增加销售收入。如景德镇陶瓷制造业承袭着数千年制陶优良传统，其历史档案蕴藏着独具特色的制作工艺技术信息，对提高陶瓷生产技术很有帮助。
其二，充分利用历史档案情报丰富的人文气息，带动相关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显而易见，历史档案情报包含着丰富的地方性人文特色，这就是旅游文化的人文历史特质。各地都注重历史档案情报的利用，特别是充分利用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顾客，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建设。如安徽省利用其丰富的徽州历史档案，大量复原徽式建筑风格，带动古村寨旅游；再如狼牙山红色旅游区，充分利用感人事迹使历史档案重现生机，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革命历史档案资源的基础上复原革命场景、实物是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内容”⑤。
2.3 文化效用实现机理
文化效用是指历史档案情报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用户的文化水平、认识能力，并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化全社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效果。历史档案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和文明史的真实见证，具有强大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因此，历史档案情报的文化效用属于一种精神层面效用。它既能以“显文化”的形态影响并塑造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和全社会文化思想范式；又能以“隐文化”的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个性，以及每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历史档案情报文化效用不仅是长久的、深层次的，而且是动态的，是整个民族精神结构的一部分。
显性文化效用的实现就是将历史档案情报通过传播媒介，转化为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即文化需求、文化法规、文化传播机制、文化意识、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动力，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事业体系，优化文化生态环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消化和吸收，形成具有创造性的代表着优秀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产品，促进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上的新文化思维模式的形成。
隐性文化效用的实现就是通过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向外传播历史知识，使用户感受历史的深邃、辉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历史鉴赏能力，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例如，通过举办历史档案展览，出版历史档案编研成果，观看和阅读影视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对用户产生强烈民族历史文化震撼，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个性。
3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是一个多维多因的系统过程，各项效用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且每一种效用的实现都是多种条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3.1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的货币表现
货币代表一定的购买力，是财富的象征。货币量的多少意味着可支配资源的大小。因此，人们常把货币量的增减作为衡量某事物发展态势或成功与否的标准。货币表现在历史档案情报效用衡量标准体系中同样得到应用，突出反映在经济领域。目前，已经有关于科技档案在企业增值效益中作用系数和权重比的相关算法，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种算法。但不可否认，这种算法并不精确，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行。因为历史档案情报效用实现具有依附性，需借助一定的技术、人才、设备，并融入具体管理活动中，它的效用具有隐蔽性，难以具体确定。同一历史档案情报，对不同用户，在不同的环境中会产生不同效用，无固定衡量系数，而只能用模糊概念界定，如较大、较小等。这就涉及定性分析方法，即采用非数学的文字表达方式。因此，在衡量不同领域历史档案情报效用时，应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货币表现只是定量分析的一种方法，且多局限于科技档案，并非衡量历史档案情报效用的唯一方法。由于受历史档案高龄性及其效用隐蔽性的影响，其效用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很难定量表示，故应更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衡量。
3.2 历史档案情报诸效用的权衡
历史档案情报的文化效用和政治效用是其价值的本质体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明继承和创新价值。所以，历史档案情报文化效用和政治效用应当引起重视。但现实中，由于文化效用和政治效用具有抽象性和长期性，容易使人们忽略这种效用，而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造成历史档案的损失。强调重视历史档案情报的文化效用和政治效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其经济效用。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许多文化产品是在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了其文化效用和政治效用的。如历史影视剧，在获取高额票房收入的同时也对消费者产生文化熏陶作用。经济手段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它在历史档案情报信息传播当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的实现往往是以文化商品经济价值的实现为前提”。⑥ 如清朝历史档案，借助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产生了较好文化效果。可见，历史档案情报诸效用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互为条件的，文化效用和政治效用借助经济效用的实现而被进一步放大，经济效用的实现是充分发挥历史档案情报效用的需要。
3.3 历史档案情报效用与凭证效用的辩证关系
两种效用是按其实践领域不同划分的结果，既存在区别，也有联系。情报效用表现为人们把情报应用于某一事件，从而使事情得到解决，或促使其形态发生改变，其终极目标是改善原事物的存在面貌。而凭证效用仅用来证明某事件的真实与可靠，并没有引发某事物形态的改变，它仅起到检验的效果。另一方面，凭证信息的提取不需花费大量智力劳动，它可从历史档案记录中直接获取；而情报是人们对历史档案信息进行深加工的结果，凝聚了大量的智力劳动。
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历史档案情报效用以凭证效用为基础，凭证性越强，说明历史档案所含信息越真实、准确、可靠，在此基础上掘取的情报才值得信赖，其效用实现才能保证。在一定条件下，历史档案情报由于其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情报效用可以转变为凭证效用，凭证效用也可以转化为情报效用。
注释：
① 朱庆华．情报价值与情报增值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1999(6):3－5。
② 李小燕．对科研档案情报价值的思考[J].兰台世界，2008(6):33－34。
③ 陈永生．论档案的情报价值与档案部门的情报服务[J].上海档案，1992(3):22－24。
④ 冯惠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3－44。
⑤ 马进甫．开发革命历史档案促进红色旅游发展[J].中国档案，2007(8):41－42。
⑥ 朱效梅．大众文化研究——一个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