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集群研究中的主体主动性与多方验证方法_能动性论文

中国产业集群研究中的主体能动性与多方验证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中国论文,产业集群论文,主体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7-09-30

中图分类号:F1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398(2008)04-0069-06

1中国产业集群研究中的主体能动性

1.1主体能动性是理解集群的重要概念

产业集群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是与其旺盛的活力密切相关的。产业集群指具有垂直和水平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支持机构的地理集聚[1,2]。这种理解是一种静态的理解,回答的是产业集群存在的判定标准而不是实际作用。

从集群概念出现的现实来源来看,创新特征[3]是其能够获得活力的重要方面。但创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所共有。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发展有可能出现“逐底”效应[4]而难以自拔更遑论创新。与强调集群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同,波特强调了集群对于企业“竞争优势”发挥的重要性[5]。集群似乎也成了一个完美标签[6,7]。但对如何实现后进地区的竞争力,波特的框架中很难作答。

一些研究者尝试以外部性来理解集群。外部性来源于马歇尔[8]和克鲁格曼[9]所总结的由于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本地专业化的辅助性企业的存在以及技术扩散等所带来的外在于企业的经济效率提高。这一概念部分地列举了集群在企业整体层面所能带来的好处,但其根本缺陷就在于这一概念不能够给出其自身来源问题。

为了进一步解释集群,学者开始关注集群中的主体作用,并与“外部性”的概念作了紧密地连接。在集体效率的研究[10,11]中,外部性来自于相关主体主动的合作行动。合作行动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承认了集群中的主体可以通过共同的行动来实现集群的作用。对实际参与集群发展的主体的关注是产业集群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无论是讨论集群的创新、成本节约、竞争力、外部性、甚至集体效率,其概念中实际参与的主体都是一种缺省的、均质的与典型化的主体。对现实集群主体的多样性与能动性考虑不足,是已有解释产业集群理论的一个主要弱点。

尽管在相关研究中也提到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12]、地方法团主义[13]、行业协会能动作用[14,15]等等,但这些研究也只是零散地捕捉到集群主体能动性的意义。真正地对于集群中主体能动性的系统考察,目前仍然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

但我们可以观察到,集群的形成、发展、升级,集群的外部性的形成与发挥,都与集群相关主体的能动作用有密切关系。集群发展阶段中的重大事件如专业市场的建设、工业园区的规划、行业协会的建立、会展活动的开展、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等等,都有相关主体能动作用发挥的体现。缺乏对这一作用的考察,就会将集群发展的许多重要事件都解释为历史的偶然或者是种种不确定性。

人类能动性或者人类能动作用(Human Agency)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概念[16,17],指人类通过积极与创造性地努力去解释、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尽管这种能动性的发挥也会受到宏观结构以及微观制约[18]的限制①,但在集群理论上对这种能动性的肯定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群现象,并为后发展地区摆脱宿命论的阴影提供广阔的理论空间与现实意义。本文将产业集群相关主体积极主动去解释与改变集群发展的能动特征称为产业集群的主体能动性。

对于中国集群研究来说,对主体能动性考察不仅意味着在哲学意义上尊重人、解放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与现实国情相衔接的理论可能性,能为集群理论带来旺盛的生命力。

1.2产业集群主体能动性的特点

集群中的主体包括了相关的组织及个人,他们都具有能动的行为能力,具有意向(目标)与行为的双重特征。主体能动性由于目标与行为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而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主观性、利益诉求、创造性等。

第一,集群中主体的目标与行为具有相对主观的特点。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受到其教育程度、生活环境、个人努力、社会职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其自身的主观的特点。

第二,主体在集群发展中都会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有可能只是个人本身的,也有可能是代表其所在组织的,如个人的利益诉求、政府部门利益与权力诉求、协会自身运作、创新中心资金来源等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第三,由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得集群发展具体问题的解决具有创造性的特点。这种创造性对于集群中主体来说有可能仅是一种符合其自身行为逻辑的自然的行为②。实际集群主体的作用非常灵活,相互交叉、渗透、甚至空缺、错位等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主体创造性实际上体现为对理论预测的所谓规律与准则[19]的超越与突破。

第四,集群主体对发展目标与愿景的坚持程度会影响其努力程度进而影响集群的发展路径。当主体发展意愿与其权力相结合时,主体就会在其权力影响范围内推动其愿景实现,因而具有的强大的现实作用。

集群现象涉及的地方内外众多主体,包括了大量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持的企业、政府、协会、研究机构等主体并甚至构成了创新网络[20]。集群合作行动的开展意味着对于主体间的共同愿景及大量的互动。集群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合作共赢理念的弘扬是对于“零和竞争”的突破与创新,有助于摆脱困扰发展的“发展与污染”、“效率与公平”等两难困境。以各主体合作行动为基础的集群外部联系呈现极为丰富的内涵与特征③,应该在集群本地网络与全球联系[21]互动背景下理解主体能动性。对于不同的产业集群,其面临的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千差万别。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对相关主体行为经验与教训的分析。但已有方法并不能胜任。

2国内已有集群研究方法与主体能动性

2.1理解主体能动性的关键是对于观念数据的考察

一般的定性[22]与定量研究的两分法无法凸现分析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与人类共同行为密切相关的社会研究都必须充分考察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目标、行为等,由此产生了对观念数据的关注。“观念数据”(Ideational Data)着重考察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所带有的主观特点,如个人偏好、动机、行动等。这一概念来自于按照刻画研究对象的角度不同对社会学科的数据三类划分[23],即“属性数据”(Attribute Data)、“关系数据”(Relational Data)和“观念数据”三类。集群相关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在其观念数据之中。

对于研究对象专属特征的数据称为属性数据,如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类型、企业数量等等特征的描述。对于研究对象之间联系特征的数据称为关系数据,如集群中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其他地方的关系等。属性数据与关系数据及其背后的方法不承认(或者不考虑)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态度的影响。因此属性、关系、观念三种数据的区分对理解集群主体能动性的研究领域有重要帮助。观念数据获取与解释的方法也就成为研究主体能动性的关键。

2.2集群研究方法的发展空间

本文从三个角度对已有的集群研究方法进行了区分,即数据特点、定性与定量以及集群内外(表1)。整体而言,目前国内产业集群研究主要是在属性数据及关系数据方面取得进展。对关系数据,特别是从集群外部定性角度分析关系数据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观念数据方面,出于对集群主体能动性的考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发展。

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研究与报道有很多是对产业集群的定性描述与刻画(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简单的定量数据),其数据以属性数据为主,附带有一些零散的对于关系数据及观念数据的介绍与分析。近年来国内一些重要研究逐渐关注集群演进、相关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24-26]。这是定性集群研究方法方面的突破。

对产业集群的数量分析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方面,即主要运用区位商等方法对属性数据进行变量分析[27]。这种分析固然对于理解产业集聚的整体分布有重要的帮助,但对于理解集群内部的众多主体的作用与机制等帮助不大。

社会网络分析[28]是定量方法的重大进展,在集群研究领域的发展空间巨大。但由于产业集群内部节点众多、关系极为复杂,因此此类研究开展所需数据获取与建模的工作开展难度非常大。目前的发展也仅仅处于介绍与探索阶段[29]。

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思路在集群中的引入[30-32]使得集群中的对于关系数据的分析得到了发展。这一发展有助于理解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组织与治理关系,并对集群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只是这种思路仍然没有赋予地方主体以更多地发挥主动性的空间。

表1 从数据类型的划分看集群研究方法的发展空间

Tab.1 A Classification of Methods on Clusters According to Typology of Data

集群外部视角 集群内部视角

属性 定性:集群特征描述、集定性:内部产业构成、主体特

数据 群分布;集群的演化;制征、发展特点的描述、竞争力

度与文化背景分析 分析

定量:区位商、多元统计定量:对集群内部变量的统计

分析 分析、竞争力的量化分析等

关系 定性:集群在全球生产网定性:集群内部各主体的关系

数据 络、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讨论、集群内部价值链的分析

合作关系

定量:对全球集群的社会定量:集群内部企业或者细分

网络分析、以大区域为尺行业投入产出分析、社会网络

度的投入产出分析 分析

观念 定性:对集群发展多种观定性:运用多方验证方法等对

数据 点与研究的多方验证④ 集群内部多主体的考察③

定量:元分析方法,对集定量:心理学关于主观态度的

群研究与报道的综合研究量表分析方法等。

对于主体能动性的观察也出现在以社会学为背景的集群案例分析[33]中。但总体而言,目前在方法论上仍未成熟。本文借鉴经济地理学的多方验证方法,结合现象学及解释学的讨论,尝试提供一种有助于理解主体能动性的研究框架。

3主体能动性与多方验证方法的建构

3.1Yeung的多方验证方法借鉴与批判

多方验证方法(Triangulation)意为三角测量法,通过对多点数据的综合,得到相对较为可信的结果。在Yeung的文章[34]中被用于新的经济地理研究上表示多种方法的综合与相互映证补充。经济地理学的以过程为基础的多方验证方法(Triangulations)有助于对研究反映度(Reflexivity)⑥的提升。这一方法是对定性或定量数据的获取与使用、经济主体网络的跟踪调查、现场调查、抽象与理论重构等的综合,并强调研究的开放与多方求证的思维方式,对分析集群中的主体能动性具有较好的前景。

但Yeung的方法论框架存在着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①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本体论与认识论都处于黑箱的状态下,对方法进行杂糅。对主体能动性的考察应借鉴人本主义哲学观的讨论以保证体系的完备。②各个方法之间缺乏相互衔接以适应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针对集群主体)的作用与影响。多方法呈现一种简单堆砌的无序状态。③各个方法本身的实现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与限定。这就需要进一步对各个方法的主要工作与预期目标进行梳理和重新设计。

3.2多方验证方法的重新建构

与Yeung的多方验证方法关注过程不同,本文试图重新建构该方法以适应考察集群主体能动性的需要。考察主体能动性的过程,就是在研究者理解集群主体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解释与理论建构的过程。研究者与集群主体之间存在一种在信息上逐渐接触了解、在空间上逐渐接近、在思维方式上逐渐理解的过程。围绕着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主要的四个阶段的四种方法以及整体层面的多方验证方法(表2,图1)。在实际调研中这四种方法的应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反复进行的了解、追踪、理解、解释、验证、建构等系列研究努力的过程。

图1 集群研究中的多方验证方法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Triangulation on Clusters

表2 集群研究应用多方验证方法的主要目标与工作

Tab.2 Purpose and Tactics of Triangulation on Clusters

方法 达成目标 主要工作

定性或定量信息对属性数据的掌握而获取集群内外属性

的获取与使用 初步了解集群主体 数据,并尽量精确化

经济主体网络的对关系数据的掌握与以获取集群关系数

追踪调查 追踪以进入集群主体据为主,根据实际确

网络 定关键主体

现象学指导下的设身处地地理解主体与关键主体的直接

现场调查方法 从内部考察主体能动接触,获取第一手的

性观念数据

解释学循环方法形成对主体能动性的以开放的框架解释

开放而合理的解释 集群主体的各种数

考察主体能动性根据现实主体的多种对以上方法的集成、

的方法论框架一数据对理论进一步反验证与理论重构

多方验证 思建构

对观念数据的获取必须依托对于主体相关的属性数据与关系数据的充分把握。在关系数据的获取与追踪过程中,除了获取集群网络组织方式的数据之外,更重要的是区分与辨别具有影响力的关键主体以支持进一步的研究。对观念数据的准确获取与合理解释是多方验证方法成功的关键。由于观念数据与另两种数据有着本质的差别,反映了被研究者的主观信息。在研究这些数据的时候,很容易将研究者的主观设想强加于被研究者之上。出于忠于主体本身、忠于现实本身的考虑,需要在获取与理解观念数据的两个过程中,结合现象学与解释学的方法,以尽量真实地理解主体与现实。

3.3现象学思维指导下的观念数据获取

为了获取主体观念数据,而又同时不偏离研究主题且不将研究者的观念或理论假设强加给主体,这就需要现象学(Phenomenology)[35,36]的指导。现象学观念认为:为了理解集群主体带有主观特征的观念数据,就需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去理解现实,理解主体的认知世界。研究者应摆脱各种未经考察的先入为主和预先假定,去分析和理解主观意识,获取其观念数据并重构其个人世界。为了更好地理解主观世界,就要求研究者以学习心态去接近与关心主体的真实想法。这在现场调研方法中的最大的指导意义就在于要求研究者设身处地地理解主体。在现象学指导下的现场调查方法有以下的工作要点:

(1)研究者之前对于研究问题的设想可以为现场调查提供交流的线索与方向,但研究者不能想当然地为受研究的主体强行限定这一方向。

(2)研究者在现场调研时的最重要工作是先对自己的研究问题与种种假设存而不论,也就是暂时中止对于研究者本身来说可能是“理所当然”的预先假设。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学会所面对的集群主体的思维方式。尊重被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是这一方法适用的基本前提。因而,研究者暂时也不能行使对集群主体的“教导”功能⑦。

(3)当研究者适应了集群主体的思维方式后,即可尝试用所谓“内部人”的思维,对原有的研究问题进行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进一步请集群主体予以确认和澄清。

(4)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学习与理解被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包容、平和、尊重、学习的心态是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

3.4解释学思维指导下的观念数据解释

在获得多种数据之后,进一步的工作是对这些数据进行解释。获得解释的方法是所谓“解释学循环”方法[37,17]。解释学(Hermeneutics)是关于解释与释义的研究,它是人文科学因其主观性质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方法论框架。它的目标是对各种人文现象进行开放而批判的不断探究。在集群研究中,解释学方法的应用有助于理解观念数据背后主体的目标与意图,增进对于集群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其要点如下:

(1)当面对多方验证方法所获取到的三种类型数据之后,应尝试以现有理论进行解释。尤其应重视对于主体观念数据背后的意图、目标、利益表达的解释。同时发现解释的困难。

(2)根据对已有理论的批判、社会认可的准则、常识、甚至从上一种方法获得的对于集群相关各主体思维方式的理解出发,大胆提出增进文本理解的一系列新的前提来重新理解发现的问题。

(3)在三种数据尤其是观念数据以及设立的理解文本的前提之间,在不同主体观念数据之间、在观念数据与其他两种数据之间进行反复推敲与解释,并逐步深化认识。这一反复推敲的过程即为“解释学循环”。实际可能体现为在(1)和(2)两个步骤之间的反复推敲。

(4)“解释学”的方法对研究者也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它要求所作的研究保持向新的证据与理念开放,哪怕它们可能与现存的证据与理念不一致。其次,对于问题解释的前提提出并不允许任意反复无常与凭空想象,而是要求有现实的或者理论上的合理依据。同时,这种方法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看成是阶段性的以及需要并可能再逐渐根据新的证据改进的。

3.5本文多方验证方法的特点

多方验证方法则是在以上四种方法基础上重新构建考察主体能动性的方法论框架。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对已有四种方法的综合与调适,并致力于最终的理论建构。

(1)在研究态度上体现为一种严谨的与开放的态度,自始至终致力于数据多方验证、调查者多方验证、理论多方验证与方法多方验证等。

(2)在过程上体现为对主体的持续关注,在此基础上根据现实主体的多种数据对理论进一步反思建构。这种努力是对于人的重要性的一种强调。这一点从关于主体的多种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过程中应得到连续的关注。

(3)在理论上体现为持续而批判地进行方法的集成、验证与理论重构。研究者不将理论看成固定或者暂时固定,而是在调研的整个过程中采用多种数据来源与方法对理论进行反思与验证。

综上所述,本文结论为,中国产业集群研究需要深入考察主体能动性,而多方验证方法能够为此提供了一个源于经济地理的方法论框架。在充分考虑集群理论与现实国情的特点的基础上,本文强调了研究集群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而研究主体能动性的关键在于观念数据的获取与解释。按照数据类型的划分对已有集群方法的发展空间进行分析指出,国内已有集群研究方法不能胜任对主体能动性的考察。进而,本文综合了经济地理学、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提出了可用于考察主体能动性的多方验证方法论框架。多方验证方法可进一步运用到各种包含主体能动性议题的产业集群研究及相关人文地理研究中。其开放、批判、及具有人文关怀的方法论特点有助于增进案例研究的解释力,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致谢:

本文的撰写得到王缉慈教授和柴彦威教授的指点与启发,作者在此诚致谢意。

注释:

①结构主义认为存在着在整体上影响主体行为的宏观机制,如资本主体体制、制度、上层建筑等。时间地理学认为微观主体,尤指个人,会在时空中受到三种制约,即能力制约、组合制约与权威制约。

②比如,当问及一些地方专业镇级政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举办行业展览会,他们的解释是当时有这个需求而恰好政府具备了这样的资源。而更进一步的分析则指出他们实际经过学习,在当时已经认识到了举办展览会可能会为行业带来的好处以及可能为本地经济带来的拉动作用,因此才用自身的努力去整合相关的资源举办展览会。

③以温州为例,产业集群的外部联系与国际化实际包括外资进入造成的本地竞争、与外资企业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集群企业全球运作以及全球范围的技术合作等内容。其具体实现形式与相关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关系极为密切。

④在温州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中,笔者发现不同的专家对温州集群发展问题的诊断均相差甚大。进而对研究者网络进行追踪,并进一步访谈的具有不同背景的温州研究者。在运用多方验证方法对研究者观点理解的基础上,解释了温州发展问题探讨的可能的维度。

⑤笔者所在团队进行温州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过程中,对集群中具有不同影响方式的典型主体的行为与主观观点进行探寻,并从中得到了对集群升级概念的进一步理解。

⑥Reflexivity翻译为反映度,指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能力与洞察能力,评价采用某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对现实的解释程度的大小。反映度还有对人类自身意义与价值的体现程度之意。与反映度并列的另两个标准是传统意义上的信度与效度。

⑦仅列举研究者访谈地方官员来调查集群政策情况的例子。当官员谈到“我们的经验是在本地打造产业链……”时,研究者不应当即指出“理论研究表明,‘打造产业链’的提法可能不全面”。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命题不应该直接强加给被研究者。这可能会使得该官员立刻觉得自己不专业从而隐瞒信息;或者激起该官员的反感情绪以辩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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