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在经济全球化中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中国文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正在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上一个世纪——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内就出现过许多现象，甚至有了“世界末病”这样的名词，当前一个“世纪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争辩也很突出，世纪末的人们似乎对文化的兴趣格外浓厚，各种不同的看法纷然杂阵，以致形成了所谓“文化热”，身处由20世纪通向21世纪的时间大桥上，来共同探讨下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纪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正符合“末雨绸缪”的说法。
一、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既成事实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应该说是老调重弹了，因为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半球联结之时起，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李慎之先生认为过去500年中， 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汇合（由英、美单一力量主宰全球）引起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仪，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域最广的国家——中、印和前苏联各共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信息的传播已经能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任何死角，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提出要在21世纪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工业化时代正逐步转变为信息时代。
除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处，还有其他许多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的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所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距1492年刚好500年）。
人类今天面临的危机不同以往，一方面，就危机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它具有世界性和程度深刻的特点：另一方面，就危机的根源来说，它不同以往由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危机，如外族人侵、瘟疫、洪水、地震等，今天的危机很多是由人们的主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往往可能起源于人们最美好的愿望，例如人类为了发展工业，大规模开采资源，使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竭，为了增强家族或民族的实力而多生孩子，为了减轻人们的痛苦、延长寿命而研究征服疾病，又将导致人口危机。人类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把人类的设想加给自然，大规模修路开河，兴建工业工程等，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环境危机。因此，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不无感慨地说：“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祥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最可怕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本身”。人类的活动正在危及其他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生存。
尽管工业化时代把市场经济普及到了全球，最大可能地推动了全球化加速的进程，把科学技术推广到了全球，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程度，极大地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各种问题：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扩大，霸权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存在，种族主义与文化摩擦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内部同时凸现，人欲膨胀与环境破坏等令人措手不及，无所适从，人类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不仅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曾自称美国物质富有而精神贫穷，连非洲大陆的贫穷地区也称自己在殖民化和现代化期间丧失了原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度的提高，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等等同海洛因和爱滋病一起传播到全世界，不仅席卷了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层出不穷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冲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新趋势的挑战下，人们忘记了人文的准则首先是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浓缩物，从而陷入了价值的失落和混乱之中，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并已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其本质表现为“文化”的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不仅破坏文化的结构，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而人类的危机在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人性中贪欲，人类近几年来，一直把自己身外的一切都当作环境，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偏颇的观念。前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认为“环境”一词来自这么一个信条，即存在一个中心，而“中心”就是我，人类从来都是把自己看作为宇宙的中心。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宣扬“人是万物之灵”，“人可以主宰世界”，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学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心：甚至被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光大的人道主义，也主张人是高贵的、自然应该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就是这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心态统治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每当人类取得一点进步，人类社会就陶醉在“人定胜天”的自我欣赏之中，仿佛在人类面前，没有不能征服的困难，人类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引向了困境。
二、中国文化当前的危机——文化的“同化”和异化”
对于世界文化危机，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历来重视自己文化的中国人，也早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兼收并蓄的城市文化——外在表象（文化的同化、消融）。20世纪末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商业文明”的猛烈勃兴。今天环绕着人们的都是城市文化的气息，在众多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影视片中，眩目的霓虹灯，瀑布似的彩灯，蠕动的车辆组成了光与影的世界，人不过是城市之光的投影；在小说中，城市被描绘为卡拉OK厅、快餐店、立交桥等空间物象的快速移易和幽灵般飘忽的人流。这种现代生活造成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惯性使人对日复一日的刺激已不感新奇，人已从传统和经验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直接感官刺激的接受者，他不会对意义作更多的思索，也不会对价值作更哲理性的判断。讲究娱乐性、消费性的城市文化的兴起给历史进程引入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因素，它在消融着既有的一切，又以其巨大的包容性，通过兼收并蓄，熔铸着新型文化，广告引导人们如何消费，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后现代主义和国学热走向世界和弘扬传统，最具现代意味的建筑和仿古建筑老胡同，皮尔卡丹和中山装、旗袍，西餐与中餐，麦当娜、刘德华与宫廷歌舞，都成为城市文化橱窗的一部分，同时陈列在人们的面前。
当然传统文化也没有完全被城市文化所遮蔽，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再创造中，在城市人回返自然，寻求精神家园的渴求中焕发出生机；经久不衰、层出不穷的历史片，庙堂音乐，仿古建筑，以及兜售旅游纪念品的古代“宫廷侍者”，这些被复兴的传统文化已经完全改变了内涵，在现代文化渗透下，在消费服务中，已不再具有传统文化原有的那种气息，他们不过是无底蕴的传统的象征。
第二，“半西不中”的混合文化——内在表达（文化的异化、渗透）。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与西方接触较多的地区，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半西不中”的中西混合文化，不同程度地放弃了中国文化本身最有价值及深度的部分，例如重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对物质欲望的自我约束，文化传统的历史感，儒家文化中的使命感等，这种混合文化，使人们漠视现代化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消费主义，自我主义，没有原则的竞争，对历史文化的漠视与践踏，使我们忘记了本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点，使我们盲目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
1.中国文化具有重建和整合的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国的哲学没有明显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重点转移，尽管中国传统哲学包含丰富的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它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的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和谐的追求。
实际上，关于“中国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有中国自己固有的东西？”这个问题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尖锐地摆在中国人面前，160年间，答案随时间变迁而迥然有异。 那么为什么在开放时期的中国，当人们在激进地拒绝传统之后，又会出现对传统文化的新评价，儒家人文主义的传统作为中国的精神支持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保持和发展的价值？
我们认为，需家文化哺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传统的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家的道德哲学尤其重视人的修养，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地扩充内在的仁心善性，提升精神境界，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天人合一”，都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而“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崇高最完整的体现。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主张天人相通，并以心性作为沟通天人的桥梁，将天与人统一起来。《老子》第25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天与人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可见“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是天与人具有统一法则和变化规律的有机整体，人与天地万物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应该和谐相处。
事实上，人类正在趋近其在地球上的生存极限，很现实的威胁则表现为沙漠的扩张、环境污染及破坏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加重，资源短缺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认为自己是历史文明的创造者，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不过是人类创造与演绎其历史的舞台与道具。人类沿着这种发展道路前进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致使这些发展对人类本身构成了威胁。日益逼近的危机，缍使人类在自然界的惩罚面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在整个自然界中的位置，人们逐渐明白，人类的生活和行为不可能脱离自然，要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的基础思想、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都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放弃人类作为自然主宰的观念，将人类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承认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局限性，尊重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基本权利，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只有以科学的态度敬畏自然，认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及对自然的畏惧，才能对世间万物发出无限的爱，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天人相分”，征服自然，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征服自然、粗暴夺取的结果有目共睹，对人类的进步永不满足的需求，终于逼使大自然的忍耐超过了极限，对人类进行了惩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物种灭绝，各种污染和资源匮乏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中国（东方）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基于综合的思想模式，主张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索取，主张与自然浑然一体，虽然我们也遭逢了由毁林造田带来的洪涝灾害，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盲目破坏自然环境，最终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人的存在因自然受伤也面临危机。从道家、儒家和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发展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物质沉淀阻塞的弊端。
由此可见，人类文化的发展一方面给社会和人本身带来幸福，同时，也产生社会与人自身的异化。就是说，某些文明或文化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从推动社会与本身的发展反转过来，束缚甚至扼杀社会与人本身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则是揭露文化产生异化的先知先觉者。
老子提倡用回归自然来克服异化，就是要努力减少那些人为的礼乐规范，彻底清除那些无用的繁文缛节，使人从异化的文明枷锁中挣脱出来，还原其自然的本性，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而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安慰，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
怎样达到无为之境？老子又提出追求真率自然，“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庄子也主张返朴归真，《至乐》篇云：“大道无为而自然”，《渔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老庄哲学的追求自然以适情，也即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实际上就是“物我合一”、物我一体”。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其创作中就鲜明地表现了“回归自然”的倾向与心声，很显然，是吸取了老庄这一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自然观，“惟求融合精神于大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最能体现诗人向往自然，力图“回归自然”的诗作是《归园田居》，其中写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明确表白了自己本性即爱自然，自幼无“适俗”之念，只是由于外界因素而误落“尘网”、“心为形役”，而今“复得返自然”后，随心所欲，感到愉悦与欣慰，而这种向往“回归自然”以及回归自然后的实际心态与表现，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又一次作了坦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中，诗人将自然界的菊、山鸟和谐地与“我”融为一体，使人与自然“物我合一”，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显然不是旁观者、占有者，也不仅仅是欣赏者，而成了大自然中的一员，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之美，去描述自己从山川之美中获取的感受，而是山川田园自然地存在于他的情感变化之中，心灵与自然达到了交流与和谐，融为一个整体，从而铸成了永恒的真实。陶渊明描绘农村生活与田园风光的诗篇寓己乐于宇宙万物之乐中，将对世事的感伤化为对自然景物的歌咏与赞叹；让自我感情融入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中，正如诗人诗中所写：“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因此，“眷然有归欲之情”，乃“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很显然，陶渊明回归自然，乃本性所致，而这种反对“心为形役”，力求“自然无为”与庄子“不为形役”，个体身心的存在的影响恐怕是分不开的。不独陶渊明，魏晋时代的其他士大夫如阮籍，嵇康等，其实都具有这种“不为形役”，“桀骜不驯”的独立人格，而知识分子历来以正义、价值、真理、尊严感等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基础为人们所关注，他们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也成为社会文化和思想生活的源泉，所以说，在建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根基，在协调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方面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稳定。
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历无数战争、饥饿、天灾、人祸而绵延不绝地生存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本身已经显示了较之于其他古老民族的高明所在，从投江自尽的屈原到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到丹心可鉴的文天祥都不惜为民族的存亡或国家的兴衰而视死如归。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体凝聚力，作为历史经验和生活能力，在人类未来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整合中，仍将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展望21世纪》）。他还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历史研究》）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表现出坚强的生命力，与它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化重建时，必须依据传统，将其作为文化再创造的生命之源，经过创造性转换，在全球意识下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
2.重建中国文化的应战与展望
从反省人类历史看，如果说19～20世纪是武力征服和战争的世界，20世纪是经济竞赛的世界，那么21世纪可能出现文化的世界，文化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社会的前景与走向，21世纪文化将会对人类生活具有更加超越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地区、国家的沟通和包容作用。文化既能提升人的道德和修养，又能消解人的矛盾和纷争，总之，21世纪可能出现一个文化引导人类生活的世界。在文化观念上，东西方文化由某些天人相分逐渐趋向天人合一，由世纪的物我分立逐渐走向物我一体，在这种多元文化走向趋同的走势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在中国文化本土中吸收西方文化的肥料，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化之树，而决非彻底重建全新的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说：“一方面吸收外来输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在历史上，新加坡也属于传统的东方文化圈，在价值结构和文化心理上，与中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加坡并没有丢弃原有的东方文化特色——尤其是东方人的价值观念，并且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其经济的崛起、腾飞从某种意义上是缘于儒家传统的家族血缘的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凝聚力。可见传统文化的重建不啻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在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除了强化民族凝聚力外，还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创设一个有利于文化重建的良好氛围。在21世纪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以传统为基础，努力总结继承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另一方面要以全球化为目标，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即两者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尽管道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深信，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将成为世界文化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