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两次论文,新时期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新时期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发生于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开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标志；第二次发生于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为开端，以十四大、十五大多方面的突破为标志。
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的历程和意义
20年来思想解放的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1978—1982 年）：拨乱反正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继遵义会议后我党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是我国人民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对此后20年改革进程及思想进程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三中全会后，进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十二大。
（2）十二大到十四大（1982—1992年）：全面改革阶段。 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此基础上，十三大又做了进一步引伸，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新观念。这为第二次思想解放做了准备和铺垫。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成果。
（3）十四大至今（1992年以来）：改革开放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使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做了思想准备。十四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四大的重要贡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在此基础上，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如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全面深化，对公有制性质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正确区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新定位，等等。这些都把思想解放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过程是既反“左”又反右，不断用新思想克服旧思想的过程；是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
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的特征
第一次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错误的东西的破除和对正确的东西的复归，这就是拨乱反正阶段的主要内容；另一部分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性探索和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必要准备，这就是十二大后全面改革阶段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类型划分上看。第一次思想解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由于“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破”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因为不破除旧的、错误的东西，新的、正确的东西就无法确立，原来正确的也恢复不了。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拨乱反正”。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了十分明确的阐释：“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页）如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经济工作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回复到八大的决议。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次思想解放属于自我借鉴，即借鉴自己的历史经验，从原来的正确实践中寻求新的起点。事实上，80年代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在三年困难时期成功地实践过，而乡镇企业大发展，则是以50年代至6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为基础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十四大、十五大），主要是建立新体制，进行体制创新。如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运营概念，均属于资本主义的发明，我们把二者借用过来，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当然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创新的方法是借鉴、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机制，创新的生长点是二者的结合，少了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算是创新，都不能被承认为是“思想解放”。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都是这一创新和“立”的标志。同时，为了加快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近几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到目前已有几百部之多。可见，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的“立”。
其次，从理论形成上看。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第二部分）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性探索，这时尚未形成明确的目标模式。为什么要“摸”呢？一方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既定的理论以为指导。对这一未知至少是知之不多的必然王国，当然需要实践，需要探索。探索就难免有失误，甚至挫折。事实上，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成功与失误）都可以说是这种探索的表现或结果。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包括90年代初期），由于宏观上整体框架是计划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对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时并不很清楚，这就要求给实践留下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所以，从微观上突破旧体制，则成为这个时期思想解放的一种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了某些自由主义的办法。与此相对应，这一次思想解放的理性程度、自觉程度也不够高，思想解放的对象基本上属于浅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随着改革过程的不断深入，新的理论在不断发展、完善，反过来，又指导改革实践朝着更加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理论的不系统不成熟所带来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进展，甚至出现曲折。这种实践的局限性也会影响理论的发展。这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辩证法则，更是我国长期改革探索阶段的必然现象。
但到第二次思想解放，情况就不一样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视察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十四大确立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五大作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括，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这时，在我们已经大致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新的宏观体制目标模式下，在我们发展经济的实践中，必须迅速建立起大量的、新的微观约束机制，即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法规。这个时候，就应当格外小心，准确把握，慎重对待，而不能轻易地破除这些新的微观约束去“解放思想”了。否则，再用自由主义的办法对这些新的、微观的约束进行突破，就是倒退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解放思想的内容，提高解放思想的准确性，既防止“过犹不及”，又防止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同时也说明，第二次思想解放期间，我们从改革实践到改革理论都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更加自觉，更趋成熟，更加理性化，改革和建设都有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对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也使理论建设获得新的突破，而市场经济和资本运营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其重大突破之一。把这两个概念逻辑地结合在一起，便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建设任务，这是使邓小平理论成为专有概念的重要根据。防止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是现阶段历史特点对现阶段思想解放提出的重要要求。“摸着石头过河”在目标模式问题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种方法已转向“结合点”层次，即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新的思想解放主要是为具体实施这种结合扫除障碍。我们说，以十四大、十五大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属于新时期的新阶段，其原因主要在这里。
再次，从具体运作上看。两次思想解放均体现了风险性与可靠性的对立统一。就第一次思想解放来说，其特征是拨乱反正，是自我借鉴，是经验性摸索，是体制的逐步转轨，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可驾驭性较强，风险较小。第二次思想解放，因其特征是创新、建设，是吸收、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是新体制的确立，独创性较强，意味着风险性增大和可驾驭性减小。因此，造成人们这样那样的担心，产生种种不正确或者不全面的认识。难怪朱镕基同志将此种形势之艰难喻为“地雷阵”和“万丈深渊”。邓小平同志也曾讲过，对此有一定担心是有道理的。进行这样的改革，实行这样的政策确有风险，但确实给我们的社会主义注入了激励机制，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因此，就应该坚持它，发展它，完善它。我们要做的，就是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使公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以增强市场经济运行的可靠性，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的社会和认识根源
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深厚根源。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要求人们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8页）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不断发展变化是其本质要求，而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时，就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就阻碍生产力发展。这里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强调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和变更生产关系的必要性。然而生产关系的调整要受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制约，要从生产力状况出发。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就本质而言，能够最大限度地调整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49年以后，在短短的40多年中，我们曾几次大幅度地调整生产关系，尽管其中有正有误，但调整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生产方式进步创造了多么大的空间，创造了多么大的可调性。在实践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思想准备都很不足，我们曾误认为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就越符合社会主义，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排斥任何形式的私有经济，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也绝种”的口号，不但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且把个体经济彻底消灭，以后又把农民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实践上，实行穷过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过多地搞指令性计划，实行统购统销和供给制式的分配。这种体制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的东西。随着条件的变化，这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正是这个深刻矛盾引发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判断就是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学习、借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即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正视资本主义还有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借用的东西。这不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是彻底的思想解放。比如，十四大拿来了“市场经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概念；十五大拿来了“资本运营”，确立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新观念，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由于我国生产力状况是先进的和落后的并存，决定了生产关系既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错误估计，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随之进行的应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了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当时“左”的思潮均源于此，而与之不同性质的均被斥为右。其实这种从“左”的立场看待的右，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右，真正右的根源并不在这里。就我国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其量变过程也是漫长的，并非生产力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更，这就很容易造成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变化的客观现实。与此相应，社会主义生长、成熟的过程是长期的，有时是曲折的，同时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还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对立统一；加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国际力量的对比；开放的沟通，等等，都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右，甚至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倾向，这是真正现实的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由相互对立转向相互兼容，先是在计划经济之外提出商品经济作为其有益补充，后又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社会主义框架里允许两种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叉、相互补充。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承认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反对多种所有制并存，反对改革开放，必然导致“左”。而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忽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必然导致右。改革开放20年来，“左”和右也有一些新的表现。“左”的“唯生产关系论”是过去的“一大二公”，右的“唯生产关系论”是对国有中小企业一卖了之的做法；“左”的“唯意识形态论”是“两个凡是”等，右的“唯意识形态论”认为，初级阶段缺少雷锋，所以不能搞公有制为主体，他们根据思想认识水平取舍生产方式。“左”的表现是忽视私营企业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不敢承认多元资本运营的意义等等；右的表现在政治上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变成自我取消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结构在思想上的反映、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所有制结构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和右两种思想也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1年就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文选》，第2卷，379页）
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的前景
两次思想解放的前景集中体现为无止境与规定性的统一，也就是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的统一。一般地说，思想解放的无止境是生产力发展无止境的反映，是共产党人胸怀广阔的体现。它来自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因而能永远自觉尊重生产力，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最高准则。不管生产力发展到多高水平，只要生产力提出新的社会要求，共产党人都会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对自己提出思想解放的任务。其实，共产党的性质与私有经济并不一致，但正是基于彻底的唯物主义，使共产党人积极领导和发展了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这种思想解放的广阔和思想境界的高度，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思想解放的目标与前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反映了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的彻底革命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的内在统一性。思想解放的有限性来自某一时期生产力水平的确定性，亦即思想解放必须与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虽然对群众思想是一种束缚，但却是由实践所决定的，而实践本身具有局限性，亦即规定性，因此具体的思想解放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即实事求是的。就两次思想解放来看，二者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都要解答特定的历史课题，这是它们的规定性，亦即相对性与有限性。比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赋予市场经济以特定涵义，这无疑是思想解放。同时，这两次思想解放又是人类思想解放链条上的两个纽结，是共产党人对生产力发展无限性的真实反映，因而必被汇入整个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对以后的思想解放将产生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又是绝对的、无限的、无止境的。这正像人们认识真理一样，因为任何真理都是以往认识的终点和新的认识的起点，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所以，人们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就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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