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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显现者的关联比显现者的关联更紧密
——赫拉克利特①
一
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相信：一件过去的事情是存在的。当然，如果你询问这些历史学家，他们会马上矢口否认，实际上，过去仅仅是一件没有关系的事情。然而，下次你会听到他们愉快地谈论：他们（至少很可能是“我们”）与过去的关联。因而，以下不难理解：如果你把自己解释为与某物或某人有关系，那么你从而表明，某物或某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换句话说，这就与你所认为你自身的存在方式相等同。
我相信有另一拨历史学家，为数不多，被历史哲学家所诟病，他们断言：过去并不存在。属于这一团体的历史学家们主张：此时此刻留存的过去的残留物，［它们］只有遗迹、碑铭、卷轴、文献、图画、胶片、字节和像素等古老的事物，简而言之，那是源于显著的隐喻所指涉的——源头的隐喻。这样的历史学家主张：只有自然物能被说成存在，而过去本身不行。他们说服自己：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创造性地使用这些遗迹，构建出使人相信的过去图景。
文中，我将采取这样的立场：两方历史学家的范畴——即一方历史学家相信过去确实是存在，而另一方相信历史确实是不存在——都是错误的。我的论题是：过去比第一组历史学家所设想的要更不在场（exist），而同时要比第二组历史学家所乐意认为的要更存在（exist）。这并不是一个迂回折中的言论，表明作为相信者和非相信者的历史学家们都是正确的。我想支持的观点是：过去与非相信者所猜想的相比，在当下缺席得更多，同时，相比相信者所设想的，过去更引人注目地在场。
但是我承认，我关于相信者和非相信者的区别过于简略。实际上，这是比较糟糕的。我们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调和过去存在与不存在这两种信念，而这种模棱两可可以说是双重错误。过去是“异乡”，如同哈特利（L.P.Hartley）所精确概括的这种本体论的模糊状态。历史学的方法滋养着其对象的本体论状况，这种对于过去的本体论的矛盾心态，不仅拥有心理学上的存在价值，同时也获得哲学上的便利。通过认识论的回答来掩盖本体论的疑问，历史学家使他们自己能够确信，对其他真正的学科适用的东西同样也对历史学的方法适用：这就是“主体”与“客体对象”，前者整齐划一地被后者分开。
然而在历史学中，主体和对象之间并没有明晰的区分。过去不存在与历史学家无关：由简单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学家的工作越出色，其他历史学家能就此书写的东西就越少。经典历史学家偏激地否认他与他的对象相符合② ——如同兰克自嘲的谦逊——他们倾向于刻画他们自以为崇高的无偏见的工具，从而能够阐明有旨趣的对象。可是，同样这些经典历史学家倒不是异于一些专业人士，而是厌恶与这些人为伍：精神病学家、精神治疗医师乃至宗教领袖以及把自己的能力归因于在面对他们的对象时熟练运用其主观性的人等等，［他们］是精神治疗医师称为有“一技之长”的人。
如今，历史学家们可以坚持主张他们是自持的主体，并忠实地研究“周边”的对象，只要他们能稍加掩饰过去的本体论状态。这总是使我想起诱惑性游戏，在荷兰语中称作balletje，而在英语中叫做“骗局”。当你与历史学家交流，他们指着他们所书写的东西；而当你与他们交流他们所写的东西时，他们却自以为是。这样一个balletje游戏能够被玩转，那是由于它的玄机被隐藏：基于历史是一门学科的事实，它的对象并不能与研究它们的主体相分离。
我认为，存在的概念以一种便利的方式切近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过去能够正确地说是存在的。但当我直奔主题前——如何构想作为实存的过去比我们所倾向于认为的要“更多”或“更少”——我会退一步，因为我将要落人从最终的探索性结论出发的理论陷阱：词与概念。因此，我将勾勒三种真实的现象，而不是用存在的概念表演一些哲学的幻象，也不是争论定义，更不是给读者带来负担——为了完成任务：把赋予词语某种意义的真实的诸多外观拼凑起来。事实上，就是这些现象引导我发现我如今所命名“存在”的轨迹。
二
我称第一种现象为“主的感觉（Abba－sensation）”。在今年年初，当我随意看电视时，我偶然发现一部关于瑞典流行乐团阿巴乐队（Abba）的纪录片。我目不转睛地观看，直到现在我仍羞于承认，我当时令人吃惊地泪光闪闪。其实只是有些心旷神怡，你可能会说小事一桩。但奇怪的是，当时阿巴乐队获得了成功，而我对乐队毫无兴趣。我厌恶他们的音乐，并且本身对乐队成员漠不关心。简而言之，阿巴乐队不是我本性中的一部分。然而我所想知道的是：我“现在”是怎么被某事打动的？而“当时”它却并不为我所认同。我试图回忆起，我是否对乐队有相类似的感觉，或者这些乐队的唱片我购买和播放过，但是我记得那根本没有发生。是什么构成了这种感觉呢？是我自欺欺人？是我下意识地喜欢那些可预料的韵律、那些靡靡之音、那些舞动的肉体？或者是否我恰好被阿巴乐队的纪录片所打动，正因为阿巴乐队并不是我本性中的一部分？
第二种现象是由十一位荷兰历史学家构成的小组提供的官方报告，记述了在1995年对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屠杀，他们本该由荷兰维和部队提供保护。我在其他地方已证明这些历史学家无意中重新创造了他们所研究的事件。③ 给出一个例证：由于固执地拒绝发表判断，这些历史学家炮制了荷兰在斯雷布雷尼察政策中过分的不偏不倚。对荷兰军队而言，公正意味着不支持和不反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官方政策就是：当塞族不得不离开领地时，穆斯林此时应被解除武装。随后研究此项政策的历史学家毫不知情地复制了这一点，他们倾向把“塞族”当做荷兰政策的外部世界，并且他们把“穆斯林”锁定为研究对象。历史学家越致力于保持同荷兰政策的距离并很好地实施这一点，他们就越感到不得不去实现他们的另一方面的使命：“消除”他们的研究对象。
这个令人困惑的案例震惊了我。过去以一种历史学家不能或者至少尚未可以控制的方式闯入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可能执著于此印象，他们能掌控历史，但是，过去诡异地和难以述说地扭转乾坤并控制着历史学家。何以可能？怎么说明这个事实：往昔的事件拥有能力再现自身并妨碍历史学家描述这些事件？怎样去说明这种向历史学家的写作报复的历史的离奇力量？
我想引起注意的第三种现象是：驻巴格达阿布哈里卜监狱中的美军并没有制止对伊拉克战俘的虐囚。我认为在阿布哈里卜所发生的事可以被称为中度“复发型强迫性冲动”的例子。“复发型强迫性冲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语言的平面上，它为我们的喜好赋予同音异义字和韵律，并且在我们的旨趣中，去使用与其他广泛流行的词同源的词汇和惯用语。内容往往引人注目地浸染着形式。要是一位电视主持人在谈论农业政策，他或她很可能用“多产的”、“富饶的”、“贫瘠的”等语词来描述。一份荷兰报纸把通常用来形容勃起障碍的词语指称为伟哥销量急剧下降。④ 且不说一种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真实，复发型强迫性冲动同样在历史的层面上发生。实现过去的形式着实令人困扰和难堪，这可以在阿布哈里卜所发生的一切中变得显而易见。在阿布哈里卜的单间和走廊，萨达姆的折磨性酷刑曾经压倒性地存在，即使让人惊骇无比，使用酷刑的绝对可能性也异常严重，美国甚至迟早会重蹈覆辙。
在阿布哈里卜所发生的比斯雷布雷尼察历史学家在其写作中再现的历史，方式要更晦暗不明。阿布哈里卜的案例暗示历史可能如同精灵的轨迹般运行。它拥有难以抗拒的力量，以在真实世界中所实际发生的表达自身。它开启了一个如此令人困惑而难以接受的图景：过去可能在场，它以一种强力支配着作为人类的我们，把我们作为质料。
我所提及的貌似异想天开的现象有一种共同特征。它们的共同点是在诸多方面完全地不一致：我们历史学家现今如何去构想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历史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把历史转换成历史编纂的努力。其他诸如迪亚·福（déjà vu）与约翰·辉廷加（Johan Huizinga）的历史意识等同样难以说明的现象指向了同一方向。他们对当前有效的范式非常疑虑，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奇特的现象同样地为检测我们如何构想过去的需求提供了担保。我们应那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不与斯雷布雷尼察历史学家所设想的被掌控的方式相似。
换言之，存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它不仅仅是一种被担忧的现象。实际上，我们期许被影响，我们竭尽全力并且乐于花费大量的金钱使我们自己受历史的影响。不幸的是，我们所图谋的让历史驱动我们的大部分策略并不运转，它们落入强力、实质与文字的陷阱。新落成于伊利诺伊州林肯故乡的价值九千万美金的林肯博物馆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博物馆的参观者们将被老亚伯的生活中栩栩如生的场景震惊不已。他们会看见，当时尚未年老的老亚伯在新塞勒姆（New salem）打理自己的百货店、构思解放宣言，以及被暗杀前端坐于戏院中的那一刻。曾经为迪斯尼工作的博物馆设计师称这座“体验博物馆”的目标并不在于充分地介绍林肯所面临的艰难险阻，而是激发参观者一种个人情景的深层意识与人之间的移情作用。⑤
然而不论如何努力，奇迹总是鲜有发生。这是众多博物馆的命运。投入金钱，使参观者被过去所打动，我们宁可说，即使博物馆与参观者都致力追求一种个人情景的深层意识，然两者间却少有交集。至少对我而言，这种不匹配的原因是：大多数“体验博物馆”的创建者都在暗中摸索存在的本性。正如我力图表明的，他们看起来并没有暗示：存在不是由隐喻引起，更不是由实质的强力，而是转喻。⑥ 存在并不是：你所能掌控的一切事物用比喻的方式填充缺席的结果。它顶多以转喻的方式呈现不在场而有所澄明。
一些使我们被过去打动并有所浸染的策略实际上是起作用的。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是以死者名讳命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历史的受难者。⑦ 我所知道的这项措施首次应用于纪念埃德温·卢泰恩先生的纪念碑。随后，玛雅·林把所有在越南战争遇难的美国人的名字刻于纪念碑上，它被误解地称为“越南退伍兵纪念碑”。命名的策略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如今在纪念碑和我们所渴望在场的纪念仪式上被例行公事般地使用。
它的成功取决于卢泰恩和林对转喻的力量的直观意识。另一个卢泰恩式的纪念碑，伦敦纪念塔，也许是深得转喻精髓的纪念碑。⑧ 位于伦敦中心的一个舶来品，它矗立在那，以转喻的方式纪念着海峡对岸的数百万的缺席死难者。卢泰恩以他对转喻的敏感很好地理解了：姓名是转喻中最卓尔不凡的。通过对死者的命名，在场使缺席的生命无处不在。一个名字是一位往生者的纪念碑，是我们凝视一个不再重现的充沛生命的深渊。简言之，我们在死者的名字上窥视历史的奥义。我相信他们拥有那样的影响，因为他们最终把我们自身带向历史。当我们用双眼仔细注视着纪念碑上的名字，失踪者纪念碑（Missing）或者越南退伍兵纪念碑，在我们自身所绽放的生命奥秘中，过去涵括着我们。
虽然非常普通，并且尽管我们精疲力竭地追求，存在——此时此地的过去的持存物——难以被证实。它平淡无奇、晦涩难懂，又不可能区分剥离。你能体验它，但你并不能证明它。它能激发你，然而你只能辨别它的蛛丝马迹。它有征兆，但我们从征兆中所推测的逃避我们意识的过去确实在场。其中之一的事实是：与我们从书本中有意识习得的、从电影中所看到的、从绘画中所观察到的、从音乐中所听到的诸多东西所提供的解释相比，我们“熟知”更多的过去。当我们的确不能持有这样一种神秘的富余时，又怎样另外去解释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认可的现象：我们不经意地努力关涉着一些历史的对象，我们的寻寻觅觅与东拉西扯，我们的单调乏味与修修补补，我们不经意地依附于一种光亮，在此光亮中，过去向我们伸出援手，并且支持我们不能自给的生命运转。你可以称之为“灵感”、“Aha—体验”，或者只是清晰的“洞察力”。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我们通常并不认知的领域的实存所给予的礼物。
三
因而疑问就是，何以设想可能潜在的、神秘的却异常有影响力的往昔实存物——存在——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怎么成为现实呢？它怎样施加它的影响呢？设法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存在并不从故事中产生，更确切地说，并不是故事所被假想的那样，换句话说，并非由故事的历史事实而产生。我的主的感觉（Abba－Sensation）表明故事的有效性和范围要比我们说服我们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远远小得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叙事主义出现以来，到德里达逆向的、抑郁的、非均衡性的叙事主义，我们以某种方式确信故事是确保世界得以传承的东西。众多历史学家仿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使用这样的观念：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同一性”随故事而改变，那样的共同体保持它自身。以大致同样的方式，传记的同一性被认为是我们口授自己所作所为的故事的结果。
但是阿巴乐队的确不包括在与自己有关的亲身经历（story）中，可是我现在认为恰好因为这个，我才被阿巴乐队的纪录片触动。这得出了我的第一个结论：我的Abba感受表明，使我成为我的东西并不是与自己相关的亲身经历，而是在我的过去中，以各种方式驱使和重塑我去改写自己的历史的东西。我认为，在民族层面上这个原则同样有效，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东西并不是它自身的历史，而是它的过去以各种方式驱使和重塑它改写自己的历史。
然而，我们在此面临一个问题。一种叙事主义的优点是，它不只是一种关于我们（正如民族、文化或个人）如何建立同一性的理论，还引导我们如何想方设法使诸多生命体或多或少凝聚。这个观念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经历我们认为有效的故事，而且它们正因为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体验，倾向于与不断同化的诸多结构相符合。然正如我刚提出的，如果使我成为我的东西（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在于，我的过去以各种方式驱使和重塑我去改写自己的历史，那我怎样才能不断地获得最终促使我那样做的经验呢？其次，何以可能这些体验在尚未被其他故事接纳下而存在呢？这就是说，他们如何存在，以及以一种无特征的形式运作并且强烈影响至今呢？最后，我们如何能想象这些保存在头脑中的经年累月的体验呢？它们纹丝不动，并且显然免于沧海桑田的改变。
思考这些问题使我想到我的Ahba感觉完全不是独特的。伊塔罗·加尔文（Italo calvino）作了一个可对比的观察。在其著作《看不见的城市》中，他引发对神秘事实的注意：一个城市、一片景观或一件艺术品可能恰好给予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而当时你没有足够专注于它们。此外，一位荷兰作家鲁迪·寇斯布吕克（Rudy Kousbroek）注意到这样一种荒诞不经的现象：当你并非有意识地注视着许多风景、城市及艺术品时，你也许非常清楚地看见它们。如寇斯布吕克所言，当你在做其他事情时，它们已在你的记忆中打上印记。⑨ 事实上我早该明白，我的Abba感觉只是一种源自普鲁斯特的伟大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悲惨变奏。瓦尔特·本雅明对同一主题作了提纲挈领的刻画：“只有尚未被有意识地和清晰地被经验的东西以及作为一个体验尚未对主体发生的东西能够成为非意愿的记忆（memoire involontaire）的一部分。”⑩
这种非意愿的记忆怎么充盈呢？我们如何能决定性地对它所包含的内容有所道说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和修辞学家们交换意见非常有益。因为我们的非意愿的记忆如何被任何事物充盈的问题能被转换为我们如何充实他者的非意愿的记忆的问题。(11) 在我们的记忆中，确切流行的不可靠的主题可以变为另一个问题：在他人毫无察觉中，我们如何把一些事物偷偷嵌入他人的记忆中，这当然是一个反问。亚里士多德确实在他的《修辞学》中谈论到这一主题。叔本华有关“如何正当有理”的趣文同样包含了一些线索。到目前为止，大多关于如何影响他人非意愿的记忆问题的有益讨论受益于荷兰作家卡莱尔·范海伊夫。(12)
正如我所回顾的，范海伊夫在他的文章中试图概述诽谤的艺术。他主要论证的方向是：要真正有力地诽谤某人，你应该竭尽所能掩盖你的行踪。范海伊夫表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应该始终避免显露你只是因私人的妒忌而报复的印象。为了掩盖你的行踪，范海伊夫推荐两种简单的原则：一是，你应该暗示你所说的诽谤事实是公共意见，而你只是转述罢了。二是，你不应该收集所有关于你要谋害者的诽谤事实，除非在一个莫须有的话题中，你能编造关于他或她的骂名。(13)
所以，如果你试图要诽谤，比方说齐泽菲尔德（Zijderveld）教授、鹿特丹知名的社会学家，你当然能为他最新的著作写评论，并详述他的妄自尊大、虚荣、嫉妒、浅薄，或者他从死者处获得了一个商业出版社。你当然也可以在这篇评论中描述：当周日早晨，他不是去教堂，而是头戴一顶真实的检票员的帽子、在摆弄他的玩具火车时愉快地欢呼。根据范海伊夫所说，这一切不管如何无可反驳，它都可以避免。与其写一份咒骂性的书评，还不如利用一篇涉及完全不同事情的文章来得有效——比方说“存在”——在一项从属的附言中，编造一些关于痴笑的检票员的绯闻。然后它会一针见血，尤其是当你成功地给予这样的印象，即你所说的是公共意见。
如果范海伊夫的诽谤艺术有效，与我相信的一样，它给予了略微的提示：借助何种事物使非意愿的记忆得以被充填。我们相信它所被填充的事物是“公共意见”。更确切地说，裹挟着“公共秘密”的公共意见毫无踪迹，并且没有任何可以识别的源头，它没有在一个脚注中涉及，并且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与我们如何并以什么素材充盈我们的精神之事相关联。
当你思量再三时，这相当奇特：一针见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些成功进入非意愿的记忆的事情，并不与我们如何塑造我们精神的内在结构相关。如果你获得这样的印象：诽谤齐泽菲尔德的某人与教授有过节，那么这个诬蔑就不起作用。由于诽谤者与某事相关联则诽谤将无效力，因对“某人曾说过它”认识而变得无害。(14) 但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诽谤者在头脑中已经与某事相关联，你才能够记得它。然而你将会以无伤大雅的形式记住它，在这个形式中，“如此这般的某某人对齐泽菲尔德教授别有用心并对他说三道四”。你将在一个谎言的事态中记住它。
总而言之，诽谤之事所以一针见血，是因为他们并不与头脑中已有的想法有所关联。作为“公共意见”或者“公共秘密”，它们只是流传。在头脑中因缺乏沟通而产生的误解，因交流而“平息”，并且事情会因与心智的现存状态的勾连而被记住（在“在我们的记忆中掩藏起来”的意义上）。平息与记忆携手并进，如影随形。
在我回到如何构想现存于此的过去这个问题前，我需要对高贵的诽谤艺术做最后的立论。如果有效的人格损毁要求你不利用听众头脑中现有的东西去诽谤，那么诽谤艺术有另外一个法则。就我所知，范海伊夫并没有提及这个法则。这第三个法则就是，你应该在转喻中谋划你的诽谤。你无论如何要克制你的机智与隐喻，至少不那么机智。例如，你不该因你对齐泽菲尔德教授的观感而把他比拟作动物。然而流言蜚语的作家们自然知道这些，他们不会为此意乱心烦。他们知道有效的诽谤应避免隐喻，因为隐喻提供一个理性层面的智力消遣，而转喻深深触及情感层面。
转喻比隐喻更能提供一个进入非意愿的记忆更佳途径的原因是，转喻能更好地关联我所称的“公共意见”(15)，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喻利于暗示它所传递的是“公共意见”。另一方面，隐喻擅长于引起一种个人理解的判断。一篇隐喻的文本孤芳自赏，“模仿”、炫耀它的华美，显摆它所可能的意义，通过这样做，“邀请解释”。⑩通过邀请解释，隐喻设定了主体和对象。它丧失了透露“公共意见”的能力。这确实是隐喻的实情：它丧失了灌输“公共意见”的可能性，并且反而完全投身于激励那样的感觉，即“就近”的某物可以被理解。
事物会因转喻而相当不同。转喻是一种伪饰的比喻。它试图使我们相信它只显露一种“意义”，即真理。这个“意义”浮于表面，并且是它唯一传达的东西。因为它表明它没有丝毫隐瞒，转喻否认它需要被诠释。因此转喻试图把自己置于主体和对象分离之前。它试图避免：某人在不得不去诠释、而某事需要被诠释时成为傻瓜（milk clots）。转喻成功之处，其所透露的知识就是“公共意见”。
四
在这个诽谤艺术的速成班之后，我回到我的问题：当下的过去实存物如何被设想？在我已谈论的话题帮助下，即借助何种事物使非意愿的记忆得以被充填，我们是否能对我们的过去如何驱使我们改写我们自身的历史说出一些确定的东西呢？我认为我们可以。过去当下存在的方式与有效的诽谤在我们头脑的无意识领域中流传的方式非常相似。如同有效的诽谤，我们所谈论的存在几乎不可能被捕捉到。它是活生生的，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所在，它既不是一个故事，也不与其相关联，因为它不能被记忆，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会被遗忘。如同有效的诽谤，存在可以被看做“公共意见”的一种形式，好比一种混乱的“公共秘密”，修改一下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表述，在宽泛的意义上即“没有主体的观念杂多”(17)。
“公共”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是“令人乏味”的知识。正相反，诽谤不需要但却能够见闻广博：头戴一顶真实的检票员帽子（一种镶两条金边条纹的蓝帽子）的齐泽菲尔德摆弄玩具火车的图片，可能会使任何只是想象他身着教授袍的人浮想联翩。以大体同样的方式，在场的“公共意见”相当庞杂。如果一位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成功做到这一点，并设法考虑采纳进一部历史著作中，这种公共意见（可能）拥有启示的效力，并可能给予沉思的印记和原初的视野（给予沉思及原始视野以印记），只要想想历史学家的感觉，它赋予约翰·辉廷加的《中世纪的衰退》以灵感。
我认为，诽谤艺术同样可获得到何处去寻觅存在的一种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诽谤在其中所扩散的“公共秘密”，倾向于在转喻之中发生。所以，当我提出存在栖居于语言的转喻领域时，请不要吃惊。为了解释我所说的“语言的转喻领域”，我将分析“表象”的概念。因为我相信，表象的概念实质上也不可能辨析出这个转喻的领域，或者正如我所认为的，语言的外延层面。
表象的概念遮蔽了以下事实：所有诸如绘画、文字、雕塑的“图像”是“转喻的外延”和“隐喻的内涵”的融合。可是，我们在这里立即陷入了“图像”一词的多义性，并且它的节日盛装与“表象”相等同。“图像”一词并不传达每一幅图画都能实现的两种事情的事实：它表现或者道说某物，对某物通过它所展示的东西有所作为。我相信亚里士多德了解这点，他同样与“图像”一词的缺点相抗争。他在著作《论记忆》中写到：“着色于画板上的图案立刻变成图像和肖像。这就是说，当两者完全一致时，双方合一，尽管两者的‘存在’不相同，当某人注视它时，不是当作图案就是当作肖像。”(18)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图像和肖像，及在“表现何为”与“作家或画家如何处理什么是表现”的区分尤其与历史相关。然而事实是，当历史学家们力图对此有所作为时，他们并不能避免再现过去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有时要提及历史编制的外延层面，然在历史学家如何对待他们所表现的东西的层面上总是吸引注意力。事实上，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豪斯是极少数能真诚接纳“转喻的外延”的历史思想家之一。豪斯在1932年出版的小书中写到：“历史的思想是意味着提出意义的表现。”(19) 对于豪斯而言，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表象与表现的中和，过去在表现中再现，在表象中通达意义。
对于表现和表象之间区别的兴趣的缺乏，这有可能是由于非书面图像的特征。在没有同时释放无法控制的内涵的流变时，在语言中要比在绘画或雕塑中更难表示某些东西。因此，它需要一些想象，去感知由语言塑造的图像的外延，例如，在历史学家的众多著作中。外延总是与意义紧密相关，但事实上，外延在语言中并不在纯形式中存在，当然如同表现主义暗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转喻的外延可简化为隐喻的内涵。
要把我们放逐到哪里去呢？我已经论证，存在栖居在语言的外延领域，即豪斯所称的“表现”，在其中包含着故事与文本，并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一一列出：存在并不停驻于故事的历史事实中，更确切地说，不经意中存在于故事中的东西就是：一个故事要表现的东西是为了表现一段故事。换句话说，存在与我们的历史同行，不是以乘客的身份，而是偷渡客。(20)
然而，这个偷渡者并不在逃逸中深藏于我们故事的隐匿处。在“公共意见”的形式中，或者我也这样称呼它——“公共秘密”——恰好居于我们的面前，但是，在某些地方与我们的盲点相符合。存在成功地被忽略，不是因为它躲藏在意见之后，而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相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文化。毕竟文化是我们共识的背景，是我们公共秘密的私人收藏。如同公共意见一般，存在是亘古不变的，即使不能被记忆，也是不能被遗忘的。如同反应灵敏的条顿人的扩散，在恰当和不恰当的时刻，存在游弋于当下并见证自身，以憧憬的形式，以斯雷布雷尼察历史学家炮制他们对象的形式，并在数不尽的其他形式中。在游弋于当下之时，这一历史的存在，让我感、知、行与我所认为自己的样子不一致的实事，驱使我改写自身的历史。
因为存在的亘古不变，这个“公共意见”把在场持留于当下的表面。与存在一样，过去比天真的历史实在主义者所假定的更戏剧化地在场；同时也比历史建构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更彻底地缺席。因为过去如同存在一样是可怕地封闭着的，它从未被触及。如同存在，过去与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完全相反。历史学家，特别是再现主义历史学家，假定过去是“遗失”的，它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它能在我们游历之时信手拈来的“表象”中被“再现”。可是像存在一样，过去好比一个完全的反对者、一种悲惨的普鲁斯特式的讽刺：不论它的封闭性和恒久性，它是持存着的、诡异的封闭，并彻底不可能在“表象”中保藏。
这个二律背反源于“时间”被“空间”赎买的事实。在存在中，过去当下在场，这大致类似于在移情作用中，心理分析患者在心理分析状况下的在场。像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一样，我认为，某人当下的觉察几乎不会由一种非规范性的过去起作用，在《序曲》中，正如副标题所读解的：“一首长诗高于我的心智构成”，华兹华斯试图从他的见闻中再创造他的过去，更确切地说，是从“空间”中，这就是《序曲》的含义：华兹华斯的卓越努力让他为自身的真实而吃惊，这些真实采集于他所称的“时间之境”中。
注释：
① 残篇54。
② See my “Een steen met een gat erin”,in Waterloo Verdun Auschwitz:de liquidatie van het verleden,Amsterdam:Meulenhoff,1999,pp.176～202.
③ “Forget about It:Parallel Processing in the Srebrenica Report”,History and Theory,43,2004,pp.295～320.
④ “Verkoop Viagra verslapt”,De Volkskrant,December 3,2005,p.3.
⑤ See Edward Rothstein,“Strumming the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New York Times,April 19,2005.
⑥(20) “Presence",History and Theory,45,2006,pp.1～29,p.27.
⑦ See my “Namen noemen”,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119,2006,pp,242～248.
⑧ About Lutyens,see Jay M.Winter,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2～108.
⑨ Rudy Kousbroek,Het meer der herinnering,Amsterdam:Meulenhoff,1985,p.55.
⑩ Walter Benjamin,“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in Illuminations,transl. Harry Zohn,NewYork:Schocken Books,1969,pp.160～161.
(11) 当然这时我并不期望暗示，我们的非意愿的记忆是独立的、抑或主要地由他人所期许我们保持的东西来充实。
(12) 非常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保存范海伊夫在报纸评论上所写的文章，并且就我所知，此文也没有在他的任何著作中再版，所以我仅凭记忆转述他的观点。
(13) 比照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在《语词和图像：古代政治中的法国绘画》（剑桥出版社1981年版）中关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分析，布莱森说，被创制的含义是可信赖的，但是“看似被创造的含义却被否认有这种特权”（P17）。“内在于现实主义者对待艺术的方法是一种抵制和猜忌的观念：真理并不能栖居于显而易见的中间地带，而是处于隐而不显的边缘中。”（P19）
(14) 事实上，在荷兰，你只要说“我知道谁说的”就可以使诽谤偃旗息鼓。
(15) 不言自明的是，我并不是说在“公共意见”上每个人都分享着常识，而是我们下意识地把“匿名的”常识看做是我们团体内部的公共秘密。同样地可以比对维科的《论题》。参见鲁尼亚（Runia）的《存在》一文。
(16) See 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Metaphor,Metonymy,and the Typ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
(17) F.R.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27.
(18) Aristotle,“De Memoria et Reminiscentia”,transl J.I.Beare,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ed.J.A.Smith and W.Ross,Oxford:Clarendon Press,1908.
(19) “历史学家们的表现在于有资格去赋予意义。”卡尔·豪斯：《历史学的危机》，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932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