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变化及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3-0074-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的社会化和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整个世界也日益融合为一个全球大市场，来自世界范围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使得各国生产者逐渐将要素资源配置置于全球范围内考虑，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国际分工开始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产业间分工日益转变为产业内分工，乃至产品内的国际分工，这种迹象表明国际分工正向纵深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总量及其占GDP比率大幅度上升，中国产业发展外向型特征日益显著，并凭借初级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禀赋优势，逐渐融入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之中，并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低端加工与组装性生产环节的重要基地。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创新中心和设计中心)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可以获得产品大部分的附加值，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中心)则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获取产品少量的附加值。很明显，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日益成为世界强大的购买力中心和消费中心，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所谓的“世界生产基地或世界工厂”，从而可能导致世界财富在发达国家一极积累，而贫穷和环境恶化在发展中国家一极积累的恶性循环陷阱。因此，中国在充分利用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广泛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应充分意识到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从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参与国际分工的相关战略，即如何提高参与国际分工层次，实现整体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何把握21世纪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及国家竞争优势，等等。这些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框架分析
“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形成的最基本的动因，也是一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作用的最核心基础。”国际分工理论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其后李嘉图对此理论进一步发展，创立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论证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不仅限于绝对成本差异，而只要各国之间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存在着相对差异，就可以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获得利益。在此基础上，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经典理论地位。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学说不仅说明了比较成本的决定因素，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了要素价格的变动以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不同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是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并且国际贸易将会最终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化。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遇到里昂惕夫实证检验的质疑，又称“里昂惕夫之谜”，其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缺陷：首先，静态分析方法。比较优势理论与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国际分工的格局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或资源禀赋进行分工，并且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之间比较优势或者资源禀赋不会改变。其次，该理论假定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之间生产要素完全不能流动，这与当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现实完全相矛盾。再次，该理论假定国际贸易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和障碍，这与国际贸易中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现实相矛盾。因而，经典理论科学论证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利益，指出了不同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但是，它没有意识到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Kojima)从传统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出发，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并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该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归结为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和产业分工不同，体现了对传统理论的继承性；另一方面该理论又指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国别比较优势的变化，从而使比较优势理论从静态发展为动态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有影响的是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波特(Porter，1985)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包括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包括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创造价值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了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称之为价值链。Kogut(1985)认为，价值链基本上是技术、原材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全部纳入了企业层级制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其中，国家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进行空间配置；企业竞争能力则决定了企业应该专注于价值链条上的哪个技术层面和环节，才能在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在某一产业全球价值链条的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一个“价值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而是整条价值链内部具有价值等级体系特征。在这一等级体系中，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整个价值链条的全球治理规则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环节所展开的。按照价值增值能力不同而区分出来的各个“价值环节”，对劳动、资本、技术、企业家能力等生产要素的禀赋要求和回报也是不同的。因此，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等级体系与全球各国比较优势等级体系相匹配的过程，也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随着海外分包网络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功能上虽然可以看做一个连续的产品生产过程，但这一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则是在空间上离散地分布于全球各地，呈现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特征。
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理论认为，一国竞争优势发展具有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的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不同的，参与国际分工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不同。影响竞争优势的因素不单单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而且可以通过后天竞争优势战略培育获得。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从而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动态发展战略。它强调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利益的长期性和动态性，为获得稳定的、长期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
图1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框架
三、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地位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外资和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外向型经济特征日益突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开始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国际贸易地位不断提高
国际贸易规模和出口品的行业结构是判断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07年，我国经济总规模达到24.66万亿元，国际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 738亿美元，增长了104.32倍。在世界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9％提高到2006年的7.2％，翻了近两番，从而使中国在世界贸易排名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升到2005年的第3位，仅次于德国和美国，见表1。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并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为特征。2007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9 860.5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45％；加工贸易出口额为6 176.6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0.7％。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加工贸易业务由食品、纺织品等少数简单品种发展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电子、化工、机械等深加工产品，从事加工贸易的省市从广东、福建沿海扩大到内陆省市，业务往来从港澳地区发展到日本、西欧、北美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崛起，大大丰富了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促进了我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的步伐和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见表2。
(二)中国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国际投资结构是全球生产一体化背景下判断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加快，国外直接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在1991-1998年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后，从1999年开始，国外直接投资占国内资本总额比重逐渐低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见表3。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97年国外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比重为14.8％，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6.1％的平均水平。从国别比较来看，中国仅低于墨西哥，排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位。但在1999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6.12％，而中国下降为11.32％，低于发展中国家4.8个百分点。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折，日益呈现出与世界先行国家普遍规律相近的变化趋势，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幅明显回落。到2004年，中国吸引外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降为8.2％，已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9.6％的平均水平。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已超过了中国外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724.06亿美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6.7％。从国内对外直接投资来看，在中国加入WTO的五年中，对外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76.3亿美元，总额达到309.4亿美元，年均增长幅度为60％。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第18位，成为增长最快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国。
(三)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的显著提高
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垂直专门化程度或比重是衡量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利用Hummels等学者提出的I-O模型方法，测量了中国与OECD国家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的垂直专门化比重，见表4。
从上表研究结果来看：从1992-2003年间，在中国的总出口当中，垂直专门化程度已从1992年的14.7％增加到2003年的21.8％，垂直一体化程度提高了将近50％。我国在12年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上升进程大致同OECD国家20年左右时间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上升过程相当。从表4中可以看到，OECD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其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从16.5％上升到21.1％。这说明，中国用较短的时间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垂直专门程度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提升较快，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深化。
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产品内垂直专门化的国别结构来看，中国垂直专门化程度的提高主要原因来自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向中国提供中间品的增加。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来料”基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时，除东盟日韩外，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垂直专门化程度的贡献正在提高。这说明，中国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合作范围在扩大，参与国际分工的领域和程度在不断拓展加深。
四、中国参与国际分工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绩举世共睹。无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还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获得了显著提高。但是，当前全球化产品内国际分工新趋势对我国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构成重大挑战。
从宏观来看，中国经济明显存在内外失衡的问题。首先，从贸易条件分析，中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但是其出口的产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需要较多劳动投入的产品为主。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统计，如果以1995年为基期100，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101，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为99，而中国2002年的贸易条件恶化为78。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和外贸效益降低。其次，从国际收支分析，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和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其主要原因：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带来经常项目的顺差(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额的58.3％)；二是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而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无法大规模“走出去”，从而形成资本项目的顺差。再次，从GDP与GNP的关系分析，中国GDP虽然很高，但是有很大比例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且大部分利润流入发达国家，而中国普通民众受益较少。1993-2005年，中国每年GNP平均低于GDP约1.6个百分点。
从中观上来看，中国产业存在“丰收的贫困”问题。中国目前许多产业处于国际生产价值分工链条的最低端，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如纺织、服装、日用品等轻纺工业，即使扩大到高技术产业，也是进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装加工工业如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在中国出口的高技术密集产业中，外国子公司所占比重从1996年的59％上升为2000年的81％，其中外国子公司在电子集成设备出口值的比重增长了5倍，已达到91％。世界银行(2001)对中国1500家高科技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41％的生产企业是按照外国企业制定的生产标准进行生产，21％为外国公司直接生产零部件，25％为外国客户生产最终产品。这些企业的上游供应网络和下游客户群主要局限在中国境内。调查同时显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相对较浅，调查样本中只有15％的生产企业为外国客户设计部件。这显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被调查企业93％处于“规则接受者”的地位，仅有7％的被调查企业为客户提供研究开发或其他专业化服务。尽管中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产品，工业制品的产量相当大，但是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用“丰收的贫困”来描述中国产业的现状。
从微观上来看，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本质的提升。尽管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像海尔、联想、万向等国际化企业，但是企业的总体竞争力仍然不强。在2006年的《财富》杂志上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企业有19家，但几乎都是内需型、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2005年在我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0.8％，国有企业占28.2％，其他企业占11.0％；在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2.5％，国有企业占28.5％，其他企业占9％。2006年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顺差达410亿美元，90％来自三资企业，其中70％来自外商独资企业，20％来自外商合资企业，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行的高科技出口占据了整个出口额的97％。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整体素质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国际化能力弱等不足。
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调整及政策建议
基于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战略的选择应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比较优势原则。也就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应充分利用本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二是动态原则。也就是遵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应动态选择国际分工战略。三是应适时完成从比较优势战略向竞争优势战略转变原则。因而，中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进行适时调整。
1.在改革开放前20年，是中国开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是以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经济战略，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三来一补”的补偿贸易、设立经济特区等措施，促进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
2.在第二个阶段(2000-2010)，由劳动密集为主逐步向资本密集、智力密集转变，逐步参与国际高端产业分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中前期向工业中后期的过渡，中国产业结构将呈现出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特征。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升级，食品、烟草、纺织服装、橡胶制品等占我国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化学成品、木制品、纸制品、金属加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等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由此带动了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经过多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努力，能源、冶金、石油化工、汽摩及机械制造、信息电子、医药制造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凸显。根据OECD的分类，信息电子、医药制造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工、机械、汽车产业属于中高技术产业，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同步发展，具备深入参与全球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基础和技术水平。
3.第三阶段(2010-2020)，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更广泛地参与国际高端产业分工。这一阶段应属于我国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产业技术集约化趋势将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科研开发力度的加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提升自主知识产权价值，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将趋于稳定发展并进入产品质量提升阶段，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新能源与新工艺、环境保护等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
4.第四阶段(2020-2030)，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大国、高科技出口大国，拥有众多国际跨国公司、国际品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彻底改变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把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等，形成在国际分工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同时，法律、审计、会计、咨询、信息、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由此，将促使我国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参与全球分工，并逐步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基础都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独特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在基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已形成较完备的产业基础，并且在某些高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世界生产要素不断向中国市场聚集，中国国内生产要素条件现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战略必须由被动的、单一化地参与国际分工向主动地、多层次地参与国际分工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继续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本国富余劳动力优势，加快对外资扩散效应的利用和吸收。同时，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加大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能力的培育，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政策建议如下：(1)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根据我国比较成本优势的特点，不断将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引入中国，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提高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水平。(2)加大技术投资力度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将占有一席之地，而技术投资和技术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3)实现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对接，加强产业关联，提升价值增值效应。对于中国而言，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实现有效对接，是发挥我国加工贸易特色和优势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方式。(4)必须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