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失衡的市场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求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市场在1996年就已有需求不旺的端倪，出现我称之为的“双储双增”现象，即一方面银行储蓄增多，另一方面商品仓储增多。当时我给《经济日报》写了篇短文，叫《鼓励消费杜绝浪费》，不赞成各银行还在竞争存款、张灯结彩庆祝存款高标的行为。编者根据当时精神将题目改为《适当消费杜绝浪费》发表（见1996年11月25日该报理论版）。后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都是批评不良供给的，认为只有优化供给才能扩大需求。这种见解至今基本上唱独脚戏，但我坚持己见且言犹未尽，于是又写了这篇文章。
在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主要责任由谁来负？应由市场判断。供求关系失衡，是众多供给者的供给行为与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不相谋合向背的结果，存在规律使然的空隙，就象丑女难出嫁一样，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现代市场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两者关系的常态是供过于求，呈买方市场，使供给永远处在紧张、积极、进取的竞上状态，从而不断优化供给，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市场经济旺盛生命力之所在。只有供给严重过剩，众多厂家陷入流动资金枯竭、丧失支付能力的困境时，才会导致经济衰退。就在这种经济恐慌期，要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境，使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基本平衡，根本出路也在供给主动，只有通过调整供给结构、优化供给品质来增强供给力，才能求取复苏和扩大需求的景气。因为市场需求最终要由消费需求来决定。只有调整、优化和发展供给才能扩大就业，拉上有效需求，使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能为市场所吸收。因此，为了使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任何时候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供给上，不断优化供给品质、扩大供给渠道、改善供给方式，最终实现预期供给效益。
我国应当以此为基点来研究扩大需求问题。
市场判断之一：顺应“上帝”才是上策
西方经济学把消费者（顾客）尊奉为上帝，这已是大家共知的普通常识。在我国也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是否也把消费者尊奉为至高无尚的上帝了呢？消费者没有这个感觉，供给者心里也明白没有这个虔诚。西方经济学风靡盛行于我国多年，却至今不能把市场上的上帝位推崇给消费者，就使一切市场理论都只能停滞在中听不中用的教条上，不会在实践中产生积极效果。
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一切其他关系围绕旋转的轴心。这个轴心关系处理不当造成失衡，市场经济必定运行不畅。而要处理好这个轴心关系的决定点在于摆正供给与需求的位置，供给要绝对服从需求！道理很简单，所有供给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只有能在市场上取悦需求者，激起需求者的消费欲，才会被吸纳，得到支付。所以供给者要把消费者尊奉为上帝，一切围着上帝转，千方百计地设法提供最优的产品和服务，深怕失去上帝的青睐。曾听一位博士后的妻子回国探亲时说过，她到一家美国商场上班的第一天先受培训。第一课讲的首要一点就是一定要把顾客当上帝，不论购买与否都要笑脸迎送，服务周到，哪怕是顾客偷拿了东西，没有确凿证据不得无礼。还多次听到美国的朋友说，买了东西不满意，在两个月内可随时拿去退换，商家从没二话，也不加检视就给换，让顾客满意为止。（这一点全国算上海做得最好）。这也可作消费者是上帝的一个小小例证。
消费者是上帝的真实地位，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制力，也是市场供给文化和市场经济发达的标志。我国市场经济起步伊始，为何路径就如此坎坷，全世界都看好的有12亿多人口的大市场胃纳竟这么小，很快就塞满，呈现通货紧缩现象呢？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就是消费者的上帝地位在市场没有得到真实确立。从实践到理论都是如此。从实践看，包括供给文化和供给能力的市场供给水平低。品质差、价位高（注：我国现在市场价格低稳。但价格与工资收入相比，我国的价格水平还是很高的。在美国，一辆别克轿车卖2万美元， 是中下等收入职工年薪（4万多美元）的二分之一，在中国要卖36.9万元人民币， 是中等收入职工年薪的30倍。我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高达50%以上，食品价格与工资比也不低。）是普遍现象，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的市场供给只会令消费者倒胃口，抑制需求。虽然有个消费者保护协会，但在大多数场合还是消费者被骗被宰。从理论上看，现在许多文章作者几乎都成了供方推销员、促销员，偏袒供给，算计需求，把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的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推给需求，似乎供给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不要负任何责任。总之，把市场问题的责任都推给上帝。因此为扩大内需所设计的许多理论措施，都有算计上帝和上帝作对的一面。殊不知，果真按他们的算法去做，将会产生怎样的更加严重的后果，是可想而知、指日可待的。试想，现在就是能巧妙地将上帝的钱袋都掏空了，强制性拉上了需求，供给水平不提高，新一轮的通货紧缩就不会重现？那时再没有上帝的钱袋可掏了，又该怎么办？何况现在能不能如愿地把上帝的钱袋掏出来，还是个问题。历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帝毕竟是大多数，最终算计不过上帝的。很可能会出现上帝的钱袋保卫战，努力挣储更多的钱，以使自己的货币财产免遭贬损。以采取和上帝作对的办法来扩大内需，实是下策。
我们应当反省，过去一二年来，为扩大内需采取的措施中，哪些是积极有效的，哪些是消极无效的？为什么需求还是没有大起色？除了继续找需求方的原因外，是否也应该找伐供给方的原因？如果没有把握问题所在就再胡踩油门，是会翻车的。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供给是旧型市场供给向新型市场供给蜕变过程中的软体畸形供给，是很不规范的弱供给，与市场需求很不适应。在旧市场供给时，物资匮乏，一货百求，供方是上帝。现在向新型市场供给转变过程中，物资丰裕，百货一求，需方是上帝。市场上帝易位了，供方理应俯首称臣，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顺应需求才对。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供给旧性难改，依然固我，成了病态的市场供给，只有强烈的贪心，而严重缺乏创新开拓能力，产品不能更新，品质不能提高，成本不能控制，只会重复生产老旧产品。这样的供给叫消费者如何扩大需求？实事求是地讲，这几年内需不旺的主要责任在供给。不把扩大需求的文章主题放在调整供给、优化供给上，而只是一味要消费者多花钱，让上帝为不良供给吞食苦果，代为受过，实在是倒果为因，用错了药。只有顺应上帝需求，优化供给，才是上上策。
市场判断之二：我国的市场疲软，实际是产品疲软
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中遇到两个陷阱，一个是流动性陷阱，利率一降再降，社会投资仍然不够踊跃。与此相联系的是消费性陷阱，价格走低平稳，内需总是不够旺盛，市场显得疲软。只有走脱消费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才会消除。
我国的市场疲软不是经济衰退性的，而是低水平供给抑制有效需求造成的，实际是产品疲软，也就是说，客户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适意的东西可多买。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不到60%。同时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品质不好，一方面大部分生产能力空放，另一方面不少产品又要进口。可以钢铁和家电产品为例证。
1998年，我国钢产量达115593吨，世界第一。但按人口计算，人均只有92.6公斤，远不及日本650公斤，德国500公斤，美国460公斤， 意大利435公斤，俄罗斯260公斤。这点钢在我国市场上却显得太多了，销售困难，效益滑坡，出现增产减收的局面。1993年，钢产量8954万吨，实现利税576亿元，其中利润294亿元。1998年钢产量比1993年多2605万吨，增长29.09%，而利税总额却减少393亿元，只剩183亿元， 其中利润减少274亿元，只剩20亿元，分别下降了68%、89.07%。于是只能决定限产，1999年在上年的基础上缩减10%，总量控制在10400 万吨的目标上。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钢材进口大幅增长。1999年第1季度进口358万吨，价值1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41.4%和15.5% 。过去几年平均每年进口钢材900多万吨。为保护国产钢材市场，不得不限制进口量，1999年限制在700万吨，实际进口1200万吨。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钢厂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邯郸钢铁（集团）公司，济南钢铁（集团）公司等的钢材产品都供不应求，销旺利增，没有市场疲软的难堪。出现这两种情况，盖因它们的钢材产品质量好，受市场青睐。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自1993年到1998年先后自筹206.8 亿元资本引进一流先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使24个钢材品种达到超过国际水平，1998年实现利润3亿元， 1999年1至4月， 实现利润4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9%。进口钢材普遍质高价低。如国产3厘米以下的冷轧板3100元／吨，2.5—3厘米的热轧板2300元／吨，而俄罗斯的同种冷轧板仅2700元／吨，热轧板1900元／吨，质量优于我国的韩国冷轧板也只有3100元／吨。
家电市场情况也类似。这几年家电产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少厂家竞相压价拍卖仍然频频告急，摆脱不了亏损厄运。而海尔、春兰、新飞、万事达这些名厂名牌的产品在市场漩涡里，如同在“两岸猿声啼不住”中的轻舟，都能飞渡万重山，销售收入和利润能扶摇直上。如海尔集团从1992年到1998年的7年间实施多元化战略，迅速进入冰柜、空调、洗衣机等白色领域，后又进入彩电等黑色领域，现在已进入电脑等米色家电领域，竭力使产品功能与用户需求整合密切，使产品富有竞争力，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62亿元，利润10亿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50 %和47%。春兰集团重科技，力创新，不惜付巨资研制优质新产品，其产品不仅风靡全国，还出口外销，从1990年出口销售100万美元到1998 年猛增到5000万美元。新飞冰箱1998年销售量实破100万台，利税增长120%，1999年第一季度销量达45万台，创历史最高记录，它的“健康使者”系列冰箱保鲜、节能、抗菌、除臭等综合功能深受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欢迎。1999年有些厂家推出小型家电产品，如小型洗衣机、小型电视等，果然销售红火。无氟冰箱上市以来至今供不应求，更说明技术创新对扩大需求更新消费的意义。
可见，不论生产消费的钢材产品，还是生活消费的家电产品，只要产品结构合理、品质好，价格相宜，都有市场。厂家走技改道路、优化产品，加强供给力，就不怕没有客户。所以，人称“只有疲软的产品，没有疲软的市场”，是有些道理的。
市场判断之三：我国市场供给必须进行彻底改造
我国仍然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造过渡的转型阶段，既保留有顽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旧质地，又初生有稚嫩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质地，任何经济范畴、机制都要受这二重质地的拉动，不能纯质纯性地发生作用，市场供给也一样。
前面说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供给是旧型市场供给向新型市场供给蜕变过程中的软体畸形供给，要修整定型成为强供给，必定充满曲折的磨难。若供方水平设有相应地全面提高，就必定会出现疲软状态，产品因量因质因价等等负面问题会导致滞销，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或亏损，寸头紧缺，无力支付和还贷，不得不缩、关、停、并、转。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逐步国际化、外国产品进口日益扩增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生产不易现代化，消费容易现代化，若我国企业不加紧技术改造和创新，消费者就会转向洋货。我国原有34家照相机制造厂，因为进口和走私的外国照相机充斥市场，大多数关停并转了，现在只剩下上海的“海鸥”和江西的“凤凰”两家了。并不是照相机没有市场需求，而是国产机没有竞争力。许多名牌敌不过采用信息技术最高结晶电子存储设备作为摄像记录载体的国外数码照像机。可以肯定地说，这几年我国市场出现的疲软状况，是大量低水平供给抑制有效需求扩张的结果。城乡居民有钱不愿多买，虽然不正常，但是也属必然！请问，你叫他们去购买什么？或问，你自己有钱为什么不都拿去花费？实际上，做扩大内需文章的人自己也没有把钱都拿出来扩大消费上。这就可知当前扩大内需之不易。衣食用等家常生活用品从没停止过购买，且不断改善。家用电气有了，不到更新期。很想买套房子，可质量低价位高，媒体已爆光不少，就是攒够钱也不敢贸然出手。买汽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在还不是做梦的时候。市场上货物是不少，但能引起消费者购买欲的实在不多，更何况有不少是伪劣产品，教消费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以慎买少买不买为上。这都是近几年银行储蓄与商品仓储同时增加的原因。
人类普遍有享受欲的天性，对物质文化的高品位需求是永无止境的，愿过“苦行僧”般生活的毕竟是少数。供给者不能把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吸引过来，只能说明自己缺乏魅力，无需责怪消费者的。当前市场供给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供给力太弱，严重缺乏提供优质产品的创新开拓能力。属弱供给的企业有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老企业。它们囿于旧管理体制有形无形地顽固束缚，改革的有效进程缓慢，技术设备、制作工艺在岁月蹉跎中老化快而更新升级滞后，人力资源又因缺乏强劲的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出最大努力和贡献出全部信息，因此产品得不到创新，品质得不到提高，成本得不到控制，销路就自然越来越窄。老产品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生产，被市场淘汰的一天总会到来。
第二类是重复建设的新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是出于长官意志和地方利益目标的驱动，漠视市场容量，盲目跟风追潮，重复引进或重复建设而形成的，其范围遍及冶金、电子、纺织、轻工、石化、建筑等行业。结果是，或导致同类产品供给过剩、生产线闲置，如电视行业生产能力闲置五分之一，冰箱行业闲置三分之一。1985 年， 冰箱企业最多时达110多家。现在虽然只剩下50多家了，但仍具有年产2000 万台的生产能力，几乎超过1999年全国冰箱市场预测总需量1100万台的一倍；或导致规模小而分散，失去规模效益之功利。
第三类是仿制造假的企业。实际是一些工场、作坊。这些企业主没有办厂经验和技术基础，毫无创新自立的能力，又难耐赚钱致富的冲动，就走“捷径”，仿制老牌名牌产品，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甚至是不惜掺杂掺毒。这样，假冒伪劣的卷烟、酿酒、药品、食品、服装、电器、光盘等充斥市场，令消费者怀疑一切。
市场供给的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前述的供方观念没有真正转变，只是一厢情愿地执迷于自己的贪心，而不懂得“欲得之先与之”的生财之道，即没有把需求者真正当上帝来尊奉！最典型的事例是房地产业。原来一致看好的房地产业受挫，就是供给行为不当的必然结果。鸟有窝，人要房，中国人耐用品消费中最注重的是住房。“八五”、“九五”规划中各地都将房地产列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是十分正确的。“十五”规则也还应如此。可是房地产商及有关部门只视其为有厚利可图的黄金产业，热衷于炒地皮、抢转包、多收费，人为地抬高价格。1990年，全国商品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703元，1995年上升到1810 元（注：参见1996年9月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导：《商品住宅真是供大于求吗》。）。现在多少？沿海大中城市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价位高而质量低，使一般居民买不起或不想买，致使居民购买住房的热情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1999年11月有媒体报道：据建设部披露，截至1998年底，全国积压商品房已达878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积压6148万平方米，办公楼积压805万平方米， 商业营业用房积压1288万平方米，共拘束沉淀资金在6000亿元左右。近几年积压商品房每年平均增加1000万平方米（注：《厦门晚报》北京电讯：《商品房积压无人问津，全国沉淀资金六千亿》。）。结果不仅居民买不上房，房商也无利可图。“以我为主”的供方错误，必受上帝的惩罚。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从1993年就已出现的商品房积压问题，至今已7年了，市场机制居然对它不起作用，空置房可以象无主人一样长期空置着，维持高价不动，是什么力量支持它？计划经济的遗风和市场经济的无序合力阻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房地产商有恃无恐消极地躺在市场上等待有一天会有高价来拉动。供给出了问题，硬要需求者来消受，是违犯市场原则的。
这些都说明，我国近几年内需不旺，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在供方。供给力不强和供给行为的过失，是使需求者胃纳不振的致命点。市场上的这种供给状况暴露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供给水平低下，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顺应需求心加快改造，转变供给观念、优化供给品质，开拓供给渠道，发展供给手段，全面提高供给水平。舍此，扩大内需恐怕难收大成效。
市场判断之四：面对经济赢缩状态，一些扩大内需建议并非最有效
我国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后出现的市场疲软不同于国外任何国家的经济衰退性疲软，更不同于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也不同于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的那种世界背景，而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快速增长中的疲软，显示出三个特点：一是我国经济仍在持续高速或快速增长。从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和实行消热性收缩调整以来，至1996年平均每年增长率在9%以上， 1998年广大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还有7.8%的增长率。1999 年有关部门按前三个季度的运行情况，满怀信心地预测，实现7 %的增长率不成问题。从1993年13.1%的高速增长下调至1999年7 %的快速增长，虽然降低了6个多百分点，但增长率仍然是世界少有的高幅； 二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巨大，1998年底达53407亿元，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7%。1999年肯定会超过6万亿元，加上手持现金1万多亿元，居民有很大的潜在购买力。三是我国银行存贷利率从1996年到1999 年的4年中较大幅度地连降7次，1999年11月1日起又加征存款利息税，并没有显著改变居民余款的使用投向，也没有明显激起社会投资的兴奋。这足以说明，我国的市场疲软不是经济衰退性的，也不是象国外那样由居民贫困化造成的相对生产过剩。与某些西方国家出现过的滞胀相对，中国目前情况可以说是赢缩现象，即通货紧缩下仍然能赢得经济快速增长。因此，不能过多仿效罗斯福的“新政”和采用凯恩斯的药方来解决我国的市场需求问题。
这一二年来，理论界对扩大内需的建议主要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开拓农村市场、加快小城镇建设、鼓励民间投资等方面。这些建议都是积极的，事实上在付诸实施中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尽快解决扩大内需问题，还有欠缺。实行积极的也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必须同时促进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市场景气不旺的情况下，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各国通用的手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政府理应是投资的第一主体，更有义务凭借财政力量多承担一些经济责任。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全社会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是全社会12亿多人口的经济，只有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有最大的增长力，单凭政府的财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凯恩斯的投资不能希望于私人、只能由国家综揽的主张（注：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2、321页。）完全不合我国国情。因为政府投资的财力来源于财政收入，是极有限的。而社会投资的财力来源于全体国民智慧的创造，是无限的。而且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必定要增加税收、发行国债、扩大赤字。增加税收如果是通过整肃税律，查找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和不合法的免税、减税来增加税款，那是百利无一害的，若要提高税率，就要权衡得失，考虑合理度。有的学者提出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太低，隐含有要求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的主张。如果考虑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不高，1998年分别只有771美元和620美元，那末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是不低，1998年占12.38%。 若与国外只比较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比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匀国民收入，去攀升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那只能鞭打快牛，会使企业税负过重而不利发展，最终影响税源扩增，甚至枯瘦。鼓励和扶持社会投资，政府可以解脱政企关系纠缠不清的罗网，减轻过重的直接的经济负担和债务。社会投资包括拥有完整法人财产权可以自主经营的公有制企业和其他一切非公有制企业。鼓励和发挥多元微观主体的投资经营积极性，就是调动和整合全体国民搞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和智慧力。现阶段民间投资不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私营企业向国有银行贷款难；二是难觅有利的投资生产点。浙江省宁波市有位著名的乡镇企业家叹苦说，现在是“生意难做、项目难投、货款难收、资金难贷、管理难管、官司难吃、名牌难创、厂长难当”。当务之急是如何使银行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这比直接增发货币更重要。现在缺少的不是货币，有大量货币资源沉淀在银行里不能起投资增殖作用，而是缺少货币资源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如果不再设计强有力的转化机制，不仅原有货币资源不能转化为投资，就是新增发的货币又很快会加入到银行储蓄里沉淀起来。按现阶段状况，为了鼓励和促进社会民间扩大投资，可以考虑：（一）与其由国家增加税收扩大投资，不如减税让利由企业增加投资；（二）由国家独资兴建新企业，转为由国家发行股票集资兴建国家控股企业；（三）对新投资新建的私营企业和老私营企业扩资部分，实行定期定税或定期免税减税的优惠；（四）鉴于私营企业贷款难的情况，允许私营企业家建立由国家监护的私营银行。利率已降到很低点，又加征存款利息税，再降的空间已极小。我国当前利息率低是投资不旺、大量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的结果。促进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应是经济的一大增长点。
开拓农村市场和加快发展小城镇，意义非常大，但不易启动。全国12亿多人口，有9亿人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理论市场非常大， 可如何开拓和加快？要有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计划，短期内不可能奏大效。更何况眼下恐怕难觅众多能担巨额长期投资风险的经营性投资主体。农村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短平快”，热衷于小额投资回报快的小型项目，因为他们现阶段防险能力低，不得不重实际讲实惠。这便是这几年农村个体私营经济没有80年代那样发展迅猛的原因。开拓农村市场，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加快小城镇建设，都需要以民间投资为主，要有众多的投资族出来发挥敢于承担风险的热情。在正常情况下，投资冷热受利率高低制约，而当前主要受投资效益制约。在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点时，就是零利率都不敢贸然贷款投资，只能陷入低利率冷投资的陷阱。开拓农村市场中，同样遇到这样的难题。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做，但不能寄希望对扩大内需很快有积极成效。
还有一种建议就是通货膨胀，让人民币贬值。国外也有不少学者持这主张。我不认为这是积极的措施，于是没有与以上几点相提并论。通货膨胀当然是最便当的，只要开动印钞机，扩大货币的财政发行，就行了。经济可能因此高增长，但泡沫也必定升腾。这种景象我们并不陌生，问题在于改革20年以后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再现？以高代价好不容易实现的“软着陆”，如今是否感到无意义，“悔不当初”了呢？如果靠印钞票能解决困难，那么，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经济学家也早就都得下岗转岗。无论哪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经济学家，是要寻找低通胀无通胀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途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大萧条危机中才求助于通货膨胀，实际就是向全国货币持有者课税。饱受过通货膨胀之苦的德国，自由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趋势下，让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稳定货币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确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如果认为一方面可以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设法防止受到恶劣后果的影响，那是对人民，对国家犯了严重的错误（注：参见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87页。）。 德国在战后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半个世纪以来，为世界提供了马克坚挺中经济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美国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连续9年低通胀高增长， 也说明经济增长和低通胀无通胀是可以并行的。我国市场虽然出现了疲软，但币值稳定，经济还持续增长，城乡人均收入都提高，更说明不是非要通货膨胀不可。我们应当支持而不是动摇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主张，去另谋另辟扩大内需的途径。
也有人把需求不旺归结为收入不均，少数人占有大量货币财富而已不需要大量购买，而需要购买的多数人又收入低，甚至处在贫困线上，因此要扩大内需就要解决分配问题。这种见解和主张是现象性的。收入不均是客观存在的，对生活消费品需求确有影响，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根本原因。一方面，我国收入不均或如一些人所说的两极分化已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没有任何权威机构的统计材料可以说明，至多是一些估计性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我国收入不均、贫富差别的情况决不会比国外严重。另一方面，如果要待收入分配改革，裒多益寡，使收入大致平均化以后再来扩大内需，近期内等于画饼充饥。要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最根本的途径也在发展供给、扩大就业、增加工资上。沿海被公认为是较发达地区，银行没有存款的居民极少，但市场一样缺乏景气。
市场判断之五：出路主道是优化供给，打好中国牌、地方牌，征服消费者
为了扩大内需，自1998年以来理论研究和实践措施都集中在启动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实际也收到一定效果。这些方面的努力可以继续。需要解决好扩大内需这样一个维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来就需要群策群力，多方探索，但着重点应转到供给上。因为只有调整和优化供给自身，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出路。回避供给问题就是放弃扩大需求之根本。
1999年9月，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上完成“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及“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等目标，从市场意义上看，这样做也就是要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优化供给，加强竞争力，以占有更大的市场。只有这样，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才能发展壮大。从根本上和尽可能快地扩大有效需求，不论从近期还是远期看，应该把文章重点从需求转移到供给上来，尽量在现代化水平上发展供给、优化供给。需求有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但不论哪种现代需求特别是跨世纪的需求，都要求高品质（包括性能、质量、款式、先进性等等）的满足。为什么都喜欢名牌货、外国货？最主要是品质好。市场竞争的低价格主胜时代已过去，早已进入高品质主胜的时代，高品质与低价格兼容的物美价廉，自然是市场中的天之骄子。马克思把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比喻为爱情关系是颇为形象与贴切的。因为主动权在货币（即需求）一方，“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6页。）。 即使商品标有“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9页。）， 但是商品要从价值体跳到金体上是惊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跳跃，“从只是想象的金变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父圣热罗尼莫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1页。）。为能吸引货币，吸引到足够的货币， 商品必须有让需求者心满意足的魅力，尽可能物美价宜。我国当前市场供给的商品正缺乏这种魅力！所以，任何时候的市场疲软都不应该怪上帝，供方应反省自己为何不讨上帝的欢心？只有顺应需求心提供最好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才能使自己靓丽起来。
几年来，国内学者一再提出要采取名牌战略，要创名牌产品、龙头产品、拳头产品。这都是提高产品品质的好主意。但仅此远远不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点红”而已。就全世界而言，最有价值的名牌也不过2000多个，不可能万货都是名牌。我国称得上名牌的就更少了，有青岛啤酒那样名气的都微乎其微。但即使不是名牌，也都应该是品质优良的好货。我国除创单个产品的名牌外，更应该重视创中国牌、地方牌，全面提高产品品质，只有这样才有魅力征服消费者，让国际市场公认中国货都是大拇指牌的好货，品质信得过，让国内市场公认各省市的产品品质都是可放心的。也只有在全面提高产品品质的努力中，才有产生出真有实力的地方名牌、中国名牌的基础。战前，日本货是臭名远扬的“中看不中用”的水货，遭国际市场抵制和唾弃。可是战后，日本货又逐步走俏国际市场，80年代以来还成了美国的竞争强手。在我们国内，轻工产品一直是上海货独占鳌头，款式设计、原料加工、制作工艺、使用质量等都不同一般，众口皆称“上海货就是好”。同样的羊毛，上海加工成的绒线就比内地加工的要好，细密、光泽、柔软。市场竞销中，在价格相当的条件下，品质总是第一有力的武器。今后的产品市场竞争，必定会更集中地表现为品质竞争！
为此，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应扶持和促成各地区各企业尽快实现生产现代化、特色化，采用最新生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制作优质产品的竞争优势。对于制假贩假者必须严禁严惩，使其一蹶不振。面对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峻挑战，更应该重视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重要地位，做好提高产品品质工作。这是扩大内需、扩大出口的第一有效途径。
现在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形象工程”，从市到乡与镇，用大量的钱花费在市政建设上，办公楼、透绿墙、街道装璜、夜景灯光等，包装得豪华、瑰丽、气魄，十分风光。各地都很自豪地说变化很大，指的主要就是这类市政建设的变化。若问那里的企业情况如何，就没有显得那样风采了。市政建设是必要的，但要有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之分，在国有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应将有限资金先满足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国有资本的利润率。在此基础上有财力改善市政建设才是真正的风光。
（199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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