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传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关于文化传播之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庄晓东，2003:1-2）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将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方式。美国学者亨廷顿(2002:129)就这样地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要让世界充满爱，充满理解，充满和平，跨文化传播的通畅与否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然而，在跨文化的传播活动中，人们大部分是通过文字（翻译）达到交流的。写作和翻译构成我们文化精神交流的基本形式。把文化传播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无疑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丰富翻译研究的内涵。
2 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有什么关系？钱钟书(1985：67)在论述“林纾的翻译”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取代文字学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下《口》部第二十六字：
。钱钟书先生并未在阐述翻译本质之上打住，他随后又补充：“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和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关系，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钱钟书，1985:68）钱钟书先生已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姻缘关系说得很明白了。
翻译在本质上与文化传播和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在大量的书刊中作为中外文化的友好使者而被介绍，如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利玛窦、安世高等等。这些大家以自己的翻译成就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鸠摩罗什是一代高僧，治学严谨，精通梵文，兼晓汉文，曾译经74部，384卷，其译文表达准确，文字流畅，被后人称作“辞喻婉约，文字典丽，意义与原文不悖”，与玄奘、真谛、不空一道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翻译家。利玛窦被誉为开启中西文化大门的第一人，他不仅传教，而且将数学、历法、地理、几何、物理等介绍到中国。所谓介绍，就是将这些方面的西学书籍译成汉语，遂开启我国近世文明之先河。他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研儒家经典，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其为人与其为学，有口皆碑。陈寅恪(2001:106-108)在谈到《几何原本》的译本时说：“……况复藉以得知欧几里得前六卷之书，赤县神州自万历至康熙百年之间，已一译再译，则其事之关系于我国近世学术史及中西交通史者至大，尤不可以寻常满文译籍等[而]视之矣。”可见，陈寅恪不是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字的转换，而是将其提升到学术史、交通史（文化传播史）层面，可见翻译与文化传播息息相关。陈氏对翻译的评价之高，堪称登峰造极。
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往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与信号有别。前者是社会的，而后者是生物的。符号是人类独有的，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和文字形式。（参见陈龙，2002:52-54）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这三种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形、义。作为人类创造的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约定性、聚合性和衍生性都是文化传播和翻译研究所共同遵循的。
若按照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逊(1971:260-266)的划分，翻译则涵盖了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文化传播的符号方式都被涵括在翻译之中。雅各布逊将翻译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言内翻译，即在同一语言内部的进行的翻译，如《老子今译》、《文心雕龙今译》等就属于这一类。在将古汉语译成现代外语时，这一类翻译还可看成是第二类翻译的铺垫，为正确理解原文打下了基础。许渊冲先生译古诗时对诗的精神把握之准确，与他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受到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释读（言内翻译）课等的熏陶不无关系。如《诗经》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一段，余冠英(1995:3、5)将其译为：“鱼鹰儿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在众多的言内翻译中，余冠英的翻译是比较忠实、流畅和传神的。
第二类是语际翻译，即我们通常说的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转换。如莎士比亚的剧本Ham/et就有中译本《哈姆雷特》或《王子复仇记》，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有杨宪益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学者霍克思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第三类翻译叫符号翻译，是非语言的翻译。它把一种符号的形式用另外一种符号形式表达出来，它常与交通讯号有关，如在航海时用摇旗来表达。符号翻译也可以是通过一种艺术形态来诠释和表现另一种艺术形态，如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以京剧的形式搬上中国的舞台，或用西方的歌剧来表现中国的《梁祝》。
按照上述分类，翻译几乎构成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翻译、诠释，进行文化或跨文化传播。
3 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共同点
跨文化传播和翻译主要在四个方面具有共同点：
(1)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语言和符号的特征。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精神活动，这一种活动离不开语言和人类所独创的符号，人类正是通过这些语言、符号才实现信息的交流、价值观的沟通及意义的重构。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这一共同特征可以体现在它们传播途径的研究上。日本学者竹内郁郎(1989:87)提到三种传播的“流”：信息流、影响流和感情流。在媒介接触、人际接触中，以哪一种流为主，要视具体接触情况而定。这一研究方法实质上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翻译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
罗曼·雅各布逊(1983:116)根据一般符号学原理，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以及比勒的语言哲学、信息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语言功能模式。论述这些功能需要精确地考查所有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交际中的构成要素：传讯者需要将信息发给受讯者；信息要起到作用，就需要一个它所指向的环境，而这一环境又必须是受讯者可认知并用言语能表述的；交际需要语码，这些语码必须是传讯者和受讯者所完全或部分享有的；最后，交际还需要接触，即传讯者与受讯者之间物理上或心理上的联系，使双方进入共同的环境并进行有效的交际。语言的6种要素从而产生了语言的6种功能：表情功能、意动功能、参照性功能、诗性功能、交往功能和元语言功能。意义并非一个从传讯者通向受讯者的稳定不变的实体。相反，语言的6个因素在传讯过程中始终处于非平衡状态，总是有个别因素占据支配地位。换言之，在某一情况下，其中一种因素可能居支配地位，而情况发生变化时，另一种因素又会取而代之。
如《雷雨》中周冲的一段近似独白的语言：“有时我就忘了现在（沉醉在梦想里），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曹禺，2001:276）读这段文字时，读者应更多去体验语言的表情功能，而决不会期望从中得到交往功能。否则，这段独白就会成为疯人呓语。当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放在语言的诗性功能之上，除了传递语言信息外，更要努力将构成诗的本质的方方面面在译入语中得到最完美的再现。所以，掌握语言符号的种种特征，谙熟语言的种种功能，是跨文化传播和翻译的重要保证。
(2)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鲜明的意图性，都是一种主体活动的认知的活动，不存在没有意图的跨文化传播和翻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作为文化传播的翻译中，林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纾在1896至1924这不到30年的时间里，译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作品，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才初次接触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欧文、斯托夫人、雨果、托尔斯泰等欧美著名作家的。他的翻译活动具有明确的意图性。王佐良(1989:20-22)在论述翻译与文化时便取严复、林纾、鲁迅等人的翻译为例。林纾在《贼史序》中对自己的翻译活动有一个明确的交待：“英伦在此百年以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可见，他之所以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为社会改革服务，而社会改革是中国自强之必经之路。林纾的翻译可以视为文化传播和社会改良活动。跨文化传播中的编辑翻译则更是如此。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和翻译，都可能因其主体而不同而出现变化。网络翻译也是如此，哪些需要译介给读者，如何编辑和翻译，这些都能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影响。此时，意图性可以通过文字和符号得到充分的体现。
(3)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场依存性。符号的表达十分复杂，因为任何一个符号，任何一个文本，它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前符号、前文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不同的传讯者和受讯者，符号的意蕴是不一样的。人们常常感叹言可以载道，但言不尽意。这对跨文化传播和翻译都是同样的道理。如在对符号的解码时，缺少语境，缺少话语的场，意义就是发散的和不确定的。符号是静态的，场——存在才是动态的。符号的品质只有倚靠场、依靠关联因素才能确定（尽管可能存在主观性）。如英语的silly一词，在古英语里为褒词，意为“幸福”(happy)。16世纪后，其义转为中性，意为“单纯”(simple)，到今天，它已发展成为“愚蠢”和“没头脑”的贬义词。spinster在古英语中是褒义词，指“出身名门的未婚女子”，后发展成为中性词“纺织女”，到现代，又转变为“老处女”、“没人要的老女人”。（肖建安，2000:248）这些问题，无论在跨文化传播或是在翻译中，都必须根据“场”来确定其义。
即便在同一个作品中，语言符号的意义也得靠“场”来定位。英若诚(1999:23,33,65,133)在英译中老舍的《茶馆》时，对剧本中多次出现的“唉”字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它们在英译得到了多种表现，如“Yes”、“Oh”、“You poor man”、“What a life”，等等。如果脱离文本，脱离剧情，这些翻译就无法理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只要放在一个新的语境中，一个词就可能产生新的意义。
(4)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互动性。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中，主要有反馈的面对面传播和无反馈的直线性／单向传播两种。美国数学家申农及其合作者韦弗于1949年提出了直线性传播模式，它明确地固定和区分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忽视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转换。1954年，美国学者奥斯古德和施拉姆提出了著名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标志向传统的直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决裂。在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看来，传播中的传讯者与受讯者的作用是对等的，双方使用着相同编码、译码和解码的功能。（参见陈龙，2002:96）
“奥斯古德—施拉姆”的文化传播模式与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翻译动态对等模式在理念上极为相似。奈达的动态标准是一种翻译检验法。所谓的“动态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而且，只有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才能最终衡量译文是否正确和恰当。（参见谭载喜，1999:21-22）这一标准强调译文与译文读者同原文与原文读者的互动，与传统的“作者—文本—译者”的单向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直线性／单向传播”也并非是孤立和静止的，它会同传播的对象发生互动。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说，独白有时候甚至常常是互动的，读者将文字激活，以此达到审美意境上的契合。
4 结语
过去，我们更多从语言层面去研究翻译的语言转换，即使从文化角度来考虑翻译问题时，也多在具有文化色彩的词语方面去考虑翻译问题，这种思维定式势必影响翻译研究的充分发展。既然文化传播与翻译在四个方面——语言和符号的特征、鲜明的意图性、场依存性、互动性——都具有共同点，那么我们应该根据这些特征，超出语言表层的局限，从更高更广的文化层面来思考和进行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在文化和符号领域获取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