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日关系对菲律宾独立 进程的影响 (1898-1941)
梁 鸿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日本作为区域新兴国际力量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展开角逐。当时刚沦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的独立进程受到美日关系的极大影响。本文将专门论证美日关系如何具体影响菲律宾独立进程，除了从美日关系影响美对菲独立政策的视角外，也试图从菲日互动视角，探索美日关系对菲日互动的制约和默许对菲律宾独立进程产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得出在不确定外部环境下菲律宾获得的有限战略空间和政策选择方面可能的启示。
【关 键 词 】美日关系 菲日互动 菲律宾独立 达沃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历了一场权力大转移，日本和美国逐渐取代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法国与荷兰，主宰地区事务。这段时期与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时间大致相当。因而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则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缩影。虽然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主要是与美国的激烈交锋，但美日关系的影响几乎贯穿始终，体现在方方面面，是菲律宾独立进程中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因此，美日关系究竟如何影响了菲律宾独立进程，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时代背景与研究述评
这一时期，与菲律宾直接相关的时代背景主要表现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尚未站稳的脚跟和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这种不确定的美日关系态势使菲律宾的归属变得不可捉摸。学界对于美日关系对菲律宾独立进程影响的研究尚缺乏专门性探讨。
(一)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处于新老帝国主义权力交替时期。老派帝国主义国家英荷法西相继受到亚洲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冲击。日本结束明治维新改革，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随即加入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亚洲殖民地的行动。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美国在结束南北战争，向西在印第安人土地上扩张，将领土推进到太平洋东岸；向南发表“门罗主义”，将整个拉丁美洲囊括在美势力范围，开始正式向亚洲及太平洋进军。
菲律宾地处太平洋西岸，印度洋与太平洋、东亚和东南亚、大洋洲交界地带。日本占领台湾后，菲律宾成为日本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门户，自菲律宾可以到达大洋洲，东印度群岛，因此菲律宾成为重要的中转和补给站。菲律宾自1565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又在1898年转而沦为美国殖民地，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使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在实力对比悬殊的帝国主义面前很快被挫败，在东亚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菲律宾注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接受帝国主义实力法则，在亚洲推行势力扩张，力图效仿美国“门罗主义”，却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在得到辽东半岛作为战果的情况下，被俄法意三国干涉还辽，当时日本尚无实力与三国对抗，只能服从。于是辽东半岛处于列强共管之下，后来被俄国占领。这一事实使日本更加重视与列强之间就势力范围的协调外交。[注] [美]詹姆斯·布拉德利：《1905帝国巡游：美国塑造亚太格局的伏笔》，刘建波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67页。 美国对于菲律宾之外东亚地区的势力分割有心无力，海军实力尚不能支持在东亚的扩张，只能以推行自由贸易为名，主张“门户开放”，最大程度地保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东亚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在日俄战争中美国站在日本的支持者一方，但美国深怕日本不受控制，向菲律宾扩张。于是与日本展开协调，以确保在菲律宾的统治地位。然而，从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一战、华盛顿体系和世界经济危机相继发生，美日关系在此期间几经调整，对菲律宾独立问题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变化。
(二)研究述评
国内对菲律宾独立的研究主要从属于整体的菲律宾史研究，从研究初期的以反殖斗争的历史为主，发展到后来重经济，和其他现代性和文明化要素的研究。[注] Bao Maohong, “On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in China”, Philippine Studies :Historical &Ethnographic Viewpoints , Vol. 60, No. 1, Rizal and Clausewitz, 2012, pp. 105-106.专门类研究方面，目前国内能查到的第一本研究菲律宾独立的专著是1937年石楚耀、吴泽霖编写的《菲律宾独立问题》。该书主要叙述1935年菲律宾自治共和国建立以前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以及之后对菲律宾自治共和国的展望。全书用仅仅200页涵盖了菲律宾独立问题的几乎所有重要内容：国际环境、历史背景、独立过程中菲律宾精英的权力斗争、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的原因。尤其还单列两章，分别提出了菲律宾独立问题与华侨、与日本的关系。作者对日本完全持反对态度，认为日本是菲律宾，乃至整个太平洋的威胁；还提到日本人在菲律宾达沃的经济活动，认为充分体现了日本吞并菲律宾的企图。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研究菲律宾独立问题的论文。[注] 这类论文有：何肇发，《试论一八九八年菲律宾独立及其国家活动》，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张锡镇，《天主教会的统治和压迫与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载《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3期；庄礼伟，《奎松与菲律宾独立运动》，载《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6期。
周处深受打击，到吴国找陆机、陆云指点迷津，却又担心从头再来是否为时已晚。陆云道：“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周处幡然醒悟，从此改过，克己守礼，出仕为官，至西晋一路升迁，任御史中丞。
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环境对菲律宾独立的具体影响，都附属于研究背景，尚未有此类专门论述。不过，在现有研究中，一般认为，菲律宾独立过程中的国际环境因素，最主要的是美日关系，又集中体现为美日间矛盾。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美国在占领菲律宾后，看似占据了向远东进军的桥头堡，却在之后的东亚政策中，为了维护对菲律宾的统治，不得不一再对日让步，以承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既得利益来换取日本对美属菲律宾的放手。这一让步一直持续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前。[注] 参见陶文钊：《二十世纪初美日在东亚的竞争》，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第41-50页；高芳英：《论近代日美在亚太地区的矛盾——以夏威夷、菲律宾为中心》，载《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4期，第33-38页；宋效峰：《1945年前菲律宾因素与美日海权之争》，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61-64页。 在华盛顿会议之前美国都确保了对菲律宾的统治，意味着菲律宾独立无望，然而菲律宾却在此期间的1916年使美国颁布了允许菲律宾独立的《琼斯法案》，对此，哈齐克罗夫特(Paul D. Hutchcroft)有特别的解释。他认为，现代菲律宾国家的建立实际上是美国殖民者和菲律宾合作者的共同妥协。妥协始终是主题：当外国威胁(来自日本)确实被美国官员察觉时，一些人(包括西奥多·罗斯福)的反应不是建立一个更集中的国家并面对大国威胁，而是放松殖民地。[注] Paul D. Hutchcroft, Colonial Masters, National Politicos, and Provincial Lords, “Central Authority and Local Autonomy in the American Philippines, 1900-1913”,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59, No. 2, 2000, p. 301.
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文学批评功利化中的主体性迷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商业气息弥漫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文学批评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批判和介入功能。[4]取而代之的，是“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有偿批评”。批评家的责任在商业化浪潮中淹没了，其主体性在文学批评的功利化中迷失了。
陶文钊认为，华盛顿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美国联合与领导在一战期间从中国撤出的欧洲大国向日本发动的反击，日本在联合一致的压力面前只能退却。[注] 陶文钊：《二十世纪初美日在东亚的竞争》，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第49-50页。 因此，从华盛顿会议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打破华盛顿体系的近十年，菲律宾领导人虽然每年都派独立使团赴美国游说，独立并无进展，且在此期间，美国让反对菲律宾独立的保守派伍德任菲律宾总督，收紧对菲政策，使菲律宾前期的“菲律宾化”成果大幅倒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欧洲法西斯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日本扩张步伐的加快，菲律宾独立问题引起大讨论。根据学者们的观点，支持菲律宾独立的群体包括(1)始终坚持独立优先的菲律宾民众，他们更相信日本威胁是美国过度渲染的结果；[注] Maximo M. Kalaw,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a Filipino View”, Pacific Affairs , Vol. 6, No. 1, 1933, pp. 17-21.(2)以奥斯敏那、罗哈斯为代表的菲律宾上层政治精英；(3)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和农业、劳工团体，他们认为菲律宾对美国来说已经从“财富(asset)”变为“责任义务(liability)”，拖累了美国利益。[注] Nicholas Roosevelt, “Laying down the White Man’s Burden”,Foreign Affairs ,Vol.13,No.4,1935,pp.680-681反对菲律宾独立的群体包括：(1)以奎松为代表的菲律宾上层政治精英，担心日本对独立后菲律宾的安全威胁；[注] James S. Allen, “the Philippine Problem Enters a New Phase”, Pacific Affairs , Vol. 11, No. 2, 1938, p.159.(2)那些更注重美国东亚战略地位的美国官员——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注] Theodore A. Friend III,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1929-1933”, Philippine Studies , Vol. 11, No. 4, 1963, p. 507.麦克纳特(Paul V. McNutt)[注] Dean Kotlowski,” Independence or Not, Paul V. McNutt, Manuel L. Quezon,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1937-9”,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 Vol. 32, No. 3, 2010, pp. 501-531.等。比如杰拉尔德·E·惠勒(Gerald E. Wheeler)就指出，美英在东亚合作的前提就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否则美英合作便无从谈起。[注] Gerald E. Wheeler, “Isolated Japan: Anglo-American Diplomatic Co-Operation, 1927-1936”,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30, No. 2, 1961, p. 171.
现有研究承认国际环境因素尤其是美日矛盾对菲律宾独立的影响，但大都是阶段性历史梳理和评估性成果，对整个菲律宾独立进程与美日矛盾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缺乏系统性归纳和整体性探讨。另外，美日关系除了从影响美对菲律宾独立的政策的角度对菲律宾独立进程起作用，还通过影响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互动对菲律宾独立进程起作用，这一方面也少有文献予以揭示。因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美日关系如何影响了菲律宾独立进程”为题，对各阶段美日关系从美对菲政策和菲日互动两方面对菲律宾独立进程产生的影响做系统性和专门性探究，以期为“菲律宾独立”这一重要历史课题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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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关系在美对菲独立政策上影响菲律宾独立
美日关系对菲律宾独立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美国对菲律宾独立的政策层面。从1898年至1941年，美日关系大约每十年就经历一次变动，从1898-1908年的美日间协调，到1909-1918年的美日关系波动，再到1919-1930年华盛顿体系下的美日关系协调稳定，最后1931-1941年美日矛盾激化，走向冲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关系的这种起伏不定，直接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独立政策也来回摇摆，在不同时期对菲律宾独立形成不同的影响。特别的是，当美日关系缓和时，美国对菲律宾独立政策趋向于束紧；反而，当美日关系紧张时，美国则倾向于放松菲律宾独立政策。
(一)美日协调，美确立在菲统治，菲律宾独立无望(1898-1908)
从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到1908年美日签订《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互相承认势力范围，这一阶段的美日关系呈现高度协调性，两国领导人奉行实力界定利益原则，互相尊重。美国确立及巩固在菲律宾的统治地位，菲律宾争取独立的菲美战争逐渐走向低潮。
1.美日关系协调期
美国调停日俄战争，美日关系强化。作为亚洲地区殖民地争夺的后来者，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奉行维护列强势力均衡的政策，主张门户开放，使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形势日益严峻，与具有同样扩张诉求的日本争锋相对，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恐沙俄扩张导致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受损，支持甚至怂恿日本一战。[注] Raymond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p. 40.日本受三国干涉还辽的教训，就对俄战争积极寻求国际支持。在已有的英日联盟基础上，日本获得美国的支持，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美国的本意是使日俄在战争中互相消耗和削弱，以此便可维持地区势力均衡。却未想日本在战争中节节胜利，虽然日本在战场上占于上风，但综合实力上日本远逊于俄国，且日本在战争中投入人力物力巨大，伤亡惨重，已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便派特使到美国请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其中斡旋调停。这正中美国下怀。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日益担心日本获得完全胜利，从而取代俄国，造成新的地区局势失衡。1905年7月，罗斯福派大女儿和战争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带领使团巡游亚洲各地，在前往菲律宾时借道日本，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就调停问题进行秘密会谈，确定互相承认菲律宾和韩国，史称《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注] [美]詹姆斯·布拉德利著：《1905帝国巡游：美国塑造亚太格局的伏笔》，第23页。 日美关系得到强化。
从1909年塔夫脱任美国总统到1918年一战结束，这一阶段国际局势尤为动荡，美日关系在总体协调的框架下波动频繁。为缓和矛盾，美国放松对菲律宾独立的政策，颁布菲律宾《独立法案》，即《琼斯法案》(Jones Act)，规定菲律宾一旦建立稳定的政府，就要被给予独立。菲律宾独立进程获得初步成果。
于是，1908年11月，美日签订《鲁特-高平协定》，承诺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机会均等。自此，美日《君子协定》和《鲁特-高平协定》构成西奥多·罗斯福路线东亚政策的基础。美国默认日本以满洲和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势力范围，日本在移民方面的让步使美日实现合作。日美关系中的潜在冲突以相互理解收场。
2.美确立在菲统治，菲独立运动低潮
在美日关系协调的大背景下，美国得以排除外部干扰，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秩序。1898年8月，美国占领马尼拉后，建立军政府。美国一边展开与众列强的博弈，一边准备军事进攻。俄、德、法支持西班牙维持统治，英、日支持和怂恿美国占领菲律宾。日本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攫取了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台湾与菲律宾仅一水相隔，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美国而非德国控制菲律宾，对日本来说“南进”便利得多。日本首相还表示，如果美国愿意，日本乐意分担管治菲律宾。甚至在9月的对美照会中，正式提出对菲律宾实行联合保护。[注] 金应熙：《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8页。
1899年2月美菲战争正式开始。美国一边组织军队镇压各地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反抗力量，一边拉拢菲律宾的上层政治精英。3月，美国派遣“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通称舒尔曼委员会)到达马尼拉，调查菲律宾情况，并协助美国军队。舒尔曼委员会考察菲律宾的结论是菲律宾人尚无自治能力，美国人不能撤出菲律宾，而应履行“保护”和“教化”菲律宾人的使命，训练他们逐步具备自治能力。舒尔曼委员会发表《告菲律宾人民书》的宣言，声称将教育菲律宾人民达到世界最文明的民族水平，允诺将给菲律宾自治。宣言使菲律宾保守分子逐渐妥协，对美国统治的动摇也逐渐从地方扩大到中央，政府内部分化为抗战派和妥协派。到1899年末，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已名存实亡，反抗的正规军分散到各地进行游击战，到1900年发展到高潮。1900年6月，美国总统麦金莱派“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通称塔夫脱委员会)到达马尼拉。塔夫脱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菲律宾建立“文官政府”。
1900年，亲美的联邦党成立，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以“用合法手段完成革命目标”的名义劝诱投降了一大批起义军领袖。1901年3月，菲律宾民族主义领袖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被美国俘虏，随即投降，号召菲律宾人民服从美国的统治。菲律宾各地反抗美国的游击队随之逐渐瓦解。1901年7月，美国建立菲律宾文治政府。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菲律宾组织法案，据此，菲律宾于1903至1905年进行人口调查，两年后也就是1907年举行“菲律宾会议”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主张“立即、完全、绝对独立”的国民党获得胜利。“菲律宾会议”的成立，标志着菲律宾争取独立的运动进行到和平议会斗争阶段。第一届菲律宾会议任期两年，大部分国民党党员在此期间都采取同“菲律宾委员会”合作的态度。
(二)日美波动，美对菲政策缓和，颁布《独立法案》(1909-1918)
日俄战争以后，日美关系的最初摩擦源于加州排日运动。日本到美国的移民大都聚居于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到20世纪初，日本移民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人数接近10万人。且多为抱团居住，不融于当地社区。1906年发生隔离学童事件，日本人要求驻外使馆解决此事。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从当时美日协调的大局出发，否决隔离学童规定，与日本签订《君子协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除20岁以下子女外，所有成人劳工禁止进入美国；禁止日本移民从夏威夷转运到美国本土。为缓解美国内的排日情绪，罗斯福向美国国内主战派表明日美冲突喧嚣消失不是美国单方面让步，向日本国内主战派表明，美日之间是世界第二位和第五位的海军实力差距，日本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的对手，以此消除两国潜在主战派。151908年，[注] 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周永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艘美国战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舰队(由于把舰身刷为白色而得名“大白舰队”)访问日本。日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1.美日关系波动期
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态势和美国民主党执政后对美国在中国经济利益的重视使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加深。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随着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从亚洲撤出力量到欧洲战场，在亚洲地区就出现中国和俄国的两大权力真空，日本国内普遍认为这是向亚洲大陆发展的最有利时机。美国方面，1909年塔夫脱成为美国总统，推行金元外交，强调在亚洲的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因为日本在占领东北后禁止该区域对外贸易，因此美日矛盾上升。然而此时正值美日修约期，1911年美日签订《新通商航海条约》，构成美日协调框架。
4.1 选地 播前选择适宜地块、种子和机械。选地势高，土层深厚，便于排灌，非重茬地种植。当土壤含水量低于14%时，需浇水造墒播种。
2.美国缓解各种矛盾应对一战，菲议会斗争初见成果
二十年代的美日关系主要处于华盛顿体系的协调之下，这一时期的菲律宾，伴随着反对独立的共和党总督伍德(Leonard Wood)的到任，美国对菲律宾独立的政策全面倒退。虽然菲律宾每年都会派独立使团到华盛顿游说，但独立并无进展。
1937年12月，日本战机击沉美国军舰班奈号(Panay)，美国政府抗议，日本迅速致歉表示赔偿，局势因此缓和。此时美国舆论仍为避免战争，且对日友好。不过，1940年9月，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缔结，极大冲击美国政府，一直被当作互不相干的威胁的德日突然联系起来，美国面临同时在欧亚作战的可能。总统罗斯福开始大规模造舰；以欧洲为先，重点支援英国，颁布《租借法案》；对中国实施军事和财政援助。美国禁止对日废钢铁出口，扩大禁运物资范围。但这使日军部态度愈发强硬，更加倾向于南下政策，确保物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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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陈宝生部长“三进”工作落实的途径：四是在工作上确保进入，要把马工程重点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做到使命和责任相统一。
生：老师，我想可能是26块，中间的我们看不到，不一定也是9块的。（听了这名学生的说法，大家争论了起来：有的说有道理，有的认为中间这块虽然看不到，但一定有一块）
(三)日美稳定，美对菲政策趋紧，独立无进展(1919-1930)
反对菲律宾独立的福尔贝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在1909-1913年担任菲律宾总督期间，美菲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逐渐激化。1909年8月，美国国会制定调整美菲贸易关税的法案——《佩恩-奥尔德里奇法》(Payne-Aldrich Act)，规定美国商品输入菲律宾完全免税，数量亦不限制。而菲律宾商品出口到美国则区别对待。[注] 陈衍德、杨宏云：《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回应》，载《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4期，第42页。 菲律宾会议(Philippine Assembly)通过决议反对该法案，美国不予理睬。从这一年开始，“菲律宾会议”通过的法案越来越多的遭到“菲律宾委员会(Philippine Commission)”的否决，这些被否决的法案大都旨在扩大菲律宾人的参政权。而美国政府和殖民当局极力压制，维护殖民统治，继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矛盾激化。
1.美日关系在华盛顿体系下的协调稳定
1919年巴黎和会上，美国表现出明显的对日妥协倾向。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将建立国际联盟的立场优先，当日本以中国问题威胁退出巴黎和会，美国则选择对日妥协而牺牲中国利益。在原属德国的太平洋诸岛问题上，虽然定为由国联委任统治，但实际由日本占领。不过，一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重新高涨，美国国会拒绝加入威尔逊提出的国联。
二十年代是美国安居乐业的十年——经济繁荣，政策重归保守，共和党长期执政，总统平庸，外交政策回归本位主义，专注于更为具体的国家利益。[注] 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第84页。 日本在二十年代修正传统国家主义倾向，处于大正民主时代，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进步主义三大思潮占据支配地位。1924至1932年持续八年的政党内阁制，推行以抑制军国主义、和平发展为基调的币原外交，以对美协调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到达蜜月期。
二十年代后半期，美日间诸多矛盾开始发酵。1924年美国选举年，丑闻缠身的共和党为渡过政治危机，团结共和党，通过排日移民法。同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行动加剧，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但是美国仍然试图在条约框架下解决美日矛盾。1928年，美法发起并签订《非战公约》(也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日本也是缔约国。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标志着日美妥协案的签订，日美关系妥协从而达到顶峰。
2.美对菲政策趋紧，独立无进展
二十年代相对稳定的美日关系使美国有余裕关注在菲律宾利益的最大化。1920年，虽然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告别咨文中表示菲律宾已经建立稳定政府，可以给予独立时，国会已由共和党控制，对菲政策开始转向。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斗争开始进入停滞甚至倒退时期。
这一时期菲律宾每年都派独立使团赴美国游说，但美国曾派两次调查团到菲律宾调查，结果均否认菲律宾已具备自治能力。新任菲律宾总督的严厉政策引起了总督与菲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于1921年3月派伍德-福尔贝斯使团(Wood-Forbes Mission)到菲律宾调查，结果是宣布菲律宾尚未做好独立准备，此时给予独立不合适。[注] Churchill, Bernardita Reyes, the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Miss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 1919-1934,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3, pp. 29-35.随即哈定就任命伍德为菲律宾总督。此时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美日关系因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而缓和，且美国国会倾向于保持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以获得对菲经济的全面最大化控制，因此美国得以采取严厉的对菲政策，伍德的任命就是主要表现。伍德一贯反对菲律宾独立，直接取消了前任总督哈里森扩大参政权的措施，且滥用否决权。禁止拨发“独立基金”，阻止菲律宾议会派使团到美国。1923年，在奎松倡议下，菲律宾的政府内阁，议员全体请辞，以示抗议，要求美国立即召回伍德，但被总统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 Jr.)拒绝。1926年，柯立芝派汤普森使团(Thompson Mission)到马尼拉调查，报告结果与伍德-福尔贝斯使团报告如出一辙，都声称菲律宾并未做好独立准备，建议延期给予菲律宾独立，另外还强调菲律宾独立会损害美国在东方的贸易。1927年奎松愤然率使团到美国再次请求独立，未果。[注] Manuel Luis Quezon, The Good fight ,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46, pp. 143-147.为了回应美国国会对于菲律宾独立意志的质疑，向美国表明菲律宾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决态度，1930年2月，马尼拉举行了一次“独立代表大会”，包括马尼拉的许多市民团体，菲各区代表，还有新闻、教育、宗教等各界人士在内约2000人参加大会，一致通过要求独立的决议。[注] 金应熙：《菲律宾史》，第201页。
(四)美日冲突，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1931-1941)
三十年代的美日关系随着华盛顿体系的破裂开始走向冲突，加之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美国对菲律宾独立的政策被迫放松，在1934年颁布允许菲律宾在十年过渡期后独立的《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菲律宾独立进程取得重大进展。然而，1941年，随着美日关系的彻底破裂，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随即被裹挟入战争。
1.美日关系走向冲突
美日之间在二十年代隐藏的诸多矛盾在三十年代集中爆发。1931年，日本发起九一八事件，占领中国东北，华盛顿体系彻底破裂，日美矛盾开始尖锐化。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党政治再次陷入动荡，军部势力抬头并夺走政治支配权，外交政策上也开始脱离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美国方面，胡佛连任失败，罗斯福实施国内新政，经济缓慢复苏，外交方面依然奉行孤立主义。
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虽然岌岌可危，但美国对日本扩张行为的基本政策是“不承认主义”，美国认为在美日国力悬殊的明显对比下，日本威胁可以通过非武力方式解除，比如物资禁运。1932年日本占领锦州后，史汀生对中日宣布美国将不承认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内容——不承认主义。罗斯福就任后，应对国内危机是优先事项，因此对远东问题继承不承认主义。然而，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1935年退出伦敦海军会议，华盛顿体系下的海军裁军谈判破裂，东亚地区彻底丧失国际协调机制。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陆军开始进一步干预政治和外交，并使之常态化。至1936初，军部已经取代政党，对政治控制开始递进式强化。
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任命新总督哈里森(Francis Harrison)，对参政权做出了较大让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局势紧张的国际环境。由于1902年菲律宾组织法案的规定，菲律宾可以派两名代表到美国国会，没有选举权但可以发言。菲律宾民族主义精英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自1909年起任驻美居民代表(resident commissioner)，在他的奔走努力下，1912年3月，国会议员琼斯(Jones)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琼斯法案》的一半内容，这部分内容是由奎松所起草，法案大致向议会展示了八年后菲律宾独立的时间表，以及美国军队还可以在菲律宾驻军20年的相关事宜。[注] [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吴世昌、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82页。 在1912年共和党所控制的议会下，该法案是不可能通过的。尽管第一份《琼斯法案》失败了，但它却开启了国会讨论菲律宾独立问题的先河。1913年民主党上台，对菲律宾政策保持在经济领域的不公平免税贸易，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法》(Underwood-Simmons Act)，进一步扩大美菲贸易不公平范围。但政治上有所让步，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随即号召迅速颁布《琼斯法案》。时值1914年一战爆发。虽然美日间关系多有摩擦，但日本因参加协约国阵营对德作战，与美国成为盟友。奎松在美国国会演讲时，也不断试图打消美国对日本的担忧，重申一旦菲律宾独立，日本并不会进攻占领菲律宾的诸多理由。
1941年7月，美直接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实行石油禁运。由于英荷早已对日实施此类禁运，因此日本事实上已断绝所有对外贸易，经济陷入窒息。日本海军军事实力对美太平洋舰队占有优势，但美国家实力占优。对日本军部来说，必须趁兵力仍占优时开战，军部逼迫政府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交涉。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布最后通牒《赫尔备忘录》，宣布将不对日本妥协。从4月以来一直寻求对美妥协的日本终于下定决心对美开战。12月8日突袭珍珠港，日美战争全面爆发。
2.美允许菲独立，但菲被裹挟入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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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开始有利于菲律宾的独立。由于九一八事变使美日关系尖锐化，美国不得不在此时考虑稳定后方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基地，一旦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斗争转向革命则会使美国面临多面作战、顾此失彼的风险。[注] Nicholas Roosevelt, “Laying down the White Man’s Burden”, Foreign Affairs , Vol. 13, No. 4, 1935, pp. 680-681.为此美国考虑改变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形式，对菲民族主义精英作新的让步。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要求菲律宾独立的呼声重新抬头。因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工业产值急剧缩减，为保护国内市场，急需给予菲律宾独立，以取消对菲律宾的贸易优惠，减少菲律宾商品流入美国，以及摆脱来自菲律宾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注] Theodore A. Friend III,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1929-1933”, Philippine Studies , Vol. 11, No. 4, 1963, pp. 507-508.此时的美日关系中，日本威胁尚未上升到主要威胁，美国将德国威胁放在首位。面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虽然意图采取措施，然而美国国会孤立主义依旧盛行，美总统的外交权被严重剥夺。于是在1934年，《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获得通过，规定菲律宾可成立自治政府，十年后独立。1935年，菲律宾自治共和国建立，菲律宾政府在相对扩大的政策空间内进行国家独立的全方位建设准备，然而，仍然是殖民地性质的菲律宾，随着美日矛盾的激化，难以避免被裹挟入美日之战的漩涡。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突袭了珍珠港后，紧接着就发起了对菲律宾的战争。
三、美日关系在美国制约和默许菲日互动上影响菲律宾独立
美日关系对菲律宾独立的影响间接体现在美国对菲日互动的制约和默许层面上。虽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但由于从总体上看，在1898-1941年美日关系的主要基调是协调和克制，美国又给予菲律宾一定的自治权，因此对菲日互动表现出制约却又默许的态度。从而日本得以在菲律宾展开一系列政治经济活动，并得到菲律宾人的支持，互动持续扩大。菲日互动一方面成为菲律宾向美国争取独立的筹码，使美国担心日本帮助菲律宾获取独立并顺理成章地以“支持与保护独立”的名义夺取菲律宾，从而一直与菲政府维持在独立问题上的可谈判状态；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对菲律宾经济贡献率的上升，菲律宾不仅认为日本威胁性下降，且可以作为独立后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则更加积极向美国争取独立。随着菲日互动的扩大，菲律宾人获得更多与美国殖民者谈判的筹码，积累了更多独立后国家发展的经济资本，能动性大为提升，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推动独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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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日关系使菲日互动扩大
1898-1941年的美日关系虽然时起时伏，矛盾和危机不断，但总体上呈现协调和克制的特点。这一总体性特点使得美国对菲日互动的态度表现为既制约又默许。在美国的抗议下，日本官方不得不拒绝直接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但同时，面对日本在美日关系框架下在菲律宾展开的其他政治经济活动，美国也不得不持默许态度。在这种制约和默许之下，菲日互动逐年扩大。
1.菲日互动
关于菲日互动，首先需要指出，由于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因此菲律宾与日本的互动性质是一国殖民地与另一主权国家的互动关系，双方也不可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与菲律宾上层政治精英以国家的名义对话时的代表是日本驻菲律宾总领事，除此之外，日本还在菲律宾设立了地方领事馆。尽管如此，由于菲律宾政治的特殊性，美国在实行“菲律宾化”政策时允许菲律宾人自行处理内政事务，因而日本驻菲领事事实上扮演了准外交关系层面上的外交官角色，通过在菲律宾从地方到中央的政界建立“亲日圈”，影响菲律宾政治精英对日本的态度，从而影响菲律宾对日政策制定。这一行为尤其表现在日本领事影响菲律宾的外国移民政策和处理达沃的日占土地问题上，日本领事几乎调动了其在菲律宾多年经营的所有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资源，来逆转当时舆论的对日不利形势。
菲律宾独立过程中的菲日互动，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1)日本对菲律宾独立的支援和支持，对象主要是在菲西战争和菲美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政治精英，以阿奎那多为代表；(2)日本以支持菲日经济活动和影响菲对日政策为目的与美国扶植的菲律宾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精英的密切来往，以奎松和奥斯敏那为代表；(3)日本以推动菲日经济活动为目的与菲律宾律师、种植园主、普通民众的交往。日本一方的执行者是驻菲领事和在菲日本移民。日本驻菲领事建立与菲律宾政界关系和为使日本占用达沃土地合法化聘请的菲律宾律师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日本外务省拨款和在菲日本公司的赞助。由于在1907年之后，菲律宾内政事务的实际当权者是美国扶植下的上层政治精英，因此在日本支持下，由菲律宾其他民族主义者发起的各类独立活动均因被镇压或影响有限而收场。菲日互动的主要方面就只能体现在以美国扶植下的上层政治精英支持的政治经济活动上，下文也主要以此为例展开论述。
2.美国对菲日互动的制约
鉴于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对菲日互动的首要底线是禁止日本官方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支援。19世纪以前，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都是分散的农民起义，到了19世纪，随着西班牙国内革命和拉丁美洲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了菲律宾民族意识的形成，菲律宾各阶级的分散斗争逐渐汇合。1892年，秘密革命组织“卡迪普南”(KKK，意为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出现，标志着菲律宾历史上独立武装革命的开始。“卡迪普南”认为日本可能成为一个反对西方压迫为亚洲自由而战的代表。[注] [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吴世昌、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3页。 因为卡迪普南认为日本一向对菲人友好。逃亡到日本去的菲人都在当地受欢迎，并受日本法律保护。1896年5月，“卡迪普南”代表团与日本官员会面，向天皇递交备忘录，请求日本帮助他们的革命，提供军火。后因筹款不足，未能实现。[注] [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 1979年，第323页。 而早在1889年，日本就已在马尼拉建立领事馆。美菲战争时日本曾派观察员到菲律宾前线考察。菲律宾的民族主义精英多与日本有联系。后来发生布饮丸事件，日本支援阿奎那多的军火船在中途发生碰撞事故，美国得知后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注] Grant K. Goodman, “Filipino Secret Agents, 1896-1910”, Philippine Studies , Vol. 46, No. 3, 1998, pp. 376-387.在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的斡旋下，才使该事件未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注] Grant K. Goodman, “the Problem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and Japa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American Colonial Rule”, South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 Vol. I, No. 3, 1971,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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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对菲律宾独立的支持转到以民间支持为主，但日本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眼里长期扮演着榜样的角色。菲律宾民众也对日本好感颇深，日本在菲律宾的经济活动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
美国对菲日互动的制约另外体现为在菲律宾制造反日舆论。比如在福尔贝斯的总督任期，为制造菲岛内对日不信任气氛，曾派菲律宾人特别团到台湾，韩国和满洲里亲眼见证日本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这一系列煽动反日的活动由美国政府专门拨款运作。但是，因为绝大部分的菲律宾人对日本威胁并没有切身感受，反而将所谓的日本威胁仅仅当作是美国刻意渲染的结果，认为日本威胁是美日两国之间的事情，与菲律宾无关或者关系很小，从而愿意参与日本在菲律宾的经济活动。[注] Maximo M. Kalaw,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A Filipino View”, Pacific Affairs , Vol. 6, No. 1, 1933, pp. 17-21.
直到三十年代末，美国殖民者开始明确表示禁止菲律宾人参与日本在菲的经济活动，将此禁令与菲律宾独立挂钩，菲律宾领导人不得不停止与日本人来往。然而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间，日本早已在政治经济活动中与菲律宾人建立起了较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此时叫停已无济于事。
1912年，美国民主党时隔16年重新执政。不同于共和党政策，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更强调立足自身，理念性和原教旨主义主张，对东亚局势缺乏深度认识，并对日本的扩张行为日益不满。[注] 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第56页。 虽然当时美日贸易额是美中贸易额的三倍，但美政府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官僚已从亲日派转为亲华派，更加重视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利益。1913年，基于兑现选举承诺，扩大民主党支持率，第一次排日土地法通过，美日矛盾加剧。1915年1月日本提出解决中日问题的“二十一条”。威尔逊对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表现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非常恼火。1917年11月，为协调美国排日运动、日本在华扩张等问题引起的美日矛盾，美日签订《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作为美日缓和的暂时性安排。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对德作战，与日本成为盟国。
3.美国对菲日互动的默许
囿于美日关系整体协调氛围，美国不可能完全禁止日本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活动，因为这意味着与日本公开争锋相对。因此，在日本官方不支援菲律宾独立的前提下，美国对日本在菲律宾的其他政治经济活动持并不情愿但默许的态度。
美国急需缓和各方矛盾，将注意力从亚洲收回，集中关注对德作战问题，为更广泛利用菲律宾资源，稳定在菲统治，1916年《琼斯法案》即独立法案获通过。然而该独立法案仅仅允诺菲律宾独立，并未说明期限和具体标准。但作为迫切追求独立的菲律宾民族主要精英，此法无疑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1918年一战结束，菲律宾民族主义精英本想趁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获得胜利时争取菲律宾独立，派独立使团到华盛顿请求独立，但并没有结果。
日本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活动主要在首都马尼拉和南部达沃市(Davao)，又以后者最具代表性。日本在达沃的经济活动从开始到发展，都与美国殖民者的默许有关。相对于北部各省，美国殖民者在南部达沃管理不足，开发有限，日本人则发现了这一商机。原本被美国人带到碧瑶(Baguio)修路的日本人在修路结束后到达南部的达沃，在马尼拉麻种植园当雇工。日本人太田恭三郎作为麻种植园主和雇工之间的中间人，在日本定居。1906年，原来的麻种植园主美国士兵相继回到美国，太田决定建立自己的麻种植园，从巴格博(Bagobo)部落获得土地。1907年5月，太田建立太田开发公司，自己作为主要持股人，他又吸引其他日本人的投资，那些劳工把攒下回日本用的钱投进了公司。1015公顷的公共用地和太田开发公司开启了日本在达沃的新纪元。[注] Grant K. Goodman, “Davao :A Case Study in Japanese -Philippine Relations ”,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Center for Eastern Asian Studies, 1967, p30.日本人成为土地持有者和开发者后渐渐开始在达沃定居，并利用法律漏洞，购置更多的地产。这时抵制日本人活动的声音开始在美殖民政府官员中出现，但美国人也承认，由于美国在达沃的种植园面临劳工和长期投资短缺，日本人反而是高效的马尼拉麻生产者，由此而扩大的马尼拉麻产量满足了美国绳索制造业的需求。
随着日本人在达沃经济活动的扩大，对日本的质疑渐多，但美国在此过程中大都采取不干涉和默许的态度。1925年9月，汤普森上校被作为柯立芝总统的代表对达沃进行一日调查。汤普森与达沃日本人协会的领导者见面，参观了太田和古川公司，他说达沃的发展是日本人努力的结果。日本领事代表在事后总结报告中说汤普森对日本的开发活动持积极态度。1929年2月，一份日本总领事呈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时任总督史汀生拒签关于限制日本人农业、渔业和伐木等活动的立法。史汀生还主张菲人向日本人学习。到30年代，达沃问题成为菲律宾政治的重要话题。日本非法获得菲律宾土地，却利用菲律宾本地律师将法律文书做到对土地的占有是完全合法，且这一系列行为是在美国殖民政府的默许下做出的。各方对此问题的解决成为僵局。到1934年，日本已垄断达沃80%以上的麻产业。[注] Shinzo Hayase, “American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Abaca Industry in Davao, 1898-1941”, Philippine Studies , Vol.33, No.4, 1985, p25.
(二)菲日互动使菲律宾获独立谈判筹码
菲律宾领导人在赴美国争取独立的途中曾多次访问日本，被日本高官接待并表明日本对菲律宾独立的支持；此外，日本驻菲领事和在菲日本商人也与菲律宾领导人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这一系列的菲日互动加深了菲律宾领导人对日本的了解，也使美国更加担心日本会帮助菲律宾独立的行为倾向，从而增加了菲律宾对美独立谈判的筹码。[注] Joseph Ralston Hayden, “The Philippines at the Threshold of Independe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Vol. 215, America and Japan, 1941,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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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给予菲律宾独立的问题上，美国国内最大的争论就是——一旦美国撤出菲律宾，日本将立刻接手。因此，菲律宾民族主义精英在美国的议会斗争围绕的重点除了不断地表明菲律宾已经稳定且具有自治能力外，就是尽可能减少美国对“日本是菲律宾威胁”的疑虑。1919年，作为菲律宾参议院议长的奎松赴美国寻求立即独立。他否认菲律宾有大量日本人移入。他坚持认为日本领导人意在发展贸易往来，日本人最近的选举是军国主义的失败，原敬首相的当选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在之前他去美国和从美国归来对日本的几次中途停留的经历中，他发现日本确实有与美国冲突的倾向，但现在不再有了。日本现在只重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倾向于和平。民族和宗教的不同是抵御日本进攻的有力保障。1919年6月，奎松在参众联席会议上说日本无利益侵犯菲。在菲日本人少于1万人，并控制非常少量的土地。[注] Grant K. Goodman, “Consistency Is the Hobgoblin: Manuel L. Quezon and Japan, 1899-193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 14, No. 1, 1983, p.45.
1925年8月22日，奎松在接受《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采访时谈到，日本是热爱和平的，除非它利益受到侵害才会发动战争。[注] Grant K. Goodman, “Consistency Is the Hobgoblin: Manuel L. Quezon and Japan, 1899-1934”, p.21. 菲律宾只有在日本攻击美国和澳大利亚时才会受到连带攻击，如果日本想对整个安格鲁萨克逊国家宣战的话。而且即使日本想要攻击美国，也会最先攻击夏威夷而非菲律宾。即使菲被日本攻击美国退出了，英国也会帮助菲律宾。当奎松被问到，如果菲不是基于征服的目的而是防守的目的呢，奎松回答台湾是更好的用来防守的基地。当被问到日本人是否想在菲驻扎，奎松回答日本人不能适应菲律宾气候。奎松说他认为美日关系在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后会友好，因为美国的这一行为表示他在远东没有企图。即使一个弱小独立的菲律宾被侵犯，其他的太平洋国家——英法美不会坐视不管，因为有共同的情感。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对奎松产生巨大冲突，他开始明确声称可以在独立后与美国保持特殊的政治关系，认识到日本的扩张性，但不认为日本是菲律宾的威胁。
(三)菲日互动使菲律宾为独立积累经济资本
获取经济利益是菲日互动的最大目的。对菲律宾来说，参与日本在菲律宾的经济活动是菲律宾减少经济对美依赖，为独立积累经济资本的重要途径。
由于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已稳定，菲律宾民众逐渐接受美国统治且相信美国会给予菲律宾独立，所以日本决定最能确保日本在菲的头等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的途径是——基于美国的影响力在菲律宾实施一种政治上保持低姿态，而通过扩大经济和文化活动与菲律宾领导人建立持久的私人关系。因为1908年美日《君子协定》限制日本到美国的移民，未能去美国的日本移民转而投向菲律宾。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南部棉兰老岛的达沃市，其次是马尼拉。日本驻菲总领事与菲律宾官僚和商团发展了广泛而友好的关系。尤其在达沃，日本雇佣菲律宾当地律师，将占有菲律宾土地在法律上获得合法化手续，广泛开设麻种植园，使得日本在达沃的马尼拉麻贸易连年增长。[注] Ralston Hayden,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Foreign Affairs , Vol. 11, No. 4, 1933, pp. 711-715.到1910年，太田恭三郎的公司已成为达沃其他麻种植园的领头羊。1912年，太田在马尼拉开设了出口子公司。他引进新种植、施肥和灌溉方法，并种植多样化作物，如橡胶、棉花、咖啡、蔬菜等。太田的成功吸引了更多日本人到达沃开设种植园公司。一战促进了麻工业。日本人处在麻繁荣的第一线。1914年，古川种植园公司成立。菲律宾人里奥波多·阿奎那多(Leopoldo Aguinaldo)，在日本学了纺织工程，是七个早期种植园公司的唯一的非日本人。[注] Cecil E. Cody, “ The Japanese Way of Life In Prewar Davao”, Philippine Studies , Vol. 7, No. 2, 1959, pp. 172-186; Shinzo Hayase, “American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Abaca Industry in Davao, 1898-1941”, Philippine Studies , Vol. 33, No. 4, 1985, pp. 505-517.古川公司随后就与太田一起成为达沃两个最主要的日本存在。战时海军扩张催生麻价格上涨，种植麻的土地也扩大。到1916年，约有1万名日本人在达沃。到1918年底，164个种植园主中就有71个是日本人，美国人有34个。近60%的土地为日本人所有。[注] Grant K. Goodman, “Davao :a Case Study in Japanese -Philippine Relations ”,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Center for Eastern Asian Studies, 1967, p. 56.
1935年，菲律宾自治共和国成立，奎松任总统。奎松的施政纲领包括创建菲律宾军队的国防计划、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正义”运动和经济开发计划。然而由于美高级专员[注] 原美国任命的菲律宾总督(Governor-General)在自治共和国建立后改为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监督和控制自治政府事务，菲律宾的外交、国防和关税都由美国政府把持，因此自治政府在巩固和建设上困难重重，经济发展压力巨大。
市场竞争。参考邢立全和陈汉文 （2013）［16］等的研究，首先用行业内各公司营业收入占该行业公司总营业收入比重的平方和计算出各公司的赫芬达指数。然后以赫芬达指数中位数将产品市场竞争分为高低两组，其中高于行业中位数为低竞争，取值为0；低于行业中位数为高竞争，取值为1。
菲律宾与日本的贸易在自治政府建立后空前上升。日本在种植马尼拉麻和渔业方面投资巨大。日本移民在零售、酒店、餐馆、美发领域尤其活跃。而此时，日本已与菲律宾在政治和经济的多方面领域都有深度接触。为防止菲律宾宪法制定中有不利于日本达沃土地的内容，日本外务省拨专款供领事官在马尼拉活动。几乎所有涉及制定对外国人法律的议会议员都与日本领事官有过金钱交易，最后自治政府颁布的宪法中没有对外国人不利的规定。
关于外界对日本在达沃活动的质疑，自治政府总统奎松和日本领事官都默认达沃问题拖延下去会对己方有利。[注] Patricio N. Abinales, “Davao-ku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Japanese Settler Zone in Philippine Colonial Societ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 Vol. 6, No. 1, 1997, pp. 59-82.然而到1939年，日美关系严重恶化，来自美国国会的一份关于达沃问题的报告称日菲关系已日渐深入。奎松只好一边辩解称日本在达沃的兴起从开始到后来都是美国默许的结果，一边唯恐达沃问题影响美对菲律宾的独立态度，开始与日本领事官商议制定限制日本人在达沃用地的协议。奎松对日本领事官明确表示，此时菲律宾的独立是万事之首，虽然菲日经济关系对自治政府非常重要，但也必须为菲律宾的独立让步。然而谈判尚无结果，太平洋战争就已爆发。可以说，自始至终，自治政府总统奎松和日本领事官及日本政府都没有爆发矛盾或冲突，美日关系虽然日益恶化，但日菲关系并没有完全保持相同步调，关系依旧。然而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又据有重要战略地位，在宗主国与日本开战之时，菲律宾自然难以避免被裹挟入战争。
结 语
综上，从1898年至1941年，美日关系经历了协调-波动-稳定-冲突四个阶段，菲律宾的独立诉求在美日关系协调稳定时往往不能得到满足，相反在美日关系波动或冲突时，可能被美国给予“缓和剂式”的让步，从而将独立进程向前推进。然而一旦美日关系破裂，菲律宾则无条件被拖入战争。这是美日关系在美对菲律宾独立政策上对菲律宾独立进程的直接影响。从另一方面菲日互动的角度看美日关系对菲律宾独立进程的间接影响：菲日互动在1898-1941年却未随着美日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相反，互动水平却一直上升，甚至在30年代后期美日关系破裂还依旧保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因为，美日关系虽然制约菲日互动，但由于美日关系在大多数时候都保持克制和协调，因此菲日互动都被美国默许和容忍。菲日互动的扩大，不仅增加了菲律宾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也为独立积累了经济资本，使菲律宾人更加积极向美国争取独立。可以说，美日关系的总体协调和克制使菲日互动扩大，从而增强了菲律宾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动性，对菲律宾独立进程起到促进作用。
美日关系对菲律宾独立进程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作用在菲律宾的历史基因中，可以得出，基于菲律宾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殖民历史和政治制度，相比于确定的外部环境，菲律宾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尤其具有既可以与某一强国保持特殊关系，又能在一定战略空间内实行独立自主政策这一看似矛盾却又共存的国家特性。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中大国间争而不破的国际竞争态势，也取决于菲律宾上层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和政策选择。从一定程度上，当今的东亚国际竞争态势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进入新一轮不确定状态，虽然菲律宾依然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菲律宾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已经从“单边导向”走向“双边平衡”，因此，超越菲美同盟的思维定势，尊重菲律宾的国家政策选择，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谋求双赢，应是现阶段中国与菲律宾合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1.003
【作者简介 】梁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电子邮箱hjddzlxw@126.com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53-1227(2019)01-0045-19
(责任编辑 冯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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