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交融——论当今中国三种文化形态及其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形态论文,当今中国论文,冲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近100 年变革图新的实践，一直伴随着观念层面的冲突与交融。本世纪最后的20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真正迎来现代化曙光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期间，文化的冲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价值的并行，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元景观。总的来看，有三种文化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即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在前面两者之间，既有碰撞，又有渗透，既有对抗，又有宽容；而精英文化，则是扮演了历史批判者的角色，它的价值，将在全面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得以展现。
一
主导文化（或称主旋律文化），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表达国家意愿与统治层根本利益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它的表现方式很不相同，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即都建立在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因而无不表现出权威性与强制性来。想要否定这一事实，或反对这一事实的合理性，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合法性正是主导文化之合理性的基础。任何一种主导文化，必然以其巨大的权威力量来引导、规劝、灌输官方的价值观，因而对一切非官方的文化形态保持了高度的警觉。
在当今中国，作为主旋律的正统意识形态，以突出党的领导、坚持基本路线、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无论在理论界、教育界，还是在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都强烈地、毫不含糊地表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反映国家意志和大众根本利益的正统价值观。近年来对“五个一工程”的评选、对高雅艺术的倡引，以及“红色经典”的复出等等，无不体现了正统的价值观。它们通过各种传媒，非常适时地传向了四面八方，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传播了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美化了现实中的理想人格，从而长久地和阶段性地形成了浩大声势，对大众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影响。
尽管这种主旋律在今天仍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也尽管国家对非官方的文化品类仍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我们毕竟看到，与改革开放以前那种“一体化”、“一元化”的正统规范相比，现在的主导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主旋律的弘扬与“多样化”的实施并行不悖。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多样化一直是党的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然而它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口号的水平上，很少在实践层面得到表现。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的一体化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全国民众能读到的书除了马列毛经典之外，已几乎没有其他，八个“样板戏”成了八亿人民仅有的娱性消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将“多样化”、“大众化”当成了真正的文化策略，以便唤起民众被长期压抑的审美需求，通过多方面满足这种需求来缓解群众对过去那种“阶级斗争文化”的反感，使之统一到已经调整过的官方意识形态上来，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多样化”、“大众化”策略的出台，与真正的“大众文化”（即市场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说到底，仍然是主导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具有明确地教化内容。国家在实施这种策略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是为了填补民众对文化娱性功能的要求，更重要的却在于通过浅显易懂、形式多样的方式，使民众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正所谓“寓教于乐”。因此，作为官方主导文化的一种“转译”，近十几年来经由政府投资、策划、动作的“通俗”、“大众”娱乐作品占据了各种传媒的显要位置，在“五个一工程”、“精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固然不乏以说教为主的作品，但“寓教于乐”的作品却占了绝大多数。这里面，既有表现历史英雄主义的《大决战》，也有反映古典伦理精神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体现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生活的《情满珠江》、《和平年代》。这些作品，均不像大众文化的产品那样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复制品，而是具有恒久的文化价值，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根据新的需要而得到再现。
与一体化年代那种官方文化的绝对权威相比，今天的“主旋律”的权威性受到了不小的削弱。大众化、多元化虽然是官方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但这种策略的出台也实属无奈，它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文化（大众文化）的浸染，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则发生异变。关键在于，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100年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而历史证明，市场化乃是国家经济得以腾飞、国家物质力量达到国际水准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又必须对思想文化时刻加以规范。于是这两者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具体地来说，基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旋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认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因而“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作为市风是必然会受到抨击的。然而，国家从80年代开始已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市场化已成为反映国家根本利益的发展模式，因而受到官方的一再首肯与倡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竞争是铁的规律，利益的追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成功与失败面前，人们必须从容作出抉择。不允许任何的温情；以前那种以公平为主导、以效率为附属的价值定位，在市场经济中正好调换了位置。因此，要实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化”、“多样化”策略，就必须默许人们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和对世俗享乐的追求，而这又与主旋律的根本要求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造成了当今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党和中央政府一再倡导传统美德，反对见利忘义和腐败行为，反复宣传和颂扬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格（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另一方面，不仅普通民众对金钱充满了向往，而且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同样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目睹明星们高唱主旋律、歌颂时代英雄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地索取高额出场费。金钱在这个时代已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人们虽然对精神文明表示了由衷的拥护，却同时对它在实际生活中的支配力表示了相当的怀疑。
但也应看到，官方主导文化的宽松，的确适应了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形成。政府对那些以暴利为目的的文化制品，以及那些过分猖獗的黄色、黑色文化运作，一般只能采取运动式的手段予以阶段性的打击；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类制品与动作却呈欣欣向荣之势。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主导文化的无奈。另一方面，政府却主动采取措施，对一些它原先不予接纳的“大众娱乐方式”加以改装，使之成为可以“融入”主流文化的品类。比如，最近国家体育和文化主管部门已公开提倡把麻将作为一种健康、文明的竞技体育项目来推广，这多少表现出对来势汹涌的大众文化的包容与让步。
总而言之，今天中国的官方主流文化，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特征是正相适应的。尽管它面临着一些难解的困惑，但由于它始终以国家权力为基础，故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并未受到根本的挑战。相反，正是在与大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国家根本利益—壮大经济力量—得到了维护。随着市场经济走向规范与成熟，相信有一天，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将以新的内容与形式来再现其往昔的权威性。
二
大众文化的空前普及，不仅是中国20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精神现象，而且也是具有数千年古典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上的空前事件。“大众文化”，不论就其语形还是语义，在中国都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在千百年文化沉淀中，根本找不到它的踪迹。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漠视商业功利、重视政治权威的国度，因而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劳作要么是对儒学的义利之辩作出诠释，要么是对正统意识形态予以附会。以义为上和权威主义，是中国自孔孟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曾经具有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文化渗透力，使得几千年来无论是朝代的更迭，还是异族的统治，最终皆为其所同化。不过，也正因为这种以义为上和权威主义，使得传统价值成为主要是“士者”或“仕者”的准则，而与下层民众并无过深的牵连。
只是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之中，以利为上、漠视权威的大众文化才得以全面地生长、发育和扩散开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价值才真正受到了挑战并且被打得七零八落。这种情形，被人们形容为“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
上文已经谈到，大众文化的畅行，是官方主导文化让步的结果。而从根本上讲，它是符合国家最高发展战略的，那就是，通过推行全面的市场化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又是休戚与共的。但是，大众文化一旦铺展开来，便立即获得了它自身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大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中性面目。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没有自己一贯坚持的立场，唯一能对它进行支配的是市场规律和利益原则。因此，无论持有什么样政治见解的人，也无论是维护何种经济权益的人，都可以在今日的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读物、音像制品和娱性宣泄手段。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各种文化传媒不约而同地削弱了说教式的、政治色彩鲜浓的“阶级斗争文艺”和“高大全”形象，代之以集中体现纯娱乐功能的柔性文化。这种文化的各种制品以舒缓、轻松、温情、性爱以及背景模糊的善恶之争等等方式，在当代中国第一次不受阻碍地畅行于世，大众也第一次被如此不可抗拒的温情所抚慰。
开始时，由于中国还不具备市场性文化制品的生产和营销条件，所以日本、港台的作品便充当了先期的替代物。等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具备了自身的生产和营销能力之后，本土制作的影视、音响、文字作品便如洪水泄闸，以排山倒海之势不断出新、换代，构成了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时尚。这类作品，不是像官方提倡的“寓教于乐”作品那样隐涵着明确的教化内容，而是以纯粹的娱乐和刺激为手段，来达到尽可能大的商业收益。虽然《渴望》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十余年的中国社态纷变，但它的目的却是吸引人们去品味抽象的人情冷暖，所以它造成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制作者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商业效益。但是，像《编辑部的故事》、《京都纪事》、《我爱我家》等，却是从一开始就以商业利润为制作目的，它们的这个目的或完全实现，或不完全实现，却都在造成观众的超政治、非教化的精神舒适和精神缠绵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除此之外，近年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旧派现代作家在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小说也纷纷被翻译出版，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这类小说，不要说在“文革”年代，就是在30年代也是被公认为缺乏思想性的“闲适性”小说。但正是它们的柔性和温情，与港台作家的言情文学一道，在占领年轻读者心灵的同时获得了意料之中的商业收益。至于说无处不在的“卡拉OK”、千百万人为之痴狂的“甲A足球”等等， 都是市场文化占领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典型。
大众文化的浸染力和吞噬力，不仅在于它对受众的普及性和迅猛性影响，还表现在它不在乎来自官方或知识精英层的抨击，而一味唯市场之命是从。大众文化的制作者从不对自己遭受的批评作出激烈反应，相反，除非遇到专项化的清洗，否则他们总是对各种指责置若罔闻，在我行我素中不置一词。不仅如此，大众文化甚至侵占了被视为“清高神圣”的知识分子文化的部分领地，使得不但金庸的武侠小说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文人读者，而且像王蒙、李泽厚这样的文化名流也公开为大众文化辩护。
大众文化是幻觉文化的一种，它的非现实性、想象性和做作性，反映了人类审美心理中规避现实的一面。无论是言情的温柔，还是武侠的英威，无论是对明星的追逐，还是在卡拉OK中的宣泄，都是在现实生活以外发生的。这种幻觉文化对于解构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促进主导文化的“大众化”、“多样化”策略的实施也有所帮助，甚至对宣传主旋律和重建“红色经典”也作出了贡献。前些年，作为正宗“革命歌曲”的《红太阳颂》，经过完全市场化的包装，由一些走红歌星加以风格演唱，竟立即响彻大江南北。这些革命歌曲当然不是为了达到当年那种革命斗争的目的，但是对于激发现代人的生活热情，或引发现代人的忆旧情怀，却起到不小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其销售额达到了数百万元，真可谓名利双收。
大众文化的声势浩大，是一场空前的文化运动。与任何一种文化一样，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的和负面的效应，都极其明显。对它不可以简单地在倡导和拒斥这两者中选择其一，因为其正效应与负效应是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的。既然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直接衍生物，那么，市场经济的存在就保证了它的生命力；而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与规范化，也将使它逐渐走向健康，尽管它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物质利益原则的支配，因而怎么也不会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层面。
三
精英文化（或知识分子文化）是今日中国三级文化架构中不可缺少的一级，然而又是最不“入流”、最尴尬的一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处境有相当大的差别，可以说他们从来就处在矛盾之中。具有希腊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具备了人格和社会地位的独立性，西方的精英文化与官方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中。因此西方的知识分子总能在批判现实当中领风气之先，在创造历史之后监测历史的步调。哪怕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经院哲学中的“异端”也是一直被容忍的，而这些“异端”最终便呼唤出了新的历史纪元。中国知识分子的际遇却没有这么顺利。他们作为社会上最具智慧与修养的一个阶层，天然地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现实生存环境的特点，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不能与社会时尚保持必要的距离；相反，多年的惯性使他们下意识地趋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和伦理要求。这种矛盾状态造成了中国精英文化的分裂性格，即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注重道德理想，并且能够在思想上表现出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气慨；但奇怪的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十分入世，大多在官场上留连忘返，因而总以御用的身份出现。孔子、董仲舒、韩愈、柳宗元、司马光、朱熹、王阳明等，所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表现了足以教化后人的高风亮节，但同样是他们，或终身为官，或在官场上沉浮，成为正统社会秩序的卫道者。只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状况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从严复、康有为、李大钊、毛泽东这些人开始，中国的精英文化第一次扮演起了现实的批判者、民众的启蒙者和历史的引导者的角色。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正是19世纪末一批又一批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的结果。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精英们便始终站在了它的最前列。但是，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每当现代化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之后，不是别人，正是知识分子被挤出了圈外，成了愤世嫉俗的看客。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十余年表现得极其突出。80年代初，人文知识分子以空前自信的姿态重新讨论起“五四”时期就讨论过的话题：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关系，这种讨论之热烈、深入和广泛，不亚于“五四”时期。开始时，人文学者们满怀激情地预言历史新纪元的到来，那就是世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经济现代化及其导致的物质生活的空前富足与舒适。与之相呼应，他们斩钉截铁地宣布：中国的文化必然也会实现现代化，其标志便是融入世界。那时，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被走马灯似地宣讲与演练，似乎只要再努一把力，“精英文化”便会成为中国的主流。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科技、经济和消费的现代化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出现时，他们所憧憬的“文化现代化”却以十分世俗的方式抢占了大部分精神阵地。自命为“民族精英”的学者们面对着大众文化的汹涌来势，感到了一种严重的被抛弃感和被愚弄感。他们原先期待的文化现代化不但未能成为主流，反而在市场文化的挤压下退到了边缘地带。他们原本打算用理性话语的方式来影响甚至支配社会的图谋，被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以及商业巨子等等“现代派”所取代。正义、价值、尊严、理性等美妙高雅的理想已日益被社会所淡忘。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困惑与愤懑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当然，知识分子的幻灭感也并非全部来源于对自身精神处境的焦虑，他们物质生活处境的窘迫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千百年来，中国的市风不管怎么转向，也不致于转到“全民经商”上来；而知识分子的生活，尽管谈不上十分宽裕，却也说得过去。因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能够一直固守自己的职业。现在不同了，市场化的风云不仅将他们原先那种坐而论道的优雅生活方式荡漾得残破不全，而且还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直接卷进了商海。面对着鳞次栉比的商店代替了高等学府的围墙，耳听着教师们做生意的吆喝声，还有那些下海经商不几年便腰缠万贯的学者文士，再加上高等院校纷纷放弃“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方式，而争相办起了职业培训班，这样的情景怎么能不使人文知识分子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裂变呢？尽管政府一再号召尊重知识和人才，然而谁都清楚，受尊重的是科技知识和科技人才。即便社会科学也多少沐浴了受尊重的恩泽，那也多半是那些实证性的学科，如法律、技术经济学等，至于传统的人文学科，则无人想得起来。
有人把当今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称之为集体上演的一幕“天鹅之死”，这多少表达了在喧嚣的事态风情中的几许无奈和几分悲壮。其实，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国度里，几千年来第一次让商业和物质享受来引导社会的基本价值走向，这件事对整个民族的心理和生存意识的改变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末中国的市场经济运动应视为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大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其意义（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市场经济从其发生的第一天起，便预示了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的窘迫。如果说80年代的市场经济还是在蹒跚的步履中前行、仍然有许多不明确之处的话，那末90年代（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便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使之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知识分子由于其历史和现实身份的制约，注定不可能作为整体走上市场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了这个进程之外，成了市场大潮中的“失业者”。于是，他们或发出痛心的呐喊，或表现出怜静的蔑视，或进行理智的批判，以此来一方面鞭挞大众文化的媚俗，另一方面则呼吁主导文化对他们的精神劳作予以重视。可是，知识分子的这些努力总的来看是无人理睬的；大众文化我行我素，甚至连一句反驳的声音都不屑发出；而正统意识形态也顾不上安抚知识分子的愤懑。结果，精英文化的创造者们在“人文孤岛”上的呐喊与批判，便只能成为证明他们仍然“还存在着”的一种方式。
可以预言，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仍将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经济的原始积累仍然是主要的历史任务，因此，知识分子对世俗与低级趣味的批判仍然是没有多少观众的悲壮出演。只要大众的精神水准达不到为生存意义而焦虑的程度，精英文化就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大众的精神水准，又只能取决于他们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特别要指出的是，一旦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重大的提高，精神需求的短缺就会显露无遗。这一点，已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物质与精神发展历程的反复证认。就是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决非完美的生活方式，它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要求，却不能够缓解人们因各种问题而造成的心理疾患和精神贫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数不胜数用以激发和满足世俗欢乐和欲望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并不能治疗现代人的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和麻木不仁。因此，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和追问，尽管在今天仍只是少数人文知识分子的事业，却必定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被日益增多的大众所理解。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各样旨在针砭时弊的“社会批判理论”拥有着相当可观的支持者，精神诊疗、民权与女权保护、绿色和平与生态维护等等，均形成了声势不小的群众性运动。这表明，生存意义问题已成为拥有强大物质力量的人们所普遍关切的问题。在现时的中国，各种心理疾患正呈迅速上升的趋势，在已经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中国人中，感到并不幸福者不在少数。他们当然不是因为缺少金钱和享乐而感到不幸福，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没有支点。因此可以断言，今天知识分子的痛心呐喊与勇武批判，绝非无病呻吟；当我们的社会全面跃升至一个新的物质文明阶段时，今天的精英文化将被证明为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就像19世纪末的精英文化之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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