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瘟疫”考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瘟疫论文,查士丁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6世纪中期，在东地中海地区曾爆发过一次大瘟疫，由于时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他在其著名的《战记》一书中比较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然而，有些学者因为普罗柯比模仿古典史家的写作风格而蔑称其相关记载是伪造之作。有人提出：“他甚至不能放过利用瘟疫来模仿古典作家描述雅典大瘟疫的机会。以便与古人的范本媲美。”① 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其记载的可靠性没有产生怀疑，但是，对否定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意见也未进行细致的批驳。例如，以研究古代瘟疫而著名的斯米斯虽然不同意上述意见，但是仍然认为：“有很多理由表明，普罗柯比刻意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普罗柯比在其《战记》前言中，声称他‘认为，雄辩术需要思维敏捷，讲神话适用诗歌，历史则求真实’（War,I,1）。这段话强调出修昔底德作品的真实，也反映出普罗柯比力图使读者相信他记载的历史。……他还仿效希罗多德，把匈奴人称为玛撒该塔伊拉人，把波斯人称为美地人②。……所有这些意见使普罗柯比的有关记载都成了问题，人们怀疑他直接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部分来描述这场瘟疫。”③ 这种意见形成的原因在于许多作者没有直接而认真地阅读古代作家的原文，缺乏细致的比较分析。笔者在读史中，深感以下要点需要提出：
一、关于对瘟疫记述的目的
普罗柯比就此写到：“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一场几乎使人类全被灭绝的瘟疫。人们完全不能以语言来表达或用头脑想象对这次灾难的任何解释，除非只有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我要谈到的是这个疾病起源的地方和它摧毁人类的情景。”修昔底德的相关文字是这样的：“他们（斯巴达人）到亚狄迦之后不久，瘟疫就首先在雅典人中发生了。……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症，因为他们经常和病者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法。向神庙中祈祷，询问神谶等等办法，都无用处……我自己只描述这种病症的现象，记载它的症候；这些知识使人们能够认识它，如果它再发生的话。”④ 虽然他们对瘟疫的爆发都表示了无奈，但是前者把它归于“上帝的惩罚”，后者则更多的是客观的描述。由此，前者注重的是记述瘟疫肆虐的情况，而后者注意的是为后人留下关于瘟疫的知识，以便于当它再发生时人们可以识别它。这种区别的出现恰恰是两位作家所处历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普罗柯比的字里行间反映着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而修昔底德记载中表现出古典时代近乎冷酷的理性思维的特点⑤。
二、对瘟疫起源地的推测
至于瘟疫起源地，普罗柯比认为“它最先从居住在佩鲁希昂（Pelusium）地方的埃及人开始流行，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适时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修昔底德并不像普罗柯比那样细致地描写瘟疫流行的情况，他写到：“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由那里传布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⑥ 这里，两位作家都提到了埃及，但据吉本考证，这个地方位于“埃塞俄比亚沼泽地和尼罗河东流域之间”⑦。事实上，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联系，罗马帝国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拜占庭帝国则延续了这种传统。作为该地区人口比较稠密、环境湿热更有利于疾病产生和流行的埃及，特别是沿尼罗河的上埃及地区从古至今就是地中海各类疫病发源地。而欧洲和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普遍寒冷、潮湿、土壤多呈酸性”，既不利农耕也不易成为瘟疫发源地⑧。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修昔底德和普罗柯比记载的两种瘟疫的发源地是有区别的。由于前者记述不详尽，后人至今未能确定雅典瘟疫属于何种疾病，例如格罗特认为是发疹伤寒，因其病症和斑疹伤寒的病症较为类似，但是有人推测其为埃博拉出血热⑨。如果修昔底德记载的雅典瘟疫确定为伤寒，则其病源地应在“较寒冷地区的农村以及高寒山区”，那么修昔底德的推测就出现了失误。相反，如果雅典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则其发源地点当在非洲⑩。现代学者对于普罗柯比记载的“查士丁尼瘟疫”没有异议，确定为鼠疫，而鼠疫“全部分布在北纬45°和南纬35°之间”，其病源地在湿热的东非和埃及也大体可以肯定(11)。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追寻埃及瘟疫的来源，提出了中亚是原发地，病菌随商旅和军队传入埃及的意见(12)。但是，依据历史大事年表可以发现，埃及是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541年），第二年春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波斯是最后发生瘟疫的地区，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的安条克，病菌随入侵到此地的波斯军队传播终成大规模瘟疫，并迫使疫病流行的军队撤退，波斯人与拜占庭人遂于545年订立休战协定(13)。显然，普罗柯比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
三、对症状的描述
古代希腊和拜占庭医学虽然比较发达，但是仍然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类似近现代医学实验的基础上。因此，现代学者的研究主要依据古代作家有关瘟疫症状的记述。根据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对瘟疫症状的描述，我们可以肯定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瘟疫，因此对普罗柯比抄袭之说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普罗柯比就此写到：病人出现幻觉、高烧和昏迷，“渐渐地不愿意搭理他们自己喊来探视的朋友们……有的病人当天发烧，有的第二天，还有的几天以后，腹股沟淋巴腺不断肿胀，不仅在腹部以下被称为‘腹股沟’（βουβων）的身体特定部位，而且在腋窝，有时在两耳后和大腿的不同部位也出现淋巴肿胀”。“一些医生……打开一些肿胀部位，发现里面已经长满了一种奇怪的痈疽”(14)。大部分患者迅速死去，“那些腹股沟淋巴腺异常肿胀并破口流出脓水的病人逐渐摆脱了瘟疫并死里逃生，显然急性痈疽由此找到了排放的出口，而这一般也是恢复健康的标志。”(15) 史料中提到的发病症状均属于鼠疫病人发病初期发烧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即精神萎靡、衰弱嗜睡、出现幻觉、焦躁不安、谵语等，其中包括在清醒、睡眠和未知情况下的发病。根据流行病学，鼠疫潜伏期可以长达一周左右(16)。在此期间，病人发病的情况一定多种多样。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疾病特点基本吻合。鼠疫使“淋巴结高度充血、出血、受累淋巴结可相互融合，周围组织水肿、出血。淋巴结内含大量病菌及其毒素，进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严重毒血症状。如病变不断持续发展，即成为临床上的腺鼠疫。……又可引起原发性肺鼠疫。各型鼠疫均可引起继发性败血型鼠疫，极严重者可以皮肤、淋巴结或肺损害极轻，而迅速成为原发性败血鼠疫”(17)。三种主要类型鼠疫都表现出腹股沟（占70％）、腋下（20％）和颈部（10％）淋巴肿大，耳后及身体其他部位淋巴也同时发炎。一般缺乏有效治疗的病人可在2—3日内死亡，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如果病人淋巴结破溃，则病情缓解，可以存活(18)。普罗柯比记载的详细症状为后人确诊“查士丁尼瘟疫”为鼠疫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而修昔底德的记述就简单多了：“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19) 由于斑疹伤寒和埃博拉出血热的症状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现代医学研究人员无法根据修昔底德的简单记述对雅典瘟疫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两种瘟疫的潜伏期最长都可达到21天，发烧时间长，多为稽留热，伴有出血、咳嗽、皮疹等现象，同时因高烧引起的头痛、恶心、呕吐、嗜睡、谵语等症状也无区别(20)。但是，无论如何，修昔底德记载的不是鼠疫，进而普罗柯比与修昔底德的记载有极大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四、对瘟疫产生的社会恐惧
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普遍的绝望心理，特别是普遍出现的信仰动摇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两位古代作家在瘟疫的影响方面都有生动记载，但强调的重点不同。
普罗柯比对瘟疫可怕的后果给以极大的关注，他写到瘟疫高峰时，每天死亡人数高达万人，社会逐渐陷于混乱：“他们将死尸扔进他人的坟墓，或为逃避检测或使用暴力。但是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不堪、一团糟。奴隶失去了主人，而先前富有的人也失去了其家仆的伺候，仆人们不是病了就是死了。……这段时间里，要在拜占庭城大街上看到行人绝非易事……各类工作都停顿了，手艺人也放弃了所有活计，手工从事的各种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的确，在一座完全停止了所有善事的城市里，饥荒十分肯定会导致骚乱。……在拜占庭城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穿着官袍的人，特别是当皇帝也传染上瘟疫的时候（他的腹股沟淋巴腺也发生肿胀）。”(21) 按照普罗柯比的记载，瘟疫在首都流行了4个月，其中3个月为瘟疫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如果以90日计算，每天死亡5000人，则总死亡人数为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该城居民总数60万—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率当为75％—45％(22)。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料推算，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为57％(23)。如果考虑到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24)。修昔底德没有涉及雅典瘟疫延续的时间和死亡人数，他只是谈到瘟疫强烈的传染性和促使瘟疫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使雅典人的情况更加恶劣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把乡村的居民迁移到城市里来，这件事对于新来者影响特别不好。他们没有房屋住，事实上他们在炎热的季节里，往往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或者群集于泉水的周围，因为他们想喝水。他们所居住的神庙中，充满了死者的尸体，这些人是在他们中间死掉的。”(25) 后代学者依据他的记载无法对雅典瘟疫的严重性作出量化的推测。
五、瘟疫产生的社会问题
至于因瘟疫产生的社会问题，普罗柯比提到首都的粮食供应紧张、大量尸体的处理、社会习俗的改变：“那时，所有的葬礼习俗都被忽略了。死者出殡时没有习惯上采用的送葬队伍相伴随，也没有为他圣咏唱送葬颂歌”，特别是在面临死亡威胁时“那些先前的竞技党成员也把相互间的敌意搁置一边，一起参加死者的葬礼仪式，他们亲手为那些和自己的党派毫无关系的死者扶灵安葬。……大多是被突然发生的变故完全吓坏了，这么说吧，当他们将要突然死亡时，自然会完全被迫地学得拘谨斯文起来。但是一旦他们摆脱了瘟疫痊愈并感到自己已经安全没事了，就立即恢复了卑鄙丑劣的本性，变本加厉比以前更甚，和他们刚刚做的善事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其卑劣邪恶、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6)。综合分析，普罗柯比所记涉及两方面，一是官方极力组织人力和调拨财力参与抗击瘟疫，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因此只能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遭到破坏，原本由政府负责的粮食供给不能得到保证，出现了饥荒，而食品短缺不仅加强了瘟疫的破坏力，而且造成了城市动乱。君士坦丁堡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众多的官吏是首都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在鼠疫流行期间，街道上看不到贵族官吏，行政活动显然陷于停顿状态。另外，民间生活也受到极大冲击，城市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停止了，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正常活动都因疾病而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在死亡恐惧生活下的人民信仰动摇，正常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改变生活习俗，邪恶歹徒则乘机作恶，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27)。
修昔底德虽然对雅典瘟疫本身的记载不详细，也没有像普罗柯比那样推测死亡人数，但是在瘟疫对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却不惜笔墨，他写到：“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得这种疾病时，即陷于绝望中；因此他们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那时死者的家属为沉重的灾难所压倒，以至于放弃了哀悼死者通常的习惯……因为这个灾祸有这样压倒的力量，以至于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过去遵守的丧葬仪式，现在都不遵守了……在其他方面，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到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城内的人们在死亡，而城外的田地则被蹂躏。”(28) 显然，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比普罗柯比更有理性，不仅更有条理而且更全面，甚至深入描写了人们思想和心理变化的细节。如果说普罗柯比力图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那么他至少在这方面学习得还不到位。
普罗柯比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他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的贵族家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知识渊博，才能出众，曾受聘于一代名将贝利撒留，以其秘书和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指挥了多次重大战争，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42年，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回到君士坦丁堡，恰好赶上了瘟疫。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当时崇尚古典作家的环境中一定熟读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但是，他没有必要抄袭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惹来他人的指责。同时由于“查士丁尼瘟疫”完全不同于修昔底德记载的瘟疫，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用”的。
综上所述，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对两次大瘟疫的记载，无论在记述的目的、对病源地的推测，还是在对瘟疫发作、症状、后果和影响诸方面都存在极大区别。因此，怀疑普罗柯比“直接借用”修昔底德记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普罗柯比本人的生平和其同时代作家的记载，人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普罗柯比有关“查士丁尼瘟疫”记载的真实性。
注释：
① 布瑞：《查士丁尼及晚期罗马帝国》（J.W.Barker,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麦迪逊1966年版，第191—192页。
② the Massagetae翻译为玛撒该塔伊拉人，the Medes译为美地人，见希罗多德著《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5页。
③ 斯米斯：《古代世界的瘟疫》（C.A.Smith,“Plague in the Ancient World”），因特网：www.loyno.edu/～history/journal/(2002—10—28).
④ 普罗柯比：《战记》（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章，第451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7页。
⑤ 喀麦隆就明确分析过普罗柯比的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见卡麦隆《普罗柯比的怀疑主义》（A.M.Cameron,“The‘Scepticism’of Procopius”），《历史》（Historia）1966年第15期，第474页。
⑥ 普罗柯比：《战记》，第453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7—138页。
⑦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7页。
⑧ 哥特弗雷德：《黑死病：中世纪欧洲自然与人类的灾难》（R.S.Gottfried,The Black Death,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纽约1985年版，第2页。
⑨ 奥尔森（P.Olson）和布鲁格（A.Brugg）等人都怀疑雅典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转引自斯米斯《古代世界的瘟疫》，注释36.
⑩ 李梦东主编：《实用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医学界认为现代人类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于1976年的东非。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版，第704页。
(11) 王凝芳等主编：《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12) 斯米斯：《古代世界的瘟疫》，注释39.
(13) 布雷耶：《拜占庭帝国兴亡》（L.L.Brehier,Vie ed mort de Byzance），牛津1977年版，第35—54页。
(14) 普罗柯比：《战记》，第455—457页。
(15) 普罗柯比：《战记》，第457—465页。
(16) 王凝芳等主编：《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提出在没有预防接种的情况下，鼠疫潜伏期约为3天（第356页），而《实用传染病学》认为其潜伏期为2—8天（第495页），后一种意见也为斯崇文等主编的《现代传染病治疗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所肯定，参见该书第322页。
(17) 王凝芳等主编：《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355页。
(18) 李梦东主编：《实用传染病学》，第495页。
(1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8页。
(20) 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6页。王凝芳等主编：《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第281页。
(21) 普罗柯比：《战记》，第465—469、471—473页。
(22) 郎西曼：《拜占庭文明》（S.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伦敦1933年版，第124页。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C.Mango,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牛津2002年版，第49页。
(23) 阿伦（P.Allen）依据当时的另一位作家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推算总死亡人口为23万，占总人口40万的57％。阿伦：《查士丁尼瘟疫》（P.Allen,“The‘Justinianic’Plague”），《拜占庭研究》（Byzantion）1979年第39期。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5人口。见布鲁宁《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R.Browning,Justinian and Theodora），泰晤士和胡德逊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一半。见兰布《塞奥多拉和皇帝》（H.Lamb,Theodora and the Emperor），纽约1963年版，第153页。
(24) 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4页）提出，1976年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时，病死率高达50％—90％。那么，“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首次爆发的鼠疫，其病死率也可想而知是相当高的。
(2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9—140页。
(26) 普罗柯比：《战记》，第46—71页。
(27) “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布鲁宁：《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第119—121页。
(2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9—143页。
标签：修昔底德论文; 雅典论文; 查士丁尼论文;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文; 人类病毒性疾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