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现代性权力的基础——福柯空间分析视角及其对激进社会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激进论文,其对论文,视角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空间问题在当代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地位日升①，系统地审理其历史资源逐渐成为学术史的重要问题。这不仅出于理解空间视角在当代批评中的重要性需要，而且关乎批评本身的合法性。因为，只有强大而坚实的学术史做支撑，批评本身才能够避免索卡尔所批评的后殖民研究所代表的那种对“科学”的滥用。②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评论福柯的空间思想及其对社会理论之空间转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福柯是20世纪80年代英语界社会理论激进化的核心资源之一，亦是其中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③，这一地位主要源自其对现代性霸权确立之空间化策略的解构。
福柯的影响极为广泛，见之于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不过，在巴特、拉康、德里达等这些人中，他是最多被模仿然而却又没有产生具有一致性风格影响的思想家，尽管产生了萨义德《东方学》这样的严格意义上的福柯派的重要论著。④这与多方面原因相关，在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福柯本人。一方面，从《古典时代疯狂史》开始，他便从疯狂(非理性)、病人(不正常)、罪人(无纪律)的形成和处置历史揭示社会之排他本质和建构的性质，从而为现代性批判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开辟了空间，正如萨义德的例子所表明的；另一方面，正如哈贝马斯对福柯批评所表明的，在他那里，不存在构成反话语另一种普遍性的可能性，普遍性总如理性那样已把它的对立面内化到自身之中，反抗总是从权力的外部入手而无法在其内部确立自己的地位，因此福柯也拒斥了自身的普遍化(与寻求作为替代性的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正好相反)。在《疯狂史》法文二版的序言中，他要求“取消旧序”，而让这个文本“被人重抄、断碎、反复、模拟、分裂，终至消失”。⑤这与拉康和德里达一致，都集中表现了后68时代激进思想家自我边缘化的策略，亦预示了模仿他们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命运。
从福柯在今天的全面影响看，空间正是处于基础上的焦点问题，尽管对福柯的引用主要都瞄准权力这个目标。⑥对福柯的模仿当然不是从后殖民知识分子(在这一论域中，福柯的影响似乎最显著)开始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Derek Gregory等人便开始尝试把福柯引进地理学，这一点见证了空间视角在其全部分析中的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理论激进化中的地位，得益于其空间分析视角。
需要强调的是，空间视角在福柯的全部理论中，既不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亦非独立的方法论。福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便在于指认了权力建构之空间化策略、文化(明)作为一种整体结构的排他性质(这来自弗洛伊德)、文明即是不断内化其对立面而持续分裂的过程。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亦可以用传统社会学之冲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不过，福柯不是简单地重复了我们这种感觉，而是回答这种感觉是如何来的，以及更重要地强调了在社会内部反抗是如何不可能的(这与弗洛伊德晚期的困境一样，亦是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试图解决的问题)，并因此暗示了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拒绝(这个主题与阿多诺晚期几乎一致)。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够被西方学者普遍地认作后现代的最重要代表之一。
由于论题限制，本文并不展开全面的分析，而聚焦于空间这个关键词。就此而言，福柯的影响是在两个层次上发生的：一是其整体研究风格和主题；二是其关于地理学和空间问题的重要判断。
第一个层次典型地代表了结构主义特色，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在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底蕴上展开的。结构主义取消了历史之主体性质假设从而将其客观化为一个分析的对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型(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义)，尽管如后来受结构主义影响的许多文化分析成果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做法面临着压抑时间性而把历史还原为静态结构的风险，但它确实为过程分析打开了空间(这对于以反抗为旨趣的激进社会理论至关重要)。拉康、阿尔都塞的贡献重在社会构型之复杂机制分析，如拉康之想象-象征-真实三元结构之拓扑学分析，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理论。福柯走得比他们都要深入。因为，只有他真正以历史经验(历史中的事件)而非理论框架揭穿了传统历史视角之匀质化时间假设之假象(在这一点，德里达远不如他)。他是如何操作呢？这又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福柯以另类空间为对象的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实践，开辟了从空间入手揭示权力机制及其后果的视角。这包括其《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未竟之作，第一卷，1976)等作品。
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类著作为后来基于空间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提供了一系列实例。这些实例，从其产生来看，与整个结构主义思潮对人本主义之主体历史假设批判一致，它们质疑主体背后的理性假设。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结构主义也没有如生命哲学-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非理性本身置于历史的根基之上。结构主义的意义在于此，它把历史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斗争场所。福柯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以原始文化来证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结构(这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去描述当代斗争的情况(这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计划和巴特的全部工作所在)，而是把眼光转向权力话语——使统治本身合理化——的过程。
上述例子共同的地方都是“反常(deviation)”——疯狂、病人、罪人等等。为什么福柯试图以这些领域的例子来揭示权力，它们又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涉及福柯对结构视角的创造性运用。
一般来讲，结构主义视角虽然强调的是表面上与主体无涉及的客观结构，但吊诡的是，它恰恰是提示历史之构造特征的工具，即阐明了我们惯常所称的“历史”之话语性质。对于福柯来说，结构视角提供了一种揭示权力的工具。不过，在把理论的矛头指向权力时，福柯并没有像往常政治学那样落脚在国家机器上，而是出其不意地提出另一个问题，即话语。无论如何，从福柯学术路径看，他并非试图一般性去阐明意识形态的机制，而是基于权力的排他性后果出其不意地提出对它的排他性机制的实现进行批判这个任务。为了说明这一分析的特色，需要我们像福柯本人以及阿尔都塞曾强调过的那样采取“迂回”的道路。
这一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对韦伯(以及马克思)的马克思式颠倒，就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那样。因此，它的前提恰恰与韦伯是一致的，即统治是一种合理化过程。如果说韦伯是对现代性的正面辩护，那么，福柯亦如卢卡奇那样，是对这一过程的批判。不同的是，福柯并不指望通过外在的攻击就能够揭穿合理性神话。在法国思想语境中，福柯挪用了结构主义视野，但又试图将其打扮成科学史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法国人先前不曾认真思考的问题：科学史具有从理性角度来批判合理性统治的意义。
也因此，与一般的科学史不一样，福柯提出了这个问题：
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条件，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⑦
这个问题，他在《词与物》中专门阐明过。这样做的时候，福柯实际上又改变了科学史研究的内容和意义。在法国语境中，正如他强调的那样，科学史的流行做法是聚焦于科学对象的建构，现在他转向了科学(关于对象的认知)产生的条件。这个问题，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回答的问题——科学何以可能——十分相像。不过，康德抓住的是理性形式或逻辑问题，而福柯则提出这个形式本身是成问题的。在20世纪的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借由马克思提出这一理性形式之政治条件问题。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认识的社会条件，它对应于康德的理性条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认识的社会条件，从而阐明了作为总体的社会之总体化过程和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卢卡奇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纠正了这一点，但它却过度地依赖了主体的价值，并且在这种价值立场合理性做论证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主体化，例如萨特。正是这一原因，萨特成为后续批判的靶子，在法国语境中，成为结构主义得到生长的思想土壤。福柯无疑是在整体的被称为结构主义运动背景中崛起的，因此在思想气质方面具有这一运动的共同性。针对这种共同性，我们应该思考：如果把主体去掉，或者更尖锐地说，如果把主体视为理性的幻觉效果，那么，如何来看待理性和知识呢？在这里，理性和知识立即颠倒成权力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与尼采联系起来。因为，正是尼采指认了，理性是以一种完全“合理的”方式——即从偶然(Zufall)中——产生的⑧，而人们赋予统治(权力)以合理性形式即权力的诞生过程。所以，福柯给自己确立的任务便是从“反常”的话语形成史角度来揭示权力的偶然形成，并因此重新定位左派的事业：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而在于改变有关真理生产的制度、政治、经济规则⑨。这一路径同时改变了科学史的旨趣，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能在福柯由以进入学术圈的科学史学科中得到实现。所以，后来，他公开称自己的研究为谱系学或考古学，并将科学史旨趣定义成认知-真理问题，而知识谱系学则瞄准话语-权力问题。⑩
《古典时代疯狂史》便是由此开始的，尽管问题的提法尚没有后来那样干脆。在这本书法文初版前言中，福柯预言了其工作的全部含义(就此而言，福柯远非多数研究者强调的那样多变，而是始终如一的)：通过疯狂(非理性)这个例子揭示历史时间之沉默根据、历史得以成立的分割事件以及由此历史之悲剧性质(尼采的主题)。
现在，我们回到福柯的文本，以《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例来解释其分析的空间视角之特色。福柯自己强调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具体，它的结构就是解剖临床方法，在福柯看来，它构成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11)同时，它亦是抽象的。因为，在福柯的著述，“空间”一词始终承担着比喻功能，它既表明权力的构型、权力的确立所借助了空间化的策略，又是指向反抗的策略——战斗地平的转移和重新定义。
在临床医学这个话题上，实证医学得以确立的把疾病空间化策略，福柯称有三个步骤或层次：呈现疾病实体使之可见的平面的同质性的类型空间的确立(即分类)；在机体上标识疾病的“对个人的敏锐感知”；在社会上对疾病进行排他性干涉和专门化控制(医疗实践和机构的建立)。通过这些步骤原本自然问题的疾病最终成社会问题的疾病，如福柯说：
一旦涉及对疾病、医疗经验以及医生对社会结构的监控进行分配的这些第三级构型，流行病病理学和分类疾病病理学就会碰到相同的要求：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这种医学的经常性任务是，提供信息、监督和控制，而这些都“既与医学本身有关，也同样与治安有关”。(12)
当然，福柯通过研究并非只是展现“在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医学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有着深刻根源的自发的重合现象”(13)，而是通过人的科学各个部门或领域建立的历史在整体上阐明人成为自身研究对象的历史何以与“人”的死亡是一致。就医学来说，解剖学建立后，
确立……人为的或自然的征候，也就是在一个活的人体上投射解剖病理定位标记的整个网络：描绘一个未来的尸体解剖的点位图。
包括医学语言的变化，最终证明：
个人不是呈现生命的最初和最鲜明的形式。它只是在一种长期的空间化运动结构之时才呈现给知识，而这种空间化运动和决定性工具就是对语言的某种运用和对死亡的艰辛概括。(14)
作为西方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死亡阶段，这一事实又见证了：
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15)
福柯研究的哲学厚度便在这一方面，而上述那些个案的意义就在于以密集的形式从侧面阐明了西方文化之权力机制及其与死亡的关系。
值得强调的，无论福柯的实际分析过程如何复杂(也不管其证据运用和推理形式是否正确)，福柯始终试图运用可见/不可见之关系来穿越权力的迷障，并且在目标上证明人(生命)在古典时代被管制、禁闭或取消了。就医学来说，它证明：在死亡的光亮照耀下，生命的黑夜驱散了。(16)这一结构贯穿于上述全部著作，构成福柯反讽和抗争式写作的基本框架。
第二个方面，内在于其知识考古学之中的话语分析为激进的或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认识论元批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这在68之后为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而同时更新其理论提供了关键性支撑。这包括其《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等等。
上述两点，第一点特别容易理解，但其更深的内涵则需要阐明“异托邦”概念才能清晰，第二点较少有人如此提及，但它无比重要，甚至是理解20世纪60年代之后激进理论福柯化特征的关键，因此需要解释，不过，其同样与“异托邦”概念相关，并且涉及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之精神分析底蕴，所以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空间分析视角，几乎贯穿于福柯的全部著作。在福柯的文本，当然也存在一些直接谈论、解释空间分析策略和空间问题的，它们为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些关键概念，这些文本似乎受到了更大的欢迎。这就构成其理论影响的第二个层次，它们主要是在一些访谈中产生的。这些访谈主要包括：《论地理学》(1975)、《权力的眼睛》(1977)、《空间、知识、权力》(1982)等。在此，我主要讨论他的一个文本：《他者空间》(1984)。
《他者空间》是福柯直接进行空间主题理论化的最早文献。该文献原出1967年题为Des Espaces Authres演讲，但在1984年才公开发表，而1986年以Of Other Space为题译成英文在《区别》上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这个文本中，他提出标新立异的Heterotopias概念(我们译成异托邦)，并基于此提出heterotopology(异托邦学)分析战略。(17)这个概念和战略为他者、差异、异文化分析提供了策略原型，成为后现代地理学的主要工具。
谈到这个文本时，需要注意的是：它是福柯早期《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以及由其代表的整体研究风格的一个解说。因为，这一文本在理论上清晰地说明了他对疯癫、监狱这些“另类空间”(他者空间)偏爱的理由。
在一般意义上，只是在七十年代的访谈中，福柯才越来越清晰地说明空间在其研究中作为比喻战略的意义，以及从空间角度重新定位研究的本体支持。例如，在《空间、知识、权力》(1982)这个访谈中，福柯强调：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从而进一步将其在《词与物》中已经提到的古典知识型的特征空间化，
17世纪认识论的突变与转型，其中令人惊讶的是，知识的空间化成为这种作为科学的知识的制度化的要素之一。(18)
在《权力的眼睛》访谈中，他说：
不仅要说空间决定历史的发展，而且历史反过来在空间中重构并积淀下来。空间的定位是一种必须仔细研究的政治经济形式。空间为什么被人忽视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只想列举一个原因，这与哲学家的话语有关。在18世纪末，当空间的政治开始发展的时候，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对有限或无限的宇宙的古老发言权。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去研究时间问题。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19)
在科学与哲学——也即是权力与批判——的对立中，空间问题便成为理解历史的焦点。通过这种解释，福柯本人的工作，其意义也敞开了。
回到《他者空间》那个文本，他开头便说：
如我们所知那样，19世纪痴迷于历史：盯着发展和停顿、危机和循环、永不停止地积累的过去这些主题，聚焦于先贤和威胁性的世界变冷这些优先主题。19世纪的本质神话建立热力学第二定律之上。当前时代则首先是空间时代。(20)
这清晰地解释了空间问题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时代的焦虑在根本上与空间有关，远甚至于时间。那么，如何研究空间呢？福柯称，根据巴什拉，空间本身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有什么意义，空间的异质性又该如何描述呢？福柯借助于乌托邦概念定义了他的“异托邦”概念。这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概念，一个机智的概念。因为，虽然它什么也没有说，但概念本身却清晰地定义了空间对我们的意义：异托邦空间是权力的淫秽基础。
我这个解读也是惊世骇俗的。不过，它确实是福柯使用这个概念表达的根本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所以我花一点时间来澄清相关问题。同时说明人们为什么偏爱它，以及流行的运用又如何贬低了其意义。
在概述这个词的时候，福柯说：
在每一种文化和文明中，或许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真实的地点——它们确实存在，在社会建立过程中形成——它们就像是反场所，一种有效地扮演乌托邦的场所，在其中，真实的场所、其他所有能够在文化中发现的真实场所同时被再现、被质疑和被颠覆。即使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能够被标明，这种地点也都在所有的地点之外。因为，这些地点与所有它们反映和论及的那些场所都截然不同，参照乌托邦，我将把它们称为异托邦。(21)
这种奇异的地点，是我们遭遇的全部空间中的一种。福柯在讨论中列举了许多例子：19世纪的寄宿学校、兵役、墓地、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军营、监狱、妓院、殖民区、船等等。这些地点，多数是其研究的topic，都是其用以揭露权力的工具。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福柯使用它们的方式，直接表明了福柯用来概括它们的“异托邦”这个用语的功能。福柯自己说，它就是一面镜子，the utopia of the mirror。这面镜子，一方面是乌托邦，另一方面是异托邦。福柯说，就下述这一点来说，这面镜子承担着异托邦的功能：
当我观察镜中的自己时，它使我占据的地点成为绝对真实的、同它周围的全部空间联系起来，同时又使它绝对虚幻的……
当然，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它们作为真实的地点，但对我们来说，恰恰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一面异于我们的镜子。这如何可能？
这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其含义，并且给予确定的答案，那么将轻松地理解福柯的秘密，结构主义的秘密，乃至文化人类学以及差异成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激进理论支撑的秘密。因为，它指认了与“我”相对的“他者”概念，而在结构上，“他者”恰恰是“我”得以定义的幻想框架。
我们从文化人类学入手来分析它。马尔库斯和费切尔所称“作为文化评的人类学”在直接意义上替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了。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强调，“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就是借助其他文化的现实来嘲讽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这是全部人类学的底蕴，无论20世纪初的马林诺夫斯，还是今天的吉尔茨和阿俊，都是如此。(22)当然，在今天，作为西方之“异国情调”的“原始文化”的吸引力已经下降，而其内部的差异则越来越重要。“新的路径不再通过唤起遥远的文化世界来注入对本社会的教训，而力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中发掘文化差异。”(23)女性主义便是最重要的例子。无论如何，以异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为从认识论和政治角度反思西方和现代性神话提供了经验基础。(24)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理论激进化普遍地依附人类学成果的基本原因。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在知识学上，西方内部被民主政治合法化的差异——性别、种族、生态等等——取代了早期人类学研究揭示的“异文化”(other culture，即以“原始文化”这个早先具有殖民意味的术语表达的“他者文化”)，成为西方文明内部自我反思和批评的根据，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激进理论中出现的下述多种趋势：空间论题的勃兴、在历史叙事上从时间优先性向时空相关性的转移、文化批评依据从西方之外向西方之内的转移、从权力批判到权力条件批判等等，按照结构主义语言来说，这都代表着理论和政治地形(terrain)的转移。从整体上看，不只是激进思潮，而且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研究都具有内在统一性，即对“他性”——原始文化(作为西方之外)、女性(父权制或男性之外)、少数民族(白人之外)、生态(人的技术霸权之外)等等——的迷恋。
这种迷恋的产生，并非仅仅是理论逻辑自然演化的结果，它同时是激进理论克服“表述(或再现)危机”的努力，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败都联系在一起。法兰克福学派对建立在笛卡尔传统上的西方科学文化进行了整体性批判，不仅涉及其本体论和方法论假设，而且否定了其基本旨趣。后来，后现代思潮的正式命名，更确定地体现了新的研究路向之范式更新的意义。而这一命名，与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激进理论的特殊情势有关。正如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之拒绝体系和逻辑的断片式话语以及哈贝马斯的另辟新路，法兰克福并没有能够为后来的社会理论奠定新的范式，而只是建立了“批评”立场。现代性在话语上被否定了，新的定向和内容肯定也不是向传统的回溯，而应当是其“后”的，但是，前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反文化运动的失利，由马克思主义代表以未来作为核心维度的乌托邦想象在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却失去了其动员力，这使得人文研究定义现代性之“后”存在着困难。这种困难，是由萨特之后的全部法国激进思潮克服的，结构主义是其中重心。原因在于，它从结构的角度为差异和他者姿态打开了空间，确立了以异文化(other culture)来反思西方现代性的路向。这一点在作为结构主义起点的列维-施特劳斯那里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实质上借助于具有隐性浪漫主义情绪的人类学研究摧毁了西方建立在同质性时间假设之上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历史观，即确立一种不受时间视野影响的文化观(正是在这里，结构主义天然地倾向于空间视野)。
福柯无疑深化了列维-施特劳斯的思路，因为他把批评的参照拉回到欧洲内部。这一拉回产生了异常的力量，套用鲍德里亚的说法，它使作为文明的“欧洲”(西方)概念“内爆”了。福柯的操作，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重新操作了《启蒙辩证法》的批判，它不仅指认了与康德并行存在着萨德，而且正是萨德而不是康德构成欧洲的根基。这又如何可能呢？解开这一点的是拉康。拉康的镜像理论至关重要。福柯使用镜子比喻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拉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当他强调，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不会建构异托邦(25)，这不是陈述每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异托邦形式这一事实，而是表述了其是文明的基础这个观点。在《他者空间》中，他确实没有明说，但如果参照他的全部著述，我们就不难清晰地看到：他实际上以不同方面的例子说明了弗洛伊德的那个著名的观念，文明作为禁忌和排他，是建立在对个体的压抑之上的。反之，定义他者构成文明作为权力的核心。福柯的理论操作，从与列维-施特劳斯的关系来看，他以“权力”替换了“结构”，从与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关系看，他以“权力”替代了“文明”(不信可以做一个试验，用“结构”和“文明”替换下福柯文本中的“权力”概念，看是否会产生意思的变化)。所以，他所称异托邦的第六个特点，即是批判功能。因为异托邦的存在，我们看到了全部真实空间“更加虚假”或者是“肮脏的、病态的和混乱的”。这一点正是齐泽克后来从拉康那里发挥的，后者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福柯“异托邦”概念的功能：作为欧洲文明内部被压抑或遗忘的“他者”，它的存在见证了权力。福柯后来强调，“每一方都只有透过他者才能被了解”(26)，这更清楚地解释了他为何要创造“异托邦”这个概念。
当然，需要同时强调，就“异托邦”的功能来说，它并非单维的。另类空间，即排除在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然而又构成其支撑的那些空间，它们具有两个极化的功能：一是权力的淫秽基础；另一是颠覆权力的力量来源。无论哪一种功能，都决定它首先是权力旨在征服的空间，同时亦是反抗旨在保卫的空间。在20世纪，最重要和最显著的例子，不是福柯讨论的那些类型，而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共根据地以及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福柯并没有充分论及这个问题，虽然他本人深刻地迷恋和依附“异托邦”(如同性恋者)。
现在，我们给异托邦概念做一个小结。它不是不存在的地方，而是其痕迹在等级化(即秩序化或权力化)的空间被擦除的地方；在权力的阴影之中不是破坏而是实际上加强权力(并因此构成其淫秽基础)的那些既存在而又不凝固的空间。
澄清了“异托邦”概念，上述第一层次问题就更清晰了，不过其第二个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此，简要的答案是：他把法兰克福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批判(这与人本主义价值相关)转化成对权力话语构成条件的揭示，这一转换是康德批判的颠倒。福柯把权力转化成话语结构(知识型)，通过回答知识型是如何构成的从而回答了权力的条件。这实际上正是第一方面工作的基本结论。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可以更清晰地表达他的分析结构：通过被权力排斥的东西(他者)，我们了解了权力的存在及其机制。这正是他给激进理论提供的批判思路，在他之后，激进理论转向欧洲路灯灯影之外。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福柯并没有建立一种一般化的权力理论，也没有给出一种一般化的空间理论(27)，那为什么他还是被推动社会理论激进化的最核心资源这一位置呢？伯尔曼曾经有一个评论，他说：
在福柯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自由，因为他的语言形成了一张无缝的网，一个比韦伯能够想像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密封得多的笼子，不允许任何生活闯入。令人不解的是，今天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想与他一起憋死在那里。我猜想，答案就在于，福柯为从20世纪60年代逃出来的一代难民提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理由，来说明在70年代我们之中如此多的人都摆脱不了的那种被动和无助的感觉。试图反抗现代很刺激的压迫和不公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即便是我们对于自由的梦想也仅仅是在我们的链条上增添更多的环节；不过，一旦我们抓住了它的彻底的无效，至少我们能够放松一下。(28)
按照我的说法，福柯是68之后左派陷入理论绝境之后一种突围方式。在这种突围中，分析已经失去了其论证的意味，而采取了修辞的道路。福柯并不例外。在题为《地理学问题》(1975)那个著名访谈中，福柯坦陈自己大量使用空间术语，只是一种比喻，一种权力分析策略。他说：
用时间性词汇来比喻话语的变换，必然会运用个体意识的模式，那种模式在本质上是暂时性的。相反，如果努力用空间性的、战略性的比较来解释话语的话，能够使我们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精确地掌握话语转变的地点。(29)
这一策略，阿尔都塞在他的60年代讨论班上充分地运用过，并记录在《读“资本论”》这样的文本中。福柯作为受益于阿尔都塞的学生，当然不可能不熟悉。这一点，也可以在德里达那里清晰地发现。可以说，这构成结构主义思潮的某种外在特点。福柯而不是其他人几乎独享了社会理论拱顶石荣誉，当然与他长期坚持激进的反权力这个立场有关。伯曼的评论恰当地指认了这一点。
①空间不只是今天人文社会研究的一个视角，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最重要的跨学科支撑之一。所以，在相关研究中，存在着“空间转向”之说。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eds).The Spatial Tur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dge,2009.
②关于“索卡尔事件”，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蔡仲、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Cusset用多位电影明星来比喻在美国French theory建构运动中的法国诸大师形象，其中把福柯比作Steve McQueen，强调他是那份演员表中的“最亮眼的明星”，是一位“大众情人”。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 & Co.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1.
④关于福柯的地位，可以通过SSCI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确认。关于萨义德，其《东方学》在确定的意义上是福柯计划的完成。在《古典时代疯狂史》法文第一版前言中，福柯不仅指出西方理性的普遍性中存在着关于东方的“原初分割”，“东方，被当作起源，被想象成骇人的一点，由此衍生出乡愁和回忆的允诺”，因此构成西方“最初的黑夜”，而且直接指出“应该撰写这个伟大分割的历史，沿着西方发展的进程，在分割的连续和交换中追寻它，在它悲剧的庄严刻板中令它显现”。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⑤[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页。
⑥尽管《空间、知识和权力：福柯与地理学》这一文集在福柯专辑中出版相当晚并且视野限制在地理学领域，但也恰当地反映了该问题。Michel Foucault.Space，Knowledge，and Power：Foucault and Geography.edited by Jeremy W.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
⑦⑧⑨[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96、148、447页。
⑩[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
(11)(12)(13)(14)(15)(16)[法]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19、28、41、183-192、220、165页。
(17)福柯的这一思想，在列斐伏尔1970年的《城市革命》中亦独立表达了。在那个文本中，列斐伏尔强调，为定义城市差异空间，需要我们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如isotopy，heteropy，utopia。在其中，isotopy(同位)指的是那些使地点相同的要素；heteropy(异位)指的是那些使地点不同的要素。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p.37-38.通过这一参照，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和功能。
(18)Paul Rabinow(ed),Foucault Reade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p.252,p.254.
(19)[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20)(21)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Vol.16,No.1(Spring,1986),pp.22-27,p.2.
(22)蒙养山人把莱顿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Anthropology(1997)译成中文时起名《他者的眼光》十分准确地点明了人类学的这个特点。[英]罗伯特·莱顿：《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蒙养山人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23)[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1、189页。
(24)从这一点看，我们不难理解诸如空间研究(特别是地理学)与人类学的联盟，以及人文地理学的后现代化趋势。格里高利较早地把与社会理论的结盟视为人文地理发展的基本方向，并由此突出了包括哈维、本雅明等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意义。Derek Gregory."Intervention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odernity:Social Theory,Spati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Vol.73,No.1,(1991),pp.17-44.Derek Gregory."Are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st-Modern Human Geography".John Agnew,David N.Livingstone,and Alisdair Rogers(eds).Human Geography:An Essential Anthology.London:Blackewell,1996.pp.211-232.
(25)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Vol.16,No.1(Spring,1986),p.24.
(26)Paul Rabinow(ed),Foucault Reade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p.246.
(27)[英]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28)[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页。
(29)Foucault,Michel.Power/Knowledge.The Harvester Press,1980.pp.69-70.中译文，包亚明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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