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类术语的科学性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科学性论文,术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无论法律界人士还是普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法类术语。一些术语一目了然，不易产生异议，而一些术语则容易产生歧义。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与司法的经验性有关，而法学则需要理性地透视它们。法律应该严谨，法类术语就要有严谨性。但严谨并非形式上的臃肿冗杂，也并非是内容上的生涩难懂，而是形式上的简洁和内容上的准确。对此笔者试作以下探讨。
一、法类术语应透过事物的现象，抽象其本质
经验性法类词语，是人们囿于一定的时空范围的经验，用来指称有关涉法事物的词语。经验性法类词语往往缺乏科学性，其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无可厚非，但进入学术领域就可能带来问题。比如诸如“无犯罪现场”、“无被害人”的案件等概念。所谓“无犯罪现场”的案件，一般在经验中指扒窃等现场易变动、公共场所现场易被破坏、金融犯罪、电脑犯罪等较难进行传统的现场勘验的案件。事实上，一切案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之内。既有案件发生，也就有其现场，没有现场的案件是没有的。所谓“无犯罪现场”的确切含义，其实是现场的变动快或其遭到了破坏，已无直接勘验价值；或者现场隐蔽，没有被及时发现，失去了勘验时机；或者如网络虚拟空间那样的特殊现场，难于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勘验，而并非是真正的没有作案现场。其实，遭到了破坏的现场，也是一种现场，它能给分析案情提供另一种思路；现场隐蔽，需要提高勘验手段的科技含量和案侦人员的素质；用传统的勘验法不能勘验的现场，不等于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不能进行勘验。难于勘验，并不等于没有进行勘验的可能。就是现在不能勘验的，将来科技手段进步了，也一定能够勘验。事实上，有矛就有盾，有网络犯罪就有勘验其现场、收集其证据而侦破其犯罪的方法。随着科技进步，这些方法总是在相生相克地产生着。侦查学，应该去研究和掌握勘验这类现场的特点和规律。用“无犯罪现场”来概括这类案件，并不利于对其案件特点的研究和现场规律的掌握。
所谓“无被害人”的案件，一般经验中是指吸毒贩毒、制贩假币、卖淫嫖娼等案件。其实，毒品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吸毒者就是直接的受害人；而因之引发的一系列犯罪中的受侵害者，就是间接的受害人。假币案件也是如此。假币在流通过程中，无意持有假币而被没收者，就是直接的受害人；其他使用真币的公众，则是间接的受害人。又如，有人认为卖淫嫖娼，两相情愿，也属于无被害人的案件。其实，性病的流传就是其害之一，被传染者就是直接的被害人；家庭破坏是其害之二，因此而离婚的一方和孩子们就是被害人；餐饮、娱乐、旅店正当经营者就是非法竞争的受害人。“无被害人”的这类犯罪，其危害对象可能不是直接的人，而是钱物之类的；但其财物的所有者，就是被害人。如贪污罪侵占的钱财，名义上是国家的，实质上是纳税人的，广大纳税人就是被害人。而一些诸如贿赂案件之类的，则是破坏了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关系。人类的社会关系就是人的关系。这里的犯罪客体，无论是一般的、同类的，还是直接的，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社会人的利益。行贿人总是要从受贿人那里得到非法利益，受贿人给行贿人所行的方便，对于广大的同行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这种竞争中的不利者，就是行贿案件中受害人。当然他们可能是一些不特定的受害人。从犯罪构成上说，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既然危害了社会，怎么可能不危害人呢？如此等等，都说明所谓无被害人只是表面现象，而表面无直接被害人的案件也只是一些特例或特类，不具有“犯罪本质”上的普遍性。
科学的术语应当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所谓“无犯罪现场”只是现象，应该用“犯罪现场不明显”去概括它们：所谓“无被害人”案件也只是现象，应用“无直接被害人”的概念去代替它们，如此等等。作为涉法类术语，其理性要求不能停留于表面现象去描摹事物。
二、法类术语应明晰事物的特征，概括其整体
从以上术语的经验性中，可以见出其片面性。法类术语在吸收它们的时候，需要进行认真的筛选和锤炼。比如，法学界谈论的“沉默权”问题。一般情况下，沉默与否，本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并不需要法律特别授权，也就用不着特别讨论。但是，当执法者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强迫当事人承认有罪时，沉默的权利就有必要让法律加以确认，使之成为一项法律权利。时下所探讨的，也就是法律要从这个角度去确立沉默权的问题。但作为法律术语，超越了这个特定的情况，都用“沉默权”来概括它，就过于宽泛或模糊，有混淆普通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然权利之嫌。如果将以上的权利用当事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表述之，则更恰当理准确一些。这也有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用语相一致。它就较准确地定位了需要命名沉默权的法定情况——当被人“强迫自证其罪”的时候。这就直接表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种含义，同时，又从涉嫌当事人没有举证义务的角度，强调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在代表控方的公、检机关，而并非嫌疑人和被告人。这就超越了“沉默”的一种方式，明确了一切被强迫拿证据证明有罪（或无罪）的情况都属于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见这样的法律术语，其概念与诉讼原则是相互呼应的，而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法学中是一种体系。“沉默权”之类的术语，如果不加以进一步的界定和解释，从字面上则很难体现其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准确联系，从而在学理上显得含混。
与之相关的，还有“零口供”的提法。如不加以解释，也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司法中不要口供。抚顺城区检察院推出的“零口供”，其本义为在审查侦查机关的提请批捕材料时，检察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暂时看成无，而着重审查其它证据，并非是在诉讼中不要口供。其旨意在提高其他证据的质量，避免重口供轻其他证据而造成错案。从这方面说，它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如果将这种局部临时的措施推而广之，说成是司法中都不要口供，这就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炒作。事实上，“零口供”也只是说暂时不看有罪供述，而没说不看无罪的辩解。辩解也是口供。而且辩解权，是更重要的诉权。检察机关不看有罪供述，是审查把关中的暂时做法；不是说在组证起诉时都不要它们，更不是说在庭审举证中也不使用它们。司法实践中，完全没有口供定罪的个案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迄今为止都没有排除口供的证据价值。就现在的取证技术和认识能力，司法还不太可能完全根据客观证据来定案。就是能，也还有个尊重当事人诉权，需要考虑其口供的问题。因为犯罪当事人最清楚自己作案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其作案的动机目的等主观方面的要件事实。它们也是定罪量刑时的依据。没有口供，是一种司法中的缺陷和遗憾。而不要口供，则完全脱离了司法实际。因而“零口供”也有其经验的局限性，这样的术语也是不成熟的。法律和法学术语，都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在努力揭示事物本质的同时，要力争概括全面，具有普遍性，从而超越狭隘经验的局限。
三、法类术语要力求摆脱对事物的褒贬，遵循中性原则
法律术语，还需避免出现一些因褒义或贬义的色彩而使语义含混的情况。比如刑诉法第43条的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这里的“威胁、引诱、欺骗”，就有对待同一事物，会因人立场不同而出现歧义的可能。比如当执法人员在向犯罪人说明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时，犯罪人可能会说警察在“威胁”他。在侦讯对策中，侦查员有意制造与案犯亲密交谈的气氛，“无意之间”让其同伙窥见，使之感到同伙已经交待，从而分化瓦其攻守同盟，攻破其心理防线，使之交待罪行。站在案犯的角度是“欺骗”，站在警方查明案情的角度则是侦查谋略。诸如此类的术语，都因立场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而具有不同褒贬的感情色彩。法律一旦抽象地使用它们，就容易纠缠不清，甚至出现偏差。
法律术语最好使用中性词语，体现其客观描述事物的立场。当然，这需要深入事物的本质，认真地筛选和斟酌。如一时不能选到合适的单词，就需要使用如象“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之类的短语，或如“刑讯逼供”之类的词组。但这类法律术语，就需避免拆开使用，断章取义。比如“刑讯逼供”作为词组用，表达一个概念，应该没有歧义。但有的人抽去了“刑讯”，而反对一切形式的“逼供”；把心理测试也说成了精神逼供，这就成了问题。“逼供”之“逼”字，就有很强的情景性，也有较强的情绪色彩。事实上，一般情况下，案犯都有其自卫本能，不到万不得已，他们都不会主动说出其罪行。案犯的交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警方握有证据逼出来的，都是抱有坦白从宽、避重就轻的心态逼出来的。因而，侦讯工作从本质上说，就有“逼供”的成分。这是法律性对话，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本质。在看守所和审讯室，犯罪嫌疑人绝对不会有进疗养院和聊天室那样的轻松，这是其法律环境所决定的氛围。讯问中的对话，是在法律环境下涉及案情的对话，不承认其给予涉案当事人的心理压力，是不现实的法律虚无主义。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法律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就是道德问题，也会有社会舆论的心理压力。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只以规定现实中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否则法律就会失去权威，最终损害的是法律本身。事实上，现代法律要明确反对、也能够反对的，只是用刑讯或变相刑讯的手段逼供，而非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逼供。也就是说，法律不能反对其强制性的本质。否定讯问中的法律强制性，事实上也就站在了法治的对立面。主张在讯问中都去掉“逼供”成分的人，实际上在曲解法律。这不是对法律的无知，就是在散布法治乌托邦的迷雾。作为法律术语，“刑讯逼供”只能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法律要反对的是逼供的手段“刑讯”，而非一切正当的“逼供”。当然正当合法的逼供，并非是强迫当事人举证证明自己的罪与非罪，而是促使他讲出涉案的事实真相。讯问的目的，就是要在其辩解和供述中找到案件的事实真相。说真话是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辩解和供述，都是涉嫌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无论辩解还是供述，引导当事人讲真话，说明其涉嫌事实，这是侦查人员应尽的法律职责和社会义务。哪怕对话双方，都感到了法律的威压与沉重。我们所能要求侦查人员的，至多是要他们在对话中讲究方式方法，言语策略一些、艺术一点，表面上减少一些逼的成分，而决不是否定法律性对话的本质。
许多法律问题的迷雾，都源于对术语的选用不当而引起了概念含混。如上，将一些具有不同情绪色彩和道德取向的褒贬之词用入法条中，就是一种情况。因而法律术语最好是中性词语，这样有利于法律在判断事物时，严守中立的立场。从而为司法公正奠定理性基础。
四、法类概念的运用要满足逻辑自恰性
选用法律术语，要注意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使之能彼此照应。比如，在《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的拘留、逮捕，属于刑事强制措施，它们是侦查措施之一；而我国预审则是侦查中的一个程序，将它们与侦查并列起来表述，在逻辑上有混乱之嫌。术语的逻辑关系，其实是事物关系的一种反映。这些法律术语的运用，也处在一种经验状态，其使用的混乱情景，实际上反映了立法的粗糙。我国法律往往出于应付一时之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不上深思熟虑，也就缺乏理论所要求的准确性、系统性和严密性。
法律是严谨的，法律概念反映事物间的关系也应该是严密的。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其概念之间也应该彼此有逻辑联系。比如与“证据”相关的概念中，有证据事实、证据特征、证据线索、证据材料、证据手段、证据分类、证据规则、证据体系、涉嫌证据、法定证据、诉讼证据、定案证据、证明手段、证明责任、证明过程、证明对象、取证、举证、查证、质证、采证等等。而它们之中的一些概念，又可细分出下位概念。如“证据分类”中又可分出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等。或者其中的一些概念，又可与其它概念体系相交叉。如“证据事实”，就与案件事实、客观事实、主观事实、实体事实、程序事实、法律事实等事实类概念相交叉，从而形成概念系统。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系统，证据概念也是如此。而现行刑诉法提到“证据”，都一概不加区分地统而言之，其实际内容全凭使用者自己去琢磨，这就谈不上系统性。比如刑诉法第42条至第60条中多处有“证据”一词，在不同条文其含义有时并不相同，“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42条这里的“证据”，指证据事实。“证据有下列七种”（42条），这是在进行证据分类；这里的“证据”是指证据材料，其分类是一种形式分类。“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46条），这里的“证据”，是指供述和辩解以外的六种证据。“对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应依法逮捕。”（60条），这里的“证据”，指涉嫌证据。“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2条），这里的“证据”，表现出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而“定案的根据”，则是指法院采用的定案证据和证据体系等等。口供本来也是一种证据，但重证据、不轻口供的说法，就难免产生了口供不是证据的歧义。这里，用词的粗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现行法律有明显的经验性、不完善性，需要在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下提升与完善。法学应该深入地研究事物、准确地概括其特征、深刻地揭示其本质，从而筛选出恰当的术语。法律应该吸收法学中那些成熟术语反映的严谨概念，丰富其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使法律工作更加富于理性。
系统性是理论模型的特长，而法律是最需要具有理性的；在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之间，应该不难找到契合之点。这种连接点，就是理论概念与法律术语的衔接。如能在立法中推敲所用概念的准确性，注意概念体系的相关性，这就为司法严谨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