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争不统一：日本乘虚侵占东北的政治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背景论文,政治论文,国内论文,争不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5-0060-07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奉行“大陆政策”，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而侵华又以侵占满蒙为先着。尽管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存有不同看法，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注：田中义一.对满蒙之积极政策[A].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Z].台北：正中书局，1977.）(p44)，确系日本侵华的指针。日本声称满蒙为其“生命线”，从甲午战争起就图谋夺占。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东北南部利权，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派驻关东军，设立关东厅都督府，在东北肆行扩张侵略。发展至1931年，日本发动沈阳事变，三个多月时间内占领我东北三省。
日本何以能在这时发动武装夺占东北呢？当年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分析占领满洲的时机时说：“中国之民族运动与恢复主权运动乃理所当然，蒋介石之统一必然成功，其国力亦将逐渐集中。然而，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蒙问题（指日本武装进攻东北）恐难作出强力反应。”（注：板垣石原两原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A].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p191)确实，中国内争，不能统一御侮，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时机乘虚侵占东北的。
以往对九一八事变背景之研究，一般多偏重揭示日军侵华之策谋，对于中国一方对事变之应对，又都集中于研讨不抵抗政策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和事变进行过程中，中国方面因内争不统一造成的国力虚弱，特别是东北防卫力量的薄弱，一些论著虽然有所提及，但均简略。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利用了中国内部的不和与内斗，发动侵占东北的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陷于内争，又滞碍了和战的决策，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重要的政治背景。本文拟就此作一些研讨。
一 内战频仍，东北边防空虚
自北伐战争结束，东北易帜，中国大体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表面的、虚弱的。由于地方军事集团不愿裁军编遣，仍热衷于扩充地盘，国民党内反对派改组派的活动等原因，自1929年起，反对国民政府中央的内战战火络绎燃烧。1929年发生的桂系、冯系、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叛乱被平息。1930年又爆发了阎（锡山）系、冯（玉祥）系以及桂系（李宗仁）联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内战中，国民政府中央和冯阎联军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统率的实力强大的东北军支持自己一方以图取胜。当战局大致明朗（国民政府军攻克济南）后，张学良派东北军入关，实行“武装调停”。冯阎部迅速失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东北和华北五省军事。于是东北军拥有了华北的重要地盘，主要是冀、察两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
1931年春，因“约法之争”，胡汉民被软禁，引发了广东与南京的分裂。7月17日，粤方委派据有冀南、本属张学良节制的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8日，石举兵反张学良。22日，国民政府委张学良为剿赤北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夹击石友三部。经激战，石部迅速失败。此役东北军又从关外抽调部队入关。
连年内战对东北军的影响，虽然扩张了其在关内的地盘，但削弱了东北的边防。
东北边防依靠东北军守卫。东北军是中国的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据记载：“它原来拥有四十万陆军，三万吨位的海军舰只，262架战机，有新兴兵工业（沈阳兵工厂）支持，兵员充足，编制完整，装备齐全，薪饷优厚，训练有素，除中央军外，为中国当时第二大实力。单以薪饷装备而论，则为全国之最优。”（注：刘凤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A].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Z].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92.）(p523)东北军的兵力数，据统计，共有约44.8万人（其中包括热河驻军、省防军，非正规部队）（注：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卷一[Z].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p3)。东北军编遣后有步兵33旅，骑兵6旅，炮兵8团，工兵6营（注：刘凤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A].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Z].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92.）(p540～541)。1930年中原大战，1931年平定石友三叛乱，抽调开入关内的兵力共有步兵12旅、骑兵3旅，炮兵3团，总兵力达11.5万人（有统计为12万人）（注：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卷一[Z].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p3)（注：刘凤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A].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Z].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92.）(p569)。调入关内的均为东北军之精税。两次调动入关这样多的兵力，自然大大削弱了东北边防的军事实力。辽宁省驻军因为东北军抽调入关驻军减少最为突出。1929年8月驻有步兵15旅，骑兵8团，炮兵6营，总兵力12.141万人（注：刘凤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A].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Z].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92.）(p540～541)。至九一八事变时，总兵力只有5万人（一说5.5万人）（注：刘凤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A].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Z].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92.）(p568～569)。
随着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和平定石友三一役，东北军政领导集团的许多骨干力量和重心移入关内。中原大战和平石两役均由善于带兵打仗的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指挥，于、王二人即在关内任职。平石一役因从黑龙江抽调步兵2旅，东北边防公署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亦离黑留在北平。1931年4月，北平设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身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移驻北平（从此再也未回东北）。东北军政事务由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厅厅长荣臻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主持。但他们遇事不敢作主，对日军寻衅，东北中日关系紧张，相继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他们或派人，或亲自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并希望张学良回沈阳处理对日关系。东北边防的指挥中枢空虚。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拟于9月6日启节回沈，因得土肥原阴谋暗杀密报，行未果（注：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M].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学院，纽约中美文化公司发行，1965.）(p25)。东北边防军精税和指挥中枢移入关内，实为移边防力量用于靖内，削弱边防，为日军发动武装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兵力，日本声称仅有1.04万人，而据中国方面调查，总计约两万八千人。如连在乡军人统算在内，当不下四五万人。（注：澄愆.对李顿报告书所载日军状况之质疑[J].外交月报，第一卷第四期，南京，1931.）(p22～26)
事变前，东北中国军队虽有18万人（注：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M].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学院，纽约中美文化公司发行，1965.）(p28)（注：《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中写为179505人。），从表面看，东北的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好几倍，但其中有国防旅与省防旅，装备、训练皆不及日军。且中国军队分驻三省各地，而日本关东军集中驻于南满铁路一线，随时可向沈阳集中，对辽宁首府沈阳形成钳制包围态势。故九一八事变时，沈阳中日双方兵力的强弱之势对比不难判别。且关东军对发动武力进攻，早有预谋策划，事变前多次进行实战演习，而东北军事变前却疏于戒备，麻痹松懈，没有防范。因而，关东军此时为乘虚进攻的最佳良机。
二 国力耗损，无力抵御外侮
中国连年内战造成生命财产严重损失，中原大战一役，历时6个月，军民伤亡达30万人（注：刘心皇.张学良进关秘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p262)。内战使军费占国家岁入85%的比重，居高不下（注：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p231)。中国积弱，国贫民困，内战更使国力消耗，根本无力抵御外侮。1931年继续发生内战，国民政府军围剿红军的战争逐步扩大。从1930年12月开始至1931年9月，国民政府集中兵力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南方红军的战役。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三次围剿才停止。是年，又发生了广东方面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对立，粤桂军与南京政府的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人民对于内战是深恶痛绝的。《大公报》评论说：“为国家人民利益计，无论如何中国不应再有兵争。”（注：不可有兵争，不可无政争：和平改革之呼吁[N].天津：大公报，1931-8-18,9-14.）“中国之需要改革，为绝对的，况有江淮洪水，更值外交危机，此时倘不幸再发生大规模之内战，诚不啻自戕其一线之国命。近世以来，民族的危险从无逾于今日……最近水灾严重，外患猛侵，倘两粤诸人此时而尚欲构兵，是徒加重民族的危机，当然为国民所一致反对。”（注：不可有兵争，不可无政争：和平改革之呼吁[N].天津：大公报，1931-8-18,9-14.）
对于两广方面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对立，蒋介石极为痛恨。他认为：“粤桂倡乱，石友三叛变，暨赤匪肆虐，以及朝鲜侨胞之惨案，四者互为因果。……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人之爱国，当有同心，阋墙御侮，古有明训。”（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M].台北，未刊本，1978.）(p116)从蒋介石这里所述“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之思想看，其出发点是，国内不平定，不能应付日本侵略挑衅，而其主要矛头似为指向广东方面。他在得报日本驻朝鲜第十九师团水陆演习，侵占我领土龙多岛和图们江水域后说：“万宝山案，日人退而又进；中村事件，更大事宣传，侵略之势，日益相逼矣。恨我国内未能平定，天灾大水又苦我民。吾处此环境，当如何处之哉。”（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M].台北，未刊本，1978.）(p122～123)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精力集中于围剿江西中央红军，从5月至9月，他三次赴江西督师围剿。事变发生当天，他正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围剿红军，至19日才确切得知沈阳、长春被日军占领（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M].台北，未刊本，1978.）(p126～128)。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是倭寇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变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败已极，虽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抗日战争时期·绪论（一）[Z].台北，1981.）(p275)蒋介石对于红军想要痛剿，但国民党内部分裂，粤方坚持要蒋下台，为反对南京政府，它不惜联日，故对蒋介石来说，当时最大的威胁还是粤宁对立，日本主要是乘广东闹独立而发动进攻的。
国力用于国内争斗，自然影响到无力对付日本的侵略挑衅。当万宝山事件发生，日本在朝鲜煽起反华暴乱时，蒋介石和张学良均主张对日采取隐忍、力避冲突方针。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次日，监察院长于右任致电张学良说：当前国事以平定内乱为先，“希望东北同志体会此意，切勿轻举”（注：刘心皇.西安事变两主角——蒋介石与张学良[J].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p43～4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与外国记者谈话中也说到：9月18日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其作此行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分扰期间。”（注：周毅，张友坤，张忠发编.张学良文集：上卷[Z].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p494～495)这表明，当时南京政府忙于“平定内乱”，顾不上御外，内争掣肘了御侮。时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具有共识：日本利用中国内争无法抵御外侮的形势而发动进攻，中国只能忍让。
一些中间派人士早就厌恶了国内争战不已的局面。如邹韬奋指出：“我国全国上下应有彻底的觉悟，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尖里，专作鸡虫之争。”他反对“过去数年内自相争夺，徒伤元气，不顾国防”的做法，呼吁“全国团结一致，积极努力于安内攘外的工作”。（注：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邹韬奋全集：卷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633)（注：邹韬奋编.小言论：第二集[M].上海：生活书店，1933.）(p10)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篇中间派社评提出：“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不安，以之对外，如何有力？”（注：社评.明耻教战[N].天津：大公报，1931-10-7(2).）中国的国力消耗于内争，不统一，造成无力抵御外侮，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看法。
三 粤宁纷争，滞碍战和决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对外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对内决定“将讨粤和剿共，悉行停缓”，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抗日战争时期·绪论（一）[Z].台北，1981.）(p281)。这显然是想弥合国内分裂（主要是宁粤），以统一御侮。蒋氏9月20日日记中写道：“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以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抗日战争时期·绪论（一）[Z].台北，1981.）(p275)但宁粤对立之化解举步维艰，在双方谈判和解的过程中，意见分歧严重，滞碍着御侮方针之决策和实行。
宁粤和解之基本目标，双方不尽一致。宁方要求广东取消党政分裂局面，归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粤方则以要蒋介石下野为主要条件。在开头谈判中，南京方面满足释放胡汉民、十九路军调宁、陈铭枢担任京沪卫戍司令等条件，希求粤方重要人物来京。但粤方执意要蒋下野。至10月下旬，宁粤双方才在上海开始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京粤双方分别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注：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三册[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p346)。宁粤分歧难以弥合，国人担心这会影响对日方策的决行。
当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事件诉诸国联后，日本为排除国联和第三国干涉，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主张，蒋介石不肯接受。他本有与日本一战的念头。他在9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他拟迁都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28日他还立下遗嘱，谓“持此复仇之志，奋吾吞虏之气”。（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联经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印，1996.）(p21)当时对日方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主张，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均反对。但据顾维钧回忆：在研究对日外交斗争方策时，他说服宋子文、戴季陶和蒋介石等人，主张不要直接拒绝日方提议，可以提出反建议方式与之相争。后来由于国联卫生局主任拉西曼（波兰人）国联派在中国建议中国明确拒绝与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出军队。拉西曼提议被采纳。（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p416～418)对日态度转为拒绝直接谈判，或即因十月底上海的宁粤团结会议就对日方针达成一致意见：日本未撤兵前，决不与之交涉（注：对日方针京粤意见一致[N].上海：申报，1931-10-30.）。从接受顾维钧建议转为接受拉西曼建议，或许反映了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化解宁粤纷争踯躅不前，因而决策对日方针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对日方针的决策，在相当大程度上要顾及或忧虑粤方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顾维钧甫任外交部长，提出了“锦州中立区”方案，遭到举国上下交相反对，学生请愿示威，工商文教各界纷纷质问反对。当政者即认为背后有政府的反对派（尤其是粤方）在操纵指使。顾维钧晚年回忆中说：1931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群众示威目的，不是反对我或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领导的政府。当时一片混乱形势，是国内反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p423～424)蒋介石怀疑学生请愿是被汪精卫收买了（注：“九一八事变”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J].台北：近代中国，第30期.）(p20)。这反映了宁粤双方政治对立尚未曾消除，对于蒋氏对日方针的决策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
宁粤和解缓慢拖拉的过程，也迟滞蒋介石关于准备北上抗日决策的实施。11月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上，蒋介石表示了愿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大会通过一则紧急动议，决定：“授令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速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紧急动议（1931年11月20日）[A].台北：革命文献[Z].第35辑.）(p1250)蒋介石原拟等待完成宁粤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成后再北上。但粤方12月6日提出：“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注：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三册[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p360)蒋北上之决定卒未实行。
这样，不仅蒋介石对日方针的决策，和（锦州中立区方案）也好，战（北上抗日）也好，均受到粤方掣肘，最后连他自己的权力职务也要交卸了。在粤方逼迫下，蒋介石只好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四 少帅抗命，擅从辽西撤兵
东北易帜，使全国实现了统一，张学良具有重要的历史功勋。中原大战后至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张学良身任陆海空军副司令，本身即是中央政府军事负责人（副统帅）。但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和东北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包括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并非如通常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东北当局对南京政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蒋介石与张学良因在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互相倚恃，有学者称，蒋张之间有着一种同盟关系。张学良对军政事务的处置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对于南京政府的命令按自身的利益衡量决定依违。蒋氏遇事都与张商量，而不是单纯下命令。这种关系也影响了九一八事变时全国难以统一步调对日。
九一八事变前，蒋与张对于处理对日关系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具有共识共谋。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方针，是自觉自主的。他舍不得与日军拼实力。于学忠曾建议张说：“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不听。（注：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p66～67)
张学良对依靠国联逼使日本撤兵抱有幻想，而对以武力抵抗，收回国土不加考虑。当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拟派精锐的警卫师北上抗日，蒋本人欲北上时，代表张学良意见的顾维钧和刘哲以日本将有所借口等为理由，当面对熊式辉和蒋介石表示反对（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J].南京：民国档案，1985,(2).）。自从中原大战后东北军入关，黄河以北是东北军势力范围，张学良自然不愿中央军北来。
最突出的表现是，关于锦州中立区方案，张学良最感兴趣。在未得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11月28日，他即对日本驻华公使馆代办矢野真表示愿从锦州撤兵。外传他对法国公使也做出了这样的表示。表面上看，锦州中立区方案是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提出的，张学良赞同有何不可？实际上，张学良的想法与顾维钧的方案不同。顾氏提出，锦州中立区方案是以中立国（英法美）担保，日本不向锦州至山海关地域进兵，中国军队继续守卫锦州为条件的。而张学良撇开这一关键要点即与日方商谈锦州中立区和中国从锦州撤兵之事。南京政府提醒张学良，要谨防日方欺诈，要作好抵抗日军进攻的准备。顾维钧、宋子文和蒋介石反复多次致电张学良，也包括鲍文樾、刘哲的意见，都主张一定不能轻易从锦州撤兵，而要守卫：“此间政府意旨：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如无国联或第三国切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J].南京：民国档案，1985,(2).）蒋介石明确电令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抗日战争时期·绪论（一）[Z].台北，1981.）(p312)宋子文表示，为守卫锦州，可将有新式装备的税警团调归张学良指挥，军费困难亦可设法解决（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J].南京：民国档案，1985,(2).）。顾维钧转达南京政府的方针，并耐心规劝。顾、宋劝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J].南京：民国档案，1985,(2).）但张学良就是不听，他一意要从锦州撤兵。日方责中国食言，欲借端进兵，顾维钧痛加驳斥。然而，正当日军来攻锦州，12月21日，张学良还是命令于学忠，将驻关外军队撤回关内（注：周毅，张友坤，张忠发编.张学良文集：上卷[Z].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p556)（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八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编译，1977.）(p106)。此情最能表明，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指令，他是想听就听，想不听就不听。
在蒋介石下野的同时，张学良也跟着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当统帅时，张学良对他的命令尚且可听可不听，至粤系人物上台，对国民政府的命令，他更加不买账了。所以，当日军进攻锦州的危急时刻，国民政府让他守卫锦州，他借故顶回去了。张学良为保存实力，置中央政府之命令于不顾，擅自撤兵，弃守锦州，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内部未真正统一，难以抵御外敌。
日军攻锦之前，日本驻北平武官永律佐比重向东京参谋本部作一报告，分析东北军锦州守军必退的原因是，张学良深惧阎锡山、韩复榘会在他身后有动作。他明白，为今之计，是如何保住他在华北的存在了。（注：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M].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p175)这似乎不无道理。其时张学良既然东北难保，平津华北成为他惟一的生存地盘了。而平津华北原本是阎锡山、冯玉祥的地盘，张学良是在中原大战后进占的。九一八事变前，阎锡山回到山西，冯氏旧部韩复榘在山东，张学良对他们存有戒惧心理，亦可想见。他如倾力在锦州抗日，不免担忧“黄雀在后”。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中国内部争斗是怎样影响了不能形成全国统一御侮的能力去对付外敌入侵的。
五 日本钻隙，力促中国分裂
对于中国内部的矛盾，日本趋之若鹜，它在侵华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分裂中国内部势力的谋略工作，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尤为如此。
针对两广反对南京政府（牵及对张学良）的形势，日本极力怂恿两广方面驱逐张学良，反抗南京政府。1931年，广东自组政府后，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曾一再劝说邹鲁驱张反蒋。土肥原游说邹氏驱张，谓：“张学良整天在烟赌场中，什么事也不管，对于中日两国防俄防共的战线上，有很大的危机。我们准备拥护你主持东三省，把张学良赶走。你是西南人，我们认为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游说邹鲁云：“蒋某某（介石）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说你们西南好，实则他天天想消灭西南。他天天说对日本好，实则无时不在准备反抗日本。为你们西南计，最好和日本携手倒蒋。邹鲁严词拒绝。（注：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印.邹鲁全集：第二卷[Z].台北：三民书局发行，1976.）(p327,454)（注：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M].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学院，纽约中美文化公司发行，1965.）(p152～153)
但广东方面有对日本支持反蒋而动心者。1931年7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偕同刘纪文、甘介侯赴日活动。陈化名“外友三郎”，妻子化名道子。他们抵日后，向日本政府提出，愿对满蒙问题让步，换取日本供应武器（注：邓正兵.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J].学术研究，2000,(5).）。东北当局也从日本获得关于这一情况的情报。1931年8月4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外交组负责人吴家象向张学家转报东北当局驻神户的鲍振青密函称：陈友仁、刘纪文来日卖国，令人最为痛心。陈、刘到日本来，招请上校（大佐）以上军官七名，为广东军事顾问；招请兵工厂职工二十名，为广东石井兵工厂技工；向日本兵工厂订造大炮、步枪、机关枪，约值一百万；向日本海军省购旧式巡洋舰四只。并请日本援助北方反动军阀，如石友三、阎锡山、张宗昌、孙殿英等，消灭东北军实力。请求日本承认广东，及向日本借款等等。作为交换条件：广东方面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权利；因朝鲜事件（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发起的朝鲜排华暴动），广东政府势力范围地方无排日风潮发生；在法权（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与外国谈判废除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和关税方面，承认日本有优先权利。此外，广东方面还联络在日本的国民党员反抗中央等。（注：辽宁省档案馆编.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p238～241)有的著作说：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氏，曾访币原外相于东京，会谈三次，意欲承认满蒙既得权益为换取日本泰平组合供给粤府武器之代价（注：［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Z].东京：原书房，第6版，1978.）(p172～180)。有的著作记载，7月26日，日本外相币原拒绝了陈友仁希望日本提供武器的要求，但币原在同陈的三次会谈中，就日中间缔结攻守同盟问题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问题，进行了商谈（注：［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M].王振锁，王家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p105)。这一记载与前述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游说广东方面，表示日本愿向广东方面提供武器，劝说他们武力反蒋有所不同。或许这是日本军方与外交部门策略有分歧，或者是两个方面分别扮演不同角色的表现。
当时，蒋介石对广东方面与日本的联络接触痛加斥责。蒋氏9月7日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中说：“他们（指广东方面）非但凭借反动派残余武力，兴风作浪，且妄思勾结帝国主义者，资助其械弹，以逞私图。这种谬妄的举动，不但败坏我们国家的人格，而且辱没了我们整个的民族，俾帝国主义者更加轻视我，凌侮我，真是痛心至极。”（注：多难兴邦，全在同志共同努力——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全文[N].天津：大公报，1931-09-10(3).）9月14日，蒋氏又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中说：“据我们所知，陈友仁到日，一方（面）是借枪械，一方（面）则因在香港不能与苏俄通电，到东京借驻日俄使馆与苏俄打电报，要勾结共产党来消灭我国民政府。此事日本都不知道，其实已受广东伪政府所骗。叛军（指两广军队）既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作后盾，以为有恃无恐，昧然冒进。”（注：多难兴邦，全在同志共同努力——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全文[N].天津：大公报，1931-09-10(3).）日本政府竭力否认与广东方面有勾结。日本公使馆武官产代少将15日访军政部次长陈仪，谓迩来中国政府要人言词间，辄疑日方曾对粤有协助。彼愿代表日本陆军部郑重声明，决未供给粤方一枪一弹，请为转呈（注：日使馆否认协助粤方[N].天津：大公报，1931-9-16(3).）。9月16日，外交部长王正廷答记者问时，有记者问：“中国政府要人多质日本助粤，确否？”王谓：“若以部长资格，不能奉答。若以私人资格，则敢言，日本政府决无其事；但难保日人中无其人。”（注：王正廷谈外交[N].天津：大公报，1931-9-17(3).）当然，日本政府如果暗助广东，自然不会愚笨到公然出马，而是会假手诸如泰平组合这样的民间会社来干的。
日方除与广东方面接触，策动其反抗南京中央政府外，还对北方地方势力联络，促使其反抗中央政府和张学良，以便其对东北下手。8月初，日本有一船军械售于石友三。广东方面派邹鲁携二百万元给石友三，鼓动其反对张学良（时张学良与南京政府一致）。（注：［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M].王振锁，王家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p238)日本人还策动张宗昌反对张学良，张宗昌不从。日本著名特务谋略老手土肥原贤二又在大连策动送阎锡山回到山西。
九一八事变后，陈友仁面告广州日领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亦告东京，谓粤府欲借满洲事变倒蒋，俟自己取得政权后，当按孙中山神户演说之“大亚洲主义”，与日本成立谅解。（注：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M].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学院，纽约中美文化公司发行，1965.）(p117F)
粤方倒蒋的图谋正中日本之下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一面武力侵占东北土地，一面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为了达到成立“满蒙新政权”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自然拒斥张学良恢复在东北的统治，同时也要排除中国中央政府的抵制。于是，他们对利用反对南京政府的地方势力非常看重，做了种种设计。9月30日，日本军部《关于满洲事变之解决方针》中提出：“满洲问题之解决目标：为从政治方面将满洲由中国本土分离，设定独立政权——初期使地方政权在三四个地方设立起来，在适当时期使其树立中央政权——日本帝国在暗地指导操纵政权，并使之进而信任依靠日本帝国，借此以图满蒙之根本解决，在满蒙确立日本帝国之政治的与经济的地位。为达此一目的，自中国一般情势观之，我等认为，迅速着手实行下列之政策，乃适当之举：(1)一扫在华北之张学良之势力，为此当利用反国民党武力或北洋军阀。(2)支持广东政府，策划瓦解南京政府。(3)上述二方策之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全国之政治的动乱，减轻满蒙政变之重大性，正与满蒙政权之树立相前后。由于我们好意之支持，而在华北与华中成立起来之政权相互间难以突然占有优越地位。因此，对满蒙新政权之对抗态度亦大为缓和，易于善导对我国之一般态度。”（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上[Z].台北：革命文献，第34辑.）(p987～988)
对于如何利用并促使中国分裂，以便于建立满蒙傀儡政权，日本侵华势力内部有不同主张。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致参谋总长电认为：“满洲事件之善后策，似可想象为正向——建设自中国主权分离之独立国家之——大方针前进中。”“在屡次三番向全世界声明我对满洲无政治的野心或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之今日，独立国之建设，无论使用如何之巧妙手段，亦有伤我帝国正义之危险。因类此种种困难情形之存在，故本人认为，其实现颇为困难，愈焦急则愈使我立场陷于不利。如若果然如此，则本人判断，在此时此际，虽属遗憾之事，却亦当退一步，满足于事前之构想。基于一如10月26日日本政府所声明——满洲为中国之领土而存在于中央政权统制下之大方针，而以下列之要点收拾时局较为有利：(1)使中国人自身（如阎、冯等）扑灭残存于华北之张学良以及其一派之势力，借以使满洲新政权迅速成立。(2)关于满洲新政权之成立以及今后该政权与我方将行交涉事，为使中央政权之关系圆滑起见，准许由广东政府（将来将掌握中央政权）方面派遣一委员到满洲。(3)从满洲新政权成立后，或在其成立中途，实行直接交涉。(4)对现有南京政府，以前一次警告之旨趣再加追及。为此，有必要时最低限度应断然实行以海军作长江之经济封锁（对中国船舶）。(5)指导现广东政权，使之与冯、阎等相呼应，消灭南京政府，进而代之掌握中央政权。(6)为上述(1)(2)两项，援助之以所需要之武器与资金。(7)使上述新中央政权承认其自身与满洲政权间之协议，并解决排日、抵制日货之禁止，以及条约之尊重等阻害中日两国国家之根本问题。”（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上[Z].台北：革命文献，第34辑.）(p1027～1029)
关东军方面则认为：“目前在华北反张（学良）运动酿成虽为一可喜之现象，但依其构成之如何，对满洲之影响则甚大。有鉴于此，谨呈我等对有关上述之意见如下：(1)在满蒙方面，以完全独立之新国家为目标。(2)伴随张学良政权之崩溃，华北发生亲日之新政权，而与南方之间成为缓冲地带，进而利用此一势力，使南方亦收于掌握之中，是乃我等所最期冀之事。然如有累及满蒙新独立国家成立之条件，则必须断然加以排除，例如，合并满蒙与华北，而将之置于华北政权下之运动者如是。(3)在任何场合，亦绝对禁止关内军队进入满洲。”（注：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上[Z].台北：革命文献，第34辑.）(p1030)
从上述可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内部，尽管其具体的策谋有所差异，但在积极支持中国各种不满南京政府的地方势力，反对以致消灭南京政府以及张学良势力，促使中国分裂，并在满蒙建立受其控制的傀儡政权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
六 结语
九一八事变前，内战内争削弱了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内争止息的缓慢，国内军政势力与南京政府之间、地方军政势力之间的矛盾，也掣肘了一致对敌方策的决行和力量的集中。这种情况在整个局部抗战期间都存在着，直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才彻底改变。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日本利用中国内争不统一，乘虚侵占东北的历史表明，国家内争，民族不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古语云：“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俗语说：“家不和，外人欺。”民族不统一，给外敌入侵以可乘之机。这是九一八事变重要而沉痛的历史教训。
中国近代积弱积贫，而民族内部纷争不已，外国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因利乘便，钻隙利用中国民族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挑动中国内争，肆行侵略。遗憾的是，今天海峡两岸仍处于分裂状态。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希望早日实现两岸的统一，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文系提交2001年9月18日于沈阳市举行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海峡两岸‘勿忘九一八’研讨会”论文）
注释：
[33]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N].天津：大公报，1931-9-15(3).
【收稿日期】200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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