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序》、《说苑》是刘向辑校与编撰的两部文类大致相同之作。前者仅存十卷，为原作三分之一；后者二十卷，同于原作卷数。据刘向《说苑·叙录》，其所校皇家“中书”名《说苑杂事》，在此基础上，又从“向书、民间书”取材，“更以造新事”，自然“事类繁多”，杂而又杂。《新序》之《叙录》已佚，所存十卷，竟有五卷题作《杂事》。叙事广而杂确是两作的共同点。其大量内容是由原书编者和刘向从众多的书籍、资料中集合起来的，在保存先秦史料、传说方面与西汉前期的《韩诗外传》堪称伯仲。不同的是，两作没有《韩诗》那样近乎一半之多的论议之文，除去《说苑》之《谈丛》、《杂言》、《修文》几篇议论与解说为多，两书绝大多数都是叙事，而且多叙先秦之事。所含文体也类乎《韩诗》：既有史书摘录，又有传闻记述，还有“好事者”有意虚造的小说。本文着重考察其中的小说。
小说是传写虚拟人生的文字语言艺术。便是它的童年时代，也以自觉虚构的人生状况为其内容的根本特点。童年的小说，篇幅大多短小，场景也很单纯，或只有不多的人物对话，称对话体，缺少曲折的故事情节，但这都无碍于其为小说。即使在小说盛况空前的现代，只写对话的小说也不乏其例。除去神话与寓言，只要传写出有意虚构的人生状况，都有资格被称为小说，而且也只能称之为小说。《新序》与《说苑》正有不少这样的作品，正如屈守元在为向宗鲁《说苑校证》写的《序言》中所说，“可以认为其中有些作品属于古代短篇小说”。
然而，《新序》与《说苑》大都是传写先秦各国君臣大夫的言行事迹，只有部分内容见诸尚存的史书典籍，更多内容的真实与否较难确定，自觉的虚构之作就更难辨明。几种古代小说选本虽多选入两者的某些作品，却并未说明其为小说的缘由，有些也未必是小说。笔者就此课题对两书可考为小说之章依其次序予以考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本文所据两书的版本主要是赵仲邑先生的《新序详注》和向宗鲁先生的《说苑校注》，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参考两者的《四库全书》本和《百子全书》本。
一、《新序》中的小说
《新序·杂事第一》第十三章写“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问令尹子西：是否示以和氏璧与随侯珠，子西答以“不知”。又召昭奚恤问之，对以“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所观“不在宝器在贤臣”，楚王“遂使昭奚恤应之”。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又筑六坛以待之。秦使至，就位东面客坛，南面四坛依次为令尹子西、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和司马子反。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致词曰：“客欲观楚国之宝器，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随后一一介绍五人的官职和司务。秦使回报秦王：“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伐楚。昭奚恤是战国时期楚宣王的令尹，名震一时，以至宣王对群臣有“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之言①。子西与子高都是春秋时期楚昭王、惠王之臣，子西在吴王阖闾伐楚以后为令尹，为乱后复国立过汗马功劳，故子高说：“微二子(子西、子期)者，楚不国矣。”子高则在平定白公之乱中起了重要作用，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被白公胜杀害之后，他竟身“兼二事”，一旦安定，就“使宁(子西之子)为令尹，使宽(子期之子)为司马”，自己归老“于叶”②，是位勇于担当又德高望重的长者。至于子反，乃楚庄王、共王时期以多经征战闻名的领军司马。作者让偌多不同时期相隔百数十年的楚国著名人物聚会一处，向强秦夸示其人才济济，不可侵犯，乃是一种寓意的方法，如《庄子》写庄周之见鲁哀公、展禽与孔丘为友一样，并非不知他们所处的时代。如此，作品自然也就成了自觉虚构的寓意小说。
《杂事第二》之第六章谓“楚人有献鱼楚王者”，云：“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楚王左右都说他太不会说话。楚王却说这位渔者乃是“仁人”，是来开导国君的：“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实行也。渔人知之，其以此谕寡人也。且今行之。”于是：“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布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不要说楚国没有出过如此聪慧、仁明的君主，别国也没出过这样的统治者。作品应是一位读过《孟子》的文士从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之句受到启发③，发挥奇想，杜撰出以渔者献其多余之鱼的有趣情节，讽喻和启发那些将大量财帛“藏于府库”而不顾百姓死活的“亡国之君”和非亡国之君，是一篇宣扬孟子“仁义”观念与“民本”思想的小说。
同卷第八章则是一篇超现实的神异之作：
晋文公出猎，前驱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闻之，诸侯梦恶则修德，大夫梦恶则修官，士梦恶则修身，如是而祸不至矣。今寡人有过，天以戒寡人。”还车而反。前驱曰：“臣闻之：喜者无赏，怒者无刑。今祸福已在前矣，不可变，何不遂驱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祸福未发，犹可化也。”还车反。宿斋三日，请于庙曰：“孤少，牺不肥，币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猎无度数，罪二也。孤多赋敛，重刑罚，罪三也。请至今以来者，关市无征，泽梁无赋敛，赦罪人，旧田半税，新田不税。”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梦天帝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而(尔)罪当死。”发梦，视蛇臭腐矣。谒之，文公曰：“然。神果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奈何其无究理而任天也，应之以德而已。”
如此神怪灵异之事，当然属于子虚乌有。但它是蓄意造作，还是民间传说？则须考辨。在《新序》之前，记述这一故事的还有贾谊《新书》中的《春秋》。其记文公之语曰：“吾闻之曰，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政，大夫梦恶则修官，庶人梦恶则修身。”这四句显然是从《周书》的如下四句翻出来的：“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周书》虽逸，《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和《群书治要》引桓谭《新论》均录其文。可见这篇故事的最早作者是见过《周书》或了解《周书》这些话的。其所用的四句还很可能是《周书》的原文，因为故事所写的文公见大蛇事正是“见怪”，而非“梦”怪。“梦恶”云云，或是后来传写之讹；至《新序》，又省去“天子”一句，剩了三句。如此看来，本章原是熟悉《周书》的文士为宣示其中“诸侯见怪则修政”等观念而虚拟的神异型寓意小说，几经流传和修改成为《新序》这般样态。《新书·春秋》的这一章，后半文公罪己虽多，但很抽象：“孤实不佞，不能遵道，吾罪一；执政不贤，左右不良，吾罪二；饰政不谨，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务不修，以究百姓，吾罪四；斋肃不庄，粢盛不洁，吾罪五。请兴贤遂能而张德行善，以导百姓，毋复前过。”④《新序》虽只言三罪，却都很具体，改革措施也实惠于民。这或许体现了刘向的思想和主张。
同卷末章写丑女无盐嫁齐宣王事。“齐有妇人，极丑无双”：“臼头深目，长壮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故“行年三十”，而“衒嫁不售”，但竟“自诣宣王”，请作王的姬妾。正在渐台“置酒”的宣王问她“有何奇能”，她说没有，问她“何喜”，她说“妾常喜隐”，要她“试一行之”，她就“忽然不见”了。“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再“召而问之”，她“又不以隐对”，连说“殆哉”。宣王问其缘由，她讲了“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雠”的齐国有四个危机：一是宣王“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二是“渐台五重，黄金白玉”，而“万民疲极”；三是贤者伏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四是“女乐俳优”，纵情淫乐，“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于是，宣王顿悟：“立停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显隐女，拜无盐君为王后。”最后说：“而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列女传》中的《齐钟离春》与此大同而小异。本属极违情理决不存在的怪诞奇闻，也无任何一部先秦史书或典籍做过记载，却被后世反复作为史迹引用与宣扬。不要说隐身术乃无稽之谈，渐台属于楚国的建筑，即其描写丑女的渲染笔法，便非写实；让如此丑女自荐于国君，更是异想天开。再者，据史料记载，齐宣王从其立国为齐侯，就是颇有作为之君，救韩伐魏取燕，起田忌，用孙子，倡稷门学士之风，周旋于纵横家之间，并非只图享乐之辈，与作品所写甚不相符。他更不会听了几句刺耳的危言，就娶个奇丑的女人作王后。本章是儒士以重德轻貌的极端意象感化腐败君主的虚拟之作，是篇不折不扣的小说。
《杂事第四》之第四章写魏文侯选相事。文侯欲在其弟季成与友人翟黄之间选相而不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若置相，则问乐商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因翟黄所进之王孙苟端不肖，季成所进之乐商为贤，“故相季成”。《韩诗外传》卷三与《史记·魏世家》、《说苑》卷二也写了同一件事，李克的回答却迥然不同：“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史记》无“则”字，其余全同；《说苑》言其五者之四)李克之言没有触及任何个人，量人的标准又很具体而全面。文侯听了当即选定季成为相。《新序》本章的李克让文侯只看两人所举某一个人的贤与不肖，很是片面。是后之好事者将“达则视其所举”一句具体化为乐商与王孙苟端造成的一篇虚拟的微型小说。
再看同卷第十四章：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
“陶之朱公”，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记有关范蠡的传说。他在辅佐勾践灭吴之后，功成身退，变换姓名，至齐“止于陶”，经商致富，“赀累钜万”，称“陶朱公”。然而，勾践灭吴在周元王三年(前473)，而“魏迁都大梁，魏王开始称为梁王在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⑤，两者相距133年，即便真有陶朱公，也早已作古，怎么可能为梁王分剖疑狱？此乃主张施政须“厚”的儒者利用陶朱公的传说匠心构筑的寓意小说。作者随后议论说：“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这议论与前文的意象结构高度一致，也可说是构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显然不是民间传说，而是富于政见与文化修养的读书人精心巧构的小说。
同卷第二十、二十一两章分别写齐桓公出游于郭和“晋文公田于虢”。两人都问当地人：虢(郭)因何而亡？回答桓公的当地人说：郭氏“善善而不能断，恶恶而不能去。”回答文公的当地人说：“虢君断则不能，谏则无与。”桓公归语管仲，文公归语赵衰。管仲与赵衰又分别埋怨自己的国君：只听其善言，却不重视其人，于是二公分别赏了那个当地人。一望可知，两位霸主所遇所为不可能如此相像，应有一篇是原作，另一篇则是仿拟之作。即便原作写实，拟作也是有意虚构，属于小说。虢在历史上有东、西、北之分，且都在齐桓公之前就先后为别国所灭，但都远离齐国，桓公不易“出游”到那里。北虢(在今三门峡市、平陆一带)于鲁僖公五年(前655)，被晋献公假途而灭，后来的文公自然有可能到那里田猎。从这方面看，写晋文公那篇或为原作，写齐桓公的则更可能是仿拟小说。
《刺奢第六》之第八章写“魏文侯见箕季”。文侯见“其墙坏而不筑”，问之，答以“不时”；又见其墙“枉而不端”，问之，答以“固然”。“从者食其园之桃，箕季禁之”；后又为文侯“进粝餐之食，瓜瓠之羹”。仆人以为文侯此来“无得于箕季矣”。文侯曰：“吾一见季而四得焉：其墙坏不筑，云待时者，教我无夺农时也；墙枉而不端，对曰‘固然’者，是教我无侵封疆也；从者食园桃，箕季禁之，岂爱桃哉？是教我下无侵上也；食我以粝餐者，季岂不能具五味哉？教我无多敛于百姓，以省饮食之养也。”国君到臣子家里，臣子的答话和作为全是对国君的隐谏，另有蕴涵。尽管有的隐语曲折、生硬(如谓墙“固然”喻“无侵封疆”；禁从者食桃喻“下无侵上”)，国君却都能一一理解。这自然不会是生活实事，也不可能是民间传说。一般百姓既不关心“下无侵上”、“无侵封疆”之类的问题，更不在此等隐语上百般琢磨，玩文字游戏。当是读书人或士大夫的蓄意造作，是费心虚构的微型小说。
《节士第七》之第八章写卫宣公之子：伋、寿与朔。“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以立寿”，乃“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遂“不得杀伋”。伋之傅母忧伋此次乘舟的命运，作《二子乘舟》之诗。“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后又“使伋之齐”，约盗见载旌节者“要而杀之”。寿知其谋，止伋勿往，伋不肯“弃父之命”。寿又与之同往，寿母“不能止”，戒之曰：“寿无为前也。”而“寿又为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此章是有本事的。《左传·桓公十六年》记曰：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之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急子即伋，宣姜即寿、朔之母，惠公即朔，黔牟为原太子急之弟。《史记·卫世家》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述。《新序》此章写的就是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却作了如下虚拟与改动。其一，作者据对《诗经·邶风·二子乘舟》的一种理解，杜撰出借乘舟之机陷害太子伋的情节和伋之傅母作诗之说，实则并无其事。《毛诗》序是篇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殇而思之，作是诗也。”⑥借乘舟害伋和傅母作诗应是其时尚颇兴盛的今文诗派之说，或即刘向所习鲁诗之见，而据《诗》说杜撰亦属虚拟。其二，将《诗经·王风·黍离》作为“寿闵其兄”之作，并引其中一段充实其内容。不管这是否也为当时某派《诗》说的一种理解，亦属牵强附会的造作，为史实增添了虚构成分。其三，将伋为盗所杀的结局改为自杀，以强化人物的死义形象，更是有意化实为虚。这些虚拟与改写将真实的历史事件衍为半真半假、虚实相间的小说。其中有关两首诗的内容非一般百姓所能造作，应是了解《诗》之解读的儒者所为，所以不是传说，而是有意加入虚构成分的小说。
同卷第二十七章是篇千多字的曲折故事。“晋赵穿弑灵公，赵盾时为贵大夫，亡不出境，还不讨贼，故《春秋》责之，以盾为弑君”。有屠岸贾者，“幸于灵公”，至晋景公时为司寇，拟“讨灵公之贼”，而赵盾已死，乃联合诸将，欲诛盾子赵朔等。大夫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促赵朔出逃，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予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屠氏“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朔客有公孙杵臼和程婴者。杵臼问婴：“胡不死？”婴说等朔妻分娩：“若幸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后朔妻生男。屠岸贾闻而“索于宫”，朔妻“置儿袴中”躲过。尔后杵臼与程婴经过谋划，“取他婴儿”藏匿山中充赵氏孤儿，杵臼守护，婴去“出首”，诸将“并杀杵臼与儿”，真孤儿终得与程婴“俱匿山中”。十五年后，“晋景公病，卜之”，乃“大业之胄者为祟”，景公询问韩厥，厥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中行衍人面鸟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缪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及吾君，独灭之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筴，惟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君臣“谋立”孤儿赵武，将其“召匿于宫中”，使诸将见之。诸将“遂俱与程婴、赵武共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氏田邑如故”。后赵武“冠而成人”，程婴以为完成了抚孤的使命，辞武而自杀，“下报赵孟(即赵盾)与公孙杵臼”。在尚存的文献中记述这个故事最早的是《史记·赵世家》，《新序》与之大同小异。《说苑》卷六《复恩》所记则是《史记》的节本，无公孙杵臼，也无程婴之死，而有《新序》所无、《史记》却有的赵盾所作其先祖叔带“持要(腰)而哭”之梦，预示悲剧将要发生。三者的总体结构出入不大。
首先应该肯定，这故事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后人的虚拟之作。理由有二。其一，它与《左传》的多处记载大相径庭。赵同、赵括、赵婴是赵盾的三个异母兄弟，皆赵姬所生。赵朔则是赵盾之子，庄姬(晋成公之女，《新序》、《史记》等误作成公之姊)是赵朔之妻。据《左传·成公四年》及《左传·成公五年》所记，赵婴私通于庄姬，赵同与赵括将弟赵婴放逐于齐国。《左传·成公八年》又记：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赵同)、屏(赵括)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赵衰)之勋，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这些纪录将赵盾之后赵氏几至覆亡的缘由和脉络讲得十分清楚：赵婴乱伦被放，赵同、赵括被讨而死。赵朔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尚“将下军”参加邲之战，至《左传·成公二年》(前589)，栾书代他“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不得与同、括俱死也”⑦。赵武从母畜养于宫，就在讨伐同、括之年，被立为赵氏之后，收回前“与祁奚”之田。何来屠岸贾攻杀赵氏家族、公孙杵臼与程婴救养赵武等事？其二，《新序》、《史记》的此等记述，纰漏重出，多处悖理。攻杀国之上卿，何得“不请”于国君？屠氏“不请”，韩厥为何也不报，而“称疾不出”？既“不请”于君，何敢进宫搜索孤儿？林西仲云：“屠岸贾为司寇，则刑官也，兵权非其所属，安能胁令韩厥诸将俾悉从己？”⑧孔颖达谓：“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⑨焦竑更指出：“《赵世家》载，晋景公三年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晋世家》载，景公十二年以赵括与韩厥等五人为卿，自相抵牾，不足信矣。”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充分说明其文不实，乃属虚造。这虚造非只出于无意的传说，还融有学者的精心造作。作者很熟悉《春秋左氏传》，不仅点出《春秋》之名，还准确地引用了《左传》之言；前后写到赵氏多人，名字均与左氏契合，无一差错。至于韩厥那段讲赵氏始祖由来的宏论，非但韩厥不会了然，赵氏兄弟也未必知晓，只有能撰写《秦本纪》、《赵世家》，洞悉大业是秦与赵之共同祖先的太史公才写得出那一番话，将韩厥之言与《史记》相关文字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两者那样妙合无间，绝当出于一人之手。退一步说，即便原有本事传说，也被太史公大大改造重新创作了。它是司马迁撰写的一篇“文工而事详”(11)、颇有规模的小说。至于这位大文史家在写赵氏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什么舍弃《左传》的明白记述而另撰此虚构之文，表达了作者何种理念，就需学者另作研究了。
二、《说苑》中的小说
《说苑》二十卷，各有两字卷题。卷二《臣术》第六章写“田子方渡西河”，得遇翟黄。翟黄“乘轩车，载华盖”，随驷“八十乘”。子方以为国君，“下抵车而待之”。翟黄至，见子方，“自投下风”。子方问他车马何至如此之盛？他说都是国君所赐，“积三十岁，故至于此”。随即缕述其功：“昔者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邺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魏欲攻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中山？)大治。是以进此五大夫者，爵禄倍，以故至于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国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黄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何以致魏国相乎？”子方曰：“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子之五举者尽贤，子勉之矣，子终其次也。”这篇作品是有来由的。《韩诗外传》卷三与《史记·魏世家》及《说苑·臣术》都载有魏文侯欲置相事。置相“非成(魏成子，即季成)则黄(翟黄)”，请李克一言而定去取。李克只讲了看人的几个方面，就知文侯选了魏成子。翟黄不服，对李克夸示几次荐人之功。与此篇对田子方缕述者多同而少异。李克反驳他，说他无法与魏成子比。成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皆师友之”；而“子之所进五人，君皆臣之”。翟黄听后，愧服而罢。将两文比较一下就会清楚：《说苑》此篇乃是改写《韩诗》或《史记》之文而成。不仅翟黄缕述之言，是两文的翻版，推崇成子之言也是照抄两文李克之语，从而将很不服气的翟黄变得颇有自知之明。但这不是听了李克谈话之后，而是在文侯置相之前，所以田子方才说相位非翟黄莫属的话，即使在翟黄说了自己不如成子的情况之后，田氏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说他终能至于相位。如此改写，无论是何用意，本章都是作者蓄意造作的小说。就择相而言，是反《韩诗》与《史记》原作之意而用之的。
卷三《建本》第五章写伯禽与康叔封见周公事。二人“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封“有骇色”，与伯禽商议后，一同向贤人商子请教，商子让他们去南山之阳看一种桥树。二子见桥，其树“竦焉实而仰”，乃归告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又让他们去南山之阴看梓树，二人往见，其树“勃焉实而俯”。归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人明日又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问：“安见君子？”二人对以“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章原出《尚书大传》(向宗鲁云：“又见《御览》九百十八引《周书》。”查而无之，或为九百五十八之讹，然引《说苑》，非引《周书》)，传文已佚。此为最早引本，后之《文选》卷四六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李善注与《艺文类聚》卷八九所引均较简略。然而，如李善所说：任氏之文“言王公有孝友之性出自天成，岂惟见桥、梓而知也？”周公之子伯禽与康叔岂是无礼之辈？子辈失礼，周公何不明训？商子又何必故弄玄虚？诸多违逆常理，绝非史实，亦非传说，而是读书人从桥、梓二木悟出委曲构思，从而创作的寓意小说。
卷六《复恩》第五章写晋文公与舟之侨事。晋文公出亡，舟之侨“从焉”。文公返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酒，请诸大夫作赋。舟之侨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乾，独不得其所。”文公曰：“子欲爵耶？请今命廪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言毕“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本章之前，即载介子推因从文公而未得赏，与母偕隐于绵山之事。“从者怜之”，乃悬书于门，其词有“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等语。舟之侨的遭际同介之推极其相似，其辞更是介氏“从者”书词的袭改。而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城濮之战，“舟之侨先归”。文公还师入晋，“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宋叶大庆从而指出：“夫侨既犯师律，文公戮之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所谓‘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乎？”(12)其时，上距文公返晋赏从亡者已四年之久。可知绝无《复恩》所写舟之侨之事，是好事者将记介之推之文略加改篡与点缀，遂成美化舟之侨的虚构之作，亦即小说。
卷七《政理》第二十六章写孔子兄子孔蔑“与宓子贱皆仕”。孔子过蔑，问他入仕以来“何得何亡”，孔蔑说他无所得，而亡者有三：“王事若袭”，学不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不足以照应亲戚，“亲戚益疏矣”；“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孔子不悦，又往问子贱，入仕以来“何得何亡”，子贱说他无所亡，所得有三：一是“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二是“俸禄虽少”，尚能照应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三是“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孔蔑与宓子贱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回答孔子的同一问题，其言恰好各为三点，又正相反对。一看即知无此可能，是作者的蓄意造作，也是一篇地道的寓意小说。结尾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赞宓子贱语作结，以证其真，亦是后来小说作者的常见笔法。
卷八《尊贤》第三十四章写“田忌去齐奔楚”事。楚王问田忌：楚、齐都是大国，“常欲相并，为之奈何？”田忌对曰：“齐使申孺将，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禽(擒)将军首而反耳。齐使田居将，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眄子将，则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如是则王仅得存耳。”此后齐楚发生三次战争(13)，双方领军人物、楚之所发人数，及战争结果均如田忌所言，分毫不差。楚王问曰：“何先生知之早也？”田忌对曰：“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俱不为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者，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向宗鲁先生考证，此处申孺与《战国策》之申缚皆申繻之讹，眄子为盼子之误(14)。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田忌只从将领素质预言齐楚三战的胜负状况而皆言中，一望可知是作者的蓄意造作。而据《战国策》，田忌是在齐魏马陵之战(时当齐宣王二年，前341)以后“亡齐而之楚”的，楚王用杜赫之计，将他“封之于江南”(15)，不可能从王而征。又据《史记·六国年表》，终楚威王、齐宣王之世，两国只有一次徐(俆？)州之战，何来齐楚三次战争？更无发倾国之兵而由楚王领军的抗齐之战。全文为作者虚拟显而易见。再看《战国策》卷八对徐州战后有关申缚与盼子的论评：
楚威王战胜于徐州，欲逐婴子于齐。婴子恐，张丑谓楚王曰：“王战胜于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国，百姓为之用。婴子不善，而用申缚。申缚者，大臣与百姓弗为用，故王胜之也。今婴子逐，盼子必用，复整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于王也。”楚王因弗逐。
婴子即田婴，时为齐相。张丑是田婴的谋士，其言看似为楚着想，实则利于田婴。但他对申缚(繻)与盼子的评说合于实际，故被楚王采纳。《说苑》此章或从张丑之评生发而出，杜撰一篇颂扬田忌的小说。
卷九《正谏》第六章写吴王欲伐楚，且谓“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见之，呼曰“子来”，问他：“何苦沾衣如此？”孺子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后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王曰：“善哉。”乃不伐楚。这故事最早见于《庄子·山木》，“黄雀”作“异鹊”。但那只是以物喻理的一般意义的寓言。后至《韩诗外传》(卷一○)，有“楚庄王兴师伐晋”章，亦言“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谏楚庄王，阻止了一场战争。那实际就是运用《庄子》寓言的一篇小说。因为孙叔敖早于庄子二、三百年，不可能用其书中的寓言，自然是后世文人的虚构。本篇又将谏者改为无名的“少孺子”，即将谏者与弹雀小儿合而为一，显然费了一番心思，以致造成小儿能谏吴王的荒谬情事。作者既熟悉《庄子》，又熟悉《韩诗》那篇原作，是仿拟并改写后者的仿改小说。
同卷第九章载：“楚庄王筑重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日之粮者。”谏者七十二大臣，皆死。有名为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汝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筑重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涂(途)，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下举“昔者”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人辩士之言，顾身死而国亡”。其中诸侯之例有“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而楚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天子之例有“纣杀王子比于而周王得之”。终于说服了庄王，“遂解层台而罢民”。宋黄震即已指出，“楚庄王贤君，而谓其筑台杀谏者七十二人”，乃属“附会”(16)。叶大庆考云：“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事在《左传·哀公二十二年》，与楚庄王之卒“相去凡一百十八年，安得诸御己预以子胥事谏庄王也”(17)；日本关嘉亦谓“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事在《左传·襄公六年》，“亦是楚庄既卒之后，其误亦与上子胥事同”(18)；又其“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时当《左传·哀公十六年》，也在楚庄卒后百余年。此三诸侯恰当六诸侯之半，充分说明其为后人虚造。而作者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又很熟悉，除时序错位，六诸侯之危亡均合于史实，所以不会是民间传说，而是读书人的蓄意造作。向宗鲁先生《校证》本引录上列各家见地之后，又“窃谓此文中数语，明见《荀子》‘尧问’篇”，疑或“即出《荀子》”。其疑不为无理。《荀子》原文为“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莱不用子马而齐并之，纣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与本文相应三句只差二字(“猛”作“马”，“杀”作“刳”)，其余文字、句式全同，末以“不亲贤用知，身死国亡也”作结，与本文相应之句亦大同而小异。《荀子》罗列三例，《说苑》罗列九例，向先生因谓《荀子》“有脱佚耳”。即便《荀子》无脱佚，《说苑》此篇与《荀子》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是“尧问”该章的运用、仿拟、扩大和发展，自然也是读书人有意为之。其实，文中无论楚王，还是耕者诸御己，都是极端反常之人，情事的离奇足以显出本文是有意虚造的寓意小说。
卷一二《奉使》第十七章云：
秦楚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毂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孰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
这又是一篇仿制小说。据《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楚子以驲至于罗汭，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下面双方的对话大意与《说苑》上文相同。由于蹶由的勇于面对和辞令精当，结果楚王并未杀他。《韩非子·说林》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内容、文字与《左传》相仿。《说苑》上文改吴为秦，因无史实依据，便无法点出人名、地点，只好笼统而言，从而将写实之作变成一篇虚拟的小说。
卷一七《杂言》第八、九、十凡三章有大致相同的主题和相似的情节，连带关系显而易见。第八章，惠子欲往梁为相，渡河而落水，被船夫救起。船夫揶揄他：“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第九章，西闾过东说诸侯，“中流而溺”，被船人救起后，同样遭到船人的揶揄。西闾过曰：“无以子之能相伤为也。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而以之间纺，曾不如瓦
。随侯之珠，国之宝也，然用之弹，曾不如泥丸。骐骥騄駬，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干将镆鎁，拂钟不铮，试物不知，扬刃离金，斩羽契铁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补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扁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适子所能耳。若试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无异夫未视狗耳。”两章皆似虚拟之文。如果说对前者的虚构性还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明，姑且视为史事或传说，那么，后者则分明是对前者的仿拟，连末句文字也不差。其借和氏之璧、随侯之珠等物为喻，为读书人的蓄意造作则更显见。东方朔“答骠骑难”之佚文剩有如下两句：“干将莫邪，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鸿雁，陆断马牛，将以补履，曾不如一钱之锥。骐驎绿耳，蜚鸿骅骝，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宫之中，曾不如跛猫。”(19)第九章“骐骥”二句显然是由东方朔文变改而成。作者无疑是见过东方朔此文的汉代读书人，作品自然也就是有意虚拟、仿改之小说。第十章，人物换成秦之甘戊(茂)，“使齐”，不能自渡大河，船人问他：“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甘戊谓“物各有短长”，亦举骐骥绿耳捕鼠不如狸、干将治木“不如斧斤”为例。这说明它也产生在东方朔之后，不是先秦传说，是读书人又一照猫画虎的仿改之作，亦是有意虚构的小说。
同卷第二十三章云：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鼋鼍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悬水四十仞……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我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
这是从《庄子·达生》“孔子观于吕梁”章翻出来的。《庄子》此章前半与《说苑》大同，后半，即丈夫答孔子问“蹈水有道乎”之后又大不同。丈夫对曰：
“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齎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为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真是绝妙的对比。同一场景同一人物回答同样的问题，言语却如此不同。道家借以宣扬自然之道，儒家又将它改作宣扬忠信。两篇都是显见虚拟的寓意小说。尤其是《说苑》，改丈夫之言为“先以忠信”、“从以忠信”，极为造作，蓄意改写一望可知。《列子》将两者分别收入《黄帝》与《说符》，也是其为伪书而杂收的一个明证。
卷一八《辨物》第二十五章云：晋平公出猎，“见乳虎伏而不动”，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主之出，则猛兽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猬，猬食
，食豹，豹食
，食虎。夫之状有似马，今者君之出，必骖马而出畋乎？”公曰：“然。”师旷曰：“臣闻之，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动者，为駮马也，固非主君之德义也。君奈何一自诬乎？”平公他日出朝，有鸟环绕不去。平公又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乎？”师旷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朱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而出朝乎？”平公曰：“然。”师旷曰：“今鸟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义也。君奈何而再自诬乎？”平公不悦。“异日，置酒虒祁之台”，令人“布蒺藜于阶上”，召师旷来见。师旷“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平公“起而引之”，谓师旷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师旷曰：“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烹)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平公曰：“今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无可奈何。入来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是日平旦，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归未几而平公死，乃知师旷神明矣”。本章所写三事，均颇妄诞，历史上自不会有，无疑属于虚拟。《管子·小问》记一传说：“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向管仲问其缘故。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駮马而洀(盘)桓，迎日而驰乎？”桓公曰：“然。”管仲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20)这传说只展现一种荒诞物象，如《山海经》之某些物象一样。《说苑》此章，则是对《管子》所记传说的运用和发展，成为平公“自诬”的意象道具，即将传说用之于新的寓意，从而成为自觉的虚拟。下面又将“自诬”之事扩展为三，委曲婉转，达到题意的充分显示。其为自觉虚拟之作更为显见。《淮南子·说林训》有“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贼”等俗语。本章是运用了已有的传说和俗语，将其发展为平公“自诬”、师旷神明的多种意象，构成一篇自觉虚拟的寓意小说。
《说苑》还有少许佚文，其中显为蓄意造作者是“晋灵公骄奢”章，见向宗鲁《说苑校证》所附《佚文辑补》。其文写晋灵公“造九重之台”，“费用千亿”而“不成”，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死。”孙息求见，为之“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于其上”，使灵公连呼“危哉”。孙息因言筑台造成的晋国危局更甚于此，灵公“即坏九层之台”。孙息即荀息，如孙卿之为荀卿，《左传》记他于鲁僖公九年即晋献公亡故之年(前651)死于公子卓之难，至鲁灵公时(前620-前607)，自不会有孙息之谏。注家由于将此等事视为史实，便猜测“晋有二荀息”；倘将孙息为灵公所作的“累卵之危”视为虚造，便不存在人物时代是否相符的挂碍了。“以棋子置其下，而加九鸡子于其上”，可以写成文字，却无法付诸实施，所以也是荒诞意象。作者是将出自想象的奇特场景形诸笔墨，写成这篇寓意小说。
《新序》与《说苑》中的小说远不止这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晏子春秋》、《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书的篇章互相重复或基本重复，内容与文字大同小异，笔者在对上列诸书的考察中已有辨析，此不复赘。限于资料，也限于个人的识见和视野，还有一部分篇章难于确定虚实以及虚拟是否自觉。但凭已经考辨的这些小说，我们也可得出结论：两书的部分篇章属于早期小说，不能笼而统之地谓为史实与传说。
这些小说的原作者已不可考。刘向所作的加工和程度不同的创造，却不能忽视。《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下面又列“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为：“《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21)这在《汉志》所列大量书目中很是特别，可谓无独而有偶。大约比于扬雄之著《太玄》等书，《隋书·经籍志》以下的书目文献便将《新序》、《说苑》、《列女传》注为“刘向撰”。近代学者则特别强调刘向对《新序》等作只是校编，并非作者。这就两书的总体而言或不为错。但班固是删刘歆所作《七略》而为《汉志》，“所序”云云，很可能是刘歆用语。而同是刘向校编的《晏子春秋》、《战国策》、《荀子》、《管子》之类，并未列入“所序”之列。这说明，在刘歆或班固看来，刘向对《新序》等书所做的工作与其对《晏子春秋》等只作校编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的“所序”，既有别于“所撰”，也不同于“所校”，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含混用语，表明有刘向的撰著成分。这不仅能从两书中的说教文字可以看出，还如有的学者所说，刘向对某些人格的塑造是“通过想象的方法”，“使他固锁于心的时代郁闷从虚构的历史渠道宣泄而出，强化了创作的个性力量”(22)。当然，刘向为两书所尽的撰著之力只限于某些局部成分，与扬雄之撰《太玄》、《法言》自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①《战国策》卷一四《荆宣王问群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2页。
②《左传》卷一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16页。
③《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
④载《百子全书》，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62页。
⑤赵仲邑：《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3页。
⑥《毛诗》卷二，《四部丛刊》本。
⑦⑨《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八年》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05页，第1905页。
⑧林云铭：《增订古文析义合编》卷二《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康熙五十五年(1716)宝文堂刊本。
⑩焦竑：《焦氏笔乘》续卷五《左氏史记之异》，道光三年(1850)南海伍氏刊本。
(11)高土奇：《左传纪事本末》卷三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0页。
(12)叶大庆：《考古质疑》卷四，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刊本。
(13)本文只写申孺将与眄子将的两次，故俞樾《读书余录》曰：“有脱文。当据上补云：‘齐使田居将，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如此方与上下文相应。”向宗鲁按：“俞说是也。《旧事》(指《渚宫旧事》)云：‘又使田居、盼子将，皆如忌策。’即约此文，则古本此下必有田居将一段。”
(14)向宗鲁：《说苑校证》卷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2页。
(15)《战国策》卷八《田忌亡齐而之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16)《黄氏日抄》卷五六，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王佩锷刊本。
(17)叶大庆：《考古质疑》卷四，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刊本。
(18)关嘉：《刘向说苑纂注》卷八，日本宽政六年(1794)兴艺馆刊本。
(19)《艺文类聚》卷九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5页。
(20)《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227页。
(21)《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24-25页。
(22)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